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冀田 领复资本创始人
创业成功者持续作为的动力在哪里
如果用经济指标来概括大部分创业者的状态，它们是：“GDP增速目标”30%，否则来创业干啥;面对的“CPI”是20%，公司开支永远在上涨，不然怎么签客户;“失业率”是随机数，明天可能是开张最后一天;“信心指数PMI”一直是100，996太弱，007是标配。
创业者的鸡血，并非一句不屑的“盲目”就能简单解释。每个成功的企业，腾讯、阿里，都从创业者手中崛起，从经济周期中熬过寒冬，磨砺意志，成就大事。
人类的意志力来源，是远古时期的人类。远古人类的生存压力最大，他们是如何控制自己、训练自己，从而战寒冬、打猛兽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理性经济学人回到生物学人。如果用生物学解释人类的意志，答案是，我们的前额皮质是意志力的扛把子。前额皮质是位于额头和眼睛后面的神经区，主要控制走路、跑步、抓取、推拉等，这些都是自控的表现。面对猛兽不退缩，还要上，自控力就是意志力。
1848年，一个叫盖奇的铁路工人发生意外，钢筋穿过了他的大脑，让他失去了前额皮质。事故过后，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性格却变得粗鲁，总想去控制别人，极少顺从他人，自控力丧失。而原来，工友们非常尊敬他、喜欢他，家人朋友都觉得他既安静，又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力。
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博斯基认为，现代人大脑里前额皮质的主要作用是让人选择做“更难的事”：如果坐在沙发上比较容易，它就会让你站起来做运动;如果吃甜品比较容易，它就会提醒你要喝杯茶;如果把事情拖到明天比较容易，它就会督促你打开文件，开始工作。
马云曾经说过，“要记住，你碰到的困难，在这几十年遇到的苦难中，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只要克服了这些困难，你就会获得最终的成功。”马云的额头确实较大，可能前额皮质超强。
这些事实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创业者总是乐观，他们有他们的性格特质。而已经成功的人，他们为什么就开始叹息，不想干了呢，他们持续作为的动力在哪里?
不要和想要
经济学家熊彼特是企业家创新研究的集大成者，德鲁克是现代企业管理学的大师，其著作影响了很多企业家。熊彼特和德鲁克的父亲是世交。
1950年的新年，41岁的德鲁克与父亲一起去哈佛大学拜访年近七十的熊彼特。当时的熊彼特已是功成名就。
那次闲谈，成为了德鲁克一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熊彼特跟德鲁克的父亲说，“在这个年龄来看，人们若只晓得我写了几部著作以及发明了一些理论，我认为是不够的。如果没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你就不能说你已改变了世界。”
8天后，熊彼特就去世了。一个已经确定知天命的老人，还在想着自己的“不够”，是因为他本心的“想要”。因此，德鲁克从未忘记那段对话，那成为衡量德鲁克一生成就的指标。
上世纪50-7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都经历了物质的极度匮乏。饿了要吃饭，没钱要生活，是那个时代创业的最初动能。有人认为，现在小有成就的企业家和富人群体，因为物质富足，已经没有继续拼搏、承担风险的意愿了，所以投资动能不足，遇到经济波动，就信心不稳。归根到底，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压力了呢?
欲望和奖励
“压力越大、动力越大”这句俗不可耐的话，不仅正确，还可以用做科学证明。
在一项调查中，被试者需要回忆自己一次失败的经历。这会让他们情绪低落、感受到压力。研究人员希望对比，在被试者情绪变化前后，巧克力蛋糕对他们的诱惑力有多大。情绪低落会让人觉得蛋糕变得更诱人了，但即便是那些声称自己不喜欢巧克力蛋糕的人也会突然想吃点，因为这会让他高兴起来。
大脑不仅会保护人的生命，它也想维持人的心情。所以，当你感到压力时，你的大脑就会指引着你，让你去做它认为能带给你快乐的事情。
这就意味着，当你面对压力时，你面前的所有诱惑都会更有诱惑力。创业公司的鸡血，来自于他巨大的经营压力：一天不努力，就是失败。所以，我们经常告诫创业者，要做减法，聚焦核心优势，不要受无谓的诱惑。
成功企业家的压力是什么?大部分成熟企业的经营压力和个人的经济压力，应该没有创业者大。虽然很多企业家嘴上说企业难做，但总归每年有利润，尽管增长不大。他们的压力可能来自于不快乐、不安全、没有控制感，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多巴胺分泌找不到兴奋点，不知道如何获得让自己快乐的“奖励”。
常态和机会
20世纪50年代，纽约最大的百货公司梅西公司的董事长R. H. 梅西曾经非常困惑地问德鲁克：“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使家电的销售增长势头停下来。”
“你为什么要让这种势头停下来呢?”德鲁克疑惑地问，“难道你们这方面生意赔钱了吗?”
“正好相反”这位董事长说，“家电的利润额竟高于时装，没有人退货，而且根本没有出现顺手牵羊的现象。”
“是不是这些购买家电的顾客挤走了时装顾客呢?”
