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购"联姻"之暗战
主持人：陈伟鸿
嘉 宾：李效伟 华菱钢铁集团董事长
刘二飞 美国银行美林中国区行政总裁
迟京东 中国钢铁协会副秘书长
康荣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向何祚 《环球财经》杂志总编
邹卫国 《经济观察报》公司部主任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中国十大钢厂之一，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公司FMG，全球排名第四。危机来袭后，FMG的财务费用偏高，2008年4月向华菱集团抛出橄榄枝，华菱却在2009年1月份才正式启动，2月完成签约，到3月9日华菱以每股2.37澳元的均价一共获得FMG5.35亿股股权，持股比例达17.34%，可成为其第二大股东。3月19日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核委员会决定对此交易的评审期延长30天，但12天后的3月31日，该项交易获得澳大利亚政府审批通过，4月21日获得我国发改委批准，3天后完成全部审批手续，4月29日完成全部股权交割手续，两家正式联姻成婚。
金融危机促使联姻
主持人：曾经有人把海外收购比喻成是一场跨国婚姻，对婚姻来说最让人着急的莫过于万事俱备，马上要结婚的时候，有人突然间跟你说，我反悔了，我不跟你结婚了。不久之前，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幕，准新郎是中国的中铝，手握着194亿美元的聘金，准新娘是全球第二大铁矿石公司澳大利亚的力拓，就差10天双方就可以喜结良缘了，这个时候待嫁的力拓突然说，我反悔了，我不跟你结婚了，为了这个反悔他需要多付出大概2亿美金的赔偿。就在大家都在关注中铝和力拓之间的跨国的婚姻的时候，另外一桩跨国婚姻已经悄悄展开，并在很多人没有注意的情况下悄然完成，而且今天的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蜜月。前段时间，FMG将全球的董事汇聚到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向他们的贸易合作伙伴介绍即将加入董事局的中国成员，前来的有很多重要人物，比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埃及驻华大使等。接下来有请当事人李效伟李总，在北京召开的这次董事会讨论了什么的问题？
李效伟：董事会首先选举我为董事，我一进去，大家表示祝贺，一一握手。董事会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有一个董事专门管安全的，讲得慷慨激昂，我看很激动、很认真。
主持人：你现在已经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了，以后卖给你的铁矿石会不会比卖给别家的价格要便宜一点，这个会进入董事会的讨论范畴吗？
李效伟：价格问题是非常敏感的，我是市场方，必须要回避的。但是在董事会上，他居然就跟我提这个问题。
主持人：他怎么提的呢？
李效伟：你作为FMG的股东，在价格问题你是什么态度、什么立场？
主持人：这口气可够严厉的，一扫前面的甜言蜜语，直接进入主题了。
李效伟：我当时回答，作为FMG的股东，股价高了我肯定是受益者，但是高一两个点和一个广阔的市场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更关注的应该是一个更大的市场，更坚实的战略合作伙伴，我是钢铁企业，对他的市场份额应能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主持人：董事名额似乎是一个很敏感、很微妙的问题。
刘二飞：现实上到澳大利亚买比较大的资源型行业，他不允许你控股，或者不允许你百分之百收购，所以这种联姻就是战略联盟，要一两个董事会席位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现在我们买他17%的股权，给他的嫁妆是现金，因为他缺现金，我们对他有很多好处，而我们拿到了什么好处？
李效伟：我们全面战略合作不光是股权，还有共矿的问题。首先，有一个稳定的基地，并且我是最优惠的价格；第二，我是股权投资，有一个价值投资的回报问题，上星期北京的一些领导到湖南去，我们给他汇报，那一天正好是股票的市值加外汇升值，我投资了62个亿，赚了68个亿，这是我的投资价值，当然那是账面虚盈，这个时代一直是在变的；第三，我们在在澳大利亚布了局、有了点，能为钢铁产业带来一定的好处。
