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学不优”，因为自然条件，因为山西独特的地理渊源，是不是可以造就商业劲旅晋商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具备同样这类资源的不仅仅是山西。
这些尚不足以造就“晋商”。在山西人成为强劲晋商的时候，最为重要的是因素，便是山西人的性格。
山西出的历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辈出。最有名的还是关云长。关云长是中国人“忠”的模范代表，被历代皇帝册封为“关帝”，比岳飞的爵位“岳王”要高一个档次，山西解州“关帝庙”的规模也比“岳王庙”的规格大出一块。关云长的“忠”的程度，的确没人可比，曹操给他高官厚禄、骏马美女，都留不住他，非要去找他那个落魄的刘备大哥。
虽然关云长是千余年前的古人，但关云长的性格还是可以作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这就是“忠厚老实”。山西诗人王维的作品风格纯朴，和“俄罗斯”出身的李白之浪漫风格实有天壤之别。现代的山西名人也都是“忠厚老实”的代表人物。山西历史上尽出忠臣，却很少出奸臣。中国历代的“汉奸排行榜”中，似乎没有几个山西人，这大概也是山西人“忠厚老实”的缘故吧。
忠厚老实，在古代的中国，则就是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做人和做事的基本准则，提倡“见利思义”，不仅诚信待客，而且仁义律己，以顾客为中心构筑起贸易的金字塔。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关公是信义之神，因此，晋商最尊崇关公。他们不仅在店铺和家中供奉关公，而且在各地的晋商会馆中都为关公修殿、供奉。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全部商业交往活动甚至精神世界，杜绝违背信义的事情发生；同时在关公的保佑下，使商业旺盛、财源广进。因此，晋商的成功与诚信仁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于是乎，我们看到驰骋四海的晋商，讲诚信，走天下。这也许就是现在许多人之所以热衷探讨晋商的一个潜在原因之一。因为，现代的中国商业社会，这方面是最为匮乏也最为珍贵的。回头望过去，我们发现，原来曾经有人做的是如此之好。于是，面对故纸堆，我们便深度挖掘。现在晋商热，大概这是核心问题之一。
言归正传。晋人的性格是什么？或者说，问题在于，山西人这种性格的背后是什么？
性格是个性的核心，是一个人最鲜明、最重要的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人对周围现实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度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了的行为方式。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往往又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于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关性格的谚语、格言拈手即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印度的“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一般说来，个体性格的形成受遗传、家庭、学校的影响较大，而群体性格的形成则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大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道理。
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一书中把中国人的性格总结为八点：老成敦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诙谐，因循守旧。鲁迅则通过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和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把一些中国人讥之为“酱缸蛆”。
这是中国人的普遍性格，这种性格无疑在山西人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山西人的性格特色是什么呢？
程人乾先生在《山西文学》杂志上面曾经以《山西人性格的文学解读》为题，分析了文学背后隐藏的山西人的性格，在诸多评论山西、研究山西人的作品中属上乘。
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古人云：诗言志。诗歌是人的情感宣泄和志向表达的绝佳形式，也是性格的集中体现。 山西人性格中豪爽与细致的双重性，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依稀看到踪影。《诗经》中收入了“魏风”多篇。当时的“魏”就在山西南部，“魏风”就是山西南部的民歌。
“魏风”中有两首传诵至今的名篇《伐檀》和《硕鼠》。前者以一名砍伐檀木的劳动者口吻，在“河水清且涟猗”的环境里，在伐檀的间歇，对“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奴隶主过着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提出了严厉责问和尖锐讽刺。责问表达了山西人敢怒敢言的豪爽之气，讽刺则表现了山西人细致幽默之情，读来十分传神。后者则以一个饱受残酷剥削，无法在原地生活的农民身份，传达了要逃离当地另觅“乐土”的思想情绪。他把压榨农民，吃他“黍”、“麦”、“苗”的奴隶主称之为“硕鼠”，形象生动而深刻。这说明，山西人即使在艰难困顿的生存状态下，既有强烈的反抗性，又有丰富的想像力，融豪爽与细致为一体。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全盛时期。其中最能代表山西人性格双重性的是王维。“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气势磅礴，而他的山水田园诗秀美隽永，飘逸雅致，如“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句充分表露了山西人性格中委婉细致的一面。
