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祖宗学习：看中国人如何玩钱
全球金融危机下，一片哀鸿，其实看看历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点也不逊于当今！
元朝官员的腐败可不是一般的
读我的这篇草根货币史读到现在，相信大家对钱，都读出一点感情来了。钱这东西，是很好，很可爱——要不是它带来的烦恼那么多的话。
一般来说，钱带给我们来的烦恼，分为两种。
一种是“我爱她，她不爱我”，弄不到钱，手上一分钱的余钱都没有。
也许有的读者，个人账户上的存款从来就没超过3000元，不仅是“月光族”，还可能是“啃老族”。
所谓赤贫者，就是这种。
其实这个状态并不可怕，毕竟还没有到要饿死的程度，只是没有存款而已。该吃的能吃上，该喝的能喝上，只要不想吃天鹅肉、不得大病，是不会有太大痛苦的。
另一种烦恼比较讨厌，就是手里有那么一点点钱，以万为单位吧，但是不多。一部车，勉强能买下；一套房，或许就买不下来。
账号上数字的后面，排着几个“0”，像是在哭，也像在笑，更像是在干瞪眼！
环顾四周，真正的富人正在挥金如土——高尔夫已经不算啥了，马术俱乐部也不稀奇，弄个私人游艇啥的，不过是刚起步。
可是我们……把这几个钱攥出了汗，也不知该干什么好。
放进银行存“死期”吧，只要报纸上说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在涨，就等于说我的钱在缩水。
拼死拼活赚那么一点钱，让它发汗似地蒸发掉，于心不甘哪。
可是投资呢，就更加茫然——投什么好？买房、炒股、买基金、做小本生意？不论哪个领域都有“雷”。
朋友们大概都希望我能给参谋一下：
——这点钱，干些什么才好？
也许已经有朋友感到困惑了：怎么你一会儿说“傻瓜才存钱”，一会儿说“钱还是攥在手里踏实”？
究竟哪个是真理？
这世界没有真理。
我要是能给出具体答案来，就是先知者了，大概也就没工夫在这儿瞎侃了。
真理不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技巧，不是猜谜，它只是一种原则。
《孙子兵法》有“谋攻”一篇。这里我只能给你“谋”，至于你往哪儿攻，怎么攻？那是你的事。
我要给你的“谋”，是凯恩斯先生的三张牌。
非常简单，非常清晰，非常实用。
56张扑克牌你都能玩好，这三张牌你要是玩不好，就别埋怨什么游戏规则不公平。
各位，看好了——
第一张，是“购物”；
第二张，是“谨慎”；
第三张，是“投机”。
如果你手里有了一点钱，就等于有了这三张牌，什么时候出什么牌，要看情况。
简单地说，如果是情况一：股市大涨、房市大涨的时候，你就出“投机”牌（包括炒房）。说“投资”，那是雅皮士们遮羞用的——白来的钱为什么不赚？
如果是情况二：股市涨得有点离谱、街谈巷议、甚至你身边对经济最迟钝的人都在说买股买基金能发财的时候，也就是逆转将至之时，你就出第二张牌“谨慎”。
不要动了，能收回的收回，能出手的出手，看看红绿灯再说。
至于股市、房市暴跌的时候，那就不用说了，傻瓜也知道要谨慎。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以为明天就差不多跌到了底，不要梦想“抄底”，不要做逆势增持的傻事——那不是跟赌博差不多？
要看到它明明白白“雄起”了再说。少赚一点，总比被套住好啊。
要是股市熊了，市场淡了，热闹也不知“何日君再来”了，好像是谷底——但走势不明，也还是这张牌，不急。
货币贬值是个沙漏，而一旦买错了股票之类，那就是桶掉了底。
两害相权，我们还是把钞票攥紧一点的好。
如果是情况三：股市不熊也不牛，房市不肥也不瘦，市场出现了长期平稳或缓慢向上，那么好，祝贺你，这是小富们的黄金时代。
这时候，干脆你什么也不要想了，就当自己是癌症晚期，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就把它了结了吧——可以出手买东西了。
——暴涨暴跌都不可能出现的时候，你不买东西还迟疑什么？
（至于做小生意，那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你啥时候做都行，只要选对了行。）
这就是第三张牌“购物”。
当然，要买那些值的，能真正愉悦你身心的、急需的，或是你的欲望中排在第一二位的（包括购买自住房）。
这个时候，要注意，“虚”的财产还是轻易不要购买，像股票、基金之类，千万要等到它们节节上升时再说。
除了这三张牌，投资理财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牌。
不管是什么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员怎么对你说，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请把你的钱给我用一用。”
所以你不要信。
你就信凯恩斯的这三张牌。
玩好了这三张牌，你在投资理财上就将是无敌英雄。如果还不是，你再来找我。
你瞧，真理有那么悬乎吗？没有。
几个字就能概括，几百字就能讲清，小学生也能领会。
真理，它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基本常识。{分页}
元朝为什么招人烦？
当代有很多人自视为英雄，也确实有一小批人的能量了不得。
可是说到底，商场上的英雄也不过就是水泥格子里的英雄。无非是吃不厌精、穿不厌精、玩不厌精。这其实和“英雄”的原始词义本不相干，倒是与“花花公子”相类。
而真正的英雄，原是指弯弓射雕的壮士，是指横扫万里的雄主。
这样的英雄，何处能觅？
恐怕只有到大元朝的猎猎雄风里去找。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元朝，是个有特色的王朝，它是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一王朝。
蒙元最早的创始人，是蒙古族的大英雄成吉思汗。
他麾下的蒙古大军是一支无敌的部队。
蒙古军横扫欧亚的功绩在这里就不提了，单是在华夏这一块，宋朝连同它的几门亲戚——西辽、西夏、金，都是被蒙古一个个给收拾掉的。
咱们后人对元朝的印象，似乎都不大好，也没听说过元朝有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其实这都是偏见。元朝接管了宋、金、西夏这几大摊子，经济上不能不可发达。西方人最初认识的繁华中国，就是元朝。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是让西方睁开眼睛看中国的第一人。
当然也有人不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说他在游记里有好些中国的风俗没有提到。不过，就算《马可·波罗游记》里的情况是他听来的，那也是关于元朝的盛况。
他的游记里说，前南宋首都杭州，有10个庞大市集、房屋160万栋、工场14.4万家。
这规模让欧洲人惊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他还说，被欧洲人视为珍品的胡椒，杭州人每天都要消耗4740公斤。欧洲人就更呆了：这不是天方夜谭吧？神仙也不可能这么奢侈啊！
他又说：杭州城内石桥有1.2万座，桥下可通大船。
这可让著名的水城威尼斯脸往哪儿搁？
马可·波罗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啊？
这是700多年的老话题了——没有答案。
可是，就算他是撒了一点谎，也是合理的夸大，元朝确实是繁华。
元朝的统治者，从元世祖忽必烈起，就很重视经济。他们从农业这个根本抓起，在中央机构里专门设立了“大司农司”，各地也设立了“劝农司”，经常派农业专家下乡视察指导。
这个中央的大农业部，还“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编辑了一本农业技术书籍《农桑辑要》，发给各级农业官员使用。
元朝的中央还设置了“都水监”，地方设有“河渠司”——这就是古代的水利局了。
不过蒙古人在刚进入中原的时候，对农业可没这么重视，曾经一度想不搞农业。
草原英雄们还没改掉靠抢掠补充军需的习惯，一下子占了那么多农耕土地，竟然束手无策——再抢吧，这都算是自己的臣民了；不抢吧，吃的喝的从哪来？
有个叫别迭的高官就说：“得了这些汉人有什么用？不如斩尽杀绝，空出土地来让草木繁盛，做咱们的牧场。”
这主意荒谬绝伦，可是很多蒙古高官深以为然。
幸亏契丹贵族出身的宰相耶律楚材反对，他给元太宗窝阔台出主意说：“可以收税嘛，那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一言，才解救了千千万万的汉人。
大元朝的弯子转得很快，从此把农业作为了立国的根本。
从不会到会，元朝高层也是极聪明的，以至于元朝成了中国古代最善于修建水利工程的一个王朝。
不过，河里总是淹死会水的，元朝最后也是因为修黄河把天下给丢了的——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那么，元朝有宋朝繁华吗？有！
——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否则，怎么可能震慑住马可·波罗这位威尼斯商人？
我只简单讲几条。
在咱们的印象中，我国古代的农民除了种稻谷，就是种棉花吧？不对，一直到宋代，棉花的种植地区还仅限于西域、海南、闽广这些边缘地区，是元朝才把棉花向全国推广的。
咱们在大夏天一天恨不得吃两个才过瘾的西瓜，也是在元朝才广泛种植的。
元朝的棉花种得多，棉织品也就发达。有个黄道婆大家都应该知道，她从海南岛黎族人那里学了先进的棉织技术带回中原，还自己发明了脚踏纺车。
这也算是小小的技术革命吧，从此元朝的纺织业就搞得红红火火。民间都说，当时仅松江府产的棉布，就够天下人穿衣服用的（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元朝在泉州、宁波、广州三地都设立了“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对商船抽税。那时候的泉州，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有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经到过泉州，据他所见，泉州港内停有大船百余艘，小船无数。他说，泉州实可谓全世界唯一最大港口。
各位可能要问了：既然元朝的经济发达，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也不错，为什么史家对元朝的评价却不怎么高呢？
这是不是有什么偏见？
不，评价不高，跟元朝以武力“入主中原”或者国运较短无关，跟意识形态无关，主要就是因为——元朝的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
首先一点，是贫富悬殊，土地集中的情况非常严重。
