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典全球布局：做中国精神文化的传播者
——记中国民营书商海外成立出版社第一人黄永军
文/本刊记者 侯耀晨
考察宋庄书画市场当晚，黄永军要了最贵的酒，笔者见识了他的海量。
“不要怕，走出去，外面市场太大了”，黄永军鼓励“宋庄最勤奋的油画家”刘懋廿说，“只要作品得到认可，很多人都会帮你。”
黄永军喜欢跟三朋四友把酒痛饮，纵论天下风云。酒酣耳热之际，这位70后民营书商兴致高涨，创意无穷。此君的豪言壮语并不如一般文化人那样酒醒即忘，他的每一个梦想和计划，都有出色的经营成果来印证。
作为独闯英国成立出版社的中国人，黄永军和他的新经典出版社（New Class Press）首次进入世界的视野是在2009年伦敦书展上。仅次于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的伦敦书展每年春季举办一次，是世界性图书版权交易盛会。此次书展，来自中国方面的有27家出版社组成的代表团，在“中国图书走出去”政策的鼓励下，它们无不肩负重任。
“新经典”赶制出来的“中国系列”样书，在英国出版社的展位上。
“中国系列”首批推出《思考中国》、《投资中国》、《赢在中国》三大图书品牌，每本定价近16英磅。三天展览过后，订出去一万多册，来自欧美、中东等国家的发行商对“中国系列”产生浓厚兴趣，纷纷找到黄永军洽谈合作事宜。由于样书有限，历次索买无果，求书心切的中东书商甚至“顺”走几本以备推广之用。
新经典的“中国系列”在伦敦书展上首战告捷，成为“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民间典型。没有人会想到，创造这个营销成果的新经典在英国只有两名员工；也没有人了解，十年前，新经典的创办人还只是一个在京城寻找人生方向的“北漂族”。他所接触到的“出版事业”，不过是给京城里的出版社打打下手，从洗发水推销员、排版业务员到一间打字社老板，其身份很难引起出版界人士的注意。
伦敦书展给新经典提供了进入全球出版界主流阶层的机会，但黄永军并不满足于此。在宋庄的酒桌上，他的又一个梦想从“为什么”开始。“欧州很多国家其版图仅相当于中国的半个省，我的家乡海盐县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城市，为什么不能把全球出版界、传媒界牛人聚集到海盐去搞世界性的书展呢？”
将家乡海盐县打造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意文化产业基地，虽然还只是黄永军计划中的“狂想曲”，而其个人的出版帝国，则已框架明朗。英国出版社走上正规后，黄永军把他的视线投向更辽阔的全球市场。为此，他已多次前往欧美各国考察。不久之后，新经典将在德国、法国、美国成立出版社，形成以英、美、德、法四大国际出版社为龙头，以其在国内的求是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依托，以兰登书屋等国际发行巨头为主要合作伙伴，其出版发行网络覆盖全球各地的出版集团。仅英国的出版社运行费用，黄永军每年要投下20多万英磅，而另外的三家出版社预计每年投资50多万美元。{分页}
毛泽东的崇拜者
浙江人，民营书商，英国的出版政策，似乎是成就新经典案例的必要条件。其实在2005年，就有温州商人王伟胜全资收购阿联酋的迪拜电视台，并将其改名为：阿拉伯——亚州商务卫视（简称AABTV），2009年，温州商人叶茂西“抄底”英国本土卫星电视台——PROPELLER（译为螺旋桨）。
与黄永军的新经典出版社不同，王伟胜和叶茂西此前均无传媒、出版的运作履历，其麾下的电视台从发展定位到盈利模式，都需要从持续的巨额投资中积累学分，同时还要面对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磨合问题。但是从传媒到出版，浙江商人到全球各地的“攻城掠地”在引领中国民营企业广泛涉足国际文化产业领域的群体行动时，也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作为“中国制造”之核心的“浙江制造”商们，已不满足于服务于全球消费者的衣食住行，他们在精神领域吹响了“为人民服务”的号角。
“我女儿叫黄润之。我弟弟的儿子叫黄泽东。我非常崇拜毛主席，我就相信毛主席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相信我这一点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如果我在国外赔钱了，我国内还有公司在嘛。”
