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颖 经纬中国创始合伙管理人
创业的想法源于
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想真诚地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先从我生命的第一天开始说起。我1973年在上海出生，但我从来没有在上海住过，所以我也不会说上海话。我父母都是上海人，我生下来就跟母亲去了山东泰安，她清华毕业后去了泰安制药厂，我父亲在新疆兵团做军医。
所以，我生命中的最初6年，他们是分居的。后来因为出身、分配的问题，我们全家搬到了安徽马鞍山。在那里，父亲做医生、母亲做老师，大概到我13岁的时候，我们移民到了美国。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一个“老外”，因为我从思维逻辑、写东西的流畅性，再到阅读，基本上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我中文最初比较差，这几年在中国适应得还可以。
我在美国读的初三、高中、大学，从大二开始做癌症研究、在医院实习，毕业之后又做了三年有薪水的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
因为我是理科出身又做了医药，所以我的思考逻辑也比较严谨。我的学科是生化跟数据分析的结合。那段时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你看不到的世界里——很小的试管，每天提炼细胞、抽血、提血、提炼DNA，做软件帮助大数据分析。
我蛮喜欢这份工作的，但随后我又开始想，是否应该向商业靠拢。这个想法源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父亲是美籍菲律宾华裔的首富，你可以把他想象成类似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
他创造了几家公司，通过他，我能很早地接触到创业的节奏和生活的方式，他后来自己也做过一段时间投资人。
美国的教育模式是奉行穷养，我朋友的父亲虽然是亿万富翁，但我这位朋友自己也很穷，开个破车。我们做过一段时间室友，从上班到下班，每天呆在一起，彼此交流了很多。
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朋友的父亲正好又到了创业成功的爆发阶段，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这些多多少少从创业与投资上，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
我的人生就是七三分的结果
我高中读的是林肯高中，这是旧金山最烂的高中之一：每天每时都有打架的，所以我们学校经常有警车不停地巡逻。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我们都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不太会打架，只能多跟别人交朋友。我跟非裔美国人是好朋友，跟西班牙人是好朋友，跟越南人是好朋友，所以就没有人动我，有时候考试我还会帮他们。
现在回过头来想，之所以自己当时能融入到不同的人群，跟不同的人交流，靠的就是善意。善意是互通的，我对此感触很深。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没有无缘无故就要对另一个人施加恶意的人，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
每个人的一生大概都会有7-10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这些十字路口需要你努力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即使你做错了选择，走了岔路，只要能快速发现，并能够走回来，还是不错的。
对于我而言，我的5-10个重大的十字路口，超过60%都是被动选择的结果：我父母选择去美国，不是我的决策;去西北大学是我的决策;后来我加入投资公司，他们硬逼着我回北京，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好，这也是一个被动的决策。
所以到今天，我自己觉得是七三分：百分之七十是狗屎运，百分之三十是我的主动选择或者能力。
被“架着”回国
当我进入西北大学之后，这所大学所带来的最大优势，就是有很多优质的大公司会来校招。
因此，我也得以进到了投行——所罗门兄弟。这是一家当时非常有名的投资银行，但最后被花旗收购了，所以这个品牌也不存在了。
我加入了他们的高科技投行部，在那里做了两年。那时正好是互联网泡沫最高的时候，我又去到了荷兰银行，在荷兰银行待了一年。
当时我已有百万年薪了，但我一个案子也没有做。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当他们开始做投资的时候，基本是投资的最高点，他们在最高点进，却在最应该投资的最低点解散了团队。
因为被解散，所以我在一周的时间里，投了4000份简历。一样的内容，有时候会改一些，按照他们的数据库发给了投行和美国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