主持人：以后我们在铁矿石的价格谈判上话语权就会增加一些。迟先生，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迟京东：我比较赞同李总的看法。我们国内的铁矿石从数量、品种、质量上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了，对外的依存度很高。这个时候，利用国外的铁矿资源来满足我们钢铁工业发展的需要，这个路子必须得走，而且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要走下去，它跟一年一度的框架谈判是不是能够绝对地划上等号，我倒是觉得这些做法多了以后，对我们框架谈判也是有利的。对矿山企业来讲，他也不单纯去考虑自身的利益了，因为里边还有股东利益。
李效伟：现在是一个僵持的局面，打破这种尴尬、僵持的局面应该要起一点作用，下次更不用说了。
主持人：形容一下，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李效伟：这个说了就有点犯规了。
观众：我也是搞钢铁业务的，我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FMG总负债有31.4亿澳元，现金储备4.39亿澳元，会不会成为华菱以后的负担？
李效伟：你说的是2月份公告的半年报的数字，我们做了净值调查。FMG投资大约有4年时间，现在是产出期，2008年5月份才投产，出半年报的时候刚刚生产只有几个月时间，要看到这一点。同时还要看它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它的成本，成本我在这里不好说，因为是绝密的东西，我看了他的成本之后，我心里就踏实了，如果到FMG去看看，你也会心潮澎湃、非常激动。
主持人：你去看到了什么？
李效伟：一片茫茫荒原，红色的大地，平推着很多大的设备，就像咱们的联合收割机一样刮地皮，旁边200吨的翻斗车，非常震撼，现代化程度非常高，自己的码头，自己的铁路，一天装船17万吨，不得了。如果没有这些，负债这么多，谁还敢靠拢？
主持人：一般来说，在这样的跨国婚姻中，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优势展示，有前途、理想、背景好、人脉广、讲诚信、会经营、合作能发大财、能解燃眉之急、能抬女方身价等等。您觉得在华菱和FMG的这桩跨国婚姻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
李效伟：能解燃眉之急、合作能发大财、有前途有理想、背景好、人脉广、这里面的都是。
主持人：您当时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这些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传递给对方的？
李效伟：首先，请他到湖南来，我把中南大学的校长、有关的技术专家都请来了，为什么？因为中南大学是他的技术支撑，是开发低品位矿的中国最高权威，也是世界最领先的。安德鲁（FMG首席执行官）拉着我的手说我也是兼职教授。我说，我也是兼职教授。他说，我们都一样吧？我说，对不起，我比你还多一项，我是中南大学的校董。他说，那你是我的领导。第二，FMG有非常大的领地，除了已经探明的之外还有非常多的低品位矿，中国有待于开发的低品位矿20左右，他低品位矿50左右。胡锦涛总书记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就点名让黄伯云校长也去。
康荣平：门当户对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是双方差别比较大，可能要出问题。
刘二飞：为什么这桩婚姻这时候发生了？很大原因是金融危机帮了忙，跟李总的眼光和魄力也有关系，因为如果真的门当户对，我们中国有宝钢、武钢、鞍钢，比华菱大的钢铁公司很多。再回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金融海啸一浪高过一浪，矿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什么时候是底没人看得明白，这个时候出几亿美金占17%的股权，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胆量和眼光做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个时候燃眉之急真是催化剂。{分页}
