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商道
全球金融危机下，一片哀鸿，其实看看历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点也不逊于当今！
向老祖宗学习：看中国人如何玩钱
中国人发明了纸张。
不要小瞧这又轻又薄的东西，它不仅记载了文明、传授了智慧，如今，它还正在撬动整个世界！
不是吗？让人脑袋瓜生疼的金融危机，正在改变世界格局，改变国家地位，改变公司实力，就更不要说渺小的个人命运了。起码，现在有的人就为“钱”这种花花绿绿的纸张，而苦恼，而紧张，而绝望，甚至而死。
这种小纸头的力量，还小吗？
但是也有人正在亢奋中。
他们手里的钱，不但没缩水，而且在发泡。在无数人折戟沉沙、焦头烂额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能稳操胜券，坐收其利。
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钱多。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再多的钱也禁不起打水漂。归根到底，是他们聪明，认清了“钱”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
凡是在商业大潮中挺立潮头的，假如他不懂“钱”为何物，那是不可能的。即使有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也绝不会再碰上第二回。可能第二回碰上的就是老虎，要叫你尸骸无存！
因此，玩钱的人，就要懂得钱——钱为何物？钱从何来？钱有啥用？钱怎么才能生钱？
不玩钱也得弄明白钱
可能有人要说了：我不玩钱。我也不研究那个。
不玩钱的人，实际上也被罩在一张巨大的“钱网”中。现代经济社会里，每个人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在一个金融大格局中。
我问你：你工作不工作？工作。工作就要拿钱，而且你的工作绩效还必须值你拿的钱，不然你老板就会开掉你，或者鄙视你。
你做买卖不做？做，那你就得赚钱。赔本的买卖谁也不干，只出不进的，那叫慈善家，而且慈善家也得有钱才有资格当。
那么好了，不管你是员工、还是老板，你都处在一种“买卖”的社会关系中。老板发你工资，是买你的劳动成果；你给老板打工，是出卖劳动力——脑力也是劳动力。
也有非正常的，比如权钱交易。注意，交易就是买卖；此外权钱交易还有个别号“寻租”，也是买卖的意思。再比如，想通过不正当手段往上爬的，那手段是什么？“买官”。得，又是买卖！
我们来看这“买卖”二字，繁体字写成“買賣”。看见没有？这俩字的下半部分都有一个“贝”字。“贝”就是中国最古老的钱！
在古代，钱还有别的叫法，比如现在有个时髦的口头语，把一叠人民币叫“一刀钱”，这是怎么来的？因为“刀”，在古代也是钱的一种。
嘿，学问吧？
所以孔子说，要“学而时习之”，不学哪成啊？
这年头你贫困，不要紧；你心不狠，不要紧；你没文凭，不要紧；但是，你不能笨。下了狠劲儿想赚钱、但又赚得非常少的人，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聪明。
那是根本就没把钱搞懂。
在一个类似高压电网的金融格局中，你糊里糊涂地不懂钱为何物，不触电栽跟头才怪！
所以我们要学习，向索罗斯学，向格林斯潘学。不过，你看书店里的金融书籍，关于银行的、证券的、投资的、保险的，海了去了，证明人们学习得并不差。
但是为什么还是亏钱？为什么还是被套牢？为什么还是业务惨淡、入不敷出、朝不保夕？
是人们忘了一门大课！
要向老祖宗学习呀。
中国的事，还得按照中国式的思路来办，生搬硬套外国的，不亏得吐血那叫没有天理。
那就追踪一下吧，中国人历史上信奉的哲学是什么？是儒学。儒学的老祖宗是谁，是孔子。不过你知道吗？孔子是干什么出身的？——会计，仓库的会计。
老祖宗是懂钱的人，我们还愁嘛！
从夏商周到元明清，3900多年啊！老祖宗谈钱、用钱、管理钱，玩得真是漂亮啊。这是多大一笔思想财富，不学，不是赔本了吗？
所以说，向古人学什么是钱、钱的作用、钱的演变、钱的管理、钱的衍生功能，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
好了。我想各位都明白了，凡是被猎人打下来的鸟，都是笨鸟。想不做笨鸟的，就先学学老祖宗的智慧“钱柜”里都有些什么货色吧。
中国最古老的钱产于海南
“金融”两个字搞不明白还玩什么钱？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有一个词汇，人们经常用，而现在不大用了，那就是“卖命”。
其实这个词挺科学的。你想呀，一个人，如果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的话，有效劳动年限，正好是30年，就等于说，你是把你最有创造力的生命，分30年一点一点给卖出去了。
卖给你的老板，卖给你的公司或单位。
爹妈给你一条生命，不容易。古人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们人，更应该珍惜生命。所以，兄弟姐妹们，一定要把这30年卖出个……呵呵，不说太直白了吧！就是说，人的生命也要“效益最大化”。
在将来的同学会上，起码得让当初一眼都不瞟你的“班花”或“班草”，对你刮目相看。
那么，凭什么让人家对你注目？
是你的腰包，你的财富，你的成功程度，说了归齐，还是你有了个聪明的脑袋瓜。
把古人的现成智慧，装进自己脑子里，付出的成本只是一点业余时间，收益是从此心明眼亮，能看清金融这东西里的种种猫腻，这不是很划算的么？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来谈谈古代的金融业是啥样？
首先得搞清“金融”是什么意思？“金融”两个字都搞不明白，还玩什么钱？
“金融”一词，不是咱们老祖宗的发明，是近代我们从日本那儿拿过来的。就像“革命”、“社会”、“干部”、“经济”这些词，有的虽然古代中国就有，但现代意义上的用法，还是借鉴人家日本的。
金融是什么，就是钱和关于钱的业务，这是个行当，是个专业。其中的“金”字，比较好理解了，世界各民族都在很长的历史里把贵金属作为货币，所以“金”就是钱，赚钱就叫“揽金”。
可是“融”呢？这是个啥意思？
这是指“资金融通”，也就是货币信贷，比如——借钱、还钱、抵押、放债，以及现在很流行的股票、债券、基金买卖。
中国古代没有这个词儿，可是有这类经济活动，所以古代也有金融业。而且放贷、借贷我们一般都说的是钱，可是古代的时候，借贷关系涉及的还不光是钱，还有粮食。粮食也能借贷，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一门特殊金融业。
就像前几十年，“粮票”也能顶钱用，拿来换鸡蛋。再早，1949年以后有一阵儿，政府公务员的工资还是发小米呢。
有意思吧？ {分页}
神农氏的农贸市场催生了钱
那么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人们干嘛就发明了货币？
这东西，现在是这么厉害地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和情绪。以至穿衣吃饭、讨老婆、生孩子、上学、看医生、直到进火葬场，都为钱所扰，让我欢喜让我忧的。你听听现在的办公室、饭局上、电视里，“货币战争”、“金融风暴”什么的，都快塞满了耳朵了！
这“魔鬼”是从哪里放出来的？
告诉你吧，钱——也就是说货币，是古代老农民发明的，是在神农氏时代的农贸市场里发明出来的。
它是应运而生的，不发明不行了。是赶集的农民一着急，就发明出来了。
据说神农氏那会儿，规定中午时农贸市场开市，“天下之民”都来以货换货，到换完了，就散场，“各得其所”（《易·系辞下》）。具体是怎么交易呢？比如女娲家里养的猪多，吃不完，但是缺羊，就把猪赶到市场去换伏羲氏他们家多的羊。
这叫“物物交换”，是最原始的贸易，还用不着钱。
可是问题来了！好比当时的交易价格，约定是一头半猪顶一只羊，女娲没法把半只活猪给伏羲氏，那就只好先欠着，下回赶集换东西的时候补上。如此就会很麻烦，拖欠得久不说，要是女娲故意赖账，伏羲氏也有口难言。
还有，要是女娲一时碰不上愿意拿羊跟她换猪的人，她就得把猪赶回家继续养着，想吃羊肉却吃不着。不方便的事儿多着呢！
可是古代的农民不会叫尿憋死。他们发现，要是把一种比较流行的货物独立出来，其他的货物都以它来标价，那就没问题了。比如鸭吧，大家约定好：一只羊值五只鸭，一头猪值四只鸭，女娲找不到卖羊的，就先把猪换成四只鸭，下回赶集再添一只鸭，就换回一只羊了。
这样，鸭，就是最早的钱了。这叫“自然货币”，它不是人造的，是自然界里现成的东西。
咱们的老祖宗，先后使用过的自然货币多了，禽畜（像什么鸭，此待考。我估计可能是羊）、牛羊皮、粮食、锄头、乌龟壳、动物牙齿、牛羊角、蚌壳、布匹、珠宝玉器等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海贝。
顺便说一句，为什么我怀疑最早的“钱”可能是羊呢？因为咱们华夏民族远古时代最喜欢吃羊肉，这跟现在不同。汉字里有两个跟美味有关的字，就带着“羊”字，那就是“羹”和“鲜”。
