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侯耀晨
吴绪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现任北京福州商会秘书长、世界福清社团联谊会常务副主席、北京福清同乡联谊会会长，并兼任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顾问、冠城大通高级顾问、北京顺华集团总顾问等多项社会职务。
“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除了家人以外没有人牵挂你，你也没有可牵挂的人，那你这个人就活得没有意义。”吴绪彬在接受了《中国商人》专访时说。吴绪彬认为，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民间商会组织会员参与公益事业有利于社会和谐，也是平衡社会财富分配的必要手段之一，但在当前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有待于全面改善的前提下，民间商会做公益也面临诸多困难。
贫富差距过大，公益事业是平衡手段之一
中国商人：随着中国民间商会（异地商会）的发展壮大，企业或者以商会为单位统一规划，科学应对重大灾情及日常的公益行动已有可能成为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主流形式。你认为商会有没有必要统一组织会员企业的公益活动？
吴绪彬：国际上衡量财富分配公平度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我们现在官方公开数据是0.46，学者的数字早就超过0.5了。以前大家认为印度是贫富分化比较大的国家，而印度的基尼系数是0.33。最近有记者到离北京仅256公里的河北省康保县三义村去调查，有户人家唯一的电器是一盏灯，一个月2块钱的电费都缴不起。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最低收入的10%人群，只占社会财富总额的1.7%，而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社会财富总额的35%。
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就需要大量慈善事业作为平衡手段之一。我这里有一份《2009年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全国接收社会捐赠款物是332.77亿,这个数字相比往年已有所增长，但横向比较与国际水平差距仍然很大。美国仅一个比尔．盖茨现在已经捐了400多亿美元，而且承诺要把580多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几乎全部用于慈善事业。巴菲特在2006年就将个人持有的300多亿美元股票捐出。另外像台湾地区的郭台铭，在与曾馨莹的订婚宴上宣布将捐62亿元用于公益事业。
这样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大陆地区慈善捐赠数额还不及美国一个零头。当然这几年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较快，特别是你刚才讲到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激发了全民参与公益慈善的热情和大爱。汶川地震期间，民间捐献款物总计592.49亿元，截止2009年7月份实到账款589.68亿元。这次青海玉树地震，青海省搞了一个赈灾捐赠晚会是9个亿。4月20号晚上中央电视台的赈灾义演晚会共募集善款21.75亿元，那天我也看了电视，有几个公司捐款数额较大，加多宝集团捐了1.1亿元，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捐款1个亿，大连万达集团1个亿，我老家的企业家——福耀玻璃集团的曹德旺、曹晖父子个人捐款1亿元，而且还答应给西南旱灾区捐款2个亿。我们商会常务副会长单位兴业银行捐了1500万。另外我注意到画家范曾上次汶川震灾期间捐了1000万，这次玉树震灾又是1000万，还有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这些人出现是一个可喜现象。但我总觉得这两年出现了如此罕见的天灾，我们去年全年的捐款捐物合计总额才达到300多亿，规模还是太小。