黄永军是一个坚定的毛泽东崇拜者，但市场的辩证法也差点让他“血本无归”。1999年，黄永军推出他非常看好的一本书《走出节俭的误区》，这是其“求是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前开打的第一仗，黄永军几乎押上了他在北京“八年抗战中”的所有积蓄。
之所以看好这本书，黄永军有几个理由，首先是此书导向符合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中央政策。其次，该书作者曾被国内知名媒体《北京晚报》和《南方周未》报道过，还被崔永元请进CCTV《实话实说》栏目，社会上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然而《走出节俭的误区》并没有给黄永军带来预想的那种轰动效果，虽然宣传力度很大，奈何市场反应平淡，书还是卖不动。
“市场只想信实用的东西，只做老百姓喜欢的书”，痛定思痛，黄永军决定把公司的经营战略从“以自己的趣味为中心”转向“以读者为中心”。此后，随着《认识你自己》、《敢想敢做》、《做自己想做的事》、《做简单快乐的人》、《永不放弃》等系列畅销书的热卖，公司逐浙恢复元气。与此同时，黄永军对公司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造，一举使公司实现从每年出版80个图书品种到200个图书品种的飞跃性发展。
2004年，黄永军将公司总部“迁都”北大资源宾馆写字楼。理由很简单，中国IT行业的两位风云人物马云和李彦宏在这里办过公。尽管这里的房租更贵，但黄永军认为值。“要想把公司做大，就必须向大公司学习”，黄永军认为，要想做第一，就要和第一名站在一起，只有第一名可以教你如何成为第一名。做前人未做之事，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永远做第一的冒险精神，给黄永军不断带来新鲜的刺激，也使他领悟到更多人生真谛。少年时代的黄永军就有过很多壮举，高中期间，每到寒暑假，黄永军就跑到上海外滩跟老外会话，目的是为了学好外语。大三暑期，黄永军徒步走遍大江南北，整个行程完全自食其力，没有花家里一分钱。这一路上，他的精神世界跟毛泽东、周恩来、拿破仑、华盛顿等历史上顶尖的英雄人物在一起，他的心灵并不孤独。
赚“中国梦”粉丝的钱
沧海桑田，风水轮流转。如果说，一百多年来，美国梦，欧州梦甚至新加坡梦、日本梦，诱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背井离乡。时至今日，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梦”的粉丝们大批进入中国投资发展已为大势所趋。
在这沧海横流的大转折时期，谁将留下清晰的足迹呢？
“到国外去之后，我发现外国人对中国根本不了解，他们想象中的都是60年前的中国，把我们都气得够呛。我们都是一些有文化、有知识、有资本的人，他们开一部小车一个月赚的钱也不算很多。其实你让我呆在意大利，让我呆在法国，我还不愿意呢！”
2007年，黄永军到意大利参加版权交易会，外国人对中国现实与传统的隔阂让他既难以接受，又莫名的遗憾。在当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黄永军发现，在品种繁多的外国图书中，只有少量的中国图书侧身其间。他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出版商，必须做点什么。
“为什么不把中国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呢？”黄永军从中国图书在国际市场的需求缺口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自己的好友时，引发的却是善意的质疑，朋友们纷纷劝他不要去做不可能的事情。然而，黄永军偏要试一试。同年秋季，他再次参加了法兰克福的国际书展，同时广泛考察了欧美多个国家的图书市场。第二年三月份，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英国伦敦投资局邀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及中国几家出版社参加一个以“中国图书走出去”为主题的研讨会，经一位出版界老师的引荐，黄永军成为唯一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民营出版人。
在英国的两个多月里，黄永军遍访从伦敦到爱丁堡的连锁书店和超市，从店员和顾客那里收集到终端市场的第一手资料。“英国是英语国家市场的制高点，其国际化程度比任何一个欧州国家都要高，以这里为桥头堡，可以辐射全世界的图书市场。”英国的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令黄永军大开眼界，他决定将英国作为进军海外市场的第一站。