元朝的居民身份很不平等，在政治地位上分四等人，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江南人）。这里边的“色目人”是指西域人，因为西域人这个概念包含得太广了，除了回回人、西夏人、畏兀尔人这些我们可以想到的之外，还包括了中亚人甚至欧洲人。“色目”的意思，就是“诸色名目”，据说有31种人之多。
这一、二等人里面的蒙古、色目贵族，通过合法的受赐、职田与不合法的巧取豪夺，占有的土地实在太多了。皇帝一次赐给宠臣的土地，往往就是一千顷。
那时候的寺院也是大地主，动不动就是占地几十万顷。
土地一集中，佃户（给地主打工的农民）的地位就极为低下。元代的地主能干预佃户的婚姻、能指使佃户的子女干活，还经常把佃户随田转卖。
在元朝，还有比打工地位更低下的“投下户”和“驱口”，也就是战争俘虏，基本就是主人的财产，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也有因为交不起租税或因遭遇饥荒，自己卖身为驱口的。
可以想象得出，这类人的生活，非常悲惨。
其次是元朝的差役非常重，除了正常的劳役之外，官府还经常征发民夫，担负繁重的修建工程、治河、运输、筑城、为驿站服务等任务，老百姓的劳役负担特别重，被迫出工出力，荒废家业，甚至有被弄到家破人亡的。
还有就是官员们普遍太跋扈。历朝各代的官员其实都想搞腐败，但多少还有点忌惮言官和监察御史，元朝的官员可不管那个，比较放肆。
举一个例子来说。
有证据表明，元代的妓女业很繁盛。马可·波罗曾说，杭州的妓女“其数之多，未敢言也，不但在市场附近此辈例居之处见之，全城之中皆有。衣饰灿丽，香气逼人”（《马可·波罗游记》）。
由于妓女太多，所以各地政府还专设了一个低级职务“管勾”，来负责管理妓女。
元代的诱惑甚多啊！而最容易被诱惑的，是官员。
据《元典章·兵部》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岭北河南道有一个“管勾”张椿告状说，有个过路住在驿站的“崔局长”（原文如此），写了一个手帖，向张椿索要钱财，还要三名妓女去驿馆伴宿。当天因为夜深了，妓女叫不到，崔局长发了火，竟然把张椿痛扁了一顿。
张椿还诉苦说，自从他分管妓女以来，不过才两个月，来往使臣要妓女提供服务的达88人次，只有4名官员知道名字，其余都不知道名字。在他经办的过程中，据他所知，有妓女32人次陪睡以后，分文未得。
这个案例一看便知：元代的干部风气，可真是不咋的。
在元朝，谁能快乐而自由？
是上层——官僚、地主、高级僧侣。
他们不明白：这国家就算是你们的，也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呀。一个国家，对老百姓的盘剥总还要有一个度，不能让下层人总活在非正常状态中。
这样的王朝，老百姓的口碑肯定不会好。当积怨到了一定程度，一个火星儿就能点燃燎原烈火，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征发农民15万修黄河，超出了民众负担的极限，终于把老百姓逼反。
当时民工们还编了一个民谣出来，说是：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此言一出，就预示着天下要开始大乱了。
元朝之所以在几个大一统王朝里最为短寿，看来是有必然原因的。
不是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么？
——那么，历史就是所有统治者的总债主。 {分页}
摇啊摇，一摇摇到“银锭桥”
说起这个不怎么样的元朝，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却有重要地位，它是古代纸币的鼎盛时期。
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看见过纸币流通，他大感神奇。
——你付给我一张纸，我就卖给你东西。
在欧洲，闻所未闻！
他把这个见闻带回欧洲，竟引起讪笑：一张小纸头，就能买东西？胡扯！马可先生从东方回来，喝多了酒吧。
可这是事实。
元朝发行纸币比较成功，开初管理得也很好，致使财政收入大增。不过先紧后松是王朝行政规律。到了后半期，政府就不按照规矩办了，一缺钱，就增发纸币，搞通货膨胀，想方设法把百姓腰包里的钱变到国库里。
元朝纸币的特点，是以银两为单位，后来渐渐成为不可兑换现银的纯纸币，完全脱离了代金券的性质，成为本位币。
纸币于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发行，跟宋朝一样也叫“交钞”。
元交钞很奇怪，是以丝为本位、以银两为单位。每张“面额”银50两，值宋朝的“丝钞”1000两。
稍后又发行了代表钱的“中统元宝”交钞，以此来收回宋的各种旧钞。这就是元朝著名的“中统钞”。
中统钞的“面额”，从十文到二贯，共分10等。最大的“二贯”当白银1两，15贯当黄金1两。
因为旧丝钞是以“两”为单位的，所以元朝人就约定俗成：把贯也叫做两、百文叫做钱、十文叫做分、文叫做厘。
中统钞的发行不分界，也就是不用到期更换，而是长期使用，只是在以旧钞换新钞时要缴纳30文“工本费”。
中统钞发行之后，为了保持币值稳定，政府就用买卖金银的办法来调节币值。因此中统钞可以说是金银本位。为此，元廷在燕京和各地都设立了“平准库”。
“平准”，是指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来调节市场价格，最早是汉代大经济学家桑弘羊提出的理念并付诸实践。
政府还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只有国家才能对民间买卖，并且规定金银只有储值功能，没有流通功能。这就有力地保证了纸币的价值稳定，使纸币成了唯一的流通货币。
中统钞刚开始发行的时候，宋朝前事不远，所以主持货币发行的大臣都非常谨慎，史书上说他们战战兢兢，犹如捧着一口破锅，唯恐掉到地上摔碎了。这样敬业，当然管理得很好，历经17年，没有任何贬值。
但是在平宋战争开始后，元朝政府用钱增多，就加大了发行额。我们多少都有点货币知识了，知道这么做就是发“虚钱”。当时一年的发行额是过去一年的4倍，中统钞应声贬值，在后来几年间物价也涨了近10倍。
元政府见势不好，连忙推出《整治钞法条画》，规定官家用金银兑换中统钞仍按照原价，但是物价已经涨上去了，政府若按原价兑换，那不得亏死。所以整治也就是喊喊罢了。
元朝对货币的管理，到后来就不那么有章法了，矛盾之处甚多。比方政府禁止民间金银交易，但是中央给各行省的财政拨款有时候用的却是银锭，这明显又是把银子当成货币来使用了，当然也就挡不住银子在暗中进入流通领域。
有一个概念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古代小说里常说“一锭银子”、“两锭银子”，这里的“锭”，是银子的计量单位，是从过去的“铤”字演化而来的，在宋代有时候就这么写，在元代最终固定了下来。
锭，过去在宋朝有不同的重量等级，在元代则有了一个固定标准，等于50两银子，或等于50贯中统钞。
至元三年（1337年），有一位货币总管官员发现，各地的平准库在白银出入库过程中有偷窃行为。为了防止“硕鼠”，他奏请皇上，干脆把50两白银铸成一锭，命名为“元宝”，这样库官若想作弊就有一定难度了。
过去唐钱的名称就叫元宝，现在借过来用很方便，又可寓意“大元的宝贝”，岂不两全其美？
从此，银锭就正式被称作元宝。
顺便说一句，北京现在有个酒吧汇聚的“小资圣地”，叫做“银锭桥”，位置在什刹前海与后海连接处。它之所以叫银锭桥，就因其形状酷似一只倒扣的银元宝。
要是有机会，大家不妨去那桥上走一走，也好沾一沾财富的光。我想，就心理作用而言，这不比花几万块钱买一个“吉祥车牌”差多少。
朱元璋是在“货币战争”中起家
中统钞贬值贬得像“猴子拉稀”——没完没了，怎么办？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有人提出对策建议，说应该发行不兑换的纸币。这个主意，是尚书左丞叶李提出的。
叶李是南宋杭州人，宋亡后隐居富春江。但不知怎么的，越隐居名声越大，元世祖忽必烈看上了他，召他入朝做了大官。
叶李老夫子可一点也不迂腐，他很推崇商人执政，后来推荐了吐蕃人桑哥做右丞相。这个桑哥，就其本性来说，几乎就是个商人，敛财有术。任职后，忽必烈很欣赏他，将其视为“财神爷”。
不过桑哥后来越闹越不像话，不光为国家，也为自己敛财，财富仅次于皇帝。
历史无数次地验证过：一般情况下大臣若是威风到了这个程度，下场往往也就悬乎了。
桑哥最后是因为贪污被砍了头。
我们还是接着说叶李。叶老夫子的最大功绩，是向忽必烈提出了一份《至元宝钞通行条画》。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不兑换纸币发行条例，内容相当严密，主要亮点如下：
一、新发行“至元宝钞”纸币，1贯当中统钞5贯（这显然是大票，可以把中统钞的“泡沫”吸纳）。新钞叫做“至元钞”，与中统钞同时使用。
二、各地设立官库，设立准备金，用适时买进卖出金银的办法平衡钞值。官府可用银1两向民间兑换新钞2贯，金1两兑换新钞30贯，且兑换价长期保持不变。中央发多少纸币下去，同时也就要按比例发多少现银到各地官库，作为准备金。
三、在发放盐引、收税、公私债务等过程中，凡使用新钞者，都一律按官定币值计算，官方决不贬值。
四、新钞面额从5文到2贯，共分11个等级，比中统钞多出5文的一等，以便利群众兑换。
其余还有各种处罚渎职、贪污、抬高兑现价格等违法行为的措施。
这个建议书，在中国货币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文件。叶老先生已经完全搞清楚了纸币的功能和本质，对纸币的认识大大超过前代。
叶李所提出的办法，一切以维护纸币的币值为目的，使纸币成为可当做真金实银来用的货币。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官家随时可用金银买卖纸币，但老百姓却没有这个权力，因此官家就可以通过回收或放出纸币的量，来控制币值。
再通俗一点讲，就是：如果市面上的钞票不值钱了，就用金银买回一些，使之流通得少，纸币自然就会升值——反之亦然。
大家明白了吧？以金银为本位的纸币，它的准备金就是干这个用的。
可是中国的事情，往往实践是实践，理论是理论。看理论好像是人间最完美的了，可实践上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若是元朝的货币能按叶李的办法严格管理，元朝也许就不那么招人烦了。而实际情况是，就在忽必烈这一朝的末期，货币管理就已乱得不成样子了。
主要问题是纸币发行过多——皇帝要用钱的地方多啊。
印刷纸币与铸钱相比，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就是制作成本低。朝廷手头一紧，就开机印刷，滚滚财富便凭空而来。换了谁，谁不动心？
朝廷为什么用钱多？是皇帝太慷慨。忽必烈赏赐大臣，极有江湖上的大方气派，一出手就是10万锭、20万锭，他可不管这钱从哪儿来。
此后，虽然有个别皇帝想制止货币上的乱象，但都没能治理得了。整个元代，就是在不断增印至元钞和中统钞中度过的。
到元末的至正十年（（1350），两钞才同时停止流通，这时候的物价涨到了什么程度？一石米价比建国之初上涨了67倍！
可想而知有多少民间财富，就这么被通货膨胀给“虚”掉了。
两钞停用的第二年，就爆发了元末红巾军起义，也就是在这次起义中，出了一位朱元璋，要来收拾旧河山、开辟新天地了。
