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纬的无语问苍天，几乎成为某些国企领导人的“标准照”。）
失望与希望、悲观与乐观、跌倒与爬起、毁灭与重生，一直是人类社会永远吼叫不休的命运主题曲。
历史不应该仅仅有成功者的欢呼声，更应该有失败者的喟然长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部企业史就是一部失败的历史。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略加梳理，便会列出一份长长的“失败者”的名单——步鑫生、禹作敏、储时健、牟其中、仰融、唐万新、孙大午、戴国芳、郑俊怀、赵新先、顾雏军、黄宏生、龚家龙……
此中，有些人也许会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有些人却一直有着截然不同的争议和评语；有些人受到了当时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制约，但在10年、20年或30年后，又有了新的解读方式。
总结他们的失败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碰撞了政治的禁忌；触犯了法律的底线；违背了市场的规律。当然，还有些人的失败是混杂了以上诸多因素。
商业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关键是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则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你会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
法律是对人们行为的有效约束，但每部法律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比如说当年的投机倒把罪，现在已经早不见踪影了。而当年，很多企业家对当时法律底线的试探和触犯，却在无意中拓展了法律的边限和商业的空间。
而对市场规律的挑战，则是一场成王败寇的游戏——挑战成功了，会被赞誉为颠覆性的市场创新；挑战失败了，又会被鄙视为违背常规的盲动。
一位财经作家说得比较客观：“他们的失败，是一件让人遗憾但并不可耻的事情，因为这些失败往往伴随着伟大的创新和冒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燃烧在企业家内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颠覆着陈旧的秩序，掀起商业上的巨浪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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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金秋十月，北京科协干部赵绮秋的办公室闯进了一位“异人”——他身材不高、头颅巨大，右脚穿白色袜子、左脚穿黑色袜子，手拎黑色人造革手提包，向赵绮秋大谈美国技术扩散区、128号公路、硅谷科技公司的情况，并提出要在中关村搞移植硅谷经验开公司。让赵绮秋惊讶的是，这位47岁的“土老冒”，竟是一位和陈景润齐名的核聚变科学家，他叫陈春先。
当年10月23日，凭着从北京科协借来的200元，陈春先在两间木板房里创办了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中国第一家高科技民营企业。
此后几年，陈春先一直被人指责“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直到1983年1月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内参文章，才让陈春先得以正名。其后，在陈春先效应的鼓舞下，科海、京海、四通、信通、联想、方正等高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中关村一条街开始形成。
但陈春先却成了“先烈”。他陆续推出的很多想法和创见，都在几年后被后来人实现，却在当时因为思想太超前或操作不到位而流产，所创办的华夏硅谷公司、中国民营网等也相继烟消云散。
2004年5月16日，四通集团庆祝成立20周年，70岁的陈春先拄着拐杖来了。望着段永基、柳传志等众多后起之秀，陈春先自嘲道：“人老了不中用了，看看在座的各位老板，我是最不行的。”
改革开放的典型人物，除了有“中关村第一人”之称的陈春先之外，还有“经济特区马前卒”袁庚、“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改革旋风”步鑫生、“承包第一人”马胜利、“联营先锋”张兴让等人。在曾经的喧嚣过后，他们都作为标本被夹进了厚厚的岁月书卷中，逐渐沉寂并被淡忘。
袁庚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海滨公寓内，从窗口便可以眺望自己一手开创的这个第一个经济特区，而他手边常常放着的是和那些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相册，但偶尔翻起，却仿若隔世，因为曾经的喧哗已经离他远来越远。
被邓小平几次点名的“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早已经把品牌卖给了自己的大儿子和次子，每天在看电视、打麻将、调教幼子中度过自己的晚年时光，偶有记者来访，便慷慨激昂、唾沫横飞，热闹中透着“白头宫女说玄宗”的落寞。
1988年“步鑫生神话”破灭，他被免去海盐衬衫总厂厂长一职，从一个改革典型变成了反思的教材。此后，他四处漂泊，曾经一度重病缠身、生活难以为继。