回国以后，黄永军开始撰写商业计划书。他的想法得到了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大力支持。2008年11月，新经典出版社在伦敦注册成功。黄永军希望这家其时只有两名全职员工和一个以英国人为出版顾问的小型出版社给自己带来好运，他将新经典的发展战略确定为：“一家打中国牌的本土化英国出版公司。”
如何在国外市场打好中国牌呢？黄永军在走访市场的过程中，发现店员们给他推荐率最高的是两本书。一本书叫《驭龙——怎样在中国投资》，书中讲的是一个叫Jack Perkowski的人在中国投资汽车零配件赚了50个亿的故事，书中对在中国如何经商的细节有非常生动的描述。还有一本书是《中国震憾世界》，作者是一位堪称中国通的英国人，对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未来在全球的影响力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的图书中卖得相当好的一本，成为2006年度的畅销书。
在调研中，黄永军还发现，英国市场上关于中国的图书，真正有权威性实用性的为数并不多，好多商业类图书还停留在个人传奇的角度，信息量并不大。
“我想我们的出版物要走向世界，除了传统文化这张牌，还有一个卖点，那就是腾飞中的中国经济和巨大的中国机会。”通过对英国市场的深入了解，黄永军的信心倍增，他描准了新经典今后的几个出版方向，其一是针对在中国的商务人士以及想来中国投资创业的外国人提供实用性强权威性高的商业类图书；其二是为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出版经典汉语教材；其三是推出适合外国人口味和阅读习惯的中国传统文化图书。
出版方向明确后，黄永军迅速回国物色到三本书稿：《思考中国——中国成功发展的秘密》、《投资中国——全球商业领袖谈中国经济》、《赢在中国——全球500强企业CEO谈在中国投资》。
这三本书被黄永军纳入新经典的“中国系列”，内容的针对性和权威性都有了，但如何通过语言这一关，让海外读者阅读起来感觉不是隔了那么一层，实在是一个挑战。
“我们在英国打中国牌，不能按中国的方式打，得学会在英国实现本土化”，黄永军的解决办法是先找在国内的“中国通”来翻译，然后请剑桥大学的著名专家学者对译稿加以润色、审核。这样，既可以保让图书的翻译质量，又可以节约一些成本。
“欧美国家对图书的宣传和发行渠道非常严密，我们自己去做，费力不说，根本不可能得到对方的认可。”为了让“中国系列”成功通过市场的考验，黄永军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兰登书屋作为新经典的代理商。这样，通过兰登书屋，新经典的图书可以一举突破包括美、英等欧美国家以及新加坡、印度等亚州国家在内的图书市场。
在与“最好的发行商”合作的同时，黄永军请来英国本土专业营销公司全程规划“中国系列”的宣传工作，由其负责安排BBC等英语主流媒体的采访事宜，配合“中国系列”图书出版上市时间组织报刊书评。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报告的，经过一番精心筹划，新经典首发的“中国系列”在2009年伦敦书市上一炮走红。由于经济萧条的影响，随后而来的G20峰会和温家宝总理访问剑桥大学，在英国掀起了“中国热”，人人都在讨论有关中国的话题。全球瞩目中国这个有可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泥潭的庞大市场，“中国梦”的粉丝们越来越多，黄永军认为对于外国人认识中国、投资中国很有帮助的中国系列“生逢其时”。{分页}
进驻剑桥，志在天下
“我发现越做，思路越广，想的就越大。”黄永军的下一步计划是将新经典出版社移师剑桥大学。因为剑桥大学有很多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他们可以成为新经典推广中国文化的智囊团。
目前，黄永军正在积极运作《经典中国》、《感悟中国》、《亲历中国》《美食中国》、《旅游中国》、《功夫中国》、《中医养生在中国》《老子的智慧》、《论语的智慧》等系列图书。在即将到来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他计划一次性推出八十多本有关中国的英文图书。