所以说，元末农民大起义是一场真正的“货币战争”。元朝的倒台，根子就在滥发货币上，把人实在给逼得活不下去了。
以往的教科书，在提到王朝末代的大乱时，一般都从政治因素上来解释，说是因为“阶级压迫”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等等。其实，封建社会的政治，从一个王朝开始就有问题，而触发它崩溃的，有时候却是财政危机、经济崩溃或者货币紊乱。
元朝，就是玩货币把自己给玩死的。
元大都后来成了明朝的首都北京。明朝人在北京的一个水路交通枢纽处修了一座桥，命名为银锭桥。
这就是历史的暗讽把？
——元朝总共才97年寿命，还比不上一位百岁老人活得长。在汉朝以后的几个大一统王朝里，它是最短命的。
要是官库里有多少银锭，就发多少纸币，元朝，也许也亡不了这么快。
实事求是讲，元末的统治者当初也并没坐等崩溃，他们还是做了最后努力的。
两钞的乱象，终于引起了元朝高层的注意，在至正十年，经大臣们讨论，在各地设立了“宝泉司”，发行了“至正交钞”，1贯值至元钞2贯。同时还铸了“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铜钱并用。
这是试图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
至正交钞出来后，物价都要按照新钞票计算，市场最初见政府治理通胀决心挺大，也有所反应，以新钞标注的物价比至元钞标价压低了90%。
也许是乱世已现，朝廷大佬都没什么心思了，这次新钞票制作得非常草率，只是在老版的中统钞背面加印了几个字而已。
新铸的至正通宝，从小平钱（标准一文）到当十，有几个等级。最有趣的是，还出了一种“至正之宝权钞钱”，背面镌有“吉、权钞” 字样和记值。
“权钞”的意思，就是代表钞票。这说明，纸币在元末已经取得了本位币的权威资格。过去是纸币代表铜钱，现在成了铜钱是纸币的代用品了，两者位置互换。
在权钞上，第一次出现了“五分”、“壹钱”、“贰钱五分”、“五钱”的记值字样。
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铜钱价值单位，有人认为“钱”表示纸币的100文，“分”表示10文。但这次铸钱的时间极短，四年后，天下越来越乱，各地宝泉司也草草罢撤了，铜钱也不铸了。
新出的至正钞，初衷是打压通货膨胀，但是，元政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为了钱眼珠都红了，一发行新钞又是海量，结果物价再次飞涨，纸币的信誉眨眼之间降为零。
很快，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手头的至元钞，市场都不再接受了，人们开始以货易货，或者只用铜钱。
元朝的货币问题，不光是钞票发得滥，而且伪币也很流行，甚至有人说“今民间之钞，十分中九皆伪钞”。
伪钞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但也说明情况相当严重。伪钞一多，交钞就更加不值钱。
除了伪造钞票以外，还有涂改真币的，把小面额改写成大面额糊弄人。
总之民间盗印户的原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咱们就谁也别说谁了。
当货币贬成废纸之日，就是一个政权失尽人心之时。红巾军义旗一举，天下响应。
大元，就这样咽了气。
后来各股农民起义军也都铸了铜钱，有张士诚的“天佑通宝”、韩林儿的“龙凤通宝”、徐寿辉的“天启通宝”和“天定通宝”。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尽管元朝很霸道，但政府的钞币却一直未能进入云南，云南地面始终是以金、贝、盐为货币。
——你再怎么忽悠，我也软硬不吃。 {分页}
元朝开了社会道德大滑坡的头
说了元朝这么多不好的地方，它在金融信用方面是否也有好的方面呢？有。
不仅有，而且开了前代未有之先例。
这就叫辩证法。
赈贷灾民就不用说了，那是除了秦朝之外，哪个王朝都做过的，不算什么天大地大的恩德。
元代在信用上的一大创举是，从皇上到官员，都有“替民还债”的记录。
这里要说一下元太宗窝阔台(1186—1241)，他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也是成吉思汗的霸业继承人。
他指挥的蒙古大军，不单是灭了金国，还降服了高丽、波斯，占领领了俄罗斯大部，拿下了波兰和匈牙利全境，差一点就打到了维也纳。
这样一位枭雄，在我们印象中必是嗜血的君主无疑。可是，他也有仁心宅厚的一面。曾经拨付官银76000锭，替民间贫苦百姓偿还高利贷。
不仅他这样做，他治下的一些官员，也有自己出钱、或用自家田地房屋抵押，替老百姓还债的。
到了忽必烈时期，也仍然有这样的爱民楷模。万户（官职名，地方长官）严忠济就曾自己借债替百姓缴纳欠税，结果他本人积欠富人钞币43万多锭，欠官库银子16000 多两。忽必烈听说后大为感动，下令免了他欠官库的债，又动用皇家库藏替他还了私人借债。
忽必烈见这样的好官还有很多，就下诏说，凡是官员为民负债的，债主不得追债。或由官府代偿，或由官府免去原征赋税。
这些官员为民负债，有些是为了替百姓纳税，有些则是为了筹措赈济款。
在素以暴虐著称的元代，这样的好官竟然接二连三地出现，真是匪夷所思。可能我们过去对元朝还是有太多偏见吧。
窝阔台攻破金国后，一批西域商人（主要是回鹘人）到中原来做生意。他们的拿手好戏之一，就是放高利贷。
那时的高利贷叫做“羊羔利”。意思是：借出的本金好比母羊，下了羊羔，羊羔又长成新的母羊，如此子孙不断。我们现在都能明白，这不就是“复利”吗？也就是“驴打滚”的计息方式。
这种“羊羔利”，可想而知有多厉害，几年间就可以完全摧垮一个家庭，民间深受其苦。
窝阔台时期，不少大臣上书要求为民解困。窝阔台采纳了这些意见，下令凡是借了高利贷的，都由官府代偿，利息只付到与本金相等为止。
忽必烈即位后，继承了这一政策，只是将替民还债的范围，限定在贫苦百姓为缴纳赋税而借的债。
当然，这样的好官，只在元朝之初昙花一现。整个元朝，社会道德是在往下走的。
其实就在元初的时候，民风已经开始不大淳朴了，有一批泼皮无赖专门借钱给年幼的富家子弟，供他们挥霍。在借据上，泼皮债主利用借债人急于用钱的心理，往往把1锭写成10锭，100锭写成1000锭。等到借债青少年的父亲死后，泼皮债主就开始逼债，图谋夺取人家的家产。
元朝皇帝曾经几次下诏，禁止这种敲诈勒索——仇富，也不能这个仇法。
那时的官吏还经常向下属借钱花，然后依仗权势不还，下属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这情况在元朝大概很普遍，元成宗就曾下令，凡官吏向部下借钱用，都要有保人、立字据，到期不还要治罪。
这一类无廉耻的事，在宋朝以前的各代几乎没有。
元代统治者虽然表面上很尊重儒家，把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儒家教育也很普及，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地位并不高，当时就有“九儒十丐”的说法。
知识分子在元代是“臭老九”，不吃香，礼仪道德那一套也就成了无用之物，再加上统治阶级不自律，社会风气的败坏也就无可避免了。
华夏民族从根本上的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应该说就是从元朝开始的。
此外元朝也有典当行，叫做“解质库”。这个情况，就连元杂剧里也有反映，剧里的富人往往都开着一家解质库，就像现在电视剧里的富人都是房地产开发商一样。
从元杂剧看，商人的商业道德也开始一落千丈，坑崩拐骗思想渗透了商人的骨髓。
有的当铺在收抵押物时，给人家烂钞，人家来赎当，却要人家拿新钞来。人家当的是赤金，当票上却写成“淡金”。人家当的是珍珠，当票上却写的是“蚌珠”。人家拿来的是全新的衣服，却写成“污了的旧衣服”。到了赎当期，还要故意拖延日子，以便多收人家一个月的利钱等等，不一而足。
商家道德的堕落，说明社会总体道德已在崩溃，舆论、良心、法律，都制止不住这种滑坡了。
元朝的寺院也开当铺，和宋朝一样也叫“长生库”，而且往往都能设法讨来一道圣旨加以保护。
在元朝，没有势力背景的人，开不了当铺。因为有时候不法分子会把偷来的东西拿去当，当铺只要收了，就有可能惹上官司。只有背景强大的人敢开当铺，收了赃物，也有官府给罩着。
这种情况很普遍，以至于中书省特别下了文件，鼓励民间开当铺，禁止地方部门以收缴赃物为名骚扰当铺。
元代也有官营当铺，官家办的，就要好多了。官铺的名字都取得相当不错，叫“周急库”、“广惠库”什么的，经营宗旨也比较纯正，收取利息很低，是专门照顾贫民的。
过去宋代的金银铺很发达，到了元代，统统改叫“银铺”了，说明银子在元代的使用量已大大增加。
银铺的业务，和今天的首饰店差不多，是专营熔铸金银器和买卖金银的。因为元朝的银锭也是货币，所以银铺同时也是货币兑换点，老百姓可以用银子向银铺兑换出钞票来用。
元朝曾一度禁止民间买卖金银，禁令期间规定银铺只能来料加工，不能自己生产银器出售。
好了，关于这个短寿王朝的金融情况，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读历史就有这个好处——从蛛丝马迹中可以读出历史的走向来。
自从春秋时期起，我们民族就有“义利之辨”。讲信义和讲谋利，两者之间是有平衡点的，都不至于太过。可是到了元朝，人们视统治者为外来者，高层也不大注意道德建设，结果民间的消极反抗就表现为道德堕落。
华夏民族中市井阶层的“小奸小坏”，就是在元代蔚为风气的。
此例一开，汉唐之风的那种大气磅礴就一扫而空。
“小人”一词，就不再涵盖整个平民，而是专指这类坏了良心的自私自利之徒了。
向老祖宗学习：看中国人如何玩钱
全球金融危机下，一片哀鸿，其实看看历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点也不逊于当今！
明朝能开当铺的都是成功者
礼崩乐坏之时盗亦无道了
明朝的货币银子唱主角，纸币成了废纸，铜钱在成化元年（1465年）以后也有了一席之地。
允许使用铜钱之后，除了国初的洪武通宝，对前代旧铜钱也不禁止，只禁用私铸的小薄伪钱。不过，前朝旧钱在使用时要减值，二当一用。当时并没有立刻铸新钱，一直到中后期的嘉靖年间才开始铸“嘉靖通宝”。
嘉靖皇帝雄心勃勃，下令民间只许用好钱，禁止用劣钱，也就是只许用新的嘉靖通宝和正规的洪武通宝。这个政策看起来好，但是有个问题容易被我们忽略，这就是：只许用好钱，实际上等于剥夺了民间的一部分财富，民间人士当然不服。
在首都北京的民间，就有人暗中与朝廷较量，纷纷关闭了钱市，致使铜钱不能兑换，流通量严重不足，结果导致物价飞涨。
嘉靖皇帝没有办法，只得放开禁令，旧钱用就用吧，但是规定嘉靖通宝要比洪武通宝价格高一倍。
从他以后，各代皇帝在位时铸的钱都要比前一代皇帝的钱价值高出一倍，一代一代地递增，就等于悄悄地在搞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民间的盗铸也盗出了新花样。
明朝继元朝之后，社会道德水准也在往下走，盗铸分子连起码的工序都不耐烦完成，把铅片、铁片剪成圆圈就当钱用，连铸造的工夫都省下了。