跨国婚姻的苦与乐
主持人：我们找到了10个特别具有挑战的场景，可能都是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常常都会遇到的，我们想请您从这当中选3个，在关键词的背后，我们都会详细地解说一下。
李效伟：一女多嫁。
主持人：我们看看一女多嫁到底是什么意思？FMG身边围了5个人，年龄不一样，长相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哪一个比较接近我们的风格？
李效伟：献花应该算我们的风格，我们比较主动。
主持人：您的攻势还发动得挺猛烈。
李效伟：对，比较主动。
主持人：你知道这些比武招亲的人都有谁吗？
李效伟：我们十大钢的这些企业。我们的故事还比较有意思，在上海我们签了保密协议之后，参加钢铁协会会长联席会，我是钢铁协会的资深副会长，当了4届。在这个会上就讲FMG这个事，最后有几个人在会上讲，跟我们也谈了，那个说跟我们也谈了，后来五六个都说跟他谈了。
主持人：你当时懵了吧？
李效伟：我一下就傻眼了，我说怎么会这样？签了保密协议，结果那些人都在谈。
主持人：会不会对这种行为非常愤怒？
李效伟：开始非常不理解，后来又理解了。
主持人：为什么？你总是理解他的一系列非理性行为？
李效伟：因为我也干过这种事。我们华菱2003年开始引进战略投资者，定的战略叫高端路线，有了这个战略取向之后，我就得招亲，我是一大圈都谈了。
主持人：您还真多情。
李效伟：叫全面搭勾，重点选拔。一个都没谈成，都嫌弃我。日本人是因为2003年我是整个行业亏损，没有钱去并购。韩国人是盈利的，他瞧不起我，有点不屑一顾的味道。美钢联，我是在上海钢铁大会见到他，他说，华菱线材、螺纹钢都是低档的东西。
主持人：还是看不上。
李效伟：我是偶然一个机会在北京碰到米塔尔中国总代表，我就把我们的情况讲了，我说引进战略投资者，米塔尔有没有兴趣？他说我们有兴趣。
主持人：这张一女多嫁的牌，咱们当年也打过。但是为什么你这次就会觉得他的风险这么大，还被你从10大风险当中第一个就挑了出来。
李效伟：我们没有抓到机会的话就拜拜，因为5大哪个都比我大，人家一出手，或者他们一下谈成，我就没戏了，所以这个是最危险的。还有一个就是国际上的并购，中国人不团结，恶性竞争、自相残杀，往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主持人：但怎么办呢？
李效伟：我采取的办法叫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走路就是发动强大的攻势，要他了解我。2008年一年跟他谈了4次，2009年又见了三四次，这样频繁接触，有点热恋的味道，都是我主动的。
主持人：但你的那些对手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攻势，你怎么应对？
李效伟：这些老大哥单位有的比较积极，有的不是太积极，我就主动地去跟老大哥单位说，我跟他谈了什么，我都告诉你。
主持人：中国的钢铁企业我们全部都透明，信息透明。
李效伟：最后取得这些老大哥单位的理解和支持。
向何祚：李总刚才讲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振奋也很吃惊的，在这一次华菱集团入股FMG案例里，钢铁协会大家都非常团结，兄弟企业关系都非常好，而且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我觉得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再上升成为一个比较有效的机制，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中国在谈条件或者很多方面可能是会吃亏的。
刘二飞：一女多嫁是最正常的，不多嫁是不正常的。你想想你要有一个女儿，想嫁出去的时候，一定要选一选，选女婿的过程肯定是非常复杂。
主持人：比这还复杂得多。
刘二飞：但我们是做中介的，我回到亚洲的时候，90年代做第一宗业务，卖一个企业，最后只剩下一家有兴趣。假定说价格是2亿美金，我就跟他讲，还有3家比你出的价格稍微高一点，你再提一点价格也许就是你的，就提了，实际上一个没有。再跟他说，有一家掉队了，你能不能再提一点，这么重复了5次，他的价格从2亿提到4亿。
主持人：你这个媒人功不可没。
刘二飞：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李总和周围人互相沟通情况这是非常聪明的，主动地把信息给人家，换来的就是人家对他也透明。