作为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本身就有回报社会的责任。我们这些企业家当初所赚的钱，跟改革开放大环境提供的各种政策、机会，包括价格双轨制，以及异地差价这些因素是分不开的。前一阵子我给一个老板谈过一个观点，我说你一年赚1000万，500万是靠你个人能耐，500万是政策和资源给你的。如果不是通过各种关系，你怎么可能拿到那么多的资源和优惠呢？所以我认为企业和企业家应该拿出一部分钱来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商会作为企业和企业家的集合体，也完全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中国商人：你所在的商会是如何组织会员参与公益事业的？
吴绪彬：上次汶川震灾期间，我们商会会员进行了多次捐款。像冠城大通，第一时间捐了200万，随后冠城大通董事长韩国龙个人捐款100万，接着冠城集团控股的依波表公司又承诺分阶段捐赠360万用于资助汶川地震灾区的贫困学生。商会会员进行了多次捐款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不够，又继续发动会员捐款，两三天之又募集了67.4万，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捐给灾区民众。
除了汶川这样的天灾，平时我们商会也多次组织会员做公益。
福建永泰县红星乡过岭村，村路破破烂烂，有六个自然村村民吃不上自来水。我们商会会长林厚勇带头组织大家捐款，分三年捐了150万用于自来水和村路修建工程。现在山上村民都喝上了自来水，路也修好了。我们每年赞助在京的福州籍贫困大学生，今年一月份年会期间还赞助了十名贫困大学生，四年学费人均一万六共计十六万。最近有三名白血病患儿的家长找到我们商会，一个九岁，一个十三岁，最小的才两岁多。我们正在发动会员给这些患儿捐款，已经有七八个人捐了，有上万的，也有五六千的。
正如前面讲的我们现在贫富差距过大，长期以来国家在社会保障这一块历史欠账太多，所以应该发动社会上的有钱人特别是企业家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分页} 商会做公益，有优势，也有困难
中国商人：就短期和长期的效果来说，你认为商会组织会员做公益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吴绪彬：我们国家公益慈善事业起步晚、整体规模小，相关制度和配套政策也亟需完善。就当前状况来说，商会和企业做公益无非以下几种形式：一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及其各地分会这些可信度较高的机构，其次是民间自己搞的公益慈善机构。此外就是你说过的商会能不能组织会员企业自己搞？
最近我给一个企业家打电话说了这方面的事，他决定联手几个兄弟拿出200万来成立公益慈善基金，但报批了两个月都没批下来。因为相关审批手续太麻烦，我只好让他去找福州慈善总会的方庆云会长。所以从公益慈善的大环境来说我个人认为有几个突出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我们国家正规的慈善机构太少，民间可选择的捐赠渠道太少；第二当前一些慈善机构在捐赠款物的去向、款物到位情况和有没有流失等信息的批露方面缺乏透明度；第三民间参与公益事业的渠道不畅通，包括一些企业想自己设立慈善基金，但审批关口太多、太复杂；第四公益慈善活动的管理制度不规范、监管不够；第五是税收方面，目前除了中国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少数大的基金会可以开出抵税发票，其它的基金会都开不出。我们商会搞捐款活动，还得找一家慈善机构去开发票。
中国商人：针对目前公益慈善事业的大环境，你觉得商会组织做公益有哪些优势，有哪些具体的困难？
吴绪彬：从商会自身来讲首先要有号召力，否则你就拿不到钱。商会办得好，有凝聚力，加上会长带头就能形成号召力。当汶川、玉树这样重大灾难来临，我们就可以号召大家来捐款，同时像捐助白血病儿这样的慈善活动，我们平时也可以做。
一些企业和个人有资金、有实力、有意愿做公益，但他对于如何做公益不一定有专业经验，同时也没有太多时间去跟各种机构对接。商会做公益比企业和个人单独做更有优势，商会的联系面广，容易帮助企业找到合适的捐助对象、捐助渠道、确定适合的捐助项目。第二，单个企业和企业家资金毕竟有限，我们把多个企业和企业家的大钱小钱拢在一起，能够聚集的公益慈善资金规模、影响力，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大。商会牵头做公益还有一个优势，商会可以组织身份出面跟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慈善总会等正规的机构对接，对于捐献款物的去向、捐助的效果等进行必要的跟踪。
当然，在具体操作中也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去拢钱很难，由于商会对于会员没有直接约束力，我们只能通过个人去做工作。拿我们福州商会来说，很多时候需要我亲自打电话、找老板，靠我个人的声望、年龄和为人去推动工作。如果我不在这儿，让秘书处其他人做这件事难度非常大。
