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经济师 王长松：
《晋商之死》跟学术思想著作不沾边
王长松，高级经济师，中国古哲学研究所成员，消费资本应用课题组组长，中国新经济“序号销售模式”创始人。1999年被马来西亚道团组织、香港道学研究组织、日本道学学术组织、美国华人道学研究组织特别聘请为学术讲师。2004年先后在日本经济研究刊物发表从哲学角度看社会的《道德解析》等哲学著作。
日前，王长松先生就《晋商之死》一书引发的种种争议接受了《中国商人》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真正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干净”
《中国商人》：战时拼武力，和平年代拼经济。商业时代，全球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商帮（商会组织）热”。在《晋商之死》一书中，作者对以晋商为首的中国十大商帮的沉浮，对今天新兴的商帮热多有批评，你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
王长松：这本书我今天才拜读，虽然作者做了大量的文献采集工作，其作者自己的思想观点，此书中体现的还是模糊，这本书更像是依靠史记佐证，分析晋商沉浮的一本书，分析的根源很到位，新、旧商帮精神层面应该分析更加简练明确一点，至于观点，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一语定论，有相同观点；也有不同理解，总体来说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史记杂谈。
《中国商人》：新晋商、新浙商、新鲁商等等，全国以“新╳╳”命名的地域性商帮有很多，而且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晋商之死》中对这些命名提出质疑，您认为新兴商帮是否有必要从命名上跟传统的商帮作出区分？
王长松：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义，不管你改什么名字，已经无足轻重了，关键是成立商会商帮的目的是什么？要说旧社会的商帮，是为了生存和促进内部管理加强乡邻之间生意照顾，是很正常的结合，但现在所谓的新商会商帮目的，就不是如此了吧？更多的是想通过商会组织这个桥梁，搭建官商合作的途径罢了，其出发点对于现实社会是有危害的，就不可小觑为非险毒初衷了，依靠地域血脉亲情组建商帮商会，建立关系网，对于建设健康的贸易环境来说，不是好事，新旧名称上的区别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商人》：煤老板究竟算不算“新晋商”在山西引发过争议。你认为这种争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王长松：主要原因很简单，这些煤老板都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商人是一个职业，现在的人们混淆了真正商人的定义，商人是依靠对于商品供需关系，贩卖倒运把握商机从中牟利的，那些发了财的山西煤老板，体现的是官商勾结的主要特征，没有亲属关系（当官的主管部门亲属）或者用钱拉几个贪官入伙，不可能拥有属于全民资源的煤矿，这样的所谓“商人”引起争议是正常的，不争议就不正常了，毕竟这个世界上有良知正义的人还是占多数，如果这帮人也属于商人，那瓜农、粮农也是商人了，真正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干净。
应该打倒的是所有利益盘剥行业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说，像“仁义道德之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不再需要被强调了”，这个观点引起了一些晋商网友的质疑，你认为企业和一些商业组织，应不应该把“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一部分？
王长松：把“仁义道德”作为企业精神和商帮精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很多的领域有基本的遵循原则，这四个字在商业领域是必须要坚持的，因为在商业的活动中，这几个字太容易被丢失，为富不仁的例子举不胜举，金钱和贪婪是唤醒罪恶魔灯的咒语，只有时时刻刻坚持仁义道德的准则，不至于祸国殃民，就是天天提醒仁义道德，商人的本质也是离这几个字很远了，为什么所有的商家都在自己的企业文化里注入：守信、无欺这些代表道德词语呀，就是因为太缺少了，甚至在利益面前根本就没有。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作者提出“打倒晋商”这样的主张，有人说作者有文革情结。你如何评价这种争议？
王长松：“打倒晋商”干嘛，应该打倒的是所有利益盘剥行业，这些人什么事都不干，也不能创造实效资源，只是依靠各种关系手段，占据公共资源优势，盘剥底层劳动创造者的血汗，还不该打倒呀，全民经商的本身就是文明社会的倒退，商者，奸道，双层的压榨剥削，必定会给社会带来很多的负面问题，劳者得少；贩者高利，这就是社会资源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如果再不改变现状，天下危！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指出“晋商是黑社会”，我仔细读过，发现作者说的现象其实在过去的“十大商帮”中都存在，一些网友也不理解，为什么单单指出“晋商是黑社会”？你如何评价在商业活动中，其实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会出现的“官商合作”以及商帮内外的其它潜规则？
王长松：这只是作者对晋商的单面表述，但也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只要是成点气候的商人，在他们身上都具有两面性，那就是黑白两道的思想，商人取得发展壮大的基础，都具备这两个特征，就是商人把自己放到了黑和白的中间，用黑道力量对付他认可以对付得了的群体，用白道对付自己能力对付不了的群体，这样来看就比较好理解了，以黑养商事件，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还少吗，利用流氓打手欺凌弱小；垄断行业，用金钱美女拉拢白道官员做他的保护伞，“商”就是罪源祸根。
《中国商人》：包括节约成本的意识，我接触的温商，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得非常好，而作者在书中说“晋商都是九毛九”，有人认为是在妖魔化晋商。你认为作者是否公正，我们应如何看企业家的成本节约意识？
王长松：这个“九毛九”肯定是笑谈，不足为据证，如果一个普通的人，保持勤俭节约算是优良品质，一个官员保持勤俭节约那属于清廉高洁，如果商人有了玩节约毛病，那就是奸商本色了。从任何方面分析，一个商人有了节约的习惯都是更加贪婪的体现，例举辩证大家就明白了，一些生产电线奸商为了节约成本，把产品的红铜线，改成合金铜线，成本节约了，坑害的是用户；还有些造纸厂的奸商，为了节约不上除污设备，他是节约了，祸害的是更多人的生存环境；一个生产旅游鞋的老板，为了节约不安装通风设备，致使工人苯中毒，或造成更大伤害。为了利益的最大化，没有几个商人能禁得住诱惑，损人利己的事少干不了，都是他骨子里的“节约”造成的。
《中国商人》：总体而论，你认为《晋商之死》是一本怎样的书？
王长松：这本书我个人理解，是一本综合体的史载杂记，从远古到现代，还有作者搜集来的野史，可读性强，很有意思，也有野史杜撰，也有市井侃聊，就拿灶王爷传说我不知作者收集何处，更是叛逆创造性的后现代写作元素了，这本书我个人定义是一本集传说、史载、野史、市井侃聊、后现代创作杜撰的现代杂谈，跟理论、学术、思想、分析著作不沾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