汉朝的文字学家许慎，对“美”这个字的意思有权威解释：“美，甘也。从羊从大。”他还说，羊是六畜里面最主要的食品。就是说，那时候世界上什么事情最美？“羊大”就是美。陕西人到现在都还爱吃羊肉泡馍，这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习惯。
羊既然最值钱，就极有可能作为最早的货币。你说是不是？
美丽的贝壳钱通行了一千年
用什么当钱最好，我们的先民老祖宗，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索了很多很多年，估计没有2000年也差不多吧。
最合适当货币的东西，应该具备几个条件：本身要有较高价值，来源稀少（物以稀为贵）、耐用、易于保存、便于携带、个头儿大小差不多。
尤其便于保存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拿鸭子来做货币，你还得养活它，有成本在里面，不能计入价值。而且万一死了，这“钱”也就没了。不过古人拿家禽、牲畜做货币的时候，还比我们幸运一点，牲畜死了，好歹能落下肉吃，全家美餐几顿。
现在，你把钱扔进基金公司，说给你“蒸发”掉70%，你一点脾气没有，连肉汤都喝不上。
寻找合适的自然货币，其历史是漫长的，聪明的古人终于找到一样东西，符合所有条件，那就是海贝。
海贝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它的壳，是枣核形状的，中间裂开一条带齿的缝，外表光洁漂亮，有花纹，坚硬不易碎，大小都差不多，最适合做货币。最重要的，是它资源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出产很多，可避免贬值。
中国古代的贝币原料，出于对质量的要求，主要是从海南来的。那时候海南还没收归华夏版图（后来是汉武帝收进来的），属海外无主领土。中原和海南，不仅隔着个大海，还隔着长江以南的“百越”地区，交通不便，路途遥远。运一麻袋贝回来，其本身价值就非常高了，拿来做货币正好。
古人这下不用赶着鸭子或背着老牛皮去买东西了。
怀里揣一把贝壳就出发，体面，不占地方，方便得多了。它又是以个数为单位的，好计算。这就跟现在的“钢蹦”差不多了，一只羊，10个贝，一头猪，8个贝，妥了！
那个古老的年代，按理说顶数海南人最富裕了，全华夏最大的造币厂就在那儿。大海滩上，一退潮，“货币”到处都是，动手捡就是了。估计那时候就有“造币专业户”，成天的捡海贝，运海贝，给中原地区提供资金。
这个“海贝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从夏代开始，一直实行到秦灭六国，最后才废止，前后总共有1000多年。
1000年，这得有多长？一般人没概念。咱们这么举例吧，说说从现在起倒退回去1000年是哪一年，大家就能有点概念了：是宋朝的第三个皇帝宋真宗时代。够久远的了吧？那时候的首都开封遗址，如今已经被冲积土埋在地下14米了！
而咱们现在习惯使用的现代意义的纸币，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呢？
是从1906年，八国联军都来过北京以后了。是那时户部银行（后改名大清银行）发行的。当然在此之前，外国银行就已经在中国发行了纸币，各省官办银号也自行发了纸币，但也早不了多少。这才多少年？100多年。跟1000年能比吗？
这下你该明白了：像是发财的“财”、贸易的“贸”、购买的“购”、货物的“货”、资本的“资”、赔偿的“赔”，账本的“账”，还有“贵贱”、“贿赂”等等汉字里边，为什么都有个“贝”字了吧？
这就是文化，是大伙挂在嘴边的“中华文明”！
“没钱”还能叫朋友吗？
要说中国的古文明博大精深，一点也不假。最了不起的，是它从来没中断过，这样，4000年以前的信息，很多都能保留到现在。
这个信息的载体，就是咱们使用的汉字。你比如说，刚才说了那么多带“贝”的字，这个“贝”，现在是简化了，半个方框里是个“人”字。啥意思？解释不了。而繁体字是直接从甲骨文、钟鼎文沿袭下来的，保留的信息就比较全。
那考考你吧：繁体字的“貝”，里面有两横，你看像什么？
是——钱串子！
下面那两撇，要我看很像是是绳子穗儿，不过可能画的是一只手。总之，象形文字就是一幅画，能给我们非常逼真的图像。
这才是纯粹的写真！古代的贝币，为了方便携带，免得坐马车散落了，在贝上都要打孔，然后用绳子串上，就跟后来的铜钱串子一样。
这个，有商代的出土文物为证。
商代的墓葬里，普遍都有贝币随葬。其中以随葬一枚贝的为多，钱来得不容易，埋一枚意思一下就行了。不过，多的也有好几千枚的，那都是超级贵族的墓地了。公元前1200年左右，商代有个君主叫武丁，他的诸多妻子中有个叫“妇好”的，墓葬位于现在的河南安阳，1976年那年，考古队一家伙就从中挖出来6680多枚贝币。
这位贵妇，相当于后世的皇妃了，随葬的钱，起码也得有今天的十几万吧，看来那时候的一枚贝币，比今天的一元钱的币值要高多了。
这些挖出来的贝币，就都是打了孔的。商代的贝币，先是流行细孔，后来大伙富裕了，钱越来越多，就流行大孔，好串得更多。最后这也不行了，就把贝壳磨小，让它变轻，一次背它几百个也不累，这就叫“背磨式”贝币。
那时候，货币的计算单位，不是一枚、两枚，而是“朋”。注意了，这又是一幅画！
把一串贝币穿好，挂在腰带上，你看，这两边垂下来的钱，是不是就是个“朋”？至于每串多少枚，后人不大清楚，古人常说“五贝为朋”，不过现在一般认为是10枚贝为“一朋”。
《诗经》就提到过这个“朋”。在《诗经·小雅》里有一句：“既见君子，锡我百朋。”这里的“锡”字是“赐”的异体。这诗是说：一个学生，去见老师（君子），老师赏了他一百“朋”钱。在古时候，这是数量惊人的厚礼。古代人真是不可琢磨，收学生，还有倒搭钱的！
一串钱，垂下来两边的数量一样，价值一样，这就是“朋友”这个词的词源吧。成语说“朋比为奸”，也是这个意思，两人一样坏！
是啊，发展到今天就更是了，没钱，还能叫朋友吗？ {分页}
再多的海贝也不够用了
商王武丁，宠爱他的女人，在她死后用一大笔钱随葬。这说明，自古以来爱情就有价。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我是80后，是现代人，跟你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有什么关系？”
哦？你再说一遍。
听着，我问你：你跟你最亲爱的人在亲热的时候，激情耳语时，你叫她（或他）什么？
“宝贝！我的宝贝儿啊！”——是不是？
什么叫“宝贝”？ 宝贝就是热带海洋里的单壳贝类。这不就是古代的钱吗？
宝贝，就是贝币，是那种又大、又饱满、又漂亮的高品级贝类。那你不就等于在喊：“钱啊！我的钱啊！”
相传《周礼》是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旦所著，内容涉及典章制度，天文地理，草木鱼虫，是一部智慧全书。《周礼》所描述的周朝，那简直是一个儒家理想国。这部书在典章制度方面对后世影响很大，隋唐以后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中央机构设置，甚至古代朝鲜汉城的城市布局，都是按照《周礼》来的。
不过呢，据说《周礼》编写好以后就藏入了秘府，基本上谁也没见过，在西汉末年汉成帝时代才被发现。这离着周公那时候有1000年了。
这也有点太离谱了！所以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期，梁启超干脆认为它是王莽为篡位而搞的伪书。
所以，西周到底有没有税务所，国家是不是向私人贷款，咱们就糊涂着吧。
咱们的“黄金时代”来自楚国
经济“冬天”为什么把你吓住了？
在新的章节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做一道思考题：你打算怎么应对全球经济的“冬天”？
这问题，大概是见仁见智，各人看法不同。在我们身边，常有一些技术型的专家，给人们指点迷津，说遇到如何如何情况，可以如何如何应对。他们说得都不错，但是，看经济大势不能这么看。
要有望远镜的眼光，会看几千年，那么看透未来几年肯定不成问题。
要有夜视镜的眼光，看问题看到本质里去，那么看清楚未来几十年也没问题。
做人不能做“乒乓球员”，只会推挡；要做“国际象棋手”，会看棋路。
据说北京、广州的白领，目前掀起了“一百元”运动，也就是一周只支出一百元。
这是为什么？恐惧！
可是，令人恐惧的情况，能因为你恐惧而消失吗？不能。
你恐惧了，你的困境就能减轻一些吗？也不能。
那么恐惧还有什么用？
反正以你自己之力，已经没法改变现状了，那还不如多花点时间来做一件事：
——沉思。
《沉思录》的作者马可·奥勒留，是古罗马的一位皇帝。皇帝日理万机、戎马倥偬，尚且有时间想问题，我们平头百姓就更应该想问题。
上帝把人类的脑容量打造得这么大，就是要我们用来想问题。
你想想，贝币的出现、金属货币的出现——这些新型货币的出现，都是什么时候？
都是在新旧经济形态的转型之交，都是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崛起、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成熟之际。
贝币，是商人阶层从农民阶层里彻底脱离出来时出现的。夏朝没有资料，但商朝肯定有了专职商人。《尚书》里说，商朝有一批人“牵着牛车到远方去经商”，各地互通有无，靠的就是这些专职商人。
