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与“新晋商”
——兼评《白银帝国》与《晋商之死》
文/毛增余 中国经济出版社副社长
最近，一部斥资千万美元的电影《白银帝国》高调登场了，该影片旨在重现晋商制度，弘扬晋商精神。
巧的是，一本关于反思晋商精神的新书——《晋商之死》也刚刚上市。
不巧的是，电视剧和书对晋商精神的解读，却有天壤之别。
《白银帝国》描述了在19和20世纪交替时的山西，“天成元”票号巨贾康老爷及儿子康三爷两代人的命运，重笔描绘了晋商的仁义精神，彰显晋商与其他商帮的不同之处。虽然立意不错，但影片给人感觉充满了矛盾和莫名其妙。矛盾的是：影片告诉人们，晋商是最讲仁义的商帮，但康老爷的仁义与康三爷的仁义是那样的不协调，矛盾重重；莫名其妙的是：这样讲仁义诚信的商帮怎么在忽然之间就集体崩塌了呢？影片结尾的戛然而止，都没有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晋商之死》一书却对晋商精神有不同的解读。该书作者认为：晋商驰骋中国历史数百年，固然有其值得总结的过人之处，但晋商与生俱来就具有一种死亡基因，该书更侧重于揭示晋商自身的死亡逻辑，读后更让人解渴。
该书首先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山西人之所以成就为晋商的原因，然后揭开了晋商仁义诚信的面纱，又从山西人的地域特征来分析晋商的局限性，层层剥笋，最后指出晋商的死是不可避免的，晋商的消亡是自杀或病故，不是他杀。
《晋商之死》一书并没有满足于找到晋商之死的原因，也不是为了弘扬似是而非的“晋商精神”，更不是为了满足山西老乡“祖上曾经阔过”的虚荣心，而是试图通过剖析传统晋商的死因，为“新晋商”的命运把脉，想以古喻今。针对遍地崛起的“新晋商”各级组织，作者发现，对照传统晋商，山西商人很难扛起“新晋商”的大旗。
原因何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些事实。
一方面，“新晋商”组织的牵头人们依然沉浸在对传统晋商的无限怀念之情中无法自拔，至今没有认识到老晋商的死是自杀或病故。“新晋商”祭出的仍然是“诚信”、“仁义”的大旗，认为山西票号的没落是时代和社会背景的牺牲品，现在赶上了好时代，只要挥舞起“诚信”、“仁义”的大旗，就能一呼百应。可惜，山西的商人们并不争气，不“诚信”的事情做得太多，于是他们做了一件大义灭亲的事：不让煤老板加入新晋商的行列，让煤老板来顶雷。但是在煤炭资源大省的山西，煤老板居然被排斥在全省性的商帮之外，这肯定不是小事。要知道，2007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山西占了11席，这11席中又有10席与煤炭资源相关。作为一个全省性的商会组织，把第一大“分商帮”排除在“组织”之外，这样一来事情就摆不平，非得有过得硬的理由不可。我们知道，传统晋商因为是依托资源起步的，虽然那时依靠的是盐业资源，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传统晋商依靠盐业资源发家之后，很快就创新发展了“票号”，而煤老板的“创新”之处是：北京高档住宅的三分之一被山西人买走了，买了车展上的名车，还想连同名模一起买走。新晋商联合会把“煤商”排斥在外，台面上的理由就是煤老板的名声不好，所以这样做也就有了合理性。
对山西老乡来说，他们不认同煤老板，还在于传统晋商“思进”，而煤老板“思退”，老晋商恋家，煤老板恋外；老晋商虽然衰败了，但毕竟把家乡变成了旅游胜地，而煤老板寅吃卯粮，还把污染了的环境留给了乡亲。
另一方面，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煤老板居然不屑于与“新晋商”为伍。这又是为什么？有人说这是煤老板低调行事的作风使然。煤老板既想巴结权势，内心又特别厌恶这些权势，加入新晋商的行列，等于又多了被盘剥的机会，因此不如“闷着头发财”。这是一种高明的自我保护之道，一种适应环境的生存之道。另外，煤老板的整体低调似乎也暴露出他们也有不少难言之隐。
其实，把板子都打在煤老板身上，这种做法并不厚道。《晋商之死》一书披露了很多山西人自毁名声的事情，其中诸多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案例也并不是煤老板惹的祸，山西老乡的整体形象也不光鲜。比如，山西商人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之低也令人瞠目结舌。在山西，超过80%的“希望工程”的捐助来自省外；至于砖窑童工的惊天黑幕、怨天尤人的怨妇表情、官商勾结传统手法等等声音和骂名当然不能都由煤老板来一肩挑。
煤老板的表现的确差劲，但是，如果新晋商联合会等各级山西商人组织认为，把煤老板一脚踢开或与煤老板划清界限就能扛起“新晋商”的大旗，其实是过于天真了。我们认为，在煤商完成漂亮的转身之前，奢谈“新晋商”的崛起，只能说“太原”离现实太远，要想扛起“新晋商”的大旗还为时过早，只能作为美好愿景来展望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还有人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煤老板干的，山西的任何商帮就更没有资格奢谈自己是“新晋商”的代表了，因为，谁丢了“诚信”，谁就颠覆了传统晋商精神血脉的合法性了！
看这样的书，是不是比看电影更过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