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马 强
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一直是个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社会课题，其要害在于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强，经济能力有限，而户籍等问题的限制又无形中抬高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成本。
2001年以来，同样有过打工者生涯的吕锐先生把目光瞄准了这个弱势群体，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投入了一项有关社会公平的事业中，他只是为那些上不去学，甚至不知该到哪里去上学的农民工子女着急。
如今，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借用民间力量和市场化资源配置手段，至少可以使农民工子女一定程度上获得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
中国商人：你办学的艰难历程，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民工子女教育所走过的历程。尽管这条道路异常坎坷，充满荆棘，任重道远。但可喜的是你已经成功的实现了你办教育的愿望，办学如何让你那么痴迷？
吕锐：首先，我自己也是个打工仔，身为老师我看见很多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上不了学，还有那些留守儿童，是教育的不公平让他们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会对这个社会产生偏见，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偏见便会被带入到社会之中，给这个社会造成更大的负担。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做这件事。
中国商人：福州是你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当时已经发展到了800多名师生了，在当地已经是家喻户晓了，而且当地政府已经决定不予取缔了，为什么还要坚持离开？
吕锐：由于和当地教育部门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双方的矛盾心理很难在短期内缓和。以后的各种检查，处处刁难，处境非常艰难。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很难与政府沟通到一起，如果换了别人这所学校可能会继续保全下去；另一方面是社会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歧视，非常看不习惯，总觉得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
中国商人：有了福州的失败经历，为何还要坚持到浙江、江苏去办学呢？你就不怕再次失败吗？
吕锐：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坚信在中国这
个教育大国里一定会有我成功办教育的那天，只是时间问题。办教育是我一生的追求，即使再艰难我也会坚持下去。
中国商人：在昆山你终于圆了办学梦，你认为促使你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吕锐：昆山的办学环境很好，这座县级市被称为中国县级市的老大，经济繁荣，整个城市的社会保障做得非常好。据统计昆山市常住人口59万，外来人口有160万，那些为了昆山经济繁荣而付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们，农民工子女上学自然就成为了教育部门不能回避的问题，昆山也太需要这样的民办学校了。是国家教育体制的改革才圆了我的教育之梦，同时我还要感谢张浦镇政府领导，是他们改变了我的一生。
中国商人：你满足现状吗？对你的学校还有更高的要求吗？
吕锐：我想办品牌民校，解决更多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虽然我的学校在昆山市民办学校当中名列前茅，但我还要去不断努力，尽最大可能赶超那些公办学校。让农民工子女不再被歧视，让他们接受公平教育，这是一种责任，当你把一份事业当成责任的时候，你一定能成功，相信我的思想将会决定着学校的高度。
中国商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民办教育的高度重视，“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种称谓是乎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界，越来越多的人们更亲切的把这类学校统称为“民办学校”。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的？
吕锐：记得2007年春节晚会上那群农民工子女朗诵的那首《心里话》，这首诗真实再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状及孩子们渴望公平教育的心声。近年来，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可以看出国家对民办教育支持的决心和政策，一年比一年明确和加强。民办教育的兴与衰已经关系到国家整个教育事业的兴与衰，关系到十一五规划能不能园满完成的大问题。这种称谓上的转变说明了农民工身份的不断转变和提升，标志着社会一步步向公平迈进。
中国商人：你认为你的学校跟当地的公办学校有差距吗？
吕锐：差距是有的，公办学校有强大的政府资源、雄厚的政府资金做后盾，这是民办学校所欠缺的。如今国家对民办教育提出公办化标准管理，无论是校园建设还是教师的配置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目前新昆小学而言，老师都是师范类专业毕业，本科占60%，专科占30%，中师占10%，全部是专业教师，都有教师资格证。学校还购置了多辆全新巴士用于接送学生，我们对单亲家庭的学生实行减免学费，我们的老师还会帮助一些有困难的农民工代管孩子，甚至有的老师还会给学生们洗脚，这些都是公办学校所缺乏的。
中国商人：听说上海百老团还把你的学校作为德育教育基地，都开展了哪些活动？
吕锐：我有次去上海，一位同学无意中提到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给他们讲课的事，说故事很感人，听了以后他很受教育和启发。于是，我就去了百老德育讲师团并向团领导介绍我办学的经历和办学目的，他们听了也很感动，在考察了新昆小学后感到很吃惊、很满意，就决定把新昆小学作为德育教育基地。2009年6月，戚泉木团长率队来到新昆小学举行了授旗仪式，韩德彩等老将军们还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课，同学们很受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