金属货币，是西周“权贵经济”衰亡、春秋战国“平民经济”崛起时出现的。到了西周灭亡，东周列国崛起的时候，商王朝留下来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全面瓦解，土地私有制——“私田”遍布天下，诸侯国开始向私田征税，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由此，开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春秋战国时代。
那么今天，电子货币刚刚兴起，正是信息时代新经济革命方兴未艾的表征，怎么可能有一个漫长的经济“冬天”来临？
所有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局部降温，高热气候还在后面，而且说来就来。
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新旧交错中旧的那一部分。垮掉的，是为新崛起的让路。
预言资本社会就要灭亡、就要崩溃的次数太多了，哪一次也没应验。再说，就算是资本社会要消亡，也是先从它内部生长出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形态，来渐进式地取代它。怎么可能一朝崩溃，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沉思录》说：“所有的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变成仅仅一种传说，完全的忘记亦不久就要覆盖它们。”
是的，经济“冬天”也会很快就过去。它不过是要洗一次牌，洗掉无数的经济“近视眼”，为先知先觉者开道。
当“冬天”变为过去的传说之后，能仰天大笑的，只有“沉思者”！
钱从一开始就是“老大”
好了，还是先讲古吧，我们现在已经从西周来到了东周。
至于西周是怎么灭亡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周幽王为了博得宠妃褒姒一笑，闹出个“烽火戏诸侯”来，失信于天下。结果犬戎后来攻破了首都镐京（今西安附近），西周玩完。
第二年，周平王即位，把都城往东移到了洛邑（今洛阳），东周开始。不过东周的周王室可没那么大权力了，诸侯列国，征战不休。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生气的春秋战国时期。
东周时，商人比以前更牛，有的大富豪还控制了国家政权。比如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管仲、鲍叔牙，就是商人出身，从政之前两人曾一块儿做过生意，算是一个合伙公司的。
东周时期的商业也更加发达了。齐国的临淄当时是商业中心，繁华得产生了中国最初的交通拥挤问题。著名纵横家苏秦说，走在临淄的大街上，只见“马车轮轴相撞，人肩膀挨着肩膀，大伙举起袖子来就成了帐幕，一挥汗就如雨”，这还了得吗？
商业发达，货币的流通量也就加大，贝币不够用，金属货币——铜币，于此正式登场。
那时候的青铜铸造手段已不成问题了，各国都能自行铸造。不过诸侯国太多，铜币没办法统一，形制不一样，流通范围不一样，货币体系也不一样。
那是一个古代货币 “百花齐放” 的时代。
首先我们要讲一个问题——今天人们常挂在嘴边的“钱”，就是在东周时期出现的。
钱为什么叫“钱”？说来话长。铜质货币已经不是自然物了，是人造物，那么它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形状为好呢？不同地域的古人，思路几乎一样，就是选用了生产生活工具的样子。
首选是农具——铲子。
那时候有一种铲子叫“划”（读作“摇”），铸成这种铲子形状的铜币，一开始也叫“摇”，后来转音为古音相近的“钱”。这就是“钱”的来历。
“摇”——“钱”，真是不摇不来钱啊！
看来，古代人民还是朴实的，知道是劳动创造了财富，铸造货币还不忘做成劳动工具的样子。
钱，从一开始就是“老大”。谁有钱，谁就比你大一级。
为什么这样说？有典故。
我们把比自己年长的同胞兄弟叫什么？叫“哥哥”，古人也叫做“家兄”，是吧。
好，我告诉你：这个“家兄”，原本不是指哥哥，而是钱的别号。因为哥哥在家中为大，弟弟妹妹都要恭恭敬敬地对待他，就像对待钱一样，所以古人就把哥哥称为“家兄”。
还有一个说法，咱们姑妄听之，就是哥哥原本也不是指兄长，“哥哥”也是钱的别称。
根据何在？你看，繁体字的钱，是写作“錢”。这里又要考你的智力了，看出来什么没有？
——把“錢”字的三个偏旁部首拆开，念，是什么？
金、戈、戈！金哥哥！
过去用贝币，称呼心肝宝贝的人就叫钱。现在用铜币，称呼哥哥也叫钱。
钱，你的确是老大！
从钱型上也能看出楚国人最有才
自从世界上有了钱，钱就同时成了幸福和苦恼的源泉。成语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钱也是，越多越好，世上没有嫌钱多的人。
可是取之无道怎么办？有的文人想钱想疯了，就制造出美丽神话来，起码可安慰一下自己。
西汉初年，淮南王、也就是汉武帝的叔叔刘安，找了几位门客，一块儿编了一本《淮南子》。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说是远古南方有一种水虫，叫“青蚨”，又名“鱼伯”。形状像蝉或蝶，个头儿还要稍大一点，翅膀就跟蝴蝶一样，颜色鲜艳。
把这种虫子的子母各取相等的数量，放在瓮中，埋在背阴的东墙下，三天以后再打开，一母一子就时刻相随了。
然后，你就可以变魔术了，把母血涂在81枚钱上，把子血也涂在81枚钱上——把这钱拿去买东西吧。
用钱的时候，或是把子钱收好，用母钱；或是把母收好，用子钱；不管用哪一种，凡是用出去的钱，都能自行回来（以其钱更互市，置子用母，置母用子，钱皆自还也）。
这会飞回来的钱，好吧？领一个月的工资，永永远远也用不完了，所以古人叫它“神钱”。后世把钱叫做“青蚨”，就来源于此。古时候商人们都愿在钱柜上贴个红纸条，上写“青蚨归来”，好图个吉利。
不过，再好的神话，一到当代也就都不灵了。你要是把钱不问青红皂白投到股市或基金里，一多半的“青蚨”就再也飞不回来了，不管上面涂了多少你的血汗！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知道凡是神话，都有现实基础。比如这个把虫子血涂在钱上的神话，就有现实的根据。因为这时候的钱，已经是一枚一枚的铜板了。上面有文字和花纹，凸凹不平，往上涂血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要是贝币就不行，过水不沾，古人就是再聪明，在贝币时代绝想不出这样的神话来。
铜质钱虽然大部分都是铜板，但形状很不同，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在某一个地区，以其中的一种为主，与其他的种类交错使用。
布币在铜币中这一种出现得最早，西周就开始使用，不过很粗糙，也就是金融学上所说的“原始布”。这个“布”，就是铲子，古代把铲子叫“鎛”，后来转音为布。还有另一种铲子前面说过了，就是“钱”。
到了春秋战国，这个形状像铲子的钱，变得非常精致了，上面还真的有个装木柄的库，这叫“空首布”。发展到后来，形状变得抽象一点了，全是扁平的了，这叫“平首布”。
刀币 这种钱的形状，就像个切菜刀。那时候渔猎和手工业发达地区，有一种小刀叫“削”，刀币完全就是“削”的样子。那时候齐国的国力强盛，铸造的“齐刀”最为精致。
圜钱 圜（huan）钱也叫“圆钱”，这个钱型来自纺车上的轮，样子基本上与后世的铜钱一样了。圆形的，中间是圆孔，后来演变为方孔。钱的边缘，原来是秃的，后来有凸起的边儿。
这些钱上面都有字，有的是国名，有的是产地名。
此外还有一种，是楚国的铜质货币，样子最为奇特，这就是——
蚁鼻钱 这钱的体积非常小，只有西瓜子或者衬衫纽扣那么大。样子呢，实际上就是微型的铜贝币。
为什么人家的铜钱样子都变了，楚国的单单不变？这时因为，楚国离海南近，贝币来得容易，还在广泛通行，因此铜币必须做成贝的样子，才有权威性。不过楚国的造币部门也很聪明，把铜币造得小小的，节省成本啊！
这种小钱，上面也有字，不过却是“阴文”，也就是凹进去的字。花里胡哨的，像人脸，因此俗称“鬼脸钱”。
另外，其中有一种上面写着篆文“各六朱”，写得像个蚂蚁，又像人脸上两个大鼻孔，因此称为“蚁鼻钱”。
那时候楚国的疆域非常大，最大时占有现在的川、鄂、湘、赣、皖、苏、浙、豫、陕、鲁等省的全部或部分，几乎是半个中国了。所以它的蚁鼻钱发行得就多，分布得也广，今天还能经常从地下挖到。
楚国真是个浪漫之国，不单是楚辞写得好，连钱币也做得这么漂亮。所以我老早就有个想法：楚国没有统一华夏，那是华夏民族的一大遗憾！
“黄金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一部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把东周之初到秦灭六国的500年，写得波澜壮阔。
春秋战国时代，也确实如他所写，群雄辈出，思想活跃，人性和人的能量充分释放，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如果说，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黄金时代”，那春秋战国就是咱们的“黄金时代”。
