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庆先生在《屋顶下溜走梦中的平遥》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晋剧中有不少描写为佳人所爱的才子最终考中状元的情节，估计那都不是发生在明清两朝的故事，或者不是山西人的故事，如若是，那属于我们地方艺人画饼充饥式的无望自慰。因为在明清两代全国十八省的举子考试中，山西竟无一人得状元，这比中国姓张的从来没有一个做过皇帝还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整个清代将近300年，殿试112科，全国出了114个状元，其中江浙两省69人，山西没有，与云南、甘肃相同。山西只有一个榜眼，是朔州的王庚荣，还有探花3人，他们是闻喜县的乔晋芳，太谷县的温忠翰，稷山县的王文在。
山西省在明清数百年间竟然没有出过一名状元，这和山西明清时代出现无数巨商，在商业上的红红火火是多么的不和谐呀！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余秋雨先生在他那篇名为《抱愧山西》的散文中写了一个似乎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理由，那就是山西人从商心态坦然，在山西人眼里社会定位序列是这样的：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也就是说，山西人是因为认同商业才废弃读书科举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山西商人的心态确可以说是独特得可以了。
但是，山西人为什么能坦然从商呢？开篇我们就提到了，在中国，历代都是商人最低贱，山西人哪里来的与众不同的、超越时代环境的坦然？
我们再看一种现象。
在山西平遥，规格最高的建筑景观是文庙（孔子庙），位于整个县城中轴线的左边，比右边的武庙（关公庙）大许多。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无法苟同晋商重商轻文的说法，商人都供奉关公，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晋商也不例外，在每个票号商铺里也都供奉着关公。可就在这么一个商人气息极重的城市里，孔子的地位还是牢不可破，文庙的规格还是那么高。并且，走在平遥的大街上，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到中国古老的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气息。这些都无法佐证余秋雨先生的判断，甚至是与其相悖的。
诸如此类的现象与设计，在山西到处都是。
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到了晋东南的某个地方。突然，前面的路让一个小孩子挡住了。定睛一看，这小孩儿正在围土筑城，而且非让孔圣人下车礼拜不可。孔子当时感慨说：“这真是一块诗礼悠扬之所在！顽童尚且如此聪慧，我们去了还能给人家讲什么呢？”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也确实说明了山西是一块被儒家思想文明浸润着的厚土。
由此，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包括“票号总部”的平遥在内的晋商决不是看不起读书科举，而是在读书科举的路上，他们没有足够的“智力”和外省角逐。
前面提到的是清代山西科举状况，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从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始，到清光绪年间废止，一千多年来山西历代有姓名可考的进士是多少？3725名。
再看全国。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以后的科举。在整个隋朝的三十八年内，总共举行了四至五次科考，总共取秀才、进士十二人。整个唐朝的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时办时废，只曾举办约十次，取士一千余人。明朝二百七十七年开科八十九次，取进士一万七千人。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间开科一百一十二次，进士二万六千人。一千多年来，历代取进士七万四千多人。
看看总数，就知道山西的教育与全国的差距有多大。
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千年文脉》节目中也讲述了山西教育的历史状况。这个节目中提到，山西的科举从来是失败的，每年的进士，或者说中举者也只有江南水乡一个省的十分之一而已。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山西历来属边关地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来往密切，相对而言，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又受战事的影响，教育一直不怎么发达。这样，科考是当时山西人的弱项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个原因是山西的闭塞，清末一举人进京考试，回来后，慨叹“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晚清八股试帖，尤重小楷，这在当时的士人中应该是常识，可这位举人却不知道，可见山西信息之闭塞，这也影响了山西考生的竞争力。
由此，许多的山西人在“博取功名”的这一道路上失利，无功而返了。
也正是如此，绝大部分山西人才不得不放弃读书科举而走上了从商之路。经商是他们无奈下的“次优”选择。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人退而求其次，“学不优而商”。逐渐地，偶然致富的富商大贾“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入则广厦，交接缙绅”，谁人不羡？故亲朋提携，乡友引进，络绎不绝，走上商途。民间逐渐就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过程，从而形成这种与传统伦理观念相伴的人生观。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最下者方令读书。”清末举人刘大鹏也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这种风气又使得更多的人“弃学从商”， “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循环。{分页}