马胜利于1995年被上级“勒令”退休，此后开过包子铺和造纸厂，均无大作为。2003年，“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的幸存者相聚杭州西湖，当会议屏幕上出现马胜利在全国各地奔波的身影时，坐在台下的他不禁老泪纵横……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无论他们个人如何沉浮，但他们率先涉足和开创的领域，却是日新月异、大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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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企业史上最悲情的一张照片：2002年1月15日，情人节刚过，三水市政府突然“发难”，无情地把创业者李经纬甩在了一边，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年仅28岁的张海。年过六旬的李经纬用了整整30年时间，把一个生产米酒的小作坊打造成了中国饮料第一品牌——健力宝，而此时，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亲生儿子”被拍卖，自己却像一个无关的人一样默默地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一阵悲怆涌上心头，李经纬不禁仰头冲天、泪水盈眶。
无语问苍天的不仅仅是李经纬！这几乎成为某些类似的中国国企领导人的“标准照”——你把这张照片的头像换上褚时健、倪润峰、潘宁、郑俊怀、赵新先等人，其辛酸与悲怆的意味简直如出一辙。
他们有着一样披荆斩棘、从无到有的创业历程：1979年，褚时健走马上任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经过短短十几年便把一个破落的地方小厂改造成年上交利税上百亿的大型企业集团；1983年，郑俊怀出任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厂厂长（伊利的前身），20年后伊利已经变成销售收入60多亿的中国乳业龙头老大；1984年，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凭借手锤、万能表等简单工具，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到1997年科龙实现营业收入34亿元、利润 6.6亿元；1985年，赵新先在深圳笔架山下的荒地上创办了南方制药厂，6年后三九的销售收入已经达到6.39亿元，利税近亿元，资产达200亿元；1985年，倪润峰出任国营长虹机器厂厂长，在10几年时间内把长虹从年销售额几千万的工厂带到了年销售额数百亿的集团……
他们最后也遇到了同样的悖论：企业做得越大，头上的光环越耀眼，心底的危机感和不满便越与日俱增，因为他们个人的价值得不到相应的尊重与体现。在此种强烈的失衡心理支配下，他们或是采取了谨慎的产权改革等措施，甚或实施了急切的贪污、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行为。
“尔曹身与名俱灭”！历史用如此的无情对待着这些曾经的改革功臣——1999年1月9日，褚时健因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5年12月31日，郑俊怀因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2007年8月8日，赵新先因滥用职权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2004年，倪润峰最后黯然下台，关于他的功过问题却一直争论不断；李经纬在签约仪式后的第9天便突发脑溢血，而在当年10月中旬被广东人大常委会以涉嫌贪污罪免去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自此之后，他一直以待罪之身被限制居住在病房中……
这些人中，只有潘宁算得上“光荣退休”。1998年，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免去公司总裁之职。但潘宁没有对外界做任何解释，并悄悄移民加拿大。他最后对记者说的一段话耐人寻味：“现在退下来，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好多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没有后继力、还有的犯了错误、极个别的上了刑场，像我这样干到65岁的企业家屈指可数。我光荣退休，确实好荣幸。”此后，他没有再对科龙做过任何一句公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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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月18日凌晨，天津大邱庄周围突然出现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全面封锁了所有进出的道路，而上万名村民和工人则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着大邱庄，公开与武警对峙。“庄主”禹作敏不惜与政府对抗，一直拒不交出本村几位涉嫌暴力殴打他人致死的嫌疑犯。
在此之前他也曾有过一次对抗行为。1981年，当地政府派调查组来大邱庄追查轧钢厂与国企“恶性”争夺原材料之事的时候，禹作敏便组织村民进行对抗，并取得了“胜利”，这让他强悍的个性毫无节制地恶性膨胀。
在中国30年改革发展史上，这恐怕是民营企业家与政府最为严重的一次博奕和对抗行为。结局几乎是铁定的——当年4月，怀着侥幸心理的禹作敏最终被捕，并在8月27日因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项罪名被判20年有期徒刑。
虽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民企与政府的博弈却一直没有中断过。作为“软柿子”的民营企业，在每一次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或经济整肃时期，都成为首当其冲的捏打对象。而民企恶劣的生存环境及其强烈的求生欲望，又注定了它们严重的赌性。它们不断与政府和政策博弈，无所顾忌地试探着政府和政策的底线。悲剧于是在所难免。
1991年前后，当时国人对资本操作还十分陌生，仰融却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操作手法，用少量的资金成功地控制了暂时陷入困境却有着优质资产和前景的国企——沈阳金杯，然后又在海外一些免税的小岛设立“壳公司”，并最终通过炒作中国股在美国上市套现。这些手法后来纷纷被后起的资本玩家们所效仿。