而且黄金这种贵金属，作为货币登场，也是在这个时代。
——名副其实，怎么论都是！
在春秋晚期，最早用黄金铸币的，就是浪漫的楚国人。
楚国是南方大国，从西周时候算起，到它被秦国灭亡，一共雄踞南方800年。它的影响到现在也没消失，起码咱们现在还有个民族节日，就是发源于楚国的——纪念屈原的端午节。
楚国地大物博，盛产黄金，所以由它来开创“黄金时代”，是理所当然。
楚国的金币成色相当足，为93%到99%。形状有的是金饼，有的是一整块金版，可以切割，估计就跟巧克力似的，用一块就掰下来一块。
金币上一般都有方形印记，写的是“郢爰”两个字。郢是楚国的国都（在今天的湖北江陵）；“爰（yuan）”是重量单位。因此，现代金融学界就把这种金币叫“楚爰金”。
在《战国策》里，曾多次提到过黄金，说是“多少多少金”，或者“多少多少斤”，这俩概念是一样的，都是指一斤黄金。不过古时候一斤没现在多，大概有五两的样子吧。李白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其实只花掉了五百两。
楚国的黄金矿藏很多，不亚于现在山西的煤藏量，一直就没挖完。在楚国亡国1100多年后，唐代大诗人刘禹锡被贬到楚国旧地的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常镇，还能看见有淘金女在忙活。他写的诗句“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江中浪底来”，写的就是淘金。
不光是那时候，就是现在，也还有剩下的金子。在湖北宜城县有个“散金坡”，一下暴雨，土坡上就能捡到金屑。据说这里原来就是楚国制造“爰金”的作坊。
看来到了春秋战国，金子就比“宝贝”更牛了，后来凡是好时代都叫“黄金时代”。
不过要注意的是，金属货币特别是黄金，虽然流通的历史远比贝币流通的时间长，但是贝币流通时，正是汉字形成期，因此汉字里带“贝”字偏旁的，大多都跟“财产”、“财经”有关，而带“金”字旁的，多数只跟冶炼、武器和金属有关，跟财产反而没多大关系。
这就叫文化传承，不管你再怎么拜金，也不能把文字都改了！
至于在全球范围内，究竟是哪个国家最先铸造金币的呢？
一般公认是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国（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546年）。这个古国早就灭亡了，要不是咱们太爱黄金了，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听说它。它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就在爱琴海边上。
吕底亚国是一富国，首都萨第斯宏伟壮观，富得流油，堪称远古“第一牛”都城。这个古国大约在公元前660年开始铸金币，可是咱们的楚国，大概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铸金币的。因此谁是“金币老大”？还不一定呢。
这，有待你们大伙去考察吧。{分页}
秦始皇究竟是谁的代表？
说到这里，不知各位发现一个问题没有？春秋战国时代，钱币的形制“百花齐放”固然是好，符合自由精神，但是，这里面隐含着一个极大的不便，就是币制太复杂了。
你们看，光是铜币，就有四大类，有的两三种在同一个地区平行使用，互相间就要有个兑换率。
不同国家的钱币，也不能自由流通，又要兑换。
这时候除了唱主角的铜币之外，同时流通的，还有珍珠、玉器、贝币、金币、银饼、锡块，它们和铜币之间，都要有严格的兑换率。
战国时期，甚至还出现了少量银币。在河南省扶沟县的古城村，就发现过18枚银质的布币。虽然出土银币的案例极少，但说明那时候已有银币。
同时布匹也作为实物货币在继续流通，诗经《卫风·氓》里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说的就是拿布匹去买东西。而且各国的布匹多宽多长为一匹，都不统一。
这样一套复杂的兑换率体系，恐怕仅仅长一个脑袋都记不住！
那时候的国君，甚至也有在货币兑换上做文章的。魏国著名的改革家君主魏惠王，在首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以后，就发行了一套特殊的“外贸币”，比国内发行的铜币分量要轻，专门用于“国际贸易”和边境贸易。
这种特殊的外贸货币，不仅重量比面值要轻，而且含铜量也低。
大梁那时候是商业中心，商誉很好，不怕各国商人不来做贸易。魏国在进口商品时用外贸币支付，货币成色不足，就等于压低了人家的价格，占了人家的便宜。
这样混乱的货币状况，再加上关税壁垒、战争频繁，那时候做国际贸易的商人，一不小心就可能赔个底朝上！
历史证明，凡是经济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出面来解决。
最后解决了这一瓶颈问题的政治人物，就是秦始皇。
“秦王扫六合”，现在一般都把他的动机解释为代表“地主阶级”，想建立大一统帝国，以促进生产力。其实，他不消灭六国，“地主阶级”也照样从事农业生产，而最急于打破诸侯分割局面的，莫不如说是商人阶层。
早在春秋时，商人就已经很有政治影响力。《左传》上说，晋国的商人“能用金玉装饰车辆，衣服上有好看的花纹，能向诸侯行贿”——官商勾结，早已有之！
越国的范蠡在弃官经商之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当时人都尊称他为“陶朱公”，后人更把他尊为商人的祖师爷——这是商界的孔子。
孔子的弟子子贡，往来于齐鲁之间经商，所到之处，国君都和他行平起平坐之礼——可见有钱就是大爷。
那时候的群众，也就是所谓的“小人”经商的更是遍地都是，连孔子都肯定了他们脑袋瓜聪明，说“小人喻于利”。这里的“喻”，是通晓之意，他是说：“人民群众真懂得赚钱哪！”到后来，不知怎么的，人们竟把它理解成一句贬义的话了。
这样大的一股群众力量在推动，500年间水滴石穿，最后终于接近了目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谁来统一只是历史选择的问题。
请问，是谁把秦始皇的父亲公子异人护送回秦国去登王位的，是谁辅佐年幼的秦始皇坐稳了国君宝座的？是谁在秦始皇扫灭六国过程中出了大力的？是大商人吕不韦！
——这是偶然的吗？
一刀砍掉了所有的“外汇”
中国有两个开国皇帝，长相上可能有点对不住观众，一个是朱元璋，一个就是这横扫六国的秦始皇。要按《史记》的描述对他画张像，那简直比通缉犯还难看，司马迁说他是塌鼻子、细条眼睛、鸡胸，说话还带“豺声”（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
眼睛不说了，爹妈给的。要说这塌鼻子、鸡胸、嗓音沙哑，还真有一定可能。
现在有人分析，他从小就患了软骨症和气管炎，所以鼻子和胸挺不起来，说话齁娄气喘。
当然也有可能他太刻薄寡恩了，后人这是糟蹋他。
不过，不管他长啥样，没有秦始皇，就没有大中华，这功劳是否定不了的。况且伟人为什么就非得是“伟丈夫”（帅男人）？
秦王嬴政39岁那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成了千古第一帝。紧接下来，他干了几件事，当今凡有初中文化的人，都能数叨出来，就是车同轨，书同文，坑书生，修长城，外加统一度量衡。
其实还有一条不大被人提，那就是至关重要的统一货币。
那年头的商人乃至普通人家，估计谁手里都有五六种“外汇”。咱们现在要是去一趟越南旅游，换一次越南盾就能把自己给换懵了，何况五六种！
现在，塌鼻子的快刀来了，把你们这乱麻全一刀切了。从嬴政自号始皇帝那一年起，所有“外汇”、什么刀币、铲子币的——废止，所有珠宝龟贝乱七八糟的——废止，都不许拿来买东西了。
大秦帝国的的疆域上，只有两种货币可以通行，一是“上币”，就是黄金；二是“下币”，就是铜钱。铜钱还必须是大秦中央统一生产的，上写“半两”俩字，重量也正好是半两。
这种秦朝的铜钱，后人就叫它“秦半两”。
过去百花齐放是太乱了，都说不清货币是什么本位制了，可能乌龟壳也能做本位。现在，就是“金-铜本位制”，干净利索！
秦法严苛，弄不好就剁鼻子砍头，这号令一出，那些外汇、宝贝，立马就成了古玩，搁在家里自我欣赏吧。
这个“秦半两”的推广，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就是统一了币形。
秦的铜钱是圆钱，外圆内方，从此“钱”的形状就固定了，一直流行了2000年，到民国初年才被禁用。
这个带方孔的圆形铜钱，还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尼、缅甸，他们的货币，都跟了“秦半两”的风。
有人要问了，铜钱的中间为什么要有一个方孔？为什么不像现代的硬币不带孔？
呵呵，这是个技术问题了。古代在铸造铜钱时，铸好了以后要打磨毛边，为了方便加工，就把半成品的铜钱穿在一根筷子上，打磨时它就不会乱转了。这就是方孔的作用。
据说后来宋朝大诗人黄庭坚做过一首诗，把铜钱戏称为“孔方兄”。从此，孔方兄也就成了钱的另一个别号。