继嘉靖以后的几个皇帝都铸了年号钱，从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各自都有通宝钱，其中的万历通宝较有特色。万历钱是仿嘉靖钱制式，有“金背”、“火漆”、“镟边”三种，“金背”是钱背涂有铜粉，似金，因此民间就有了这个俗称；“火漆”是用火将钱背熏成黑色；“镟边”是钱边都特别加工镟磨过，非常圆润。
至于“天启通宝”，还闹出了一个笑话。就在元朝末年闹起义的时候，红巾军的领袖徐寿辉在江西铸过一种“天启通宝”，在他的根据地和其他义军的管辖区都流通过。那时朱元璋参加的队伍，也是红巾军系统，所以留下了一批那时的“天启通宝”，后来就存在他自己的皇库里，久而久之就给忘了。
两百多年后，熹宗朱由校登极，要拟定年号并铸钱，恰好这时有人在皇库里发现了徐寿辉的“天启通宝”，便向上报告。朱由校问大臣：这是哪一朝的钱？大臣们孤陋寡闻，拿着这些锈迹斑斑的老钱，都不知道来历。查遍了史籍，也毫无线索。
这件怪事，闹得朱由校晕晕乎乎。他小时候有个乳母叫客氏，一直伺候着他到现在，跟他关系非同一般，客氏听说此事，几句话就解开了小皇帝的心结。她说：此钱是天降吉兆，预示钱币源源不断，是上天启动钱源。
朱由校闻听大喜，当下就决定把新年号叫做“天启”，铸了天启钱。不过，小皇帝的这个天启钱与徐寿辉的那个，在“启”字和“宝”字上有明显的不同。
明朝中期以后的小额交易，用的都是铜钱，所以政府铸铜钱还是有利可图的。那时候朝廷在各省都设立了钱局，铸钱给本省使用，只是各省的钱局，没有中央政府那么高的觉悟，铸钱纯粹就是图利，为了省原料，铸出的铜钱往往质量极劣。
官钱如此，民间盗铸的就更加不堪了，钱薄得一碰就碎，文字轮廓都模模糊糊，拿在手里只勉强看得出有个钱形而已。
崇祯12年（1639年），内外战事吃紧，朝廷需用大量的钱，但是税赋已经很重，再加税已无可能，于是就在铸钱上打主意。
铸钱原料不够，崇祯皇帝就下令把内库所收藏的古代铜器都拿出来，交给宝源局铸钱。但就这样也不够，只好大量掺杂铅砂，铸出的钱极薄，百文摞在一起还不到一寸高，掷地即破碎。
崇祯通宝的品类很多，钱背的文字也多达十几种。其中有一种，是背面铸了奔马图案的“花钱”，俗称“跑马崇祯”，这个钱不大像是官铸的，很可能也是私铸的。此钱一出，民间大哗，有人还编出了“一马乱、灭天下”的童谣，广为流传。后世有人附会说：“一马”就是指兵部侍郎马士英，因为他一贯排斥异己，不是个好东西。也有人说，那是指李闯王。“闯”字，不就是一马破门吗？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命中的克星的确就是李闯王。
崇祯即位后，因财政吃紧，做了一个裁撤驿卒的轻率决策，让米脂汉子李自成下了岗。从此，这莽汉就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中，最终把崇祯皇帝送上了西天。
其实崇祯一朝的阶级压迫，还不算最甚，起码比万历末年要好，而经济问题才是亡国的导火索，只不过历史学家在总结经验时，都不大从这个角度谈而已。
接下来，天下大乱，又是一个轮回。眼前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要推翻前一个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了，农民领袖们都有问鼎中原的志向，李自成铸了“永昌通宝”，张献忠铸了“大顺通宝”，后来的孙可望跑到云南，也铸了“兴朝通宝”。
明朝终于在起义军围困北京城的隆隆炮声中灭亡了。明亡后，清军入关，江南、闽、桂都有过昙花一现的南明小朝廷，其中福王铸了“弘光通宝”、鲁王铸了“大明通宝”、唐王铸了“隆武通宝”、桂王铸了“永历通宝”，使用寿命当然都不可能长。
“燕子楼头蝴蝶梦，桃花扇底竹枝歌。”明朝一切的繁盛，都随着秦淮河水流走了，惟留下几个金陵名妓的韵事，稍稍能让人记住曾有一个王朝叫做“明”。
今天，若在秦淮临河人家推窗看，当年明月仍在，不过还是叫人感叹——兴衰成败，何其速也！{分页}
明朝在惠民政策上可打最高分
在出版界掀起“明朝热”之前，可能有很多人对明朝的印象不太好，皇帝多半不像样子，又打大臣的屁股（廷杖），还有如狼似虎的东厂、锦衣卫，简直是太黑暗了。
这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而从民众的角度看，你会有新的发现。明朝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对赈贷工作最重视的一个朝代，要是不研究金融史，就不知道这一点。
赈贷的意义就是扶助弱势群体，是民本思想最具体的实践。大概因为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的缘故，所以明朝始终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朱元璋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对穷人也就特别怜悯。他在位时两次下令，凡是遇到饥荒年景，各地政府要先开仓赈灾，后打报告汇报，可以先斩后奏。老皇帝知道“一天不吃饿得慌”，也知道官僚机构办事磨蹭，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措施，否则，没有朝廷发话，擅自开仓放粮，那是要论罪的。
由于救荒是一项例外工作，不能预先打入预算，因此用于赈灾的钱粮要另当别论。明朝的办法是，允许犯罪者交钱赎罪，也鼓励富户出钱赈灾，出得多的可以赐给官员身份。比如捐120石米或者150两银子，就赏给一个正七品的荣衔。
在明朝，动员富户出钱赈灾是一项制度性的工作，舆论与行政动员双管齐下，这叫“劝借”，全社会大造出钱光荣的氛围，不由你富人不拿出钱来。当然政府也不是强抢，而是让你灾年拿出粮食贷给穷人，丰年时再由政府出面让借方还给你。这等于借钱，借钱就要支付利息，明朝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很绝妙，就是把免去富户人家的劳役作为利息，借钱粮的穷人就不必向富户支付利息了。
借贷双方的合同，由官府出具，这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史书记载，从朱元璋时期起，富人参加赈贷就成为“常制”。
在古人那里，是非、情理就是如此简单，没有哪个富人以“自由权利”为由，抗议政府强迫赈灾。赈灾的粮食是需要提前储存的，明朝设置了专门的预备仓，每个县4处，由民间有德望的老年人管理。不过到了宣德年间，这个预备仓制度就开始废弛，虽经几次整顿，到万历年间就名存实亡了。
废弛的原因是，预备仓的粮食来源是需要下功夫去动员的，发放赈贷粮是需要做大量调查核实工作的，都很麻烦，县官们懒得做。久而久之，预备仓的粮食就不进也不出，只放在那儿让鼠雀去消耗了。农民皇帝制定的为农民着想的政策，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就这么给“消化”掉了。
百姓不决定县官的命运，所以县官也就不关心百姓的命运，封建社会的“不民主”，其实质用这一句话就全概括了。
基层阳奉阴违，中央还是有心把事情做好的。预备仓制度废除以后，明朝中央对这方面的工作并未放弃，而是不断修补，陆续又设立了“济农仓”、“义仓”、“两利仓”和民间的“乡会仓”，作为备荒粮仓。
赈贷方法也有所改进，储备粮食不再像过去那样封起来不动任其损耗，而是经常收放循环。对贫民的情况事先做好摸底工作，分出“极贫”、“次贫”等级，遇到灾年就按名册发放，避免临时拥挤到一起难以甄别。虽然是磕磕绊绊的，但这些事情还是一直在做，这就相当难得了。
明朝的济农仓等设施，有的到了清初还在用，甚至有一直到咸丰年间还在用的。
明朝皇帝最爱民，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不过一想到朱元璋，就会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明朝对于借债利率有法律的规定：凡放债或典当，月利率不得超过3分，利息积累到相当于本金，就不得再计利息，同时还规定官员不得在自己管辖单位内放债，防止主管官员变相敛财。豪强人家借钱给人家，若借债人还不起，不许未经告官就强夺借债人财产，或者抢夺人家妻女抵债。朱元璋还对高级官员和王公贵族有特别限制，不许四品以上高官和皇亲放债，合法放债也不行，就怕他们以势压人。
由于明朝在借债问题上管理比较规范，所以很多资本金不足的商人都有机会借到周转资金，大部分商人的资本有十分之七八都是借来的。正因为利率较低，商人才敢于大规模借债做生意，这是两全其美的事。
明朝有好政策，放债促进了经济繁荣，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是，政策毕竟是政策，再好的政策法规也要看人怎么执行。明朝民间的放债情况，并不都是温情脉脉的，弱势群体永远是被欺负的一群。
当时一般的豪强放债一年，都是要收回一倍利的，借债人若还不出，豪强就霸占人家妻女，强抢人家田产。正统年间有地方官禀报说，这种情况“官府莫敢指叱，小民无由控诉。”
官府为什么不敢制止？人家背后有更强的势力。豪强们针对穷人放债，是专往软肋处下手，农村的就趁稻谷将熟未熟、穷人断粮之际放债，城里的就趁贫民纳税的时候放债，不怕你不借，利率最高的，竟有五倍之多。
那时候四川松潘地方的老百姓很穷，山西、陕西的富商就带着粮食前去放债，利率二三倍，而且专挑官府放粮（赈贷）的前几个月借出，穷人们考虑到届时可用官府贷给的粮食偿还，所以忍痛也只得借。可是官府的粮食也不是白拿的，到期不仅要还本，还有一至一倍半的利息，所以凡是借了债的贫民，不闹到倾家荡产的很少见。
最要命的是“驴打滚”的债，也就是复利计算，利上生利。在云南，常年有一批从江西和浙江过来的高利贷专业户，大约有5万人分布在全省，专放驴打滚的债。他们做这个做上了瘾，甚至有二三十年不回乡的。
穷人为什么要借钱，难道他们连基本的生计都保证不了么？不是，是政府的赋役太重。那时候运输军粮，是作为劳役摊派到民间的，不花钱根本完成不了任务，老百姓被官府逼迫，就只能借钱。
高利贷者则趁火打劫，放债的时候欺负贫民，多写借款金额的也有，预扣利息的也有，往往借出100两银子，不到两年就能收回十几倍的利，这就是“旧社会”。
这一连串冷冰冰的数字，无疑是盛世背后的血泪，明朝有光明面，也有这样的阴暗面，大家都不必装糊涂。
在明朝，也有所谓的“京债”，就是候选官员在赴任前借债，到任后搜刮地方财富来还债。法律虽然禁止，但实际上禁不了，各省地方官进京朝见皇上，也要借债来打点朝中权贵，回任后再以官库的钱还债，这也属京债。
因为明朝常常拖欠京师中下级军官的工资，所以还有一种放债叫“揭俸钱”。军队中的小官到了该发工资的日子领不到钱，家里吃穿用度没了着落，京师富商就借钱给他们用，这就是揭俸钱。
一个朝代好不好，要全面地看，既要看到大全景，也要用放大镜来看。旧社会之所以黑暗，就因为有放大镜下的这些丑陋。皇帝坐在金銮殿上向外张望，满目都是金碧辉煌，心想老百姓应该感恩才是，他也想不到要用放大镜去看什么东西。{分页}
明朝也有金融业“大忽悠”
明朝也有质库，不过这时候就叫做当铺了，简称“典”或“当”，当铺全部私营，公家不涉及这一领域。寺庙似乎也不再插一手，佛门清净地，到明朝才算清净下来。
在明朝开当铺，是一个商人资产雄厚的标志。高官也允许开当铺，有开得多的一家就开了一百多个分店，晚明的名流王世贞，家里就开有多处当铺，年利润在30万两银以上。
