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如何跳龙门？依靠“官家”好做事
在上述“自然条件”下，遇到一个特殊的政策，晋商便瞬间长大了。这个条件就是明政府为解决庞大的边镇军饷问题，实行“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的开中法时。由此，这些蓄势多年，拥有临北方边镇和盐池双重优势的晋商，便义无反顾地捷足先登，迅速兼盐、粮商于一身，把晋商这个涓涓细流瞬间汇成大海，一举成为全国商业中的劲派。
明朝的时候，关于盐的买卖分为两种，一种是“户口食盐法”，一种是“开中法”。所谓户口食盐法，就是按照人口的数目来供应食盐，这种供应是由政府提供的，但不是免费的，百姓要按照盐价来交纳粮食或银钞，这种方法制定于永乐初年，但是由于管理不善，有时候百姓虽然交纳了盐价，但是却经常不能及时得到食盐，所以这个方法不久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种方法就逐渐地盛行起来，这个方法就是开中法，开中法实际上是整个明朝盐法的主体，最初主要是为了供应北部边塞地区军事消费而采取的一个政策。
当时的背景是，明朝建国后，为巩固其政权，曾多次出兵塞外追击元蒙残余势力。而蒙古各部也经常南下扰边，使明朝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为了防御蒙古，明朝政府在九边布置有86万军队。这么多的军队和马匹需要大量的军饷才能维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为了解决边镇的军饷，才施行了开中法。
简单说来，所谓开中法，就是让商人把米粮输送到指定的地点，然后准许其贩盐来作为报偿。“募商人输粮于边以佐军食，并以盐偿之。”
这个交易的整个过程大致就是：商人把粮草交到指定的边仓，各边仓便发给收到商人粮草的证明即仓钞，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开了一张发票或是收据，商人拿着这张发票，就可以到指定的盐运司换领盐引，也就是贩盐许可证。然后，再拿着这个贩盐许可证到盐场即盐的生产场地，按许可证上写明的数量领盐，在规定的地点接受检查后，运到政府规定的批准售盐的地区销售。
按照规定，盐引也就是准许贩盐的凭证，必须随身携带，而且从到边仓交纳粮草起直到在行盐地售盐止，这一连串的活动必须由同一商人来完成。
对到规定的行盐以外地方贩盐，或将盐引中途加以转卖，以及委托代理人代办上述业务等，都是不允许的 ……
洪武三年(1870)为筹备边储，号召商人运输米、麦、豆粟至边塞或边远缺粮地区，政府登记缴粮种类和数量，以及应支盐数，发给凭证盐引，商人持盐引赴产地支盐，准其在指定地区贩销。开中法初行于大同，以后各行省边境，亦多仿效。各地纳米与中盐的比例不同，一般以里程远近而定等差。
《明史·食货志》所谓“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之说，就是对开中法运行方式的简明介绍。这一介绍指出了开中法与此前盐制的显著区别。即商人需要以粮草易盐，而不是以货币购盐。
明王朝之所以要实行开中法，主要是为了解决边军粮饷，而当时边军驻扎的重镇均在山西以北，其缘由是退居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不断骚扰边境，明王朝不得不在大同一带设置重兵防御。为了解决数万大军的粮饷，明太祖在北部地区实行屯田垦殖制度，借此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当时采用的屯田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军屯，一种是民屯，再就是商屯。所谓商屯就是招募商人到边境地区从事屯垦，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军队。因此，有地利之便的晋商就蜂拥而至，从而奏响了明清晋商兴起的序曲。
余秋雨先生曾经谈道：“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西北，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是陌生，生态也还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现在想起来，叫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的所有用度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商业方式，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那么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的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面，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他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去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非常重要的门户，这叫因缘际会。在这么个大形势之下，山西的走西口的群体就有了方向。”
前文提到，盐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来为朝廷严格控制。
那么晋商是如何从朝廷手中取得这种特权的呢？
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边，都跑掉了，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后来，有一部分人，像朱元璋手底下的军事将领徐达主张往北要追他，要消灭他。朱元璋感觉到，才统一国内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一样的，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而且根据研究，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自于商品的供应。什么人来供应呢？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晋商来供应。
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个建议。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盐引说得白一点儿，通俗一点儿，就和咱们的专利凭证，就像粮票布票一样。商人拿上盐引了，只要给边关运了多少石粮食，一般情况是200石粮食，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你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你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商业讲究差额利润，就很大。这个政策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建议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晋商”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利，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屯集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
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晋商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
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竟然持续了四百年的时间。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晋商的兴起，自尧舜时期就已经发芽，是因为山西拥有运城盐池这一天然资源，就像如今山西人拥有煤炭资源一样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元末明初，山西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开始变得地不养人；长期处于“皇权”周边的地理位置，使得山西人媚事威权，外向开拓、内敛懦弱的性格；学而不能优，人穷，又无胆“揭竿而起”，但还是要生活下去的，怎么办？做生意，贩盐！明朝政府为保障边境供给实行的政策，在一瞬间终于把晋商推上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
晋商就这样在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幸运地成为中国一支最重要的商帮力量。也正由于如此，我们看到：晋商从先天就是吃资源，靠政策，加上逼出来，于是，鲤鱼跃龙门了。
到了明朝中叶，开中法已经无法维持，于是明政府又实行了叶洪变法，把开中法改成了“折色法”，即把官府付给商人的盐引改为直接付银子。这样一来，晋商就有了更大的资本，其经营也从屯边转移到了内地，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了。由此，晋商逐渐走向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