孔方兄虽然出世比孔圣人晚，但它常常向孔圣人挑战。由于咱们民族是个务实的民族，所以，孔夫子常不敌孔方兄。到了现在就更是，孔方兄天下无敌，孔夫子只能靠于丹教授一个人发扬光大了。
只有一个地方不大听话，那就是云南。以滇池为中心的那一片地方，从春秋晚期起，就使用贝币，祖祖辈辈用习惯了，秦半两也没影响到那里。一直到元代都开始发行钞币了，对云南也只能网开一面。到了明朝，政府强行在云南铸币，还是没人理。直到明末清初，贝币才慢慢退出流通领域。
贝币到后来其实很不值钱了，明末一两银子，能顶500串贝币，但你挡不住云南同胞就愿意用它。
也有相反的例子，据考古学界研究发现，华夏民族的贝币造币总厂——海南，恰恰就从来没流通过贝币。那个地方，从一开始有货币，就是孔方兄，大概是汉武帝那时候运过来的。
也就是说，在远古的海南，贝壳就是贝壳，一钱不值，只有运到中原以后才有价值。这就相当于现在纸张和纸币的区别。
当时的海南人，很有些郁闷吧，守着满海滩的贝币，跟守着一堆废纸一样，只能出淤泥而不染了。
古代中国第一次发行的债券信誉不良
秦始皇统一海内，商人最高兴了。从此壁垒打破，畅行无阻，用一种钱，四海一家，长一个脑袋就能记住汇率了。
可是他们没高兴多久。秦始皇虽然客观上代表了商人阶层的利益，但政治家的野心有时候谁也不代表，只代表他自己。灭六国后，本应让百姓休生养息，可他还在那里踩油门，而且踩到了极限。
他做皇帝才11年，你看他折腾的：内修驰道、开灵渠、筑长城，外伐匈奴、征百越，每次大行动，都要耗费浩大民力。尤其在咸阳附近造阿房宫、修骊山墓，共征发民伕70万人。还有当时服兵役的，在200万人以上，占壮年男子的三分之一。
人都被拉去服劳役了，商人还跟谁做买卖去？
再说，就算再大的财主，也禁不住这么扔钱啊！
从后世出土的“秦半两”看，轻重不一，显然后期的铜钱已经不够分量了，偷偷在贬值。秦朝法律是最严的，说半两就是半两，可是连国家都不能坚守承诺了，偷偷刮老百姓的油水，可见实在有点顶不住了。
秦始皇不管那个，他照旧浩浩荡荡出去东巡。我们就让他在路上颠着吧，咱们抽空回顾一下春秋战国时的信贷是啥模样。
我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我们的亲身体验也告诉我们：有私有制就有穷富，有穷富就有借贷——人总不能活活饿死吧！
世界上最早的借贷行为，是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的西亚，也就是现在老出事儿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那些地方。
古罗马也有借贷，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他们制定了著名的《十二铜表法》，首先规定的就是债务法。规定说：欠了债，要还，过期不还要蹲监狱；蹲监狱算是轻的，弄不好把你当奴隶卖掉或者处死——那时候哪个杨白劳敢不还黄世仁的钱？
咱们中国的规模性借贷起于何时，不清楚，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肯定已很普遍。而且古代中国第一次发行债券，就在战国末期。
有个成语跟“债”字有关，是什么，想想看——是“债台高筑”！
对，这就是战国时候的事儿。
事情发生在东周最后一个王——周赧王的身上。周赧王那时候还顶着个“周天子”的虚名，实际上只是个小国的国君，忽然被六国诸侯说动了心，拼凑了5000多兵马，要和诸侯联合去打秦国。
可是他太穷，就连这5000人的粮饷、武器都凑不齐，只好向境内的富户借钱，给了他们出具了借券，答应在周军班师之日，以战利品偿还。
后来，他们这群乌合之众根本不可能和秦军交手，无功而返。富户们见周军回来，都手持债券跑来向周赧王讨债。
周赧王哪有钱还？于是富户就闹起了群体事件，从早到晚聚集在宫门外，喧哗不止。周赧王给吵得死的心都有，只好躲到宫后的一个高台上去避债。周人就把这高台叫做“逃责台”（古汉语“债”、“责”相通）。
所以说，中国第一个发行债券的，是周赧王。
“赧”，是因羞愧{分页}而面红耳赤的意思，所以有个“赤”字旁——看来，周赧王毕竟还是有羞耻心的，还不上钱，脸红了好几千年！
古代政治家为什么借钱给穷人不要利息？
周赧王发债券的事，我说说，你们也就姑妄听之，他这如果也叫债券，恐怕就是人类史上最搞笑的债券了。
其实这叫“别券”，是古代的借款协议，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傅别”，形状可能和古代调兵用的“虎符”差不多。一块竹片，上面刻有借贷双方姓名、借款数额、还款日期，然后一分为二，各执一半。还款时双方要拿出来“合券”，还完了钱，要销毁，整个程序是很讲信用的。
估计那时候的古人，还很淳朴，故意欠账不还的，不多，所以借钱都是信用借贷，几乎没有抵押借贷。
有能力放债的人，当然是权贵、商人和地主。
可怜巴巴借钱的人，当然是穷苦农民、渔民和猎户。
那时候，据说借粮食的比借钱的多，这也不奇怪，吃不饱肚子才是天大的事。
我们现代人，一辈子没借过钱的大概不多，谁都有三灾八难、一时不凑手的时候。要是连盒饭都吃不上了，不借怎么办？
所有的人格、尊严、体面，遇到钱紧的问题，那都是一堆泡沫！别看“人文主义者”平时闹得欢，要是饿他三天肚子，他还是要自己去找饭吃。
春秋战国那会儿，没准儿也有“金融风暴”、失业潮之类的，别的行业不景气，放债却是好时机。
所以那时的大款们，都看好放债有利可图，差不多都在干这事，有的还专门把放债作为一个主要的生财之道。
那时候借款的利息也很惊人，有的是二分利，有的是五分利，据《管子》一书说，最高的是十分利，也就是“倍贷”，年利息100％。也就是说，借出去1000枚刀币，一年里要收回来2000枚刀币。这就是高利贷了。
齐国有名的孟尝君，放债的年息收入就有十万钱，靠着放债成了大富豪，白养了三千门客。过去我不知道这个，以为他是生性豪侠、出手大方，后来才知道他的钱来得这么容易，换了是谁，谁也小气不了。
那时候高官也公开放债，法律不限制。晋国大夫栾桓子，就是放高利贷的好手，名义上是借款给人家，实际等于受贿。有人不缺钱花，为了向他行贿，就故意跟他借高利贷，“上贡”的钱就以利息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送给他了。
这招数不可谓不高明。可是，瞒得过老天，瞒不过众人。他的名声因此很不好，官场和民间都认为他是“失德”。
不过，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也不都是财迷。
有的人眼光就看得比较远。有一次宋国发生饥荒，大夫司城子罕就建议，国君应该“出公粟以贷”，也就是把国库的公粮借给饥民。他还建议，要命令高官们自己也要出血，把自家的粮食也贡献出来。司城子罕不光叫别人这么做，自己也带头，借给穷人粮食不记账——愿意还不还，他根本就不打算收回。
这一来，饥民可算见到了大救星，《左传》上说，粮食放出来后，“宋无饥人”。
在宋国的另一次灾荒中（这宋国真够倒霉的），公子鲍还把自家粮食全部拿出来，借给贫民。
《国语》里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曾多次下指示“弃责”。楚共王、晋景公、齐景公，都实行过“已责”措施。“已责”，就是终止债权债务，跟“弃债”是一样的。
这些政治家们，脑子并没进水，他们知道老百姓最需要什么。他们也知道，有一种财富是无可估量的，那就是民心。他们不过是豁出一点钱来，“收买民心”。
老百姓是知恩图报的，贤明的政治家们这么干并不白干，公子鲍就因为舍小家、帮大家，后来当上了宋国的国君，是为宋文公。
要是你光跟人家握握手、摸摸人家小孩脑袋，就指望百姓对你感恩戴德，那不是太幼稚了？
齐国有个田桓子，准备夺取政权，在借给贫民粮食时，大斗借出，小斗收回，不仅不考虑利息，连本钱也没打算全部收回。
孟尝君的门客冯谖，主动要求去替孟尝君收债。他到了薛城，让官吏把欠债的人都召来，逐个核对了“别券”，而后一把火烧掉。欠债人喜极而泣，“民称万岁”——这该给孟尝君争取到了多少民心！
如果“口惠而实不至”，光是嘴上说要富民，却一门心思要把老百姓兜里的闲钱给挖走，那怎么能坐得稳？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君和高官，就是这样，有笨的、也有聪明的。那时的老百姓，生活得是好是坏，就看碰到的是什么样的主子了。
孔子在财经史上只是一名小角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孔子，在我们这个钱的历史上，也有一席之地。不过在财经方面，他可不是什么“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是个兢兢业业的基层小干部。
孔子的出身，最早先是宋国的王室，甚是了得。后来祖先在政治斗争中失利，逃往鲁国，渐成破落贵族。
他的父亲，史籍上习惯称为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的一个武官，战功赫赫，还创造过以双手托起千斤闸门，掩护战友撤退的奇迹。这个事迹，几千年后让鲁迅先生激动不已，很想自己也做一回肩扛闸门的猛士。
但是历来这样拼死命干的人，往往官都做不大，孔子的父亲终其一生只做到“乡邑大夫”。这个官，好听而不中用，比屈原那个“大夫”差得远，只是个乡镇级的小官。