但是，这只是表象，或者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在考场上不能夺取功名，尚不足以让如此众多的晋人“弃学从商”的。因为弃学之后，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当农夫，做良民，那么，晋人为什么最后大规模经商了呢？
实际上，对山西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山西在文化教育不发达的同时，土地也并不能为荡涤的百姓提供足够的财富。
古代的山西曾经是一个自然环境十分美好的地方。商周时期，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森林密布，湖网纵横，雨水充沛，汾河的漕运延续至隋唐。“《周礼·职方》称并州薮，为《尔雅·释地》的十薮之一。位于山西祁县、介休一带，方圆达数百里，为古代晋中盆地的最大泽薮。”
但是，随着日月更迭，山西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王朝更迭以及大大小小的战乱，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屡遭兵燹荒疫之时，山西基本上没有遭受战乱之苦，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旱、蝗、疫，而是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与邻省比，可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加上外省难民大量流入，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189万人，河北人口189万人，山西人口达403万人，山西人口超过河南、河北的总和。
人多了，怎么办？“土地小狭，民人众”。垦湖为田、毁林为田。由此山西逐渐成为一个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干燥寒冷，自然灾害频繁，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史记》在《货殖列传》第六九说“昔唐人都河东，……土地小狭，民人众，郡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事。杨（洪洞）、平阳（临汾）、陈，西贸秦（陕西）翟（隰县、石楼县及延安、绥德、榆林一带），北贾种（雁北及河北省西北部）代（代州）”。清代康基田在《晋乘鬼略》中引用《燕闻录》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诗云：好乐无荒，良土灌瞿。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太原迤南多取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太原迤北岗陵邱阜，晓薄难耕，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坡，汗牛病仆，仰天待命，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兼拙于远营，终岁不出里门，甘食蔬粝，亦势使之然。而或厌其嗜利，或病其节啬，皆未深悉西人之苦，原其不得已之初心也。”这条资料，似乎是说晋南土地狭小，粮食不足，远贾他乡，而晋北地区外出贸易者较少。其实，山西商人队伍中初期确实是晋南人多、晋北人少，但清中期以后，晋中、晋北商人越来越多，其势力逐渐超过了晋南商人。据《五台新志》：“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太原、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五岭以南）、东西北三口（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致富在数千里或万里外，不资地力”。
万历年间的《汾州府志》记载：“平遥县地贫瘠，气刚劲，人多，耕织少。”咸丰《汾阳县志》称：“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人，不过怵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乾隆年间的《太谷县志》也对太谷县作了如下描述：“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平阳府志》记载：其地“小狭人满，每挟赀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间，虽山陬海诬皆有邑人”。明代以后，人均土地不断减少，明末到清代人均土地最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山西人外出经商者最多。 “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赀走四方。”（嘉庆《介休县志》卷四）“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晋乘搜略》）是当时山西人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逢至“五月襄垣雨雹，大如伏牛小如拳，毙人畜甚众”（光绪《山西通志》卷86）之类的天灾，母食子、子食父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文载：崇祯七、八、九年“荒草不收，八年又遭蝗蝻，田苗尽食，但见百姓草籽食尽，榆皮食尽，游尘糟糠食尽，竟至母吃子，为子吃父，未能救命之生也。壮者走散于四方，老幼饿死于道路。田间之饿殍，演化可悲矣。人苦极矣，天否极矣。”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三百万。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以耕也。”所以，晋人多商贾，起初并非是想发大财，而仅仅是为了有口饱饭吃。可以说，是恶劣的自然环境把晋人逼向了市场，逼出了一大批商贾，至少在他们起步时是一种无奈之举。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曾经提到：很多县志，包括浮山志、翼城县志、临汾县志，至少看见有三十多部县志，都谈到一点，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允龄。他早年丧父，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就踏上商旅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挟轻资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晋商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