除了已经谈到的当前公益慈善的大环境造成商会做公益会遇到一些困难。当前的慈善机构日常运营费用都是从捐款里面提成，这样就会造成一个问题：企业家或者商会认为，我捐的款，你扣了我这么多！再加上我们的捐款是层层下拨，捐款流转过程当中被截留、被挪用这些事都有，捐赠人包括媒体与公众也时有质疑。正是因为有这种情况，陈光标等企业家带着几千万捐款，自己开车到汶川灾区亲自去发放。按道理讲这样的捐赠成本是很高的，企业家的本身工作是是管理企业和运营企业，是为了赚钱，而陈光标宁愿自己到第一线去做，恐怕也有担心捐款流失的问题。他认为面对面把资金交到受助人手里，捐款的去向很明确，谁拿到这个钱，这些钱能起什么作用，他也很清楚。
中国商人：在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过程中，有两种现象引起公众关注，一是“诺而不捐”。二是企业家本身对捐款的去向也很关注。你认为以商会为主做公益，是否可以逐步做到全过程管理？
吴绪彬：商会对企业做公益的过程管理也很难。企业家“诺而不捐”的问题，情况比较复杂。比如在永泰捐款中，有些企业捐款不到位，我们只能不时去催，希望捐款能尽快到位。因为人家是捐赠，不是欠你货款，你没有办法通过强制性办法去要求人家。也有的企业家说我现在资金紧张，一时拿不出手，这样的情况也是正常的，再有钱的老板也有资金短缺的时候。
对于企业“诺而不捐”，换句话说捐款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商会需要有人专门跟踪落实，要让捐款无论早晚一定到位。这个负责落实捐款的人就必须在老板当中有威望和可信度。另外，他要有很强的责任心，能把这个事情切实承担起来。如果没有专人去盯，可能有些捐款最后就不了了之。
商会督促企业落实捐款只是一方面，老板捐款之后，对于捐款的去向还有一个监管的问题。这方面商会能做的就很有限，我们只能尽其所能给捐赠人一个比较满意的反馈。
汶川震灾中，我们首先是找中国扶贫基金会，我们不能把钱随便捐给一家没有可信度的机构。捐款之后，我们跟中国扶贫基金会还有联系。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贾庆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企业家代表，我们让两个会领导参加接见、合影。这应该看作是在声誉上对捐款人的一种肯定。做到这个地步，老板就比较满意。
像永泰县红星乡过岭村自来水工程和道路工程，这是由我们商会自主进行的公益项目，监督就可以多一些。拨款之前，我们有几个前提：一是要求这个村做项目预算，如通自来水需要多少钱，修村路需要多少钱，整个工程造价等情况都要给我们提供。其次是做好之后，我们要去考察、验收，看工程到底做得如何。有些环节我们还是监管不到，比如说我们无法审计他的财务，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人力和精力。但基本的情况，如预算、决算、材料、人工的费用以及总造价，我们还是有基本的监管。
我们给贫困地区学校捐赠图书，这个事已经持续做了好几年。我们首先通过公函往来，跟当地教育厅这样的正规单位来合作。对于具体接受捐赠的学校，可以让老板自己去选择或者指定，商会负责跟踪落实情况。
虽然目前商会对捐款要做到完全监控还有困难，但我认为既然老板把钱捐出来做公益，商会秘书处就要尽最大可能负起责任，对资金的流向、资金的用途，逐步实现全过程的监控，同时要把相关信息及时反馈给老板。
{分页} 重复缴钱、重复要钱、重复捐款,企业负担其实很重
中国商人：就北京福州商会来说，下一步会不会针对一些群体进行有规划的，有目标的捐赠？
吴绪彬：完整的规划现在还没有。北京福州商会2006年才成立，我们前面花出去太多，光周年庆典就花出去160多万。商会办公室是租的，过去9.6万一年，现在搬到这个地方更贵了，人家照顾我们一年还要十二万，再加上车位和其他费用一年需要十三万。每年我们还有各种会议、商务考察等费用，一年的开销最低也要百八十万。
我们一直在探讨以商养会的问题，真正的成效并不大。现在商会还有一个乱象，比如北京有福建企业总商会，总商会下面有福州商会，福州商会下面还有永泰商会、闽清商会、平潭商会等商会。有的商会还有行业商会，又是一层商会。还有一些人在外地如山东、内蒙参加了当地商会，这是第五层了。
中国商人：就是说一个企业或企业家往往要参加多个商会，这样导致个人负担较重。
吴绪彬：多的有参加五六个商会的，他就要缴五六份钱，这是正常情况下造成企业家负担重。第二，凡是商会多少都会做点公益事业，企业家的负担又增加了。举个例子，为白血病儿童捐款，我给一个企业家打电话，他说我刚给一个白血病患者捐了一万块，是一个律师向他要的，他村里有一个白血病人。捐书过程中也有这种情况，我们福建有各种单位直接打电话给老板，老板就通过这些渠道捐出去了。
重复缴钱、重复要钱、重复捐款，把企业家弄烦了，怎么天天都是捐钱啊？玉树这一次我不敢大动，因为下面一些企业自己已经捐了。还有我们目前一些捐助项目正在进行，我怎么好再去向人家要钱呢？