徽商和闽商，都是开当铺的主力军，明朝时在北京城里有当铺五百多家，大多为徽商和闽商的产业。到万历年间，有人统计过，全国当铺计有几十万家，是明朝最主要的金融机构。
开当铺为什么能显示身价，因为需要的本钱比较多，大的当铺起码要本钱万两，中等的几千两，最小的也需1000两银子。
明朝当铺的利息最高是3分。当时闽商势力弱一些，本钱少，所以取利都是3分，徽商财大气粗，典当取利有1分、2分、3分不等。两年不赎取，店家就有权卖掉当物。
这一行也有行规，那就是公开盘剥客户。凡是新衣都写成“破旧”，凡是赤金都写成“低淡”，以后万一打官司，店家都会占便宜。有的付给人家银子，每一两要轻三四分，收取人家的赎金，每一两要多收三四分，人家月末来当，也计为一整月利息，人家十五来赎，也要收取一整月利息。
有的当铺还兼做吸纳存款的生意，或者从事货币兑换业务，因为兑换不同的钱可以从中取利，所以某些当铺老板就经常派人在街头散布谣言，辗转忽悠，说某某钱要盛行了，某某钱要禁止了。
市民轻信小道消息，纷纷购进某钱，抛出某钱，当铺正中下怀，马上贵卖贱收，这手段跟现在操纵股市的手法一模一样，几个来回，当铺就能赚个盆满钵满。现在庄家勾结无良股评家忽悠股民，大概就是跟明朝人学的。
开当铺是个高利润行当，但很奇怪，明朝有好长时间是不对当铺收税的，到了万历年间，才有人建议对当铺征税，并付诸实施。
从正德年间起，明朝还产生了一种新的金融机构，就是“钱铺”，主要业务是经营货币兑换，后来也连带做粮食买卖，因此又叫“钱米铺”。钱铺的实力，远不如当铺，只不过在换钱的时候，收一点手续费。政府方面倒是很支持这个行当，因为钱铺解决了老百姓换钱难的问题，促进了流通。
到了明末，又出了一种“钱桌”，也就是临时兑换点。“以一椅一桌列于街上，置钱于桌，以待人换”。
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州、深圳、海口的中国银行门前，都有一些头戴斗笠的妇女私下兑换外币，这就是当代的钱桌了。
崇祯末年，铜钱贬值，一两银子能换两千多文铜钱，朝廷为制止铜钱继续贬值，下了严厉的禁令：凡是钱桌主人用一两银子兑换601文以上者，立刻斩首。钱桌主人没有谁愿意玩命，但是钱还是要按市价来兑换的。怎么办？有办法。人民是聪明的。办法如下：
有客户来，交给钱桌一两银子，钱桌主人就给兑换600文铜钱，完全合法，等客户一离开，主人就偷偷在桌子下面放好应付的余钱，然后走开，兑换者这时再过来，弯腰从桌子底下把钱取走。要是万一被官府人员抓住，说我违法兑换，则查无实据，大不了是客户偷拿了我一千四百多文钱而已。
卑贱者最聪明啊，千真万确。
明朝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期，“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大，相应的金融手段也就越来越多，有几种新的信用凭证就在此时诞生。
其实早在唐代的“飞钱”就是一种信用凭证，它的作用是解决铜钱不好携带到异地的难题。到了宋元，纸币成了货币主角，不存在携带不便的问题，因此“飞钱”也就消亡了。
现在明朝发行纸币失败，又是银钱并用，异地携带不便的问题又出来了，于是汇兑又再次兴起。
明朝的信用凭证首推“会票”，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汇票，是异地汇款凭证。明朝承担汇兑业务的是富商之家，通过异地联号店铺来完成汇兑。嘉靖年间有名的宰相徐阶，本是清贫书生出身，做了大官后，政治上还比较正直，但他十分精于敛财，家里开了很多商铺，他家的商铺，就承揽汇兑业务。
此外还有“银票”和“钱票”，都是取款凭证。如果你在当铺、钱铺存了钱，店主就会给你一张银票或钱票，你任何时候都可在这里取到银子或钱。钱铺和当铺的存钱业务，就是后来“钱庄”的萌芽，即“中国式银行”的萌芽。
会票、银票和钱票都是有价证券，等于有了价值，于是也可以转让和支付，成了特殊的纸币。中国历史上惟一由农民建立起来的王朝——明朝的那些事儿，讲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
其实明朝跟宋朝比优点很多：内阁制对皇权起到了有效的制衡，舆论监督（言官）也很厉害，皇帝的荒唐还没导致亡国之祸，头200多年基本没有外患，前期也没出过宋江方腊那样的民间起义，它的政治经济体制总体上说是稳定有序的。
明朝后来亡于农民起义，导火索并不是由于阶级压迫，而是由于经济原因。皇族白吃的人数逐年增多，官员群体过于庞大，对外战争和边境战争耗尽了家底，最终只能把财政危机转嫁给人民，对民间额外征税，终于激起了农民大起义。
“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一个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大国，就这么被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给唱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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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很流行外国"大洋"
理性才是攀向幸福生活的阶梯
我又要提问题了：现在的一些学者，言必称哈耶克、德里达、伽达默尔，很有一副学贯中西的样子，他们的文章一出来，读的人都难免要毕恭毕敬。这是什么效应？这就是鲁迅说的“拉大旗作虎皮”效应。
因为目前西方比我们先进，所以西方导师的话，贩卖到中国这边来，就格外有分量、有市场。可是我要问：我们究竟是和美国的生活距离近些呢？还是离明朝人的生活近些？这个问题，乍一看荒唐，但你仔细悟一悟，并非没有道理。
我们的文化之源是来自古代，就是说我们的思维习惯、审美取向、价值标准，无一不是从古代演变而来。现今我们除了装备上（就是物质上）稍微西化了以外，人的精神内核跟古代的差异并不大。
现代的有些人，注重人际关系、讲究攀比、追求奢侈、嫉妒成功者、鄙视弱小者、精神浅薄化……这些，跟明朝的人有什么不同？古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现在就怎么生活。古代的富户用黄金制作溺器（便壶），如今的大款疯了似地买“悍马”，这有什么区别？
古代的知识分子固然渴望做官，但有时也还能搞点“曲水流觞”的雅兴，登高望远做一做诗。现在的知识分子，春风得意的就信口开河，郁郁不得志的就发牢骚骂娘，连那一份雅致也没有了。
至于市井阶层，在古人是攒钱买房子、买地、买丫环，在今人也差不多。几十年来我们市民的精神关注点不就是集中在“四喇叭录放机、彩电冰箱、飘窗大房、家用轿车、花园别墅”这样一种物质的递进上吗？
所以，我们的思维，相对于古人的进步，虽有那么一点，但也很有限。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古代智慧的原因，这比学习美国还要有用，我们既然生存在当代，就要把环境和自己的情况都搞清楚。
浪漫的人、狂热的人、消沉的人在当下都不可能活得好，只有理性的人才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中稳扎稳打、步步攀升。
最先预见到资本全球化趋势的人是马克思，他有一句话，我看应该是当今无数迷茫青年的指路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互相关系。”
是啊，看不清“真实的生活”，那还怎么生活？看清了，也就不会迷茫了。真实的生活就是：我们必须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且只能依靠我们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所有的励志书，都提出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目标，其实这些目标的背后隐含的都是一个指向——改善生活。怎么才能改善生活？要有钱、要富、要有物质上成功的证明。
我说过，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务实民族，你若花800元去听一场交响乐，没人羡慕你，说不定还有人嘲笑你是冤大头。可是你若花800元买了一瓶洗面奶，所有的人都会瞠目，进而对你表露出深深的尊崇。
不是这样吗？世俗评价标准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讳言“捉钱”了，钱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惟一目标，当然是在合法的前提下。
那么，为什么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因为我们是现代社会，除了极少数幸运儿之外，绝大部分人是无法单纯依靠“父荫”而终生无忧的，就算是有家庭背景，老爸能给安插一个好岗位，但自己一无所能的话，最终还是要被淘汰。老爸不可能永远不老，所以，财富只钟情于苦苦奋斗的人。
如何才能获得财富？我看有3个要素，一是才干，二是执着，三是运气。才干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执着是自己对自己的挑战。可以庆幸的是，3项要素中，起码这两项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这就有了2/3的胜算，而运气，如果你坚持20年如一日的话，不可能一次也碰不到。
每个人在一生中，有可能在不同的时期爆发，古人云：甘罗十二为丞相，姜子牙八十才出山。人与人之间是有具体差异的，所以不能急，要打持久战，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你的运气。数十年如一日地动脑筋、思考、权衡、谋划、寻找突破口，你怎么可能一无所获？悬挂在你头顶的希望之星，就是这样的理性。
所有的失败者，都是过早放弃的人、安于现状的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这下我说明白了吧？如果如此的絮絮叨叨，你还是不明白，这本书你也就不必再看了。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有鸿鹄，也永远有燕雀，它们都同样有翅膀，可它们飞得就是不一般高。好，闲话少叙，我们言归正传，明朝不错，但是它寿终正寝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金融百态。
清朝挨骂多半是因为运气不好
赫赫大明朝，亡得其实有点屈，完全是亡于两个皇帝不作为（万历和天启），以及最后一个皇帝刚愎自用（崇祯）。
崇祯一上台，就遇到连年灾荒。崇祯二年（1629年）延安府大旱，景象最为惨烈。灾民食野草糠皮，以图苟延不死，野草吃尽，又吃树皮，仅能延缓其死。待树皮剥尽，就只好挖山中一种石头充饥，吃的时候可以饱，但几天后就腹胀而死。
不甘心饿死的，便铤而走险做强盗。那时候小孩子或者独行者，一出城门就失踪，都是被饥民给宰了吃了。
大明末年，已成了恐怖世界，可是外患不已，国库吃紧，朝廷要活命，就顾不得老百姓活命了。州县仍然严催赋税，横征暴敛，终于把陕北老百姓给逼反了。燎原烈火，就此而起！