程人乾先生又从散文的角度来分析，因为文如其人。
柳宗元，山西永济人，政治上参与了打击藩镇和宦官擅权的“永贞革新”，文学上力反六朝以来空泛靡腐的骈体文风，倡导质朴刚健的古文运动。尽管累遭贬谪打击，身心摧残，壮年客死他乡，但始终坚持自己洋溢着革新精神的政治和文学方面的主张。柳宗元的为人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山西人的性格特征。一方面，艰辛坎坷的人生经历并未消磨掉他的开拓创新精神，“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是他内心的自白，写了《封建论》、《六逆论》、《天说》、《天对》等政论，阐发自己的政治信念；另一方面，他的诗“言婉而情深”，他的散文尤其是山水游记如《永州八记》晓畅俊逸，他的寓言如《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寓褒贬世事于幽默，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典范，有力地说明了他性格中有细致婉约的一面。{分页}
他提到了戏剧。 古人云：人生犹似舞台，舞台恰如人生。
元代，出身今山西运城的关汉卿的性格也具有山西人豪放与细腻的两重性特征。他自称“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窦娥冤》，慷慨悲歌、满篇豪爽。而他的散曲，则细腻缠绵、委婉动人：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搁着别离泪。刚道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好叫人感叹！
这篇文章还从小说的角度来分析。小说是社会生活的映像和折射，其人物和情节不仅反映了创作者的审美情趣，而且也融入了其性格特征。
诚如斯言。明初，太原人罗贯中创作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他性格中豪放开朗与细腻生动的两重性在小说中也得到了绝好体现。且看《三国演义》的卷首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气势雄浑，内涵深刻，其思想穿透力是犀利而深入的，充分表达了他性格中豪放的一面。与此同时，他在书中对人和事的细节刻画上却又是细致入微，短小精悍，生动逼真，十分传神，如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失街亭、华容道等。
之所以引用如此之多，说明什么呢？在这些文学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山西人的性格：始终是个矛盾的统一体，既豪爽大气又愚顽固执，既质直侠气又保守悭吝，既有强悍的内质，又常常表现得胆小软弱，复杂多变双重性明显。媚事、威权、怕事；拘谨、质朴；细腻、内敛、自守；开拓、勇敢、放纵。
为什么这样说？
山西人心态和性格中具有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与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张志蓬先生在《山西人性格的文化解读》这篇文章中如此总结山西人的性格及其形成的地理因素：
山西人的性格基本上都是由此（指地理环境）决定和派生的：高山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使人们视野狭窄；交通闭塞又使得人们信息封闭，内外交往不发达；长期与土地打交道的农耕生活，使他们与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守土不离乡，安土重迁，恋家爱乡，成为挥之不去的不老情结，流进血液注入骨髓，使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生态无不打上了鲜明的黄土地烙印，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正如孔子所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智者如行云流水，变动不居，周流无滞，快乐无比；仁者似崇山峻岭，厚重不迁，高不可攀，万寿无疆。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得也是山的无私性和水的兼容性。以山水喻人性，可谓是形象贴切又逼真。此外，同样是山西人，由于受亚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如晋北人粗犷尚武，晋中人精明重商，晋南人礼让文雅等。
但是，我们知道，仅仅有地理渊源是不够的。这种地理渊源和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山西人的性格在几重作用下，是如何地形成。
清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第39卷中，对山西险要的山川地理形势有精彩的描述。他说山西东有太行山为之屏障，西则黄河为之襟带，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南则……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为门户。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山西又有“表里河山”之称。晋中有铁，晋南有盐，晋北有马，加上河东的粮棉，自然是一个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好地方。而在雁门关之外，历来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山西境内确实关隘棋布，岭渡星罗，进可攻，退可守，也就是说，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山西都有特别重要的军事价值。因此，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有“欲得天下，先取山西”的说法。背倚西北高原群山，俯瞰东南广阔平原，山西成为由北部边疆地区通向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故历史上凡是在开封、洛阳、西安、北京建都的朝代，都视山西为其政权的天然屏障，无一例外派重兵驻守。故此，有利时走出大山，外向谋求发展，不利时退守雄关险隘，以求自保，进退有据，伸屈自如，山西成了大大小小王朝的起家之地。因此，山西历来争战就多，朝代更换快。