董事长回答，“不是。以前，我们主要向进来买时装的顾客推销家电产品，现在我们反而向进来买家电产品的顾客推销时装。”他继续说道，“但是，像我们这种商店，时装的销售额应达到70%才算正常和健康。现在，家电产品增长的速度过快，已经占到销售总额的3/5，这太反常了。我们已经尝试过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方法，让时装的销售额恢复到正常比例，但是没有任何效果。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抑制家电产品的销售，让它回到自己应有的销售水平。”
在这番对话过后的20年时间里，梅西公司每况愈下。这个案例出现在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
德鲁克的评价如下：人们往往相信，凡是能够持续相当长时间的事物，就一定是“正常的”而且是“永恒的”。因此，任何与我们所认定的所谓自然法则相抵触的事物，必将被视为不合理、不健康，而且显然是反常的现象。
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了三十多年，已然成了“正常”的“永恒现象”。人们不知道的是：经济一旦下行到3%会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经济低速增长中，每个企业都不行了，失业率要飙升，社会要出问题?
显然不是。没有经历过这种自认为“不健康的、反常的环境”，很多人没有答案。因此，在假想中，那就是灾难。
其实，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3%算不错了，但他们活得好好的。正是由于我们享受了太长的繁荣，故而才对寒冬如此担忧，更因为风险厌恶，才对新的机会视而不见。而在创业公司的眼里，处于挑战中，满眼都是机会。
错失机遇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风险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如富兰克·H.奈特，将企业家定义为“风险承担者”。该学派的支持者认为，创业者思维和行动的前提是承担风险——企业家接受不确定性，同时分配资源。
越能积极应对风险的人，越容易成为企业家，但并不意味着创业成功，很多创业者走上创业的险途是因为一时冲动。失败的创业者有意愿承担风险，但对风险认识不足。所以，承担风险是成功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面对风险的应对，以及对持续战略风险的深刻认知，决定了创业者能否成功。知道妖怪打不完，但必须打败每一个妖怪。
瑞士联合银行和普华永道公司于201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对多位亿万富翁进行了调查，这个群体可以定位为成功的企业家。其结果显示，亿万富翁对于风险的理解与其他群体不同：错失机遇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风险。“他们害怕因为没有抓住机会而失败，不担心创业失败的负面影响，而是担心错失优势。”
对成功的企业家而言，持续承担风险是持续成功的必要条件。成功是乐观风险主义的结果，悲观主义者不愿意承担风险，只能畏缩不前。
有趣的是，悲观主义产生的过程与乐观主义产生的过程非常相似。一个人产生乐观主义的途径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对生活的渴望激发了他对信仰的信任;另一种是生活的渴望使他的想象力飞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也就是说，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产生，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都与信仰有关。因此，有人认为悲观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信仰疾病。
但我们不能全靠信仰。
信仰的美好与现实的骨感之间产生了很多问题
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百货公司时装销售会下降，家电销售会上升?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不像2010年起中国的百货公司都把最大面积给了童装那么好解释。经济现象就是这么复杂。
1974年，日后做了20年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成了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时的美国经济陷入了困境：企业新订单不断减少，产量快速下降，失业率向上蹿升。经济将走向衰退，还是已经陷入衰退?这是个严峻的问题。
格林斯潘需要做一个选择题，这次衰退是一次怎样的衰退：
A：一次由于清除存货产生的短暂但急剧的存货型衰退?
B：一次因为最终需求疲软导致的长期的、严重得多的经济衰退?
如果是选项A，最佳应对政策是在政治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不干预，通过经济自身的力量终止衰退。如果是选项B，则必须干预，必须考虑更为激进的政策措施。同样的经济表象，原因不同，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
格林斯潘无法做出判断，他感觉到手里的经济数据不足以对衰退的类型提供有效的判断基础，于是，格林斯潘迅速开发出了一个相当于每周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这个指标或许达不到商务部经济分析局那么严格的统计标准，但可以回答存货型衰退还是最终需求型衰退或者二者兼有之类的选择题。
把新开发的指标和所有统计指标结合起来看，格林斯潘得到了结论，他选择了选项A：这是一场短暂衰退，衰退的最低点很快就会到来，极可能出现有力的复苏。
很快，每周失业保险数据和若干定性指标都清楚地显示，最糟糕的时期即将结束。日后的事实验证了格林斯潘的判断。
格林斯潘写道，“到那个转折点后，进一步的扩张措施或许是不必要的，从长期来看反而可能具有破坏性。没有必要继续进行短期的紧急国民生产总值监控了，每周的国民生产总值报告的短暂历史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经济趋势的判断如此之复杂。
信仰的美好与现实的骨感之间产生了很多问题，解决问题需要行动主义。入不敷出的创业者需要实干实现梦想，想要更成功的企业家需要信仰再去承担风险。在基于事实判断的行动主义这一点上，二者完美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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