但是这位老将军的艳福不浅，早年娶了一妻一妾，66岁时又娶了一个20岁的大姑娘颜徵在，这姑娘后来就是孔子他妈。
孔子的身世，有一段至今都有争议的公案。司马迁的《史记》上说，孔子是他父母“野合”之后生下他的。
什么是“野合”？
——做爱时天当被子、地当床。
这可有点，太那个……“小资产阶级”作派了，老将军怎会这么不检点？所以也有人怀疑，这样私密的事，别人怎么能侦查到？于是就有另外的解释，说是两人“老少配”，年龄太悬殊了，于礼不合，因此被称为“野”。
有人考证，按孔子的生日推算，“野合”的那天应该是大雪满山，不大可能有夫妻以雪地当床。
这个我们不管了，鲁国的纪检都没管，别人就更干涉不着。只可惜老将军没享几天的福，孔子3岁时他就死了。
孔子真是个苦命的孩子，母亲也在他17岁时去世了。从这以后的打拼，完全就是草根式的奋斗，只能凭自己的脑子和体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孔子像，都是他成为“圣人”之后，后代人按照想象画出来的，基本就是个农民化了的老寿星。其实孔子仪表堂堂，身高一米九一（也有说两米多的），被乡邻称为“长人”，到哪儿都是鹤立鸡群。
19岁上，他娶了一个宋国的姑娘（没准儿是逃荒过来的），一年后生了儿子。这时候的孔子，因为博学知礼，在鲁国很有了一点名气，生儿子时，鲁国的国君都向他道贺，还送了两条大鲤鱼来。孔子很感荣耀，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孔鲤。
孔子这一段靠什么养家？估计是在乡间到处打杂。以后才有了一份“工作”，是在鲁国的权臣季孙氏门下，做了一名仓库小官“委吏”，实际上就是会计。
孔子知道，自己没什么本钱，长得漂亮不当饭吃，想“啃老”也指望不上，只有埋头苦干。他倒也不嫌这工作琐碎、鄙俗，整天守在仓库里，收货发货，记账算账。那时候记账，是在竹简上，每进出一批货，就要刻上一刀，他是一刀都没错过。
这工作虽然低贱，但是干好了也不易。他的前任，就是因为账目混乱，有贪污嫌疑，结果被季孙氏撵走的。
孔子不同，他知道苦孩子就得下死力、干苦活儿，才有出头之日。久而久之，他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会计当而已矣。”也就是说，会计这活儿，没别的，精确而已。
据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句会计格言。
季孙氏感到很惊奇：想不到这帅男能把这工作干得这么好！一高兴，就给孔子换了一个管制“乘田”，不过也还是小官——管理牛羊。
孔子毫无怨言，还是一丝不苟地干。他后来曾经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这话不假，他年轻时，比这更低贱的差事都干过——民间乐队里的吹鼓手。人家婚丧嫁娶，他去给人家吹喇叭！
孔子的成功，没有什么窍门，苦干加上远大志向。
孔子早年干的小官，是不入流的，连正式的“出仕”都算不上，直到50岁以后，才当了几年高官。但他从30岁起开始做的民间教育工作，让他扬名天下，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他的思想，就是在今天，也被于丹阿姨煲成“心灵鸡汤”，温暖着千千万万的人！
他之伟大，还在于说的都是大实话，没有一句是让人听不懂的。他发迹后，齐景公向他请教治国方略，他回答得很朴实，但是一针见血：“政在节财。”
你看现在，他的话不还是真理吗？
毛泽东在还没批孔时，对孔子的那一套思想遗产还是很重视的。1949年他在新政协会议上见到会计界的老前辈徐永祚，还幽默地称呼徐先生为“孔夫子的同行”。
能做得了“鄙事”，才是成功的基石——帅小子们可要都记住了。那种命运超级好，干什么都一帆风顺的人，上帝早晚要灭他，这里面没什么道理可讲。
在当今金融危机影响下，工作难找，薪酬又低，但是别忘了：能不能做“鄙事”，那是上帝对你的考验。说不定，做了一份“淡得出鸟”的工作，反而有希望将来流芳百世！
古代金融界的一杆孤独大旗
前面我说过，做人要做“国际象棋手式”的人，看问题要看到隐形的规律。
规律从来就是隐形的，聪明人看得清，老实人看不见。否则怎会有人先富起来，有人赚不着钱只得号称“坚持理想”？
什么是理想？理想是一种完美境界。而穷——温饱尚且吃力，配谈什么理想！
所以我说，穷人不讳言自己穷，那才是真有救了。穷人要是嘴硬，用猪皮抹嘴，说“我很穷，但我的思想很富有”，那不是孔乙己？
会下国际象棋的都知道，在国际象棋的棋盘上，从我方到对方有一条无形的对角线，谁先占住这个对角线，谁就必是最后的大赢家。
这个对角线，没人给你画出来，你得自己会看。在金融界，这样的隐形对角线有很多，专门检验你脑子聪明不聪明、眼睛盲不盲。
在咱们中国，自从诞生了钱这个好东西，对它神化的有，对它赞美的有，对它鄙视的也有，但是对它能看透的人不多。
春秋时代，中国历史上就出了最早能看透钱的人。
那不是孔子。孔子门生满天下，而他，是一杆孤独的旗，名字就叫“单旗”。
单旗先生也是知识分子，在春秋末年给周景王、周敬王当过卿士。“卿士”这个官，就是后代的宰相，总领诸臣的顶级大官。
在他那个时候，就有“货币战争”，他就是第一位货币理论家。
他的理论，到现在我们的央行还得遵循，不遵循，就要出乱子。
——人之伟大，就要伟大到这个程度，两千年后，人们也离不开你。“孔家店”现代以来至少被砸烂了三次，中国人照样活，活得好不好另说。而单旗先生这杆旗，你要是砍了，第二天咱们就都别想活。{分页}
他所伺候的周景王，是个穷王。因为王室衰弱，财政上相当窘迫，连喝酒的酒具都要靠各诸侯国赠送，于是他就想“铸大钱”，以解决问题（见《国语》）。
所谓“大钱”，就是现在的“大面额钞票”。不过现在的货币，只是一张纸，印上100元和印上1元，成本是一样的。金属货币时期不同，钱还没完全摆脱称量货币的胚胎，半两的钱，一般必须重半两，有时候含铜少一点，但总重量还应该是半两。
而“大钱”，就是不足值的钱，比方说，明明只有半两重，却铸上“一百钱”的字样，把一个钱当一百钱来用。周天子，自以为是金口玉牙，说是一百钱，就是一百钱！财政经费不就够用了吗？
事情是否这么简单呢？当然不。现在傻瓜都知道，这样做，岂不是要通货膨胀！
单旗就跳出来反对。他说：这个金属货币，大王啊，有重的，有轻的。重的就是“母”，轻的就是“子”，相互间是有制约平衡关系的。不管轻重，都要够分量，也就是足值。
他教育周天子说：这货币是干什么用的呢？一个，是用来衡量商品价值的，就是“权轻重”；另一个，就是“以振救民”。振，同赈，也就是给老百姓买粮吃饱饭的。
货币的两大功能，他都给说到了，一个价值尺度，一个流通功能。就是没说货币是供大王老人家吃吃财政饭的。
这一说，就明白了吧，铸币的轻重，是要根据流通情况而定，不是由着大王性子来的。如果商品涨价，老百姓感觉手头的货币重量太轻，买一只羊得背去好几大串钱，那就要铸重币，一次拿一枚就行了。
这叫“母权子而行”。权，是“根据情况而定”之意。
反之，如果物价很低，老百姓手头全是“大票”，没有“毛票”，买什么东西商家都找不开钱，那就要铸小钱，与民方便，这叫“子权母而行”。
铸多少重币，铸多少轻币，大王啊，是市场说了算。
单旗说完这些，又找补一句：大王，您“废轻而作重”，不就是想占老百姓便宜么？结果必使“民失其资”，同时也是给自己“召灾”。
民失其资可能不要紧，因为您的亲属没有一个是民。但是国家税收就要因为民穷而减少，您老人家的费用就会更不足了（王用将有所乏）！
您一不够用，就要加紧搜刮，民不堪负担，只有逃亡一途，那就有大麻烦了。
本来财政不是供您胡吃海塞的，而是有备无患的。“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老百姓一跑，您税征不上来，一点风险预备金都没有，国家就要大崩盘了！
这，就是著名的“子母相权论”。
单旗的这个理论，又叫“金属主义论”，主旨就是铸造货币要足值，不能毛。因为金属货币时期，钱本身还是个物件，有原料和制造成本，工序很麻烦，利润也不是太高，所以“钱”还是值钱的。假如面值超过实际重量，钱的价值就“虚”了。
这个理论，对后代的影响那就大了。
唐代有个政府理财家第五琦，不大相信单旗的，把这个理论演变成了“虚实相权论”，认为完全可以铸造不足值的钱，也就是一定数量的“虚钱”，既可方便流通，又可弥补“国用不足”。
他想得美！结果，政府一当十、一当五十的“虚钱”一出来，单旗说的就应验了——货币贬值，谷价腾贵，民多饿死，第五琦也因此备受责难，下了台。
后来宋代又发明了纸币，钱就完全脱离了实物，变成纯粹“虚”的了，一张纸而已。南宋诗人杨万里（曾经当过地方财政官），便又把金属钱比作“母”，纸币比作“子”，主张纸币发行量要与原有的金属币相平衡，要保证两者能够自由兑换。他认为这种“母子关系”也要相权。
单旗的头脑是一流的，能预见货币未来发展几千年。可惜周景王穷怕了，不听他的，非要铸大钱。
不过，也有当今的学者质疑，说周景王时代的钱，是“空首布”，也就是铲子币，没有所谓大小之分，单旗的这个“子母相权”理论，可能是战国人的伪托。
——就算是战国人假冒单旗，也不简单，起码他们在那时候就懂得：不能滥发货币及其衍生产品，否则“民失其资”，国损税收，大崩盘就在眼前！
无盐氏因为懂政治赚了“百分利”
谁敢堂堂正正说自己是个商人？
在皇权时代，也就是“封建社会”，我们都知道，商人为四民之末，是“士农工商”的末位，地位很低下。尽管他们房子豪华、服饰光鲜，终究还是矮人一头。
这个排位是怎么来的？