就“中国图书”应如何走出海外这个问题，黄永军认为首先应把在国外的本土化出版发行做到位。因为国外的管理机制和国内截然不同，从选题策划到市场营销，整个出版流程的各种执行细节和人才的专业化程度，都远远走在我们前面。你只有把事情做好，得到他们的认可，才会闯开一片天地。同时，黄永军希望国内的民营书商能够勇敢地走出去，因为民营出版商能吃苦，敢闯敢做，能承受风险，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也锻炼出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他自己就有这样的亲身体会，在2009年伦敦书展上，新经典对面有一家芬兰的出版社，他们的编辑们都非常喜欢新经典的系列图书，还热心建议黄永军把样书寄到芬兰贸易协会，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大量的订单，“如果你不出去，就根本发现不了这样的机会。”黄永军说。
在采访中，黄永军回忆起上学第一天，母亲送给他一颗葱和一头蒜。这是江浙一带的习俗：一颗葱希望孩子聪明，一头蒜希望孩子能够写写算算，将来出人头地。
显然，今天的黄永军比母亲朴素的祝福走得更远。
对话黄永军：没有骨气，就找不到新生
要谈爱国就到国外去
中国商人：我想知道，你在国外最难能难到什么程度？
黄永军：在北京创业的“八年抗战”，我曾经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一路闯了过来，所以我相信在国外出版方面的任何困难都不会再难住我。只有到国外去才能知道你是多么爱国，这句话很重要。《经典中国》、《思考中国》、《投资中国》、《赢在中国》、《财富中国》、《感悟中国》、《亲历中国》、《功夫中国》、《美食中国》、《旅游中国》，你就瞧好了，这些书老外肯定喜欢。因为中国的元素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最懂得推销，只有我们做出版的人才能知道什么书在国外会受欢迎。我们是干事情的，你只有彻底想好了，才能知道事情该怎么做。我现在对钱还不怎么考虑，只有把书做好了，自然就能挣到钱。
中国商人：小沈阳说人生有两大痛苦，人死了，钱没花完，还有人活着，没钱花。所以钱这个东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黄永军：钱到了一百万、一千万就成数字了，没什么意思。相反你把事情做好之后，能够在出版界留下一个足迹，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发现，做得越好，我的影响力越大，越做我就越有劲，压力就是动力呀！很多人都是从不关注到关注我，从不理解到理解我，从不关爱到关爱我。毕竟我是民营企业，我是拿自己的钱投资做事的。
中国商人：你回顾一下，从你最初走出国门到现在一直做下去。好多出版社不敢出去，好多国内最牛的民营出版人不敢出去。而你出去了，你的信心来源是什么？
黄永军：说实在的，第一，我对西方有一定的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想看什么，欣赏什么，我了解这个市场。第二，今后世界的中心就在中国，你一定要有一种战略眼光看问题。西方的文化市场已经饱和，很多西方人对来中国投资发展，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兴趣。而且国外书店里关于中国的书很少，老外对中国的书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就敢出去，就敢投资，就敢把我这些年赚的钱不间断投进去，哪怕近期没有什么回报，我也无所谓。因为我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好时代，没有这个好时代也不可能让我致富。
中国商人：你在英国砸了有多少钱？
黄永军：从成立出版社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我计划每年有20万英镑砸进去。我现在马上要到法国成立公司，还要在美国成立公司，我计划每年500万人民币的资金投到国外去。
“我女儿叫黄润之”
中国商人：你那么喜欢延安，崇拜毛泽东。是从很小的时候起还是从做事以后开始的？
黄永军：我很小时候就喜欢毛主席，毛主席是我永远的偶像。我女儿叫黄润之。我弟弟的儿子叫黄泽东。毛主席经过很多曲折和困难，但他挺过来了，成就了建国大业。我相信，我的下一代都会继续我的事业。所以我就不怕，北京有钱人很多，但能到国外搞出版的就我一个。
中国商人：当你一个人背着包到英国去的时候，除了你个人的信心，对市场的了解之外，是不是也受到延安精神的鼓舞？
黄永军：我就相信毛主席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多行业，很多事业，其道理都是相通的。我作为一个民营书商，自己拿钱到国外做出版，所以出版总署领导都很支持我，我相信，几年之后，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如果我在国外赔钱了，我在国内还有公司在嘛。