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城时，也知道大势不好，下了《罪己诏》，说的很明白：“设立官职原为治国安民，但是如今当官的只为个人打算，做官有如贸易。”他指责官员催征钱粮，趁机搜刮。皇亲横行于京郊，乡绅盘剥于乡里；无良官吏，曲意奉承。如此，可叹小民如何能安枕。
话说的明白，但事情做得不聪明。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哭穷，呼吁大臣、贵戚捐资，组织京城保卫战，但满朝权贵没有一个愿意出钱的。京营士兵在城头抗击农民军，一日三餐还得自己掏钱去买。
可是，等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打开皇库之后，赫然见常年不用的“镇库金”3700万锭纹丝未动，金锭上还有“永乐”字样。这样的守财奴皇帝，宁死也不肯散财，他这大明，不是亡得活该？
清朝来接替它，自然就顺理成章，老百姓不能老吃树皮啊。明亡后清军入关，除了兵力强盛是一大优势外，最主要的是渔翁得利，虽然在江南有过几次暴行，但总体来讲，还是笼络为上，政策得体。
平定中原后除了薙发、衣冠、八旗、圈地和奴仆制度外，清朝基本上是复制了一个明朝，中央机构与地方军政设置，都与明朝无异。
明清交替之际，前后经历了约50年的战乱，民间凋敝得厉害，清政府是下了大力气来恢复农业生产的，平心而论，清朝的历代皇帝，比明朝的绝大多数皇帝都要勤政。
大清朝前期还有著名的“康乾盛世”和开疆拓土的显赫功业，起码它做得不比明朝差，但为什么后人对它印象不好？为何今天为它说好话的人，还要挨耳刮子？是因为“相对论”。
明清两朝，寿命几乎一样长，疆域都很辽阔，都是多民族大帝国，可是它们所处的世界背景很不同。
明朝一直到万历时都还是世界第一强国，轮到清朝就不成了，人家欧洲资本主义崛起了，当时文艺复兴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呼之欲出，到处都是“大国崛起”。你清朝还是像明朝那样慢腾腾地走，那就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所以清朝也很委屈，本来国家管理得还不错，可惜生不逢时，从咸丰帝起，每况愈下，最后落了个丧权辱国的臭名。
清朝的经济，总体水平跟明朝差不多，有的地方不及，有的地方过之。
在制造业上，绸缎生产规模不亚于明朝，以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皇家织造局为首，非常发达，尤其江宁府产的缎子，是丝绸中的上品，行销天下。
瓷器在康熙、雍正年代技术也大大超越了前代，胎更薄、瓷更细、色更艳。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官窑、民窑平分秋色，产品行销海外。
在原本不使用铜钱的云南，在清代却发现了大量铜矿，云南采铜业盛极一时，年产1200万斤，可供全国铸钱使用。
官营的制造业蓬蓬勃勃，民间的手工作坊就更加红火，城乡到处都有。农民忙时种田，闲时就出外做生意，比如做裁缝、木匠、篐桶、补锅、弹花、补鞋、泥水、采石、酿酒等，也算是第二职业。
现代意义上的“工厂”一词，其实就是在那时出现的，意思也就是手工业作坊。在乡村里，有木厂、炭厂、香菇厂、木耳厂、纸厂、铁厂、盐厂、淘金厂等等，不一而足。
那时候最好的铁制品是“广铁”，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其中最知名的品牌是佛山铁锅，名扬海外，外国的“夷船”来华，都成千上百地买佛山铁锅回去，小小的佛山镇，在清代吸引了四方商贾。有野史笔记描述，当时河面上停泊的商船有如蚁群，水上一派繁忙，舟楫相击，人声鼎沸。
古代的商品交易场所，叫做“市”；而大一点的市，就叫“镇”。镇，从明朝中期兴起，到康熙乾隆时代达到鼎盛，每隔二三十里必有一镇，农民出门，不到十里就有一个市镇，买卖农副产品很方便。
北方民间至今还有初一、十五赶大集的习俗，也是在康熙时代为最盛。北京城里著名的琉璃厂、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庙、城隍庙这些地方，在那时就有盛大的庙会，也就是大型集市，现在北京人春节赶庙会的习惯，显然是从清代延续而来。清朝，就这样，隔着百年的距离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我们对清朝，撇嘴是撇嘴，可我们今天的有些习惯，还真就有它的遗传，所以我奉劝大家在对传统文化开骂之前，先检查一下自己身上是否有文化“盲肠”，猴子变成的人，到什么时候都免不了有“猴气”。{分页}
清朝人在银元上如何与国际接轨
清朝的货币制度也沿袭了明朝的那一套，以银子和铜钱为主，大额交易用银子，小额交易用铜钱。
不过，清朝的银子用起来比明朝麻烦，因为它很不规范。清朝用银子还是要称量，是以纹银为标准，在使用中，各种成色的银子都要折成纹银来计算。所谓“纹银”的成色应该是多少呢？据当代专家推算，应该是935.374‰，也就是“九三成”。这就是说，一个人实际所拥有的银两，要折算成纹银银两，才能表示出你究竟有多少财富，这个“纹银银两”，就是“虚银两”，是一种理想化概念，这样，“银两”这一概念，就有了虚、实两个所指。
清代的银锭也不够规范，除了元宝形状的之外，还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砝码状、束腰形、牌坊形和茶花形的，并不一致，所以要称量。
清朝在银锭上也有创举，就是有了比50两还要大的大银锭，不过典型的银元宝，大多也是50两一锭，同时也有小一点的。那种小银锭，同样也叫“锞子”，《红楼梦》里写贾府准备过年，就写到过“银锞”之类。
最麻烦的是，称银子的重量标准也不大一致。标准的一两是多少？既有官库的标准，也有漕运部门的标准，轻重并不相同，此外各地官库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非常混乱。
道光时代就有人指出：本朝的银子，官府通行的是“纹银”，成色在九二、九三直至足色。而民间通行的叫“元丝”，成色仅有七、八成、最高不过九五成。这就够乱的了，另外还有在银锭上钻孔往里灌铅的，就更是添乱。由于各地称量的标准不同，有时一两能差出六、七分来，百两就要差出六、七两，这种状况，就连官府也没办法划一。银子的混乱，贯穿了整个清朝，哪个皇帝都没想起来要整顿一下。
在银子的使用上，清朝还有一大景观，那就是外国银元盛行，后来，大清国有人赶时髦，自说自话也仿铸了银元。
从康熙帝收复台湾起，清廷就开放了海禁，外国银元流入的数量因而一下子大增，尤其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使用银元的情况很普遍。
银元来自欧洲不同国家，花样繁多。那时的清国人也够聪明的，都给它们起了外号。荷兰银元上有武士骑马图案，就叫做“马钱”；西班牙银元边缘有麦穗纹，就叫做“花边钱”；葡萄牙银元图案中有一个十字，就叫做“十字钱”；西班牙银元和美国银元上的人像，头发形状不一样，因此分别叫做“大髻”、“小髻”和“蓬头”。
至于带有罗马数字的银元，也难不倒清国人，他们把“Ⅱ”叫做“二工”，“Ⅲ”叫做“三工”，“Ⅳ”叫做“工半”，你别说，大清国那时候与国际的接轨，还真是充满了幽默感。
清代商人对过手的银元，在习惯上要打个戳记，以示货真价实，打的戳多了，银元被凿巴变了形的，就叫做“烂版”，没打戳子的完好银元，则叫做“光洋”、“光版”或“镜面”。
我从小学时候起，就在各种回忆录里见到过“光洋”这一词，始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学了古代金融史，才解开了心中几十年的疑惑。
当时广东人喜欢用烂版，江浙人喜欢用光洋，当然烂版没有光洋值钱，两者比价每一百两要差出六七两。
外国光洋的流入，使我们中国出现了新的货币单位，那就是近现代流行的“圆、角、分”。
圆，当然是指一块银元，到嘉庆年间，民间又把“圆”称为“块”，指的也是一块银元，现在人民币的单位，也是如此。不过“圆”简化为“元”，实际上没有道理，有点脱离了文化传承。
现代老百姓在习惯上，常把一元钱叫做一块钱，就是从清朝人的习惯延续下来的，源头就在光洋那儿。
到道光年间，民间的外国银元已经很普遍，朝廷想禁止都不可能了，只得承认其合法性，但是强调不得以枚计算，还是要以成色、重量来计算。
银元的流行说明了什么？说明老百姓已经很不耐烦用银子要称量了，都愿意使用计算很方便的铸币。
清廷是超级政治恐龙，对这一点反应很迟钝。那位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曾经建议国家自铸银钱，但是被道光皇帝驳回。皇帝不让造币，民间却不听那个，沿海和台湾历来开风气之先，两地民间率先仿造了银元。
仿造的银元有两种，一种刻有“漳州军饷”字样，币面还有神秘花押，民间盛传这是所谓“郑成功大圆”，另一种只有“军饷”二字。
此后，广东、福建、杭州、江苏、江西等各地仿造蜂起，但全都是手工铸造，样子粗糙，团团乎乎的像个小圆饼，与外国银元无法比美。
清朝的对外贸易，因为占了商品的便宜，在前期一直是出超，你们的货我不要，我的货你不可能不要。你不喝茶行吗？你喝茶没有好茶碗行吗？不行，那么，就拿白银来吧。因此世界白银的流向，就从欧洲、美洲源源不断流向大清国。
这日子要是再持续200年，那么连我们这些人都要借上光啦，可惜，就在乾隆盛世的那个时候，在清国人照常遛鸟、打麻将的时候，国际上出了一件事，直接改变了清国乃至我们民族的命运。
英国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占领了鸦片产地孟加拉，从此以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从英王那里取得了鸦片专卖权，开始倒腾鸦片了。
这个货，你清国人不可能不要，你要，就也拿白银来吧。“汉水亦应西北流”，白银流向就此逆转，清国进口鸦片从每年3000箱，到每年4万多箱，一年几百万两白银，像血一样都输给英国商人了。
这个国际之轨接的，亏大了。
清廷仍然是超级恐龙，迟迟没做出紧急反应，禁鸦片也禁不住，就这么给人家输血输了差不多快四十年，才由刑部出了个条例，明令纹银不得出洋，但是银元还是不禁止出洋。那时外国银元已融入大清国货币体系，也等于是大清的钱，不禁它外流那不还是一样？
又过了几年，才由林则徐、邓廷桢等人提出，不能让洋商把洋钱带回国去，应该要求他们全部换成货物带回去。然而少数人的明智不顶用，大清还是成了超级大鸦片烟鬼，仅鸦片战争前10年，清国对印度的贸易出超就有3000万两白银。
这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外贸的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业务问题，它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生计，白银这么外流，必然造成银荒，清朝是银钱并用的，银子一少，势必造成银贵钱贱。
那时的有识之士就指出，钱一贱，从事种粮、纺织、佣工和各种技艺的人，因为收入的只能是铜钱，所以必然受损严重。