最后找到一家叫美商中经合的公司，地址正是在我老东家荷兰银行的马路对面，旧金山101街道的最末端。我去中经合，那个时候我的恩师、也是启蒙老师刘宇环就在办公室。他跟我聊了一会儿，便给了我一份工作。
我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多之后，因为北京的办公室比较混乱，他们想派一个信任的投资经理回国，把“桥梁”弄得更好一点。就这样，我被“架着”回国了。
逼我回去的那个人是中经合的CFO，后来她也成为经纬的CFO，如今看来她是我的恩人。
当时我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尽早回国，我也不是一个很有创业头脑的人，离创业最近的，也不过是在高中卖过一些东西，赚了一点点钱。
我当时跟公司说，真要让我回去，能不能把办公室给我留一年，她答应了。结果我走了两个礼拜，办公室就给别人了。
现在看来那完全是狗屎运
就这样，我在2003年7月回国了，同年12月我就投了分众，现在看来那完全就是狗屎运。
这个案子的过程很简单。当时，我看到一个电梯里的广告，因为我知道国外已有这样的模式。我就跟左凌烨(经纬中国合伙人之一)，一起找到江南春。在完全没有深度思考的情况下，碰到运气投了它，没想到最后分众上市了。之后我们又投了3G门户、爱康国宾，这为我们以后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所以我说那个时候完全是狗屎运，个人能力在其中可能只占一成。当然，这跟当时投资机构数量很少也有关。
就这样，我们走到了2007年，当时我和邵亦波、徐传陞、左凌烨、万浩基一起做了经纬。
2008年，经纬正式创立，截至目前，我们大概管理超过155亿元人民币左右的资金，我们主要做早期投资。现在已经投资了超过320家公司，每年大概投80家左右，投资风格比较凶悍。
哪怕2014年10月，行业都认为会有一定的泡沫，那个时候我想提醒我们所投的公司早一点融资、早一点准备过冬、早一点把行业的竞争对手灭掉。但别人无法理解，觉得我搞阴谋论，要把价格压下来，再借此投资。
这件事提醒了我，所以现在我说话也比较小心，我不想一个好的出发点，最后因为过度解读的关系而变质。
我得罪过的，都是投资行业里不靠谱的同行，这点我非常清楚。我们最后的成功与否，跟任何同行都没关系。我们是吃早期投资这口饭的，完全靠自己的眼光和能力行事，你不喜欢我、想围剿我、想刁难我，都没关系，我们会永远靠自己。
我最焦虑的是什么
我有一个深深认可的理论：如果要把一个公司做好，你们可以让同事有非常民主的讨论过程，你可以去听取所有人的意见。但最后重大的决策必须要自己拍板，你要有勇气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做出这个重大决策，一个人做这个决策。说服不了的，就靠征服。
我一般跟创业团队打交道，我只跟我认为最重要的、股份占比最多的那个创始人聊。
有很多同行认为，有大量东西需要仔细地思考一下。但我认为，本质上最重要的只有创始人，一个有欲望、有激情、有本领的创始人，他能解决99%的问题，团队他解决，公司的运作他解决，碰到危机他解决，所以没有必要跟太多人聊。相反，如果跟太多团队沟通反而会让我做出比较被动和短视的决策，我就是这样的风格。
公司的经营数据，未必需要当面聊很多，这点我的投资团队会反馈数据给我。我更多关心的是产品战略之外的东西，感性上对创始人的判断往往是更重要的。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经纬还是有非常大的竞争力，我也有非常大的欲望跟激情去做得更好。但是这段时间竞争越来越残酷，对我们挑战很大。
我永远是在自信跟自卑、焦虑之间切换。我现在最焦虑的是什么呢?我怕抓不住下一个百度、下一个腾讯、下一个阿里巴巴。
如果我们抓不到这一小撮伟大的公司，五年、十年之后，我们的基金有可能赚很多钱，但我会觉得非常窝囊，这是我现在唯一的目标与最大的焦虑。
人生不能连错三个路口
我一直觉得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七三分的概率，百分之七十是老天爷给我的恩惠，百分之三十是我自己做出的一些正确决策。
2003年投完分众之后，许多投资机构都用非常好的条件挖我，各种各样的原因我都没有去，我到今天也不太能明确地说我为什么最后做出了不去的理由，也许是等一个机会。
这样下意识的主动决策，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一直相信：如果你走错一个或两个路口，没关系，你还可以回头;但当你连续走错三个路口，就再也回不到最初的主干道。
直到今天我都始终认为，正确的价值观跟正确的待人处事极其重要。我经常跟同事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基金，但是你赚了很多钱，投了很多优秀的公司，中国的创业者对你无比容忍，你做坏人也没关系。
但如果你是一个好人，你投资的业绩又非常糟糕，你就死定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有卓越的投资业绩，同时也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人，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就天下无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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