中国商人：毛在延安找到了中国的骨气。
黄永军：你这话有道理。我有时在想，延安是毛主席的转折点，在延安毛主席带领党和人民军队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这是中国最伟大的骨气！人在社会上闯荡，不容易啊。我到国外听说过一个故事，在纽约街头，一个中国人靠拉二胡谋生。跟他一起卖艺的还有一个黑人。五年以后，两人在街上相遇。黑人说，多年不见，你小子到哪儿混去了？其实这个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小提琴家了，黑人还在那边拉那个小玩艺儿。这个故事说明，骨气和信念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没有这种骨气和信念，就找不到新生，就这么简单。
中国商人：最大的区别是目标不同，你说的那个黑人可能在想，明天能比今天好一点我就感谢上帝了。中国的艺术家可能在想，我来自一个文明古国，我那么多伟大的先辈，创造了那么多伟大的传奇。我今天虽然受人施舍，但我一定有一个目标。最后他们的命运不一样。
黄永军：信念决定命运，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近来看书，有篇文章说了这样一件事：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里，有一位小职员名叫阿基勃特，他看上去并不起眼，许多同事对他也不屑一顾，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无论在公司上班，还是外出旅行，凡遇签名，总是在自己姓名的下方写上“每桶4元标准石油”的字样，因此被同事们嘲笑地叫做“每桶4元”，而真名倒没人叫了。公司董事长洛克菲勒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惊讶地说：“竟有职员如此努力宣扬公司的声誉，我要见见他”。于是邀请阿基勃特共进晚餐。后来，洛克菲勒卸任，阿基勃特便成为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阿基勃特成功的事实告诉我们：命运本来没有轨道，生命的版图从来都是靠自己用信念与努力去绘制而成的。命运就像事先没有规划的游戏一样，使人们很难知道现在和将来的发展何去何从，但是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处于什么地位，只要不放弃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只要不丧失努力拼搏的勇气，那就无人能阻止他的成功。的确，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倒下，只要自己的信念还站着的话。所以，我相信我一定能成功！
中国商人：为什么这些年有很多民营书商做得很好就是没有人到国外去成立出版社？
黄永军：说实在的，我们的书商都习惯于在国内做好做大就足够了，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首先我是一个浙江人，浙江人骨子里有一种冒险的意识，他们天生就敢想敢干。浙江人做书的很少，浙江人是卖鞋子、做服装的多，他们的鞋子服装都能卖到全世界去。我觉得做一个事情，不在乎你有多少实力，而在乎你的想法。在国内我做得也很好，但是我喜欢冒险，这就是一个大的决定。而且在国外很多朋友都支持你，在困难的时候都会帮助你，这一点很重要。不少华人都是有资产有机构了，他们对于推广中国文化也非常关注，非常希望我做得比外国人更好。出版这个行业在国外，一般人接触的很少，所以更有一层神秘感。{分页}
800多块钱就能成立出版社
中国商人：你在那边已经出版的几本书，从创意、选题到发行上市，这个过程你都是以一个民营出版社身份完成的，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
黄永军：首先自己的眼光不一样，因为这几本书在英国销售，是以伦敦为中心，用全世界眼光来看问题的。然后出版书的角度也不一样，比如说出版一些商人能够读懂的，能够关注的书，这是一个关键的转变。总的来说，因为你在英国做出版，一定要出版全世界投资者关注的书，不光中国人关注，在中国的老外关注，更重要的是在英国本土的老外也要关注这本书。在中国，我只是一个民营的书商，但在国外我跟他们一样，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出版人。他们的出版者协会、发行者协会，不管你是小的，还是大的，你加入之后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商人：照目前模式发展下去，实际上你会面临两个市场，剑桥大学以及一些在中国的外国专家写的书，对于其本国人有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觉得他是公正地去介绍中国。同时语言上又是水到渠成的，那么对于中国读者，也想看看剑桥、牛津的学者怎么看我们中国。这样两方面的读者对它都有兴趣，对于出版者可以说在全球都有可靠的市场。
