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
我的选择没有对错，无关道德
还记得2000年，我正赶上万科的历史性时刻——大股东从深圳特发公司变更为华润集团。
这次变更在学界引起争议。简单说，我已是第二大股东，在1988年股改后，公司40%的股份归属创始团队。国有大股东同意转让股份，团队不努力当第一大股东，相反把机会给了另一家国企。
为什么?大家认为追求清晰的产权，摆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不就是我王石一直以来坚持的理念吗?记得当时在亚布力论坛参与讨论这件事的，有几位是我非常敬重的经济学家。我跟他们解释：做出这个决定，是我的个人欲望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结果。
什么是个人欲望?就是把万科做成中国有影响力的现代大公司。什么是中国国情?历史传统就是国情。几千年来不管什么类型的政府，都认为要牢牢控制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例如盐和铁，必须由国家掌握。
房地产是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我的判断：是。所以，民营企业想做到很大，同时又拥有企业，我认为把握不了。
所以我的决定是，找一个更适合万科的国企当大股东，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我认为，只有走这条路，万科才能做大做强。这是我的选择，没有对错，无关道德。
之后万科的命运怎样?很多人知道，万科历史上有两次股权之争，一次是“君万之争”，一次是“宝万之争”，都是“争”，我在争什么?争的是，万科选择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是否能够延续。
很多人说，这是一条很难平衡的崎岖之路。这么说有道理，这条道路当然有风险：例如大股东是国企，一旦发生人事变动，会不会影响到万科?
20年前，在亚布力论坛上我和教授们讨论时，有人就担心华润进来，将来可能会爆发人事风险。事实上，我们很幸运，开始的15年都很平顺，华润管理层虽然几经变更，但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万科的经营规模从不足70亿到跻身为世界500强。做成大公司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15年后，万科又面临选择，大股东从华润变为深圳地铁，也是基于之前的路线：万科要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
3年前我从万科退休，疫情爆发后，我们把企业股资产一次性捐给清华大学，用于建设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对我来说，算是给当年的决定划了一个句号。
从制度设计上，3年前交班给郁亮团队，3年过去了，郁亮团队做得非常棒。当然，还要把时间拉到更长。要看20年、30年、40年，郁亮团队的接班人，能不能按当年的路线走下去，而且走得平顺，才敢说成功。
交给时间吧。
改革者的智慧保护了年轻创业者“小王”
能平平安安走到今天，固然有个人的努力，但主要是运气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不要认为“时代”这个词太远，时代会造就优秀的改革者，而改革者和个人命运又紧密相连。
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两年后，也就是1985年，就面临一次艰难的考验。当时实行汇率双轨制，简单说，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差距较大，如果你有外汇额度，就可以用人民币按很低的官方价格换外汇，再到外汇市场上，用很高的价格换成人民币。这样一倒手，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当时叫“倒卖外汇”。
万科不是这样的。我们做的是贸易，主要是进口电教设备。很多广播电视大学、电教中心，都从我们这里进口。进口需要外汇，就只能用人民币调剂外汇，再用外汇换人民币，这是“倒卖外汇”吗?
政策有不确定性，可以算，也可以不算。如果被定性为“倒卖外汇”意味着什么?据我所知，有人已经拿着逮捕证到深圳了，只要跟市政府打个招呼就能抓人，而且还是一批人。
幸运的是，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明确表态：不同意抓人。他的表态让我免了一次牢狱之灾，通俗话说我遇到了“贵人”，遇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政府领导人，遇到了一位有担当精神的改革者。
当企业因为政策不确定，面临高风险的时候，改革者站了出来。其实我跟梁湘非亲非故，见都没见过。
再举一个例子，1987年政府发红头文件，鼓励企业股份化改造，万科当然想改造，但上级强烈反对。反对理由很简单：说我平时就像个“孙悟空”，100%控股都管不住，再搞股份化，不就跳出“如来佛”手心了吗?所以坚决不同意。
我简直是走投无路。没办法，只能够硬着头皮去市委市政府找领导，用今天的话这叫“越级上访”。当时的书记是李灏，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办公室很小，李灏书记穿了一件毛背心，正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练字。
我耐心地讲了20分钟，他听完把毛笔放下说：“小王啊，你还是年轻啊，办什么事啊，不能着急，你做的事非常好，但急不得啊!”
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什么叫急不得?我快被人“掐死”了，能不急吗?
书记不紧不慢地说：“你跟我说这些，无非是想让我打个电话，让秘书交代一下，帮你解决了。但政府运作不是这样的，我下面管的是局部委，再下面才是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下面才到你那，我要是越过这么多层级打电话，政府系统就乱套了。”说完让我先出去，感觉像被轰出去一样。
过了20分钟，秘书出来了，我清楚记得秘书姓唐。唐秘书告诉我，书记交代他，遇到什么改革难题都可以找他，但不要来市委，你可以找个餐厅、茶馆，总之是安静的地方，不要让人看见。
我很高兴，第一，知道有困难找谁了，第二，有点像“地下党”啊!