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晋文公的苦心经营，晋国曾是七霸之一。后来，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的“胡服骑射”和魏文侯的改革都极大地增强了两国的国力，成为当时的强国。
秦统一中国后，全国的中心逐步内移，山西成了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中原王朝把山西作为抵御游牧民族铁骑的防线，在那里构筑关隘，屯驻精兵。而北方少数民族侵入中原王朝，常常先要占领山西，以山西为基地再继续南下。
出生在长安的唐高祖李渊是靠山西起家的。李渊在615年调任山西，第二年，他升为右骁卫将军，任太原道安抚大使，成为一地最高长官。当时太原地区粮草充足，兵多将精，李渊在此扎下根来，开始积蓄力量，经营自己的起家之地。公元617年，由于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民不聊生，农民大起义已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地步，李渊及其子李世民乘机起兵，攻入长安。次年，隋朝灭亡，李渊在关中称帝，建立了大唐王朝。
山西人为唐王朝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李渊举事后，山西人纷纷响应加入李氏的部队，如陈叔达、房玄龄、魏征、李靖等，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或佐世良才。唐朝开国后，又有更多的山西人跑到长安去。写“此物最相思”的诗人王维去了，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白居易去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去了，还有温彦博、裴耀卿、裴度等等。山西闻喜的裴家有十几个人做过唐朝的宰相。
李家父子在太原苦心经营多年，奠定了唐朝的基业，但唐朝还是没在“王业所基，国之根本”的太原建都。
山西又一次被历史抛弃。
山西的地理形势，是山西被各王朝始乱终弃的一个原因。这形成一种奇特的现象，战略位置虽然重要，但最早被舍弃的往往又是山西。谁都把山西看得很重，但谁也没放在眼里。山西成了人们登上皇帝宝座的一块垫脚石，成了野心家实现梦想的赌场，成了王朝间交易的一个筹码。
有一段时间，有不少的豪杰在山西驰骋，设立门户，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你唱罢来我登台，数不清的小国家像儿戏一般产生、灭亡。据记载古代曾有19个王朝或政权在山西境内建都14处，大多数现在我们连一丝的痕迹都找不到了，就是这些王朝太小、太短命。
面对动荡不止的北方，中国文化的中心南移了，山西被抛在了一边。唐朝以后山西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越来越小，成了中原王朝的弃儿。先是乱哄哄的五代，石敬瑭为做儿皇帝，把燕云十六州拱手让给了契丹人；接着北宋的赵家兄弟把太原又是火烧又是水灌，让现在太原人还大为愤慨；懦弱的北宋与辽在山西割据，留下了杨家将凄烈的故事；接着是金人铁马的践踏，最后山西人不得不做了元朝的三等公民。
也许是巧合，过去建设太原的功臣们除了唐代兴建太原东城的李绩得以善终外，大多难逃噩运，春秋时期始建太原的董安于曝尸街头，西晋扩建太原的刘琨与几个子侄含冤就戮，北齐营建霸府晋阳的高氏子弟国破家亡，隋朝兴建太原内城的杨广身败名裂，宋代重建太原的潘美结局稍好一些，在杨业战死之后仅仅受到降职的处分，但却留下了千古骂名，而最后一次扩建太原城的谢成，也在二十年后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的风潮中被处死，死后家产也被没收。
山西人在频繁的动乱及政变中，经历了太多的惊吓与荣辱。他们对于政治的敏感正是缘于对自身安危的关注及保护。譬如说，若打听些内幕消息，早点做准备，以求躲过灾祸，或揣摩下政治风向，及时改变立场，捞些投机好处。这本是一种本能的自然反应。
山西历史发展到元末明初，已经由一个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演变成一个政治上懦弱战兢的地区。其主要原因是长时期与皇权中心毗邻，经常遭受威权压榨所致。虽然山西在华夏文明早期产生过炎帝在长治巡游、于临汾教人耕织、女娲在阳泉炼石补天，大禹于灵石决口引水。但是，随着华夏民族由方圆走向统一，皇权中心不断转移，山西长期处于皇权中心身边之地的位置，特别是唐宋元三朝的建立，立都之地都紧邻山西，使山西人不得不时时感受皇权的威严呼吸，不得不时时提防着皇家军队的马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经济上山西受到远甚于其他地区的压榨，政治上在皇权的高压政策下形成山西人特有的对威权的懦弱与媚事。唐建都西安后，李家王朝由于自己是兴起于晋阳，因此认为晋阳是“龙城”，在加大对晋阳开发建设的同时，为了防止晋阳再生异龙，采取了明扬暗抑的政策。宋朝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伐汉攻占晋阳后，为绝异龙之患，火烧水灌了晋阳城，使千年古城变成废墟。五年后，宋朝大臣潘美依托唐明镇重建晋阳城时，将城建成了丁字型，意为斩断龙首。此两朝的威严统治使山西人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留下固执之外，豪勇与强悍渐渐转换成媚事和懦弱。以至到了元朝，面对元朝统治者实行的贵族享有“初夜权”的特权，百姓则受“十户连坐”管制的暴政统治，山西成为绝少出现反抗的地区之一。