因为地不养人，因为穷，所以山西人勇，走西口了。在晋中盆地，各县民间流传这样的《摇篮曲》：“我娃娃亲，我娃娃蛋，我娃娃长大了捏兰炭，捏不来炭吃不上饭，我娃娃蛋，我娃娃亲，我娃娃长大了走关东，深兰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这首歌谣反映贫苦的劳动人民生活困难，盼儿长大了为其拣煤核以备炊用，更盼儿长大了像那些商人一样到东北去经商，那时就可以不愁吃穿了。山西人因生活所迫外出经商的事实，在明清野史笔记中也可以发现不少记述。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候积蓄有余，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年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翻开山西旧县志，几乎每个县志的烈女篇、孝友篇，都有关干“夫商于外”妻在家中如何孝敬公婆，抚养弟妹的记述。如《榆次县志》说：“侯氏，孙可宁妻，宁随父贸易江南，姑病，氏奉养三载，毫无情意”；“陈氏，永康镇刘锡龄继妻，龄失偶后游贾北口，即于其地取氏，囊无余资，不能旋籍，……”；“范氏，西付村崔如蜂妻，幼随父寄居口外，如峰以经商出口，遂妻之，……”；“武氏，彭村董世和妻，……兄在东省经商，家政无人管，邀氏代理……半载兄归，诸物皆无移动，兄将分润家资，不受，求以养三子成人，后三子皆东北经商”；“董庆和，父裕山，贾于新疆，道光初生庆和后再出，遂无音耗者二十八年，庆和引为大蹙。……且逢人辄询问西营地。约资足数，因西走寻父，所过山川，有西来者详询父状，无所得。既抵新疆，遍历附近山川寻访，仍不得，资尽乞食返。……居数年得资又约足数，于咸丰庚申逐再往寻访，……遇同乡估客询之，客日：“以君状貌，类敦煌某庙僧，其人亦同乡，殆或然欤？”既至，果遇老僧，庆和审知乡音，遽往拜呼父，……僧大错愕，细询颠末，乃相抱大恸，盖父贫不能归，寄身僧寺”。《太谷县志》中记载太谷县的人“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盂县志》中说“往往服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寿阳县志》说乡民“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那些走西口的人们，擦干离别时的眼泪，用无数的生命书写了商路的漂泊，于是有了驮帮的浩浩荡荡，船帮的嚷嚷往往，票号的星罗棋布。终于在19世纪中叶，那里成了富得令人仰慕的金融中心。这些外出谋生者，有的仅仅解决了他们的糊口问题，有的连糊口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而落得个全家长期无法团圆，甚至死在他乡异土。但是相当多数的外出谋生者却在贩卖活动中发了财，有的由贫苦人变成了小康之家，有的则爆发成为富翁。忻县人陈吉昌，生于1831年，“幼贫乏，十四岁徒步如归化，时忻人业商者多在归化。先生至，依乡戚。初习当业，继而入运货店。与人交一依笃诚，代运屯寄，事隔数年毫无少误，以故各省商贩，皆乐就之，先生业日以起，且名于时”，以后又结交地方官吏，与美、俄、法、意等国商人往来，生意发展、成为当时的名商。太谷县北恍村曹家，是清代直到民国年间的著名商业世家。其发家的始祖是明末清初的曹三喜。曹三喜因家庭生计困难，随人到了三座塔（今辽宁朝阳县），这里是明王朝的边防屯卫地。开始是租地种菜，以后与当地人合伙种大豆磨豆腐，又以豆渣养猪。精打细算，生意日渐发展，有时也做小量囤积居奇，盈利一天天增加。合伙人便提出分家各自经营。分别经营以后，当地的那位合伙人不善管理，日渐衰落，以至无法维持，而曹三喜的生意却日益发展，收购了原合伙人的破产作坊，继续经营豆腐和养猪，以后利用贱价收购高梁酿酒，开设杂货业，随着三座塔人口增加，曹家生意日兴月旺。至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在三座塔设置了朝阳县。当地流传“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此时曹家生意已由朝阳发展到赤峰，凌源、建昌、沈阳、锦州、四平等地，经营范围由豆腐、养猪、酿酒、杂货发展到典当、日用百货等。极盛时，曹家的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涉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资本总额达到白银一千万两．传世二十四代，历经三百余年。祁县乔家堡“乔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间由乔贵发开始发富的。乔贵发原系一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多少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辅，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他们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客栈）、复盛西面店等等。其经营项目包括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店、票号等等，并且还发行了纸币。以后又在归化城设立通和店、大德店、德兴店、德兴长等经营粮食；设大广顺恒、晋泉源、德中庸经营钱庄；设立通顺店经营皮毛、百货；设立大德通，经营票号。乔家商业最盛时广设于北京、太原、太谷、祁县、西安、兰州、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全部资产约在白银一千万两以上。{分页}
由上可见，山西人远足经商，原出无奈。出走发富后，又成了乡里众族所望，以至相偕出奔，亲朋引进，盼望发财致富。在明清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下，使山西商人队伍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积累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在这场被动的商旅中，山西地理位置为山西人谋生提供了天生的便利。
我们来聚焦一个地方，一个晋商无法忘记、现代人畅想的地方—— 西口。
西口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长久以来，提起右玉县，没名，一提起杀虎口来，叫小北京，有名。”