前面不是还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因为生意做的大，与国君都能“分庭抗礼”吗？后来商人是怎么成了贱民的？
变化就发生在两汉时期。
西汉的司马迁在做《史记》时，还是很重视商人的，特地开辟《货殖列传》，谈论西汉前期的经济，并记录了一批大富豪的生平。
他说，他所列举的大富豪，都不是靠着爵邑、俸禄得来的钱发家的，也不是靠“弄法犯奸而富”。他们是靠着种植、渔猎、经商，谋取利润而致富的，“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这词语之间，对商人还是很赞赏的。富豪固然不能势力“倾国”，但势倾一个市县还是没问题的。
到了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写《汉书》，也有一篇《货殖传》，但他对富豪的评价就不同了。他说，地方上的“富民”，以财富在乡里取得声望，都有奢侈不轨的恶行，更严重的还盗墓、赌博，靠违法而致富。他们的行为，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想来商人在那时候，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都有，就像官员也有贪官和廉吏之分，可是班固不知为何特别仇视商人，一勺都给烩了！
班固老先生还第一次提出了“四大阶级”说，即对“四民”的划分。他的排序，是“士、工、商、农”。应该说，在他的观念里，各阶层只有分工不同，还没有高低之分。
可是到后来，商人不知怎么就滑到最末一位了，变成了“士农工商”，而且这个排序也表示了阶级的高低贵贱。
看来商人地位下降，是从东汉开始的。
班固是大史学家，古代史官的言论至高无上，连皇帝也得让三分。班固对商人的这种厌恶，深刻影响了后世，商人也就成了“为富不仁”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以经济建设为重，但商人心里仍有阴影，没有一个商人敢堂堂正正说“我是一个商人”的。因为这么说，差不多就等于说“我是一个良心让狗吃了的人”。
还没有谁脸皮厚到这个程度。
因此，就有许多代名词出来，比如，“我是一个企业家”、“我是一个业者”、“我们搞实体经济的”、“我们搞流通的”、“我们工商界人士”，等等。
尽管现在的商人，一般抛头露面的都是儒商模样，但再怎么儒雅，也挑战不了班固老爷子的权威。
“我是一个商人”——可以预言在未来100年内，所有以赚钱为职业的人，都还没有胆量这样堂堂正正地喊一嗓子。
幸好我本人不是一个商人，所以敢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谈钱。、
下面，我们就来看中国商人遭遇的“黄金时代兼滑铁卢时代”——汉代，钱又有了什么新动向。
汉朝一开国谁都可以自己造钱
不知大家发觉没有？中国每过一千年，就要出一个爱折腾的皇帝，留下许多大工程，也留下万世骂名。但往往就在他们之后，历史便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古代之所以有个天威赫赫的汉朝，就是秦始皇他老人家给折腾出来的。在他执政三十七年（前210年）这一年的冬天，他老人家在东巡归来的途中，身体就撑不住了。第二年好不容易挪动到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休养，最终还是一命呜呼。
他死后，就再没人能驾驭得了秦朝这辆超速快车了。经过反秦大起义和楚汉战争，秦亡汉兴，出来一个大汉朝。
天下虽然太平了，但这一场大乱，搞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汉高祖刘邦是个好皇帝，从他开始，连续采取了70年的休生养息政策。他把秦始皇的暴政都给废了，但秦始皇发明的好东西，也基本保留了。这其中，就有“秦半两”钱的使用。
汉初货币还是沿袭秦制，黄金和铜钱并用，10000枚铜钱值1斤黄金。
可是那时候国家太穷，皇帝的车驾连找四匹颜色一样的白马都困难，将相甚至有乘牛车去上班的，估计金子也不够用，铜钱也不够用。
国家无力统一铸钱，怎么办，汉高祖就允许民间自由铸钱。
——这意味着什么？要是放在现代，就意味着大家可以自由印钱。
那不眨眼就都成千万富翁了！
可是别忘了，那是金属货币时期，造钱是要很高成本的。你得有一座含量丰富的铜矿、有一套冶炼设备、养一套技术班子，这不是谁都能干的。
能造钱的，也就两大集团，王公贵族和富商大贾。
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狂欢时代——不干白不干！
造钱既然成了民间的一种产业，又没有监督，当然就有人偷工减料。大款们不会白给社会做贡献，为了利益最大化，他们就造不足值的“小钱”。这种小钱，不是面额小，而是分量严重不足，小到像“榆树钱儿”，也是那样薄，用绳子串上，一不小心就碎了！
因为它太像“榆荚”，所以老百姓都叫它“荚钱”。看来班固老先生鄙视商人也有一定道理，能把钱造成这个样，可见贪心到什么程度！
钱一小，就不值钱。那时候买一石米（即汉代的120斤米、现在的60斤米），需钱5000枚甚至10000.枚。假如钱是足值的话，就等于1斤黄金只能买两箩筐米。
随着经济复苏，钱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大家造钱都造疯了，什么铜亭子铜像，都给砸了铸钱。谷价最贵的时候据说达到十万钱一石！
为了治理这种疯狂的通货膨胀，汉高祖以后的几个皇帝，在铸钱政策上几经反复，先后九次改革币制。
汉朝的第二个皇帝汉惠帝，下令停止自由铸币，把民间铸币定罪为“铸伪钱”。吕后执政时期，由政府统一铸钱。可是到了汉文帝，又放开了口子，再次允许自由铸钱。
汉文帝还赐给宠臣邓通一座铜矿山（在今四川荥经），让他铸钱牟利。
地方上铸的这种钱，叫“郡国钱”。当时的吴王刘濞和邓通最能造钱，通过铸钱发了大财，并列富豪排行榜第一名，一个“富埒天子”，一个“财过王者”。两家的钱遍布天下，把中央银行都挤到一边去了。
汉武帝一怒判了“自由铸币”死刑
等到了汉武帝时代，休生养息政策见到了效果，商人也迎来了他们在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民间丰衣足食，国家就更富了，“京师之钱累巨万”，因为久久不用，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装不下的粮食就露在外面，任其腐烂。
汉武帝财大气粗，就忙着开疆拓土。待到几场大仗打完，把这些家底也就给花得差不多了，财政上开始有点吃紧。
他看地方贵族和富豪在铸钱上捞得太多，实在不像话，就决定搞货币改革，中央要铸新钱与民间竞争。先是发行了一种“三铢钱”，后改为“五铢钱”，铜钱的边缘上有一道凸起的边，一是能够防止钱上的文字被磨损，二是能防止不法分子把钱磨小了使用（磨下来的铜渣子用来铸新钱）。
后来他干脆实行货币贬值，发行一种“赤仄钱”，面值以一当五，规定纳税和官府经费都只能用赤仄钱。
这一下就把“郡国钱”贬值了五分之四。可是，这个办法也没能把私铸的浪潮压下去。汉武帝终于明白：市场是不讲仁义的，靠公平竞争，国家也竞争不过奸商，该垄断就得垄断。
于是，在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他下令，铸钱权完全收归中央，地方权贵和富商谁也不得私铸。
中央新发行的钱还是“五铢钱”，这次是由“上林三官”，也就是上林苑的三个机构统一铸造的，非常标准。在工艺上采用了铜质母范（浇铸模具），比过去用泥模先进了不少，铸出的钱币大小、式样完全一样。
这个“上林三官”，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国家造币厂，比欧洲的最早的英国皇家造币厂（公元887年）早了整整一千年！它的遗址，据考古发现，就在陕西省澄城县坡头村。
汉武帝明令，“今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也就是说，其他的钱一概禁用。从此以后，历朝历代都把铸币权归于中央，大家随便造钱的历史就此结束。
汉武帝这一次铸的五铢钱，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钱币之一，成色足，币值稳定，市场很认可，一直使用到了西汉末年。而且五铢钱的模式，后来更一直延续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共通行了739年，堪称长寿货币。
这钱现在在古玩市场还买得到，大概也就两、三块钱一枚。 {分页}
中国最早出现的私人银行家
西汉的货币成熟了以后，金融业的另一方面——政府的赈贷功能也完善了，成为了一项经常性的制度。
从西汉的古籍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有“振贷”这个词。由此可知，赈贷一词的“赈”字，最早是写作“振”字的，振，就是“使之重振”、“让人挺起腰板来”之意。
当时的政府还鼓励富豪以私人身份赈贷，借钱给贫民发展生产。《汉书》上记载，汉武帝为了表彰私人赈贷的典型，曾要求地方上把有关名单报给他。
那时的赈贷，主要是口粮和种子，有时政府也贷给贫民耕牛和农具。农业大国的君主，多少还知道一点农民的疾苦，有的会适当免除穷人的债务，规定凡是贷了种子但没有收获的，“皆赦之”；凡是因灾害收成不好的，“勿收责（债）”。