黄永军：就是这样。所以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寻找一些在国际上很有声望研究中国问题、中国战略、中国经济的一些汉学家成为我们的合作者。这样成本很高，但我认为它的影响力是一步到位的。
中国商人：另外针对老外的一些教材也是你的一个主业了？
黄永军：我们以后准备做一个拳头产品，汉语教学，让老外的商务人士到中国来一学就会。因为汉语很麻烦，老外对中国感兴趣，但对中国文字很恐惧，所以我要出一些老外认可，同时又能对中国感兴趣的汉语教材。让全世界到中国来的商务人士都能够喜欢，看到这本书，一下子学会这个产品。现在我们的汉语教材五花八门，没有一个权威的品牌。我们的很多汉语教材是堆在仓库里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它营销，帮它宣传，把它做好，这是一个品牌。就好象许国璋英语、剑桥汉语词典一样。牛津双解汉语字典是一个品牌。我们的新华字典也是一个品牌。所以我们越做项目越多，越做范围越大。
在国外，只要你能跨出去，得到他们认可就好。最可怕的是在中国做一本书，今天发得不好，算了，咱不玩了再弄点别的。在国外任何一本书都像一个产品一样，他花很长时间搞营销，去做宣传。他们在很多地方都要花钱，登个海报都要花钱的。因为每一本书都有成本，发得不好是要赔钱的。所以国外的出版系统分工非常细，有专门的营销机构来帮他们做宣传。
我对他们的模式比较认可，像我在英国出的书，第一，我要找一些营销公司进行宣传规划，第二，我要找一些中文的报纸来宣传。因为好多海外华人，他们看不到中国的图书或者有些年轻人已不懂中文，需要看到这方面的书。其次，我还要在英国的主流报纸来做广告，要通过它们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次外就是人脉资源，因为外国的好多书，像小说一类的都是重复的，你看每个火车上，老外都看得津津有味。我们中国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国内有很多好的图书却走不出去。我相信我的书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很重要，如果大家都做重复的事，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中国商人：你做的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工厂，浙江就是一个制造的核心，但浙江商人历来都是做制造，都是服务于消费者的，比如衣服鞋子什么的，首先你是浙江商人中的一个书商。从国内民营书商这个圈子来说，你可能还不算多有实力的，但是你做了一件很多国内的出版人想都没想过的事，你是直接在英国成立一家出版社。如果我们的出版政策是放开的，那每个人都可以成立出版社，有的赔有的赚，但在当前的体制下，你的选择确实值得探讨。
黄永军：我比较欣慰。首先我的书已经推出而且得到了认可，第二点国内的很多人支持你。第三我发现越做，思路越广，想的就越大。人不能为了出书而出书，如何为国家、为社会做些贡献很重要。但是我不会做赔钱的买卖，你放心，我依然是以最低的成本来换取最大的效益。很多人问我，你出去赚不赚钱？我说不赚钱我出去干嘛？我每天花多少钱，房租、人员开支，那花多少钱啊！
中国商人：你在英国注册出版社总共花了多少钱？
黄永军：我是找了一个中介机构，花了1150英磅。如果你自己去花个80英磅就可以了。当时我也是想谨慎一些，因为刚去嘛，英国的法律、会计、财务什么的我都不懂。所以我还是想简单一些，就找了一家会计事务所，在国外做生意你千万不能有任何的违规。
中国商人：这个在什么地方备案？
黄永军：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
中国商人：就是说，在英国你花上800多人民币就可以拥有一家自己的出版社。实际上你等于在英国成立了一家公司，也不需要注册资金什么的？
黄永军：不需要这个，国外是进入门槛很低，但你要做起来很难很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Neve，never，never，never give up。我坚信，我一定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