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欧博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 曾伟
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有谩骂祖宗的习惯
《中国商人》：战时拼武力，和平年代拼经济。商业时代，全球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商帮（商会组织）热”。在《晋商之死》一书中，作者对以晋商为首的中国十大商帮的沉浮，对今天新兴的商帮热多有批评，您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
曾伟：商帮是一个历史现象，并且也有中国文化的特殊背景。所以，不管我们持何种态度，它都会存在并且延续下去。既然我们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所以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将商帮现象中的积极因素发挥出来，而不是对商帮热进行全盘否定。
《中国商人》：新晋商、新浙商、新鲁商等等，全国以“新╳╳”命名的地域性商帮有很多，而且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晋商之死》中对这些命名提出质疑，您认为新兴商帮是否有必要从命名上跟传统的商帮做出区分？
曾伟：新兴商帮从命名上显示与传统商帮的区别是有事实依据的。正如《晋商之死》作者所言，传统晋商因为历史原因，是有很浓厚的“黑社会”性质的，而现在商帮不可能普遍具有这一性质，所以，新兴商帮与传统商帮是有本质区别的。
《中国商人》：煤老板究竟算不算“新晋商”在山西引发过争议。您认为这种争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曾伟：煤老板属于晋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现在的晋商即应该属于新兴的晋商，这也不需要争论，因为新旧只是个时间概念。但人们争论的焦点，其实在于现在的山西煤老板有没有继承晋商的传统，就这一点而言，恐怕煤老板还真的没有做到。所以人们不愿意将其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晋商也情有可原。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的作者说，像“仁义道德之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不再需要被强调了”，这个观点引起了一些晋商网友的质疑，您认为企业和一些商业组织，应不应该把“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一部分？
曾伟：毫无疑问应该作为企业精神的一部分。因为企业精神源于社会精神，“仁义道德”既是做人的原则，更是经商的原则，不会做人如何经商？所以企业管理和经营必须从做人原则的宣导开始。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提出“打倒晋商”这样的主张，有人说作者有文革情结。您如何评价这种争议？
曾伟：传统晋商已经是一个历史存在，其影响力也将延续而深远，不存在打不打倒的问题，或者说谁也无法打倒。至于《晋商之死》作者提出打倒晋商的主张其实只是一种感慨，感慨晋商精神的没落和消亡，这是没有必要的伤感，因为晋商精神是历史形成的，也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改变。我们认不认没有这种精神的表现形式并不重要，但它一定会延续下去。文革中打倒孔孟之道，打倒了吗？骂祖宗的话，从来只是为了激励后人，根本伤不到祖宗的一根毫毛。
至于作者是否有文革情节，更没有必要争论。因为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有谩骂祖宗的习惯，文革只是这种情绪的集中表现。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指出“晋商是黑社会”，我仔细读过，发现作者说的现象其实在过去的“十大商帮”中都存在，一些网友也不理解，为什么单单指出“晋商是黑社会”？您如何评价在商业活动中，其实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会出现的“官商合作”以及商帮内外的其他潜规则？
曾伟：我们看完《晋商之死》就会发现，作者并没有单单指“晋商”是黑社会，而只是以晋商为例而已。“官商合作”是行政权利严重干预百姓经济生活的结果。政府权利的不受制约和市场经济规则的不成熟是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只要这种原因存在，这种结果就会出现。这里只能用“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样一句无可奈何的话来解释。因为不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权利的制约问题，“官商合作”的现象就无从消失。
《中国商人》：包括节约成本的意识，我接触的温商，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得非常好，而作者在书中说“晋商都是九毛九”，有人认为是在妖魔化晋商。您认为作者是否公正，我们应如何看企业家的成本节约意识？
曾伟：企业家的成本意识从来都具有双重性。从经营角度来说，它是企业成功的条件，从常人的角度而言，它是人际交往的障碍。有利有弊，无所谓好坏与对错，看你是想做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想做一个平常的好人。
《中国商人》：总体而论，你认为《晋商之死》是一本怎样的书？
曾伟：是一本充满激情的书，但作者的本意是理性的探索。理性思考与感性语言的统一是作者没有完成的课题，尽管如此，仍不失为研究晋商的一部呕心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