杀虎口的变迁，其实可以看做明、清山西历史一个缩影。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就会发现，山西北依长城，与蒙古游牧民族地区接壤，南则与中原广大农业地区连成一体，为畜牧业区和农业、手工业区的中间地带。自古以来，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蒙古草原。而蒙古族人民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山西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了这种南北物资交流的要冲。虽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北方游牧民族的贵族政权和中原汉民族的地主政权时分时合，民族矛盾有时剧烈，有时缓和，对南北物资交流干扰很大，但无论在和平状态还是战争状态，双方的物资交流不论是公开合法地进行，还是隐蔽非法地进行，始终未能停止。山西人担任这种南北物资交换的中介人，自然有它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汉初，山西人已经与匈奴在长城脚下互市。《汉书》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三国时，“鲜卑酋长曾至贡献，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宋代以山西为边防，北宋与辽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但贸易并未中断，当时，不仅在并州有交易市场“并州西边合河（今兴县）保德皆临河，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州）府（谷）二州界上，对渡之台河、保德当冲受敌，征调无时。辽夏皆利于互市，时以此为控御之道。互市以缯帛缔，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密蜡、麝脐、毛褐原、羚角、硇沙、柴胡、徒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其间，并州知府虽曾奏诸“禁边民无得私相贸易，而私贩不能止”。后来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统一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给商业活动开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明初，汉蒙关系虽一度紧张，但自然地理形成的社会分工，使商品交易无法中断。蒙古人民不能长期忍受“鬓无釜”的艰难生活，经过双方多次谈判，终达成协议，在边镇建立交易市场。蒙古以自己的马匹、皮毛换取内地的铁锅、粮食，茶叶和布匹，以满足蒙古族的生活需要，亦补充明政府的军马来源。参与当时谈判的徐渭曾赋诗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著棋嫌尽杀，大家和气免输赢。”当时通关互市之处，辽东方面有：镇北关、广顺关、抚顺、义州、新安关、镇安关、大福堡、大康堡等；大同山西方面有：喜逢口、黑峪关、张家口、得胜堡、杀胡堡（即杀虎口）、新平堡、守口堡、水泉营等；延绥宁夏方面有；红山敦、清水营、平虏厂、中卫厂等等关口。”仅明代九达三军马匹数，即可想见这个市场上的交易规模；同时，通过蒙古草原的中俄商路也有大量物资交流。“由1768年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干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在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离城约100英里。”大约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从这里输走茶叶四万箱左右，“1852年却达175，0O0箱”。此外，还有“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制的金属制品、毛皮以及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1853年因太平天国运动截断茶产区与北方的商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仅5万箱。以后，很快恢复，“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0O0箱”。“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等大的城市了”。中原地区对蒙古地区的贸易，历经元、明、清，逐渐发展了南北物资运输的大通道。闽粤和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物资，经水运分别集聚汉口、周口，以后由骆驼、驴骡经开封、怀庆府（沁阳）、漳州、潞安、于洪北运太谷、祁县，经加工分包，再继续北运，沿着旧日的军事道路雁北山区，经忻州、原平，出雁门关，呈黄花梁分道，一路去东口（张家口），一路去西口（归化城），东西两口是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市场，两口以北，是辽阔的牧区。从两口进入蒙古的物资，往西可由归化——包头——宁夏——兰州——敦煌到叶尔羌，或由归化——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乌鲁木齐到塔尔巴哈台，往东经张家口——多伦——齐齐哈尔到呼仑贝尔，往北则是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到彼得堡，进入欧州市场。这条南起广州，北达恰克图的商路，在山西北部的长城线上与明代已经形成的北京——张家口——大同——杀虎口——榆林——惊州——甘州——嘉峪关的东西商路相交叉，山西不仅在两条商路的交叉点上，又位于形成于汉朝、盛热于隋唐的丝绸之路的东端延长线西安——湾关——太原——北京。山西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她的人民从事物资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一联结东西南北的商路上，主要的运载工具是骆驼，它是现代火车、汽车运输工具出现以前，北方陆路运输的主要动力。运送一吨货物约88两白银。大的骆驼商队一千头组成一个运输队，内再分若干小队。每小队十五至二十个骆驼，由两个驼工管理。每小时可以行走9华里，日行80—100华里。骆驼运输之外，还有骡、马、驴和牛车，只行进在有水草的地方，牛车为二轮一牛，载重540磅，也是分成商队，一个大商队下设若干小分队行进。如果在青海、宁夏、甘肃一带，往西口运输，又可以利用黄河水运，从兰州至包头，货物可以载筏顺流而下，每筏载重约10—290担，须时13—42天（因水面变化和风向影响），每担运输费白银二至三两。
在中原地区农业手工业产品和北方游牧民族以至沙俄方面的商品交换中，山西商人“贩绸缎于苏杭，贩菜糖于汉口，吸葛市于四川，贩棉布于直隶，贩其它杂货于山东周村”转而又将此种货物“售干新疆、内外蒙古等处”。几乎大部分是经过这条商路输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