平民阶层的实际收入下降，全社会的购买力就降低，商业也就随之萧条，这道理小学生也知道，凡是货卖不动，那就是老百姓手头的钱太少啦。此外，还有一个隐性的危害：银子和铜钱的比价发生变化后，税赋由银折钱也就比过去多得多了，穷老百姓缴税只能交钱，无形中负担大大增加。
银贵，富人不在乎，他们都是大宗贸易，出入用的都是银子，银贵还不好吗？苦就苦了只能挣两个小钱的穷人了。
我们现代人，长期以来可能有个错误概念，以为在经济法则面前人人平等，其实不然，经济法则往往是天然就欺负穷人的。
你们看到没有？白银一升值，富人还没怎么样，穷人已经被伤得稀里哗啦，因此，以政府之手来平衡，适度保护弱势群体，那是天经地义，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
官府收税加重，还有一个恶果就是社会矛盾加剧，道光年间因税负“激成抗拒”、“百姓滋事”的事比比皆是。
在鸦片贸易的冲击下，头戴花翎子的大清再也牛不起来了，从道光到咸丰，两个皇帝一共统治47年，被内乱外患折腾的焦头烂额。
清国，本来坐在世界一流大国的位置上，就这么一个跟斗栽下来了。 {分页}
铜钱摇摇晃晃走向穷途末路
现在再来说清朝的铜钱。清朝在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代就已经铸了钱，上有满文和汉文，满文叫做“天命汗钱”、“天聪汗钱”，汉文叫做“天命通宝”、“天聪通宝”。
从顺治皇帝起，清朝仿照明代制度，正式开铸年号钱，历朝都叫做“某某通宝”。当时铸造厂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中央的是工部宝源局和户部宝泉局，钱上分别铸有“工”、“户”字；地方的则叫做“宝×局”，中间一字为地名，如云、陕、蓟、同、荆、河、宁、江、浙等等。
道光以前所铸的钱，都是小平钱，比较规范，所以清朝也称自己的钱为制钱。这时候，老百姓在习惯上，也改口把一贯钱叫做一串钱了。
在清代前期，私铸钱币的也有，把大钱改铸小钱的也有，融毁钱币铸造铜器卖钱的也有，但是清政府治理民间违法的事，还是比较有效率的，规定了民间不得使用和出售5斤以上的铜器，而且只有一品官员才能使用黄铜器皿。此外，清朝的铜钱里还加了少量的锡，据说加了锡的铜钱，就不能回炉再造了。由于这些措施得力，所以清朝前期的私铸现象不是很厉害。
清朝铜钱以“顺治通宝”、“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为最好，含铜量大，乾隆以后的嘉庆、道光钱就明显不行了，含铜只有五、六成，其余四成多为铅。咸丰钱就更是每况愈下，因为铜料不足，财政有紧张，就铸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和当千大钱，赤裸裸地对民间搜刮。
所谓当十钱，重量和小平钱差不多，1枚就要换你10枚，不是强抢是什么？北京老百姓把这种钱叫做“大个儿钱”，外地群众不认，所以当十钱只能在北京城内流通。
咸丰年正是闹“天平天国”的时候，清政府统治动摇，直接就体现在钱的质量上。为了“平叛”，朝廷开支很大，铸钱方面也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导致了咸丰币制的复杂，大概能赶上王莽时代了。
咸丰钱，币值从小平钱（一文）到当千，竟然有16个等级。在材质上，除了铜钱，还有铅钱和铁钱。在名称上，除了通宝之外，还有元宝和重宝。而且钱币的大小重量全无标准，轻重没有固定顺序，有的当五十大过当百，当百大过当千，完全违背了铸币原则，把铜钱当纸币来发行了。
发大钱，又势必造成通货膨胀。大钱本身一出来就贬值，当时发军饷都用大钱，八旗兵丁拿了钱养不活家口，老百姓更是有许多沦落为乞丐。铁钱也是一样，发行以后，北京商人拒绝使用，米店、小吃店干脆关门，形同罢市。
朝廷屡次发文，要求官府带头，征税和交易都要用铁钱和铜钱搭配，不得歧视铁钱。可是官府带头又有什么用？歧视不歧视的，根本就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货币规律的问题。铁钱贬值，江河日下，发行才3年多就只好停铸了。
后来慈禧太后也想恢标准的制钱，但是力不从心了。铜价上涨，铸钱不但不能获利，而且还会亏本，惟一的办法是减重，但是减重以后的小钱太不成样子，更加难以取得信任。
此后，光绪、宣统铸钱，更不值一提，虽然已经改为技术先进的机制，但钱却来越小，越来越劣，铜钱在清末已难以为继。
在清朝的各个时期，还有一些主流以外的钱，咱们在这里一并说说。
清初时，以明降将吴三桂为首的几个藩王，闹起了“三藩之乱”，其中吴三桂铸了“利用通宝”和“昭武通宝”，他的孙子铸了“洪化通宝”，耿精忠铸了“裕民通宝”，这些钱当然都很短命。
乾隆时，清朝还有一种很特殊的钱，叫“普尔钱”。普尔钱原为准噶尔部的钱，准噶尔部居住在新疆北路，后来扩大势力，占领了“回疆”（南疆），铸了这种普尔钱。“普尔”是维吾尔语，也就是“钱”的意思，因为是采用红铜铸的，所以又称为“红钱”。
乾隆皇帝发兵平定了准噶尔部，统一了回疆，为照顾当地人习惯，在当地铸了新的普尔钱，逐步收回旧普尔钱。普尔钱与制钱的比价为1：5，显然是较大的钱。
道光年间，广东还流行越南钱（当时叫安南钱），有“光中通宝”、“景盛通宝”、“景兴通宝”、“景兴巨宝”、“嘉隆通宝”等。其流行之广非常惊人，在广东货币流通中竟占60%以上，其中以潮州为最甚。后来朝廷屡次下令禁止，最后也不知下文如何。
在华夏历史上，世世代代都是周边“番邦”使用中国的钱，到了清朝，反过来了，日本的钱我们也在用，越南的钱我们也在用，这兆头不是很好。
此外要说的是绕不开的天平天国钱和其他起义军的钱。
太平天国，不管怎么说，也是中国农民与平民造反的一个壮举，起义军定都天京4年后，铸了自己的钱。
一开始，太平天国的钱只在天京一地铸造，制度划一，管理得很好，货币制度井然有序，显示出了草根阶级的智慧和力量。太平天国后期，政治出现混乱，各王的辖区内纷纷自行铸钱，币制自然也出现混乱，不再有早期的进取气象了。看来草根阶级没有精英来主导，是早晚要出问题的。
太平天国的钱，一开始正面为“天国”，背面为“通宝”，后来背面改为“圣宝”，再往后，正面改为“天平天国”，背面为“圣宝”。他们铸的钱，除了铜钱之外，也有铁钱和铅钱。
比较奇怪的是，太平天国钱没有币值文字，这就像军人没有军衔一样，是怎么分等级的，当时人们又是怎么来辨认的，不得而知。
当时上海还有“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相呼应。小刀会也铸了“太平通宝”钱，因为会众以“大明”为国号，所以钱背穿孔上下有日月纹，隐喻一个“明”字，或者上为月纹，下为“明”字。
此外还有广东的天地会，也在那时建立了“大成国”，占领过柳州，他们铸过“平靖通宝”和“平靖胜宝”钱。
最后再说说被慈禧太后给废掉的“祺祥钱”。这是一出有名的宫廷政变大戏，咸丰皇帝当年在承德避暑山庄病危，立下的皇太子才6岁，他不放心幼子执政，就密诏肃顺等8人为“顾命王大臣”。
咸丰一死，八大臣遵从遗嘱，拥立了小皇帝，拟了新的年号为“祺祥”。不料被冷落的慈溪太后不服，发动政变，逮捕了八大臣，将肃顺等人处死，自己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随后就废除了“祺祥”年号，改为“同治”。
可是这个短命的“祺祥”年，毕竟存在了69天，因此年号钱也已经铸好，后来全部回炉，只有少量的流入民间，成了稀世珍品。
现在谁要是能弄到一枚，就甭出手了，当成你家的镇宅之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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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银元和铜板成了送终钱
晚清的金融问题，就是改变钱制，迫在眉睫，这可难坏了清廷的大佬们。
铜钱是清朝的主要货币，一般老百姓日常都在使用，直接废了也不行，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它成为辅币，即信用货币，老百姓你就别管它足值不足值了，它就是个符号。可是，那就意味着要采用完全的金本位制或者银本位制，内囊空虚的清廷是根本做不到的。
还一个办法，就是加大“面值”，让币值与铸造成本相称，不至于铸得越多越亏本。但是那样的话，老百姓就会将之视为铸大钱，只能引起恐慌，引发市场非理性涨价。
要想让老百姓理解朝廷的苦衷，接受大钱，在清末那样的情势下，简直是鸡同鸭讲，同样也办不到，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铸大钱。朝廷那几个人，长的也是人脑子，不会想出什么高招的。
但是，这次的大钱有名堂，是铜元。给你变一变，不是铜钱了，是类似银元的铜元，给你一个心里暗示。这样，铜元的面值高一些，就可以避免大钱的嫌疑了。朝廷哄老百姓，就像训猴者哄猴子一样，明明白白地哄你，就听话吧。
这个事李鸿章、张之洞他们酝酿了多时，还有人拿了美国的“花钱”来做样子，最终老佛爷同意，于光绪八年（1881年）试铸铜元，用的是进口机器铸造，采用的是进口洋铜原料。
清政府一开始想把铜元作为银元的辅币，所以上面有“每百枚换一圆”字样，还有英文“QNE CENT”（一分）。这个铜元成色很足，紫铜占有九五成，余下半成是锌和锡，重量有2钱，铜元价值相当于当十，刻有龙纹，名称为“大清铜币”，老百姓俗称“铜板”。
出铜板的时候，朝廷大佬们还战战兢兢，不知民间反响会如何。不料此钱一出，因为样式新颖，竟大受欢迎，没人把它看成是不足值的大钱。
不久福建、江苏等省也都奏请铸了铜元，不过面值都是参照制钱作价，铸有“每枚当钱十文”字样，英文为“10 CASH”。后来广东的铜元也把面值改了过来。
洋文上了中国的国家货币，这大概是第一次，毕竟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啊！
三省发行铜元成功，获得老佛爷首肯，她还要求三省紧急调运10万铜元给户部，在全国推广，并指示沿江沿海各省都要仿铸。
这可真是啊，换个花样老百姓就认。各省督抚无不狂喜，在利益驱动下，纷纷狂铸滥铸，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有17个省的二十多个铸币厂铸了铜元，这跟过去大家都不肯亏本铸制钱的情形截然不同。
到这年7月，朝廷不得不下令整顿，规定每日铸造数额，中央的造币总厂还铸了“大清铜元”，作为各省铸铜元的样板。
地方政府想搂钱，没有办不到的，你有你的规定，我有我的权宜之计，就在短短几年间，铜元越出越滥，大幅贬值。一开始，80枚可换一枚银元，到后来180枚才能换一枚银元，据统计，全国人民因为铜元贬值而蒙受的损失在头4年里就达5800万元。1909年的《申报》载文痛斥：“铜元充斥之害，上及于州县，下及于四民！”
铜元的花活儿，又玩完了。
到宣统三年，也就是清朝灭亡的那一年，造币总厂还试铸了铜辅币，一共5种，其中一文和二文的大清铜币，中间有圆孔，算是方孔圆钱的遗迹。另外，大清也铸过自己的银元。
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之洞在粤督的任上就试制了银元，后来李鸿章接任粤督，正式开铸银元，正面中心是满汉文的“光绪元宝”，外绕英文，背面是一条气势威严的蟠龙，外绕“广东省造，库平7钱3分”字样。库平，就是官库标准重量。这是中国第一次铸造银元本位币。后来正式铸造的时候，英文移到背面，“广东省造”移到正面，减重为7钱2分。