中国商人：我们探讨通过商会对企业捐款进行全过程的管理问题，像你刚才说到的重复捐款的情况，可否通过商会把企业通过各种渠道捐助情况进行汇总呢？
吴绪彬：你说的对，我们目前已经开始做一些统计。我们当地政府也在做，凡是2008、2009年在福州地区捐款达到五十万的，福州市委市政府要表彰。经过统计就发现问题了，好多企业在老家捐了款我们商会不知道，这些他不是通过商会的捐款算到商会是不是合适呢？
中国商人：我觉得这种情况可以分开的。比如说，第一无论你是通过商会还是其它渠道，只要是企业捐出去的，都以商会会员捐赠的名义统计出来；第二，基础数据出来后，也很容易统计出通过商会捐赠的企业名单和捐款数量。这样经过统计，会员发现原来我们捐款的总额这么大，对没有捐款的人是个激励；其次，通过商会正面引导、全程把控也可以解决捐助人关心的款物落实和捐助效果问题。
吴绪彬：你说的可以分成两方面。商会做好这样的统计工作，一方面对商会会员有一个交代，一方面对社会也有一个交代。商会的企业家今年做了多少公益事业，大家心中有数；第二也可以作为我们商会的业绩。这样的统计结果出来后，商会可以给他发奖，起到一个鼓励和引导的作用。
对公益企业家要宣传，但不可过度宣传
中国商人：商会和企业在参与公益事业之后，应不应对外宣传，一些商会、企业以及个人也为之困惑，你对此有何见解？
吴绪彬：像汶川、玉树这样的非常时期，国家出大头，企业家出小头，总是一件好事。企业家捐钱做了公益，我认为商会一定要给他在声誉上有所肯定，而且要尽量做好这个工作。
我们商会过去也是这么做的。你捐钱到了一定的额度，我要表彰你，商会刊物上也要宣传。即便你捐了几百块钱，我也会记录在案。同时，我们还要借助媒体或者其它的机构来宣传。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会把他们的贡献说出来。
对于款项特别大的捐建工程，可以树碑立传。像福建平潭修跨海大桥，我们商会执行常务副会长、北京顺华集团的总裁郑武、常务副会长许扬明、常务副会长吴海滨、常务理事林显德，这几个人分别捐了100万，其他还有捐了10万或20万的，总计500多万。这些捐款是通过我们商会底下的平潭商会来做的，这样的大额捐款我们要把信息反馈给地方政府，因为当地政策有表彰的规定。
另外，这次给几个白血病患儿募捐，我们有一个想法，如果捐的钱多了，就由这里起步搞一个小规模的我们商会自己的慈善基金。商会拿到钱以后，一部分给这三个患儿用于后期排异治疗费用，剩下的钱作为慈善基金，把这个基金规模逐步搞大，专用于救助工作。
中国商人：虽然基金注册不下来，但可作为商会的一个部门来运行。
吴绪彬：这笔钱要有专人负责，专款专用，商会日常开销不动这笔钱。对于捐款的企业家，商会要向理事会和全体会员定期公布，接受监督。晚年我要做几件事：一是发挥我的余热，用我的智慧，我的才华去帮助企业成长；第二，我要发挥我的余力来做公益慈善事业，第三我还在帮助后生、提携后生，我帮助过几个大学生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我开博客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发动企业家赞助他们，给他们讲课，我博客里也有这方面内容。最后我要把商会工作做好，同时也要把人才培养出来。
我愿意做这些事情。我认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除了家人以外没有人牵挂你，你也没有可牵挂的人，那你这个人就活得没有意义
中国商人：由于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起步较晚，媒体都有一个意识，就是鼓励和引导企业去做慈善，但有时过度张扬反而产生一种负面效果。
吴绪彬：对于公益慈善的宣传要有度。有的企业家捐献并不多，或者说看起来不少，但跟他拥有的财富总额相比很小。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宣传？肯定要宣传，但是宣传过头了，就会让社会公众感觉你捐点钱是为了做秀，为了扬名，恐怕效果就不太好。
作为商会来说，如果自己有刊物，商会刊物上要登，因为这也算商会的一个业绩。企业家也是人，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肯定需要名。有了名，他的生意才好做。
但是我认为你说的那种过度宣传，媒体持续地或者一涌而上报道一家企业，宣传的规模太大，就会让人家感觉到是不是捐赠的企业家自己操作的？我们商会的名誉会长黄如论，好多年他都可以说是“中国首善”，但他很低调，对他的宣传也较少。韩国龙，宣传的也不多。再比如曹德旺，以前他也捐了不少钱，宣传的也少。前一阵子是因为他把价值四十二亿的股票捐出去，但他不是现钱，操作上有难度。有一阵子媒体宣传的也很多，各种反映都有。
我想我们当前应该有一个原则，你不通过商会我没办法，只要你通过商会捐了，我就要掌握情况进行适当宣传。当然每次都宣传、宣传过度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