10年后，自觉羽翼丰满的仰融决定通过与世界汽车巨头罗孚的合作，在宁波设立新的生产基地，籍此来挣脱当地政府的控制并进一步明晰产权。但仰融显然低估了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掌控决心。最后，仰融被迫出走美国，当地政府更是以涉嫌经济犯罪对其发出全国通缉令。浪迹天涯的仰融，只得看着自己一手打造的华晨日益走向衰败却束手无策。
而在火热的2003年，以铁本集团的戴国芳、东方希望的刘永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鄂尔多斯集团王林祥等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因为不甘心屈居于利润稀薄的“轻小集加”领域，于是开始了一轮逆流而上的重工业化运动，和政府与大型垄断国企进行了博弈。
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转眼即至。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被迫下马，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遭遇难产，刘永行在包头和三门峡的铝业项目被叫停。而最剧烈的莫过于戴国芳，其在建的钢厂被勒令停建，戴国芳本人也被捕入狱。
作为扶困解难的好帮手，龚家龙曾经被当地政府视为上宾，但他不安心继续呆在“红帽子”底下无所作为，而是想通过合纵连横，联合其它的民营石油企业一起走向全国、甚至迈出国门去。于是他开始了一场与当地政府关于明晰产权、挣脱控制的“劫争”，最终引来地方政府的严重不满，果断地“撕破脸皮”把他给拘捕了。
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进行的无疑是一场“以卵击石”的游戏。但他们的悲叹或愁容，也许会变成一种有力的催化剂，最终让坚硬的石头迸出一条条可容生长的缝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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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67岁的老人牟其中，在武汉洪山监狱中仍然每天坚持跑步锻炼身体。对此生几度入狱的狂人牟其中而言，监狱从来不是梦想终止的地方，反而成为他积蓄狂热能量的场所。他已经为自己此次出狱准备了三个“最宏大也最科学的发展计划”：“对称计划”（即发射88颗低轨道卫星）、“开发西伯利亚”、“喜马拉雅耕云播雨工程”。
从牟其中，到唐万新、顾雏军，再到孙大午，他们是一帮狂野之徒，用自己的炽热、放纵、倔强和好大喜功的个性，为中国改革开放史抹上了热烈却悲重的一笔。
“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早在19岁时，牟其中便在一首《虞美人》的词中写下了如此豪迈之句。但生性爱好折腾和冒险的牟其中，却有过数次牢狱之灾：第一次是在1975年，他因为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长文，被打成了反**。4年后他出来时，中国已经是日月换新天。敏感的牟其中马上借了300元开办了一个公司，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之中；第二次是在1983年，他在重庆做了一万个仿制的“555”牌座钟，再倒卖到上海去，赚了7万多块。后来被四川省万县以投机倒把罪收押，在监狱里足足呆了一年多；第三次是在1999年，他因涉嫌信用证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并于2000年5月30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为18年有期徒刑）。
同为四川人的唐万新，也有着和牟其中一样百折不挠的劲头。他从1985年2月底第二次辍学，从此正式步入经商之途。他涉及经营过的项目有：彩扩、贸易、服装、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人造毛、宾馆管理、航空俱乐部、饲料添加剂、电脑打字名片制作复印、大中学生课外辅导材料、玉石云子加工、化工、软件开发、出国咨询、电脑销售等，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型。唐万新有一句名言：“但凡是我们拿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他这种天生的赌性，让他在德隆危机四伏时仍然选择了铤而走险。
顾雏军的狂妄可与牟其中相媲美。因为从小成绩优秀，顾常常流露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他的抱负是拿诺贝尔奖。但顾雏军的火爆脾气，让他常常陷入了与周围人的对立之中。他的部下回忆，顾雏军在科龙“想骂就骂，想吼就吼”；对当地政府，他一年也懒得去和官员们吃一次饭；而对学者和媒体的每一次责难，他总是跳出来大骂一通；对郎咸平的质疑，更是大骂他“狗屁不懂”，并毫不留情地把郎咸平告上了香港法庭；当证监会调查人员找顾雏军谈话时，他很不客气地说：“你找我的律师去谈”，甚至一度扬言要起诉证监会主席。
而孙大午的狂野与清高，一直在他的骨髓和血液中流淌。虽然混迹商场，但他一直坚持“众人皆浊我独清”，痛斥权钱交易，不屑红顶商人胡雪岩之流，并且逆势而上，以“企业办社会”的思路，主动承担起诸多“不必要”的社会功能，从而导致自己企业资金紧张、周转不灵，最终在2003年10月30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但4年时间过去了，孙大午脑海中“富人为穷人而活着才是有价值的”这条信念却从未改变。孙大午一直在宣扬他的“社会共和”思想，同时在努力把自己的“大午城”办成一个和谐的大社区。
一个大的时代，往往需要这些唐吉诃德似的人物来挑战旧有的观念和秩序。从此角度来讲，这些悲情人物便有了其无比壮烈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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