后来我知道，书记支持股份制改革，但他的方法不是直接干涉，而是让我把各方约来一起谈，在沟通过程中发挥政府的影响，既能减少阻力，也能凝聚共识。
这就是改革者的智慧，既要推动和落实改革，又要避免发生震荡干扰改革，同时保护了年轻的创业者“小王”。
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媒体让我谈体会，我说：领导支持。20年之后你再问我，依旧还是这句话。可能有人认为我平时总说制度，怎么突然把“人治”放这么高的位置?
首先，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真实的历史，万科走到今天，按传统说法，就是有“贵人”相助;第二，人治和法治是宏观概念，进入到微观领域，往往会因为某个领导，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
历史越久远越清晰。越往历史深处观察，越会发现优秀的改革者有多可贵。对这批有智慧、有勇气、有担当的改革者，我是相当敬佩的。
企业家接受过挫折、吞下过委屈
我之前发生了一次意外：滑雪时摔了个大跟头。倒地之后右手下意识着地，接着就是巨痛，但我太“贪玩”，接着滑!因为好不容易来一次，20分钟就出场，实在可惜。
接着滑了多久?3个小时!停下来我就受不了了，疼得直冒冷汗，脸色煞白。医生过来用手一摸，就摸出骨头渣了，说你大拇指脱臼，这里没法处理。事后我知道有一个部位，发生了粉碎性骨折。
当时医生给我打止疼针，建议我尽快到附近医院进行治疗，毕竟雪场的条件太简陋。但基于野外生存知识，我知道脱臼之后需要迅速复位，而且越快越好。于是我跟医生说：“虽然疼，但你得先给我复位。”
医生下手了，我“嗷”地大叫一声，跪在地上。脱臼的大拇指算是复位了，但没有石膏，就找了一个勺子当夹板。回到哈尔滨，我找了家医院打上石膏，立马又往长春赶。因为万科要进长春，已经约好了见市长。
问题又来了：身为万科董事会主席，打着石膏跟残兵败将一样见市长，太给公司丢脸了。于是我跟助手说，给我找把剪子，把绳子剪了，石膏也不要了。
就这么去，再疼也得装得若无其事。所以，我和市长握手时，伸出的是左手，见面结束回到医院又把石膏打上。
20年来的中国企业家，哪个不是这么拼过来的?只有比我更拼!拼搏，不仅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改革开放到现在，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前仆后继，没有这么多人为事业、为发展，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勇气，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是今天的样子。而既然选择当创业者、企业家，大浪潮中，个人就难免要经历各种挑战、委屈，甚至坎坷。
这些年我有个习惯，只要有机会就去监狱，看望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我希望给他们一点安慰。但尽管有各种不平顺、不如意，人们依然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给了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
既然走上舞台，作为企业家只能要求自己：把握好底线，即使发生不幸，心底也是坦然的。
我们感谢改革开放，不等于不对时代提出要求。我想说的是，能给企业家营造安心氛围的社会，一定是更有未来的社会。
企业家要做守法公民
也要有责任担当
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这背后是有故事的。
2003年，华大基因一战成名，之后归到中科院下属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2007年他们准备离开北京，去往其他城市发展。得知消息后我找到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告诉他可以来深圳。
汪建两眼一抹黑，因为他在深圳也没有熟识的人脉。我告诉他，我跟书记、市长也不熟，而这恰恰是来深圳的原因。在深圳，不需要和领导熟，只要你有本事、有创新、产品好，书记、市长会主动找你、支持你。
汪建信了。13年后，华大在新冠疫情期间，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在深圳发展得也非常好。
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深圳能有今天的成就，绝非偶然，这里的企业家会安心。我强烈希望，全社会能营造一个让企业家安心的氛围。当然，如果触犯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企业家首先要做守法公民，其次要有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
改革开放超过40年了，40年前，我们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文明和富裕，几乎是仰视的;40年后，我们在心理上已经和欧美平视了。
从仰视到平视，怎么面对和理解这个转变?我认为，说明我们比以前更自信，自信的背后是国运转变，这个转变弥足珍贵。就算我们将来更强大，也没必要去俯视别人，今天更没有必要。“自省”精神，“反求诸己”的精神，是中国文化很宝贵的品质。
面对未来，尤其是疫情之后的风云变幻和不确定，我相信，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各个阶层，一定能互相勉励、互相温暖、互相包容。我也相信，中国的企业家们有信心、有愿望跟着国家一起向前打拼!我更相信，我们古老的文明，一定能得到全世界人民发自内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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