看来那时候的穷苦农民，偶尔也有贤明的皇帝给罩着。
民间的高利贷专业户，在西汉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在首都长安附近就有一个金融市场，专门供人做放贷生意。放贷专业户被称作“子钱家”，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私人银行家。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兼职放贷不同，他们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子钱家”里面的佼佼者，也有名扬后世的。
汉景帝三年（前154），国内爆发“七国之乱”，也就是皇帝的亲戚闹着造反。那位铸钱发了大财的吴王刘濞，以清君侧为名，首先反叛，紧接着楚、赵、胶西、胶东、菑州、济南等六国诸侯王相继造反。
中央政府在出兵征讨他们时，也征召了一批住在长安的王公贵族从军。王公贵族们要自备军需，钱不够，就向“子钱家”借。
但是当时的形势不明朗，谁胜谁负还不一定。许多“子钱家”犹豫观望，怕政府军万一败了，借出去的钱可就打了水漂了。
只有一位银行家无盐氏有政治头脑，他看出诸侯王“以下犯上”成不了大气候，果断借出一千金。
形势发展果然如他所料，三个月后“七国之乱”就告平定。无盐氏开始收回本金和利息，一年中竟然收息10倍，也就是1000%的利，一下子成了关中巨富。
可惜这位成功的私人银行家，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复姓“无盐”。
除了银行家放高利贷之外，有的商人也兼放高利贷。在鲁这个地方，有位冶铁商人叫曹邴氏，在当地到处放贷或赊销，大获成功，甚至影响了当地百姓的择业观念，家家都以经商为荣。
在利益驱动下，有的王侯贵族也参与放高利贷。《汉书》记载，一个“旁光侯”（这个爵位太难听），就曾因“取息过律”被免了侯爵；另一个陵乡侯，也因“贷谷息过律”而被免去爵位。“过律”，就是超过法律规定，看来那时候法律对利率还是有限定的。
有的贵族自己不放贷，但利用权势帮高利贷者讨债，然后参与分利，就跟现在有的“大盖帽两头翘”一样。
在高利贷的逼迫下，贫苦农民几乎是没有活路。汉文帝时，大臣晁错就报告说，农民为了缴纳沉重的国家赋税，有家产的，半价卖掉用以缴税；没有家产的就只好借高利贷。借贷的利息是一倍，也就是100%的利！还不上，估计就要家破人亡。
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据司马迁估计，汉代各行各业都有20%的利润，放债也不例外，大致就是这个利率。
古代的商业发达以后，当然也会出现商业信用，也就是赊销赊购。这方面最早的记载见于秦代。
刘邦还没拉队伍起义时，是秦朝的一个乡镇干部——泗上亭长。他那时经济状况不大好，就经常向小店老板赊酒喝，还留下了债券。传说店家看到他醉卧时身上有龙纹，知道绝非凡人，于是纷纷“弃责”，不敢向他要钱了。
在出土的“汉简”（汉代文书）中，关于赊购的记录很多，而且有的还是债券，上面写有赊购人姓名、住址，赊购的物品名称和价款，此外还有证明人的姓名，非常正规。
到了此时，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业，在西汉已经初具规模，除了没有储蓄银行，什么都有了。
对公务员来说，汉朝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汉朝才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工资制度。秦朝以前，干部是怎么发工资的，大概都稀里糊涂，汉朝才明确了各个级别的“薪俸”标准。但那时候不是发月薪而是发年薪，不是发钱而是发粮食，干满一年才给。
到了东汉，除了发粮食以外，也发给一点钱。唐以后，官俸大部分发钱；到了明朝中期改为完全发钱，跟现在一样了。
至于我国现代一般实行的“月薪”制度，则是起于南朝的宋。在年薪时代，官员的俸禄是在农历节气“芒种”这一天发放，如果没等做到芒种就辞官了的，年薪归接任者所得。
这样的规定，大概有保护农民利益的考虑在内，让想走的官员起码布置好了春耕工作再走。
由此可知，年薪是比月薪更古老的工资制度。但是风水流转，如今拿“年薪”又成了时髦事。比较牛的白领谈到自己的收入，一般都讲年薪是多少。
——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在创新，其实不过在复古。人的脑袋就那么大，撑死了能创多少新出来？
古人早就找到了解决“三农”的办法
到了西汉，古代货币就算进入了成熟期，货币的形状、铸造、发行和信用都稳定了下来，人们开始感觉到了“钱”的可靠——爹亲娘亲，不如自己的钱亲。
我们在小时候，大概都用过存钱罐，攒点零花钱。这东西的学名叫“扑满”，就是在西汉时期发明的。一般都做成小动物状，钱装满后，要砸碎了才能拿出来。
古代有一本专门记载西汉风俗的书籍《西京杂记》（相传为东晋葛洪著），说扑满是用陶器做的，有入口、没出口，把钱塞进去，“满则扑之”。扑，就是摔碎。
中国在光绪皇帝之前，没有银行，老百姓想储蓄，大概都用的是这个扑满。
是啊，把钱存起来，比什么都牢靠。这经验就是在今天也有效。那些不相信储蓄、老想着玩花活一夜暴富的，就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吧。
钱这个东西，不好玩，不能马虎对待。古代的人，早在战国时期就明白这个道理。战国时有人伪托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之名，写了一本《管子》，里面所说的货币理论，就相当成熟，说的几乎就是秦汉时代的货币现象，所以也有人认为这《管子》里，起码有一部分是汉朝人写的。
研究《管子》，会有惊人发现，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基本解决了令当今官员头痛欲裂的“三农”问题。
《管子》里提到了一个“环乘之币”的金融政策，当是秦汉时期曾经实行过的农村信贷措施。
所谓“环乘之币”，说白了就是农业基金。这个政策，要求各郡县官府摸清上、中、下三类土地的亩数，摸清各农户人口数，然后设立一个贷款基金。到春耕时，按照不同等级、数额给所有农户发放种子贷款。
到秋收时，农户留足了口粮后，要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向官仓出售剩余粮食。
如果贫户歉收，连口粮都不够，官府还要发给口粮贷款，总之让你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至于饿死。欠款就先欠着，总有一年你能缓过劲来，成为余粮户。
这个“环乘之币”所期的作用，一是能保证生产，二是能控制粮价，三是能救济贫户，四是能控制住一个地区的货币流通规模。
古代的农村可能比较好管理，就这么一点“环乘之币”，便解决了几乎所有的“三农”问题。
——没有逃荒的，没有种不起地的，没有粮价的非正常波动，没有农村地区的通货膨胀，没有奸商插进来上下其手。
这种以货币基金来刺激生产、控制市场价格与货币流通量的办法，是我们老祖宗的独创。欧洲还是在一战以后，才开始采取这种办法的。
还要说一下，“环乘”一词的“乘”，是“利用”之意。环乘，就是循环利用。
看了这个例子，我们可能会有一点震惊——
古人与今人，究竟谁更聪明？
秦与汉，都是统一的农业大帝国，能管住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绝非无能之辈。
农业，是一门精巧的行业。管理农业，一不能蛮干，二不能愚蠢。
《管子》的“环乘之币”讲得多么好啊！可惜，古时的货币基金是用来惠民的，而今天的货币基金是砸老百姓的钱不心疼的。
“基民”朋友们对这个，大概体会最深。
总之《管子》这部奇书，闪光之点不止一处。它还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了“货币量数说”。这是一个现代金融学的概念，用《管子》的话说，就是“如果国币有九成在国库，一成在流通中，币重而万物（商品）轻。如果全部国币都放出来，则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可以通过控制货币投放量，来调节商品价格、平衡供需关系。在流通领域里投放的货币少，商品就不活跃，且价格偏低；投放的货币多，商品就增多，物价也会上涨。
这个理论，在当今就叫做“货币量数说”。欧洲人在16世纪才意识到这一点，比我们老祖宗晚了起码1600年。
现在不是老愁着不知怎么办才能拉动“内需”吗？
——你不放钱出来，怎么拉动“内需”？银行捂着钱袋子不敢撒手，生怕搞乱经济，那经济怎么能保持高速增长？企业怎么能有生产热情？老百姓怎么能有购买的欲望？
这道理，用不着老祖宗教吧？
《管子》里多处提到了“币上谷下，币下谷上”，也是同理。钱不放出来，物价就上不去。钱放出来了，东西也就值钱了。只因为房地产一个行业疯狂抬价，就收紧了所有的钱袋子，是为不智。而且，房价的疯长，也是你对这个行业放款太多所致，岂有他哉？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