据周作人说：“又浙中有闹房之俗，新婚的首两夜，夫属的亲族男子群集新房，对于新妇得尽情调笑，无所禁忌，虽云在赚新人一笑，盖系后来饰词、实为蛮风之遗留，即初夜权之变相。(《谈龙集集序言)”。周作人还引录了《越谚》卷上的一首元初童谣：“低叭低叭(唢呐声)，新人留歹(歹读如da，语助词)，安歹过夜，明朝还俉乃(“俉乃”系“乃”——你们之缓读)“。反映了元朝时蒙古贵族曾对汉人施行过初夜权之事。周氏的看法颇有见地。闹房确实留有古代蛮风的痕迹。
蒙元是一个征服王朝，当时蒙古人是汉族和中国内地各少数民族的征服者，蒙元的四等人制度是不折不扣的种族隔离制度。汉人、南人在蒙古人的屠刀下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蒙古人禁止汉人、南人习武和拥有金属刀具，蒙古制度规定十户为一保，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保长，这十户的财产和女人蒙古人可以随意取用，十户人共用一把菜刀，每家娶新媳妇的头一夜是一定要给蒙古保长的，即是所谓的初夜权占有制。从汉人的新婚妻子一定要被蒙古族保长开苞的元朝，到扬州十日，嘉定叁屠的清兵入关，从日寇杀光全城的旅顺口惨案，到南京大屠杀，每一次浩劫中，都是年轻壮丁被杀，美貌女子被淫，所有幸存下来的人会麻木不仁，自私苟且。这样的人种基因的惨重损失，与文化精神的遗患，是深重异常的！
于是，山西人逐渐媚事、威权、懦弱了，在夹缝中寻求生存，而不再有自己的反抗。
在封建社会里，穷人的脱贫之道一是“造反”。历史上，没有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发生在山西，也没有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或重要将领是山西人。于是，那些不甘贫穷的人，就只能走上了外出寻找脱贫之道的漫长而艰难的旅程。就连太平军北伐时，所到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当地居民无不揭竿而起，应者甚众，而在山西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北伐军从陕西渡黄河入山西，横穿山西后又经太行山入河北，山西人对此响应者寥寥，无波也无澜。所以说，长期而又严密的行政控制也在外部条件上加强了山西人封闭与保守的心理。{分页}
在漫长历史的研磨下，渐渐化为情绪的齑粉，伴着四溅的口水，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习惯心理，甚至沦为一种病态性的群体嗜好。正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下，逐步形成了山西人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这种两重性的思维定势。
正是山西人的这种双重性格，使得山西在地不养人、生存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期期艾艾地走西口，寻求经商养家糊口的路子，而不是其他地方“打倒重来”或者“揭竿而起”。
历史不仅严酷，而且又具有戏剧性。
穷困和饥饿像恶魔一样，时常威胁着土地稀薄、环境恶化的山西人，已经到了濒临死亡的地步。无望无助，惆怅痛苦，但是又不甘心沉沦，不甘心夭折。因饥饿所迫，为了生存，为了活命，为了填饱肚子，于是远走他乡寻找生存的空间。就这样在不敢反抗、留守生活困苦的煎熬下，山西人竟然铤而走险地走西口——千里迢迢地，流浪到浩瀚、干枯、荒凉的大西北。漂泊万里，经受寂寞，饱尝辛酸和痛苦。风尘仆仆，蓬头垢面，形象不佳，许多人丢掉了性命，成为一个冒然踏上西域古道，千里茫茫不归路的孤魂野鬼，变成一个游荡在戈壁沙漠上的幽灵……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话儿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
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还是走了。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边滴下的眼泪，为山西终成“海内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运交华盖，厄运磨难，接踵而至。
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当时交通落后、邮递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也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黄鉴辉先生曾经根据史料记述过乾隆年间一些山西远行者的心酸故事——
临汾县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在外面经商，一直到他长大，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依稀听说，父亲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个大决心，到陕西、甘肃一带苦苦寻找、打听。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头遇到一个山西老人，竟是他从未见面的父亲。阳曲县的商人张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没能回家。他的大儿子张廷材听说他可能在宜府，便去寻找他，但张廷材去了多年也没有了音讯。小儿子长大了再去找父亲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谁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盘缠却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时遇见一个农民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诉他，父亲的消息已经打听到了，在张家口卖菜。