主持人：但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多嫁，准备要来娶的人全都是我们国内的钢铁企业，很明显会让我们觉得，这有可能会造成一种内耗，您不觉得吗？
刘二飞：是，我同意。
主持人：我看到国资委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强调要禁止我们海外并购的企业之间互相恶性竞争，我很想问在座的各位，这样的一份文件还有出台的必要吗？
陆晓明：这次中铝和力拓联姻的失败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在国外对我们国家的海外并购中的国家意识和政府背景非常反感。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咱们要并购成功的话，要尽量避免落人这种口实。这种事情，我觉得可以做，不宜说。如果你这么说了的话，反而要坏事。
邹卫国：如果是商业活动的话，肯定不同的主体利益不一样，凭什么让他来不让别人来，最后是不是国资委定呢？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觉得技术上很难操作。
向何祚：出台这么一个指导性意见，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多行业都有这种现象。比如说我们要跟日本汽车合资，七八个省的汽车厂家都跑去跟日本企业谈判，最终日本企业就像刚才李总讲的，他就吃了你这一点，这个里面有很多教训。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他们的企业在迈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其实政府是有非常明确的产业政策，哪些方面、哪些行业、哪些企业可以进去，怎么进去、采用什么样的战略进去，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
陆晓明：国外媒体的确很多时候带有比较明确的倾向性偏见。比如说在中铝并购当中，中铝的总裁肖亚庆后来被调任国务院秘书长，当时媒体就说，你看中铝的总裁成了国务院的官员了，说明中国的公司和国家都是一回事，这种议论显然是非常不利于我们并购的。其实在西方，大公司的总裁、董事长成为政府官员的也很多，比如说鲍尔森美国的前财长，他原来就是高盛的总裁，但是在美国或者澳大利亚他认为这很正常，一到中国头上，就把公司和政府挂钩，所以显然是有偏见的。
向何祚：铁矿石我们现在的需求量，已经占到全球差不多一半，按道理来讲，如果我们能够协调一致，铁矿石的价格应该就在中国的钢铁企业手上，当然光有一个指导意见可能不够，还要一些具体的实施细则，怎么保证落实。
李效伟：刚才讲矿石谈判，这是垄断与反垄断的问题，你是垄断的行为，我是政府反垄断，政府就得要捏起来，我现在没有捏起来。小钢铁最后买贸易矿，我这边谈判，那边使劲进，在贸易方面搞进口矿的这些大单位，一个月进的铁矿石超过去年第4季度3个月进的，这意味着什么？
主持人：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
李效伟：帮倒忙，在垄断的情况下，去年损失多少，173亿美金，一千二三亿人民币，等于一个钢铁行业一年的利润，我们对这样的事不采取有力的措施行吗？光钢铁协会能起作用吗？还有一般性的一些并购，人家盯着你，你是不是政府背景，这种情况下就要告诉他，我没有任何政府背景。
{分页}
媒体可对并购案适当提出批评
主持人：还有什么挑战是这次并购当中对华菱影响比较大的？
李效伟：舆论误导。
主持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什么？
李效伟：舆论误导是商战当中的一个杀手锏，首先要有思想准备，我们这个并购是非常大的并购，他肯定要做这个事，有的时候是心惊肉跳。比如说2月份，我们开始进入实际阶段谈价格了，本来他半年报应该3月报的，但他2月初就报了，正是我们谈价格的关键时刻，媒体站出来充分表达对他有利的一面，它的生产潜力、就业率、装船能力，这些一出去以后，马上就不一样了。
主持人：他这个动作在市场上产生什么样的反响？
李效伟：股市马上就上去了。
主持人：怎么应战？
李效伟：一开始我们请了财经公关，财经公关就是专门干这个事的，就像电影里共军的侦察兵，他会看舆论上、宣传上有些什么问题，澳大利亚那边是怎么宣传的等，他如果升价我就被动了。我们的公关公司说有一些情况，我们要针对性地澄清，要发表一些意见，一些媒体就说不利于FMG的事我不登，中国的一些媒体，在这些大并购、大商战的过程中往往不帮中国人的忙。
主持人：能不能稍微具体一点？
