德行天下 荣耀神州
——寻找榕商群体的精神渊源
小商营家，中商营帮，大商营国。如果说一个地域的高天厚土、山川水脉塑造了一方人民的气质与风骨，其商人群体的奋斗与传承则为这个世界的繁荣与自由奉献了更多的光荣与梦想。
有鉴于此，我们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就榕商群体特征，历史地位，以及其在当今和未来有可能发挥想影响力展开讨论。
杨佩昌：闽南土楼史，就是榕商家族商业史
杨佩昌，德国欧中经济技术交流促进会会长。先后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北京大学，师从于德国经济政策协会主席、德国政府经济政策顾问哈瑟教授，从事欧洲经济政策与中欧贸易研究。 2006年-2007年，杨教授受德国政府邀请前往德国弗莱堡大学从事能源经济研究并担任高级访问学者，担任欧洲应用技术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客座教授并长期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主讲领导力及企业教练课程。
就榕商群体行为特征、历史贡献、未来的地位和影响等相关问题，杨佩昌先生接受了《中国商人》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中国商人：作为东南亚地区海上贸易的重要门户，福州一度享有“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近代海军摇篮”、“中国工业、科技策源地”等诸多美誉。今天的榕商也大致继承了这一历史特色，我们看到全国有不少福州商人，其企业实力相当雄厚，企业家人则很“低调”。从企业家行为和心智模式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形成这种群体特征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地域、传统还是其它现实层面的因素？
杨佩昌：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榕商文化所造成的，当然外部的环境和其它因素也使榕商们喜欢保持低调。榕商是闽商的一个分支，闽商是一个外来的群体，这就注定了他们保持低调的性格，从而形成了特有的商业文化。纵观榕商的经商历史，福州人素有“走四方、闯天下”的传统，足迹遍布全球各地，数百年来，一批又一批福州人漂洋出海，谋生创业，创造东渡日本、北达欧亚、西至南北美洲、南抵东南亚各国的辉煌历史，他们敢于拼搏，善于经营，经过长期奋斗，创造积累了财富，目前海外榕商主要集中于美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港澳台地区。
中国商人：历史上的各大商帮如陕商、晋商、徽商等都留下来气势恢煌的会馆等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一方面显示出他们的经济实力，也传达出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群体价值观和人生的追求。以福州商人为核心的闽商（历史上以中原移民过去的客家人为主），则把周易文化的精髓发挥得出神入化，比如造型奇特的圆形、方形乃至于八角形的土楼。您是否了解这些建筑，你认为这些建筑传达的文化精神跟今天福州商人的群体气质和行为方式有没有一些联系？
杨佩昌：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介绍和影像资料。比如最著名的土楼。我认为建筑更多的是展示一种当时的文化和建筑艺术，尤其是古代建筑，必须考虑本地可用建筑材料和技术。所以，这些建筑传达的文化精神更多的是一种人的生存之道和传统的民族文化。比如土楼作为福建客家人引为自豪的建筑形式，是福建民居中的瑰宝。同时又揉进了人文因素，堪称“天、地、人”三方结合的缩影。数十户、几百人同往一楼，反映客家人聚族而居、和睦相处的家族传统。因此，一部土楼史，便是一部乡村家族史。此外，就地取材，用最平常的土料筑成高大的楼堡，化平凡为神奇，又体现了客家人征服自然过程中匠心独运的创造。这些或多或少都影响了当今榕商的一些经商文化和行为方式。
中国商人：1980年代前后，有很多温州商人到福州来寻找机会，在我对他们的采访中一些成功的浙江企业家也经常提到这一点。今天的温州商人依然是从事轻工业制造和贸易为主，而福州商人则多以重工业产业的投资、制造和贸易为主。您如何评价“温商”和“榕商”在产业选择上的这些特点？
杨佩昌：这还是一种经商习惯和文化的影响。温州人不怕碰壁，也不怕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对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温州商人喜欢短平快，单打独斗，这是温州商人的经商习惯，所以喜欢选择投入小，见效快的项目。
而榕商却有出海经商和做大老板的传统习惯。自古以来，“出海从商”是闽南人的最佳职业选择，更善于从商业实践中汲取智慧。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算度精深是闽南商人的品质，做大做强为经商的成功目标，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产业选择上更喜欢做大做强的产业。
据统计，祖籍福州地区的有富豪东南亚前首富福清人林绍良，颠峰时期为世界第六富豪，个人资产184亿美元；东南亚现任首富福州人郭鹤年，世界糖王，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创始人，个人资产60亿美元。新加坡前首富邱德拔（2004年病逝），祖籍福州市区。此外还有马来西亚第五大富豪闽清人张晓卿，印尼第二大富豪福清人蔡道行，第三大富豪闽清人黄双安，第四大富豪福清人林文镜。
中国商人：以前人们对家族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以乡缘、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商帮组织多有批评。但在实际的企业经营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中，乡缘、地缘、血缘关系在项目融资，商帮群体在跨区域产业扩张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高效率，以及对复杂营商环境的应变能力。比如福州商人，无论国家是否放开民间信贷，他们的民间融资行为始终都很活跃，你认为这些特点属于地域性群体性的个案，还是有它普遍意义上的道理？
杨佩昌：我认为是一种地域性群体性的个案。并不是所有区域的群体都像榕商那样比较注重乡缘、地缘，在外地经商和工作时他们喜欢一起群居和相互信任，相互帮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古代的土楼就是数十户、几百人同往一楼，反映客家人聚族而居、和睦相处的家族传统；在国外，福建人是乡缘意识最重的群体之一。
福建文化是多元性文化，所以福建人经商除了家族性、区域性、割据性外，还各有其特点、各有其门道、各有其不同的组织。如果以地缘来划分，往代福建商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闽南商帮、福州商帮、兴化商帮、此外还有龙岩、汀州、永安、福安、延平、闽清、永泰等地的商帮。
中国商人：虽然历史上的福州商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如其留下的建筑）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但今天的福州商人，大多小学初中毕业就出来闯世界。我们发现，不仅福州商人，今天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福建、广东、浙江的商人，很多小学没毕业，有的甚至都没上过什么学。而我们很多经济学、管理学毕业的专才却往往失去人生的目标。对于这种个人创业、择业中的予盾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杨佩昌：这只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只是人们更关注那些成功的人士，特别是那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成功人士，如果你对比一下所有成功的商人，受过高等教育的还是占大多数，那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商人，也是经过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来增加自己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管理能力。我想国内的EMBA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知识对企业家的重要。
同时这可能也是受当地传统经商文化的影响，福建，广东，浙江有从小经商的习惯，而且他们更看重从小生意做起，积累经验，创业过程对他们是一种最大的满足。他们这种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的经历有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背景，并不具有非常高的可模仿性。
中国商人：欧美国家的强势群体通过他们对政府的游说控制商业资源，中国各地商帮和商业群体近年来与政府的联系也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层面。你认为“官商”合作在怎样的条件下才是合理的？
杨佩昌：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商业竞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竞争，各个行业都想从政府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资源，商业群体争取来的资源最后得益的是整个行业和消费者，并不是少数群体。这同时也是给政府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去平衡各方利益关系，比如政府监管，行业发展，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等。
政府只有认真的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才能制定出被大众接受的政策。只有在一个公开、透明、公正的环境下，允许不同利益群体说出他们的想法和要求，供政府参考和考虑。而不是政府只是从自己的立场来制定相关政策，那样只会使政策在执行时大打折扣，从而挑战政府政策的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