这种银元因为图案有龙所以俗称“龙洋”，民间极为欢迎，因为它的重量比外国银元要重些，因此发行的第一批多被民间收藏。
铸银元的原因，除了想抵制外国银元泛滥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因为由纹银变为银元，在折价比例上政府可以占便宜，所以朝廷决定大批铸造。
广东省的银元一出来，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等地也相继开铸，湖北省铸的是一种一两重的“双龙银元”。
鸦片战争后，英属印度的货币“卢比”流通到西藏，进而又流通到四川、云南。为抵制卢比，四川省铸了一种“四川藏洋”，专用于西南地区，藏洋完全仿印度卢比样式，只不过将卢比上的维多利亚女王头像，换成了光绪皇帝的头像。这是我国第一枚带人像的铸币。
后来各地还铸了小银元，叫做银角币，重3分多到3钱多不等。再后来，就铸的是比较规范的银角币了，有一角、二角的两种，与铜板并用。
一元龙洋，又称“大洋”，民国题材电影里常说的“现大洋”，就是指此。银角币则称为“小洋”，广东又称其为“毫洋”、“银毫子”。这个名称源自香港，因为香港的小银元单位是一毫、两毫。而当时广东人写这个“毫”字，喜欢减笔为“毛”。影响至今，人们还习惯把一角两角人民币，称为一毛两毛。
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以后，龙洋和铜板就成了清末的主要货币，再往后——没了，大清进了博物馆了。
不过货币自有货币的寿命，清亡后，龙洋并没有马上废除，仍在民间有效流通。新成立的民国只是增铸了孙中山头像银元，以及袁世凯等人的头像银元（袁世凯像银元，俗称袁大头），与大清龙洋“和平共处”了好长时间。
总体来看，清朝的铸币比较驳杂，各地还曾经铸过各种形状的银饼，其中吉林的一款正方形的，堪称别致。
光绪十四年，光绪皇帝结婚，清廷还铸了“光绪皇帝大婚”纪念银币，也是很有现代特色的。{分页}
三起三落的大清朝纸币
清朝也有纸币，而且出现得很早。早在开国后不久的顺治八年（1651年），因为财政入不敷出，就仿照明旧制，印发了纸币“钞贯”，每年发行额控制在2.8万贯，连续发行了10年，因为没有滥发，所以很好地发挥了作用。这是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发行纸币。
只要发行者没有贪欲，不是想借信用货币搂钱，纸币的价值就不会大起大落，才会起到平衡流通的正常作用。
第二次发行纸币是咸丰三年（1853年）。因为要对付来势凶猛的太平天国起义，财政又告吃紧，于是发行了两种纸币。一是“大清宝钞”，以铜钱为本位，又称钱钞，从250文到2000文，共分五等；二是“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称银票，从1两到50两共五种。
两种纸币都是用白皮纸印刷（据说是桦树皮做原料），左满文，右汉文，四周环绕龙纹。但是宝钞发行后势头不怎么好，很快就贬值，千文贬为了七、八百文。
最早提出建议“行钞法”并参与其事的户部侍郎王茂荫，后来几次上奏说现行纸币没有准备金，不能自由兑现银钱，所以不能推广，这不是原来他所设计的方案，如果商人看不到使用的方便，纸币是流通不起来的。哪知道咸丰帝看了奏章大怒，斥责王茂荫只顾为商人说话，不为国事考虑，随后，就把王茂荫调到兵部去了。
这件事情，连马克思都知道，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注83里提到过。
虽然不能自由兑换，但还是要部分地允许人家兑换，否则岂不是一钱不值？清廷管理钞票事务的机构，是宝钞局和官票所。后来有商人申请自己出资成立“总局”，负责推广宝钞和兑换事宜，朝廷居然答应了，但是由民营机构来代理货币管理，往往资本不足，总局只能隔日一兑换，每次只发100个号，每个号只能兑换100张宝钞。
这哪里行？什么生意不都耽误完了。两个月后，总局就被撤销，由户部成立了5家“官钱铺”来负责兑换，这5家官钱铺的名称都是“宇”字打头，所以号称“五宇”。
官方的兑换方式是：除了四种大额宝钞外，其余所有钞票都实行抽号兑换，每20天抽一次，抽到号的钞票就可以兑换银或钱。后来5家钱铺又合并为一家官钞局，每月抽号一次。
可是这样一来，抽到号的和没抽到号的钞票价值就不同了。当时人把抽到号的叫做“实钞”，没抽到号的叫做“空钞”，而外省的“省钞”不参加抽号，所以也被视为“空钞”。空钞当然就没有多少购买力，后来每一两大约只值300文以下。
而抽到号的实钞毕竟是少数，所以整个宝钞都不大值钱，照这个样子发行钞票，朝廷感到盈利不多，于是到咸丰十年（1860年）就把宝钞、官票都停掉了。
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到现在还一直习惯把钱叫做“钞票”，“弄两个钞票花花”是舞台小品里南方人角色经常说的台词。这“钞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咸丰年间，自金国以来，历朝的纸币都叫做“钞”，到了清咸丰年间，流通的既有大清宝钞又有户部官票，所以时人合称“钞票”，造出了一个新词来。
清朝除了户部（中央财政部）发行过纸币外，各种官办金融机构也发行过纸币。前面提到过的官钱铺，就是官办的银号。
早在道光年间，内务府就设立了5家，都是“天”字头的，咸丰年间又成立了官钱总局，下设4家，是“乾”字头的，再加上户部的“五宇”，一共14家。他们的职能，是发行“钱票”，又称为“京钱票”。
钱票当然也是一种信用货币。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有银两，有铜钱，那么还发这些钱票干什么？其实清朝的银子和铜钱一直就不够用，发行可兑换的钱票就是为了弥补不足，起到调剂作用。
一开始，钱票的信用还不错，可是部门利益那是挡不住的，钱票越发就越滥，有的一张票面值就高达万吊，根本不可能兑现，完全是空架子，发出去就成了不兑换纸币。
这样，钱票的贬值势所必然，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蒙的。各省见有利可图，也都效仿北京，发了自己的钱票。咸丰八年（1858年）福建因为滥发钱票，导致米价上涨10倍，几千老百姓浩浩荡荡冲到一位前尚书的家里，把退休老官员拉了出来一同来到督府请愿，哀求官府整顿钱法，平抑粮价。这次风潮，官府整整处理了两年才告平息。
鸦片战争结束后，也盛行民间的钱票、银票、铜元票，这些民间钱票，严格来讲并不是货币，而是一种有价证券。发行民间钱票的单位，有钱铺、银号、银炉、票号、当铺、商会、金店、公司、商店等等。民间钱票的作用是促进流通，以补银、钱的不足。官方把这些叫做“私票”，给予认可。
北京有4家“恒”字头的钱庄，所发行的钱票信誉极好，市民都视同现金。但是，行业自律毕竟靠不住，大部分的民间钱票都有“架空”（不能兑现）的问题，有的几十万、几百万地发行，而钱铺的资本金还不到发行额的1/10，兑现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等于伪钞一样了。
这样的无良钱铺一旦亏损就关门逃跑，受害者即使告官，官府也是应付了事，根本不可能追回损失。
到光绪末年，这个问题已很严重，朝廷不得不进行清理和限制，不允许非金融机构发行钱票；不允许发行没有准备金的“空架子”；已经发行的钱票也要逐步回收，缩小规模。但还没等清理好，大清朝也就倒台了。
大清的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是一块肥肉，这肥肉早就被列强盯上了。那时候国际金融业已经出现了巨无霸——银行，外国银行是属蚊子的，哪里鲜美就往哪里叮。
在大清领土上的外商银行，连招呼也不打就在大清国内发行了“兑换券”，也就是银行券，这其实是一种可流通的货币，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加入了大清国的货币系列。
恐龙太庞大了，它注意不到蚊子在干什么。这些兑换券分为两类，一种是银两票，一种是银元票，都限定在一定区域内流通，要是异地使用，就要打折扣。比如在上海发行的，就只在上海流通，当然也可以拿到北京或香港去兑现，但立马会掉价。
可是外商银行不怕这个，反而很欢迎这种情况，因为无论你在北京还是香港兑现，都是通过他们的分行，这样他们可以从差价上获利。你能玩得过银行？
清国人把外商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纸币，叫做“番票”或者“番元票”。当时发行得比较猛的，有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渣打）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等。
兑换券也有在境外发行，后来流通到境内的。比如朝鲜银行发行的就流入了中国东北，俗称“老头票”；华俄联营的道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也流入了东北，俗称“羌帖”。
那么各位可能要问了，外商银行在华发行纸币，有什么不好？
坏处多了。首先，它的发行计划不归你的中央财政部管理，会扰乱你的金融秩序；其次这是严重侵犯你的国家主权；第三是它在华获得巨额利润，你的肥水流进了外人田；第四是它万一倒闭，你的存款户根本得不到赔偿；第五是它在本地吸储之后再投资，就等于用你的人民财产，在你的土地上投资盈利，做的是无本万利的生意。你不是成了冤大头？
大清这条政治恐龙终于也有所察觉，在清朝垮台前两年，度支部（原来的户部）终于颁发了银钱管理章程，并通知了外务部，要在5年后全面禁废外商银行的纸币。可惜这事最后是办不成了，大清的寿数到了。
与外商银行在华发行纸币的同时，清政府也第三次发行了纸币。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起，大清国也有了本土的银行，中国自己的第一个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
这些本土银行也都发行了兑换券，也是按照地区发行，代表当地流通的金属货币。大清的国家银行——户部银行（后改名大清银行），也发行了兑换券，这可以说是现代意义的国家纸币了。
过去传统的纸币是直形，大清银行则发行了新式的横形纸币，所代表的是银两和银元。新票子印刷得非常漂亮，有光绪皇帝的半身像，跟我们现在的纸币基本一样。
从中国通商银行和大清银行的章程看，他们的兑换券是可以随时兑现的，有可能是十足准备金。这次发行的纸币从准备工作来看相当严谨，应该说是恐龙终于学聪明一点了。
到宣统二年（1910年），度支部又进一步规范纸币管理，决定提前收回各官银钱号发行的纸币，大清银行的纸币也不再分区域发行，而是发行了全国统一的兑换券。
截止到清政府倒台，大清银行总计发行了银两票543万多两，银元票1245万多两。
度支部还有好多科学的设想，不过都来不及实行了。大清的金融管理虽然在逐步现代化，但腐烂的政治框架却等不得了，轰地一下子就塌了。
对现代化反应太迟钝，就是不行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