李效伟：这个不能再具体，再具体就得罪人了。
主持人：你要告诉大家什么事？你需要媒体替你澄清什么，媒体为什么不愿意替你澄清这一点。
李效伟：主要就是对数据的评价、情况的评价要实事求是。
主持人：他的半年报当中有虚假的成份？
李效伟：没有，不能讲虚假成份，不能这样说。
主持人：那你要针对他做一些什么反击呢？既然他全是真实的，你有什么需要澄清？
李效伟：角度不一样，我是这样看。
刘二飞：我替李总说一句，他们年报的提前披露肯定是为了抬股价，股价在年报披露的东西都是合法的，只是角度不一样，宣传的方式不一样，他们就从他们觉得客观的角度来再重新阐述那些问题，这样的话市场反应会更平稳一些。
李效伟：他在下边都捏一把汗。
刘二飞：提前公布年报这是他整体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一步，就已经把风扇出去了，股价肯定涨。我请了4个中介，在中介上不要吝啬，一定要舍得花钱，最后他给你挣的钱，比你付的那点费高出多少倍。
向何祚：我觉得中国媒体在关于并购的报道里有几个倾向是需要注意的，我不能说他们是帮外国公司的忙，国内的很多媒体对外国公司的情况并不了解，他所报道的依据可能也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依据。
主持人：直接翻译了国外的报道是吧？
向何祚：根据外面的一些报道，外面的报道有的可能是故意夸大这个公司的实力，或者夸大它的业绩和它的表现等等。
陆晓明：大家都说，我们国家成功实现“走出去”战略，控制海外资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实际上我认为这恰恰是在帮倒忙，而国外的那些媒体批评力拓、批评FMG，说你们把这个卖到中国不对，看似他在批评他，但是他拿着这个东西就来找李总了，你看你这个价格不行，我国内老百姓、股东那儿过不了关。实际上我倒是觉得中国的媒体可以对一些并购案中的一些情况提出批评。
主持人：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批评之声，这是5月28号《经济观察报》上的一篇署名万晓晓的文章，也许李总看过，标题是“铁矿石谈判背后，中国帮手，FMG角色可疑”，行业人士一直对FMG在资本市场的操作手段夸大资源存储量是颇有微词的。这篇媒体的报道李总看过吧？当时什么心情？愤怒吗？
李效伟：没什么愤怒的，这些事应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看的这些事多了，看到这些玩意儿都生气，那你不要活了。
主持人：听着好像有点无奈，其实今天《经济观察报》的邹主任也在现场。
邹卫国：我觉得有误解，舆论战的成败，媒体只是一个平台，汇集各方的意见放到这里，然后大家来看，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媒体应该是属于价值中立的。刚才大家提到中国媒体发挥了不好的作用，我觉得这恰恰反映了双方对于所谓的舆论战的技巧把握，有些企业或者有些政治家，他可能会很有技巧地操纵媒体，那是属于他的技巧。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企业其实缺少这种意识，往往在事后来追究媒体说你这个东西做的不对，那个地方做的不对。
李效伟：如果我跟FMG谈判的时候你发表这样的报导，我谢谢你，现在发表这样的报导跟那个时候起的作用不一样。今天对我启发很大，像这种舆论战应该是立体的火力交叉，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有一些负面东西出来，这个对我非常有利，有一些讲我好的东西出来，对我也有利，这就是这次对话我的心得。{分页}
怎样化解红杏出墙的危机
主持人：还有什么挑战，你觉得可以挑出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
李效伟：红杏出墙。
主持人：这个词很扎眼。
李效伟：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价格谈完了，当然谈得也非常艰难。我认为很满意，因为他当时股价是2.83元，我们这个团队给我的底价是2.6元，最后当我谈到2.48元，突然就终止了谈判。
主持人：没有任何迹象，也没有理由。
李效伟：对，就是我不跟你谈了，为什么不谈了呢？就是又做这些事。
主持人：又有一个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出现了是吧？
李效伟：对，这个跟我们钢铁企业还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是机构投资者，一个是境外的，一个是境内的，机构投资者出现之后，他们马上又是舆论战。