交城县徐学颜的父亲远行关东做生意二十余年杳无音讯，徐学颜长途跋涉到关东寻找，一直找到吉林省东北端的一个村庄，才遇到一个乡亲，乡亲告诉他，他父亲早已死了七年。榆次有个姓董的，他父亲和他母亲结了婚就走了，以后生下他。根本没见过父亲，三次到新疆去找，听说在新疆，在哪里不知道。第一次去失败了，过了几年又给别人当长工，赚了钱以后又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听到一个人说从西北回来的一个人，像山西口音，就问，打听，说敦煌有个庙，庙里有个人的长相，像你说的这个人差不多。后来他就往敦煌去，去了以后，到庙里一听，口音是山西榆次人，马上就问他什么名字。这个老和尚还没有回答，来访的年轻人一下跪下了就叫父亲，最后一问就是他的父亲……
不难想象，这一类真实的故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下去，而一切走西口、闯全国的山西商人，心头都埋藏着无数这样的故事。于是，年轻恋人的歌声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头，
这一去要多少时候，
盼你也要白了头！
被那么多失败者的故事重压着被恋人凄楚的歌声拖牵着，山西商人却越走越远，他们要走出一个好听一点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的底蕴有点悲伤与苍凉。
那些迫于无奈，只好咬着牙忍着泪从家里义无反顾地走出来的人们中的许多人，就站在一处叫黄花梁的山冈上，唱起那曲悲凉的歌：
上一个黄花梁呀，
两眼哇泪汪汪呀，
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
……
没有把握，不知道哪头去，生意好生意坏，他就扔鞋板儿呀，把这个鞋一脱一扔，扔在哪边他就走哪边，好与坏他就走在那头儿。这样的做法，不是听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种赌博，和命运，和老天爷的一种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生命。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燕治国曾经说：“有个关，在关里头还是内陆的风光，也没有风沙。但从这个关口一开大门，我开过那个大门，外边一股风就吹进来了，再往前跨一步，就进入蒙古荒原了，到处是风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现在都能看到山西人的骨头，尸骨，白骨累累。”几百年过去了，山西走西口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的人一定是少数。那么又有多少人自从踏上走西口这条路就音信皆无、尸骨无收呢？
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柳陆提到包头最古老的一座坟地：“这片墓地就是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它是山西人、晋商在包头经商以后，他们回不了家了，过去交通什么各方面都不发达，所以他们买了这块坟地叫祁太义地，也就是祁县人和太谷人买的这块坟地，所以属于他们这个籍贯的地方的人都埋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包头最古老的一个坟地。那么随着年代、历史的沿革，好多其他外地人进来，包括河北的、河南的、山东的、安徽的等等，因为包头现在三百年的移民城，所以进来许多人。但最早的，在这个地方立足的就是山西人，也就是买卖人，所以他们有个规定：不发财不回家，就葬在这个地方；触犯了法律的，判了刑的，最后因为丢了面子了，所以也埋在这个地方。”
山西北部，有一个与内蒙古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三百六十五盏麻纸扎成的河灯。这个风俗从清代开始，仪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十分庄重地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开始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不仅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盏灯还代表了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去。
在倒下去的人群背后，有人衣锦还乡了，于是晋商这杆旗帜慢慢地拉了起来，直至最后成为一支驰骋神州的商业劲旅。也许最初走西口的汉子们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井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
之所以赘述走西口，是因为走西口绝不是浪漫的，也不是轻松的。走西口并不是文人或者历史学者在一些撰述中给人描绘的那种令人畅想遐思的场景。在这悲壮的走西口历史背影中，折射的是山西人的性格以及当时的生存困境下的委屈与渴盼。
地理渊源与历史沉淀，让山西人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山西人不够活泼外露而很内向，心理相对封闭、懦弱，但有一种内在的韧性。此外，在感情的表达上不易冲动却很能吃苦。朴实节俭，富于积蓄心理。他们也许不善言辞，但却精于计算，善于在计算的层次上从事微观经营，在这点上山西人不愧是“中国的犹太人。”充分显示了山西人性格的两重性。同时，这种性格也为晋商的衰落以及今日的落魄惶恐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这个时候，山西拥有的一种资源终于显露出了它的重大作用，因为它，让晋商鲤鱼跃龙门的时候有了一个终极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