主持人：会产生什么影响？
李效伟：它会产生取而代之的影响，彻底拜拜的影响。
主持人：这红杏真的就出去了？
李效伟：对，如果这两个人哪个马上掏钱给他，他就拜拜了，肯定就是这样了。
主持人：有这么严重啊？
李效伟：有这么严重，因为刚才讲是燃眉之急，解决了燃眉之急，他是不愿意把股权让出来的，拿股权出来那是多痛苦的事。
主持人：这种关键的时刻，我们华菱怎么来应对呢？这红杏出墙实在是太突然了。
李效伟：我们最后分析，境外的战略机构投资者也没什么钱，因为他是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受影响最大的地方，他肯定没钱。
主持人：你就一眼把人看透了？
李效伟：所以说不理他，重点是中国大的机构投资者。我们也是通过一些领导打招呼，当时在巴西和我们省长一起出国考察，他们告诉我之后，我就直接给他打了电话。
主持人：怎么说的呢？
李效伟：我说我们和FMG谈已经接近尾声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老人家一去我这个事弄不好就泡汤了，你一定要帮忙，关键时候讲两句话就行：第一句话，如果FMG不跟华菱谈，中国的其他企业也不会再跟你谈了，意思是你太赖皮了。第二句话，你如果跟华菱股权协议没签下来，我不会给你一分钱。我说你这两句话说出来，我就永远谢谢你，最后他就真说了。
主持人：我原本以为你会是血雨腥风地一番决斗。
李效伟：这回就不一样了，后来他们不谈了，要我谈，我谈了一个小时电话最后敲定这件事。我首先就红杏出墙这个事数落他一番，因为这个事太不地道了。
刘二飞：每三五个并购案就会有一桩这种事情。
主持人：是财务顾问在当中牵了红线吗？
刘二飞：跟财务顾问有关系，所以你看很多大的并购里，两边把所有的财务顾问全都顾上。我就举中铝这个例子，中铝当时要进力拓的时候，找不着财务顾问，所有的财务顾问都被两边占上了。肖亚庆找我说，你们愿不愿意给我们出财务顾问？我说，非常愿意，可是我们已经被人家占住了，最后只有一家可以给他做。
主持人：这个是不是也反映了咱们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警觉性不够高，下手太慢？
刘二飞：也不是太慢，是人家做得比较聪明。
主持人：我想让李总给大家一点忠告。
李效伟：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踩好时点。首先分析，我跟FMG谈恋爱这个过程，前一段我们采取的对策是进攻，但我不跟你谈实质问题，价格我不先谈。当确定我的身份，金融危机又来了，你的危机又来了，这个时候我要速战速决，前边要拖，后边要快。2009年元月6号到2月22号，只有一个多月，不到20天时间搞定。我们东北人讲叫撬行，就是签了约，都会有撬行的，我再出比这个高30%的价格，你干不干？他说那我干，那你就完了。这个事很多，力拓这个事不就是这样吗？
主持人：生米煮成熟饭是多么重要。
李效伟：对。第二点就是知己知彼，这都是老话，但是做起来很难。首先我要了解他的优势在哪儿，了解它的优势，最后帮助我下决心，下了决心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不移，不拿下绝不回头。同时了解它的劣势，它的问题在哪儿，在现金流问题，了解它的劣势，它的命门在你手上了，我随时踩你命门。我这个团队是从2003年、2004年起就跟米塔尔打交道，那个时候谈判是非常艰难的，后来我们还有一些技术谈判，汽车板合资公司等，具有非常丰富的谈判经验。
康荣平：假如没有2003年那次跟米塔尔的合作，你这次能成功呢？
李效伟：够呛。
康荣平：谢谢，我就要这句话。
主持人：李总对于自己的下一步，有着什么样的考虑和打算呢？
李效伟：婚姻要经营，我们的办法就是志同道合才能持久、才能美满。“志同”我认为就是和FMG，我们的志向首先是1亿吨这个目标。登上这个战略位置之后，要成为中国钢铁产业最大的矿石供应商。“道和”就是思想理念要相同，我们华菱提出来服务商到制造业，矿山企业和我是一个生态圈，和我的关系、和钢铁的关系是唇亡齿寒、唇齿相依的，如果它也有这种服务商的理念，那我们就真正走到一起去了，不是像现在这样巧取豪夺。巧取豪夺是长久不了的，当市场好的时候，你是这样，市场不好的时候，踩死的也是你。这种关系的维持，第一，确定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第二，长期的供货协议；第三，科学、合理、共赢的定价机制。只要有这些东西，最后就能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