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灏 成都品果科技有限公司CEO
浪尖上的小船
我们公司有三个创始人，除我之外，还有我的哥哥徐滢，以及我的高中同学顾锐。我负责产品创意;徐滢负责研发，把创意实现;顾锐负责运营、市场和PR，把产品卖出去。
最初发明Camera360，是因为我哥看到iPhone上的一个叫“Camera FX”的应用，觉得它做得很一般。我们调研了十几款类似的应用之后，决定做一款效果上能完全秒杀它们的应用。我们只用两个月就开发出来了。
第一个版本的图标还是我画的，因为不知道怎么画，就只画了一个问号。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界面很丑陋的应用，却很快就火了。
我们先接触到了谷歌的开源项目(即安卓系统，问世于2007年11月)，感觉它的整个软硬件生态都非常好，不像诺基亚时代那么封闭。
2010年5月，Camera360在谷歌市场上线了。在谷歌市场里，下载量超过5万时会有显示，升到下一级是25万，再下一级是100万。我们原本以为到达这个下载量得是猴年马月了，结果下载量每天可以新增一两万，瞬间就到了100万，而且排名第一。
2011年，iPhone4问世。当时我们没钱买手机，成都天府软件园的老大订了一台，拿到之后没有拆封，直接借给我们用。
然后我们就开发了针对iOS系统的Camera360，上线后又在App Store全球榜里排名第一，超过了当时很火的游戏“愤怒的小鸟”。
那时候我们的排名永远是第一，用户数据给了我们很好的正反馈。用户最多的时候，Camera360覆盖了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天新增50万用户，日活有2000万……我们对数字已经麻木了，甚至有些膨胀。
泰国的护肤品打的广告是“皮肤像Camera360一样光滑”;印尼开斋节不能吃东西的时候，用Camera360玩自拍的用户也特别多;日本媒体主动找到我们问，同不同意报道?
客观来讲，我们的产品满足了用户的价值需求，但当时确实也是运气比较好，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来得太猛了。
大趋势来了，你就是一只小舟，被推到了一个浪尖上，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样上去的，更谈不上某种可沉淀的知识或者经验。
Camera360火了之后，很多投资机构都来找我们，虽然他们其实都没有搞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未来有什么发展机会，我们也完全没有融资经验。所以当时发生了许多搞笑的事。
2010年7月，我跟我哥去见了上海一家知名公司的投资人。在一个非常安静的会议室，他的声音轻得我的耳朵都得竖起来。如果是现在，我就会说“请你大声一点”，但当时我不敢说。毕竟那时候没见过大世面，也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人。
去之前本来说好了要100万融资，可去了之后对方却说我们不适合创业，只愿意投给我们50万，另外再借给我们50万。我觉得50万也很可观了，就同意签协议。
那是我第一次看融资条款，什么回购、稀释完全不懂。他们要么就不给解释，要么就解释得非常模棱两可，还说协议一个字都不能改。
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一出这家公司的门我就想：这里我们就放弃了，如果最后融资没有成功，回去之后我们就开发iPhone版本。
当时我们没有员工，只有我和我哥，再加上一个大学刚毕业在我那儿学习的人，谈不上有什么压力。而且我们当时在谷歌市场是有收入的——去广告的版本卖3.9美元，等iPhone版本开发完成以后，我们每个人拿到两三万元人民币的月收入在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心里一点都不慌，没有想过没钱活不下去，只是觉得融资这事儿还得奔一奔，还想尝试尝试。
当天我们就坐火车去北京，先找了创新工场，他们给了我们一些信心。接着我们跟经纬创投聊，茹海波(经纬中国副总裁)一条条跟我讲条款。沟通到最后，经纬看到了这个赛道的潜在价值，给了我们一笔天使投资。拿到这笔投资之后，我们才注册了公司，我给公司取名为“品果科技”。
突然发现自己很“值钱”，是在2011年。当时我跟顾锐参加广州的“中国移动全球开发者大会”，遇到了国内某个著名投资机构的投资人，对方问我们想要多少钱，我们心里没数，随口说要200万美元。
其实我是壮着胆子在说，抱着无所谓的心态。结果对方说可以，让我们明天过去谈细节。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就给我哥打电话说了这个消息。
后来这家投资机构因为一些原因没有签成，但我们已经有底价了，报价报到了300万美元。
我们找了戈壁创投，当时的合伙人徐晨跟我们聊完，觉得我们挺好，特别是用户数据，当时在业内是数一数二得漂亮，于是又跟他的合伙人开电话会议，聊了没多长时间，就决定投资，支持我们发展。
我的失败和错误
我们犯过很多错，第一是在融资方面。
当时创业者见面，第一句话不是“吃没吃”，而是“拆没拆”(2015年，中国新一轮牛市开启，国内互联网公司都在谋划拆分VIE结构，回归国内资本市场)。
回答无外乎三种：“正在拆”“还在想”“已经拆了，正准备上市”。创业者的心态非常膨胀，不专心搞业务，全在相互介绍中国最牛的会计师事务所，想着怎么把VIE拆回来、怎么在A股或者新三板上市。
B轮我们拿到了戈壁创投和SIG(海纳亚洲创投基金)投的1800万美元，到C轮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融到4000万美元，但当时我们说美元不谈，只要人民币。对方问我们能不能不拆VIE，我们说必须拆，因为要回来上市。
其实当时已经有2亿元人民币准备投进来——上海有个投资计划给我们投1个亿，成都这边也准备好了5000万跟投，湖南一家媒体集团也准备了5000万元。
没想到我们的VIE才拆了一半，股灾就来了。股灾一来，投资方就变卦了，说再等一等，其实是想给我们压压价。最后他们出了问题，换了董事长，这事儿就黄了。其他两家跟投机构都没法跟了：领投都撤了，谁还敢跟?
从这件事开始，公司的发展就一直受影响。2015年年底，公司到了比较“恼火”的时候，账面上的钱只够发3个月工资。我心里又忐忑、又紧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过。
但我这人有个信念：办法总比问题多，没有过不了的坎，怕啥?所以我去找股东借，前前后后借了上千万美元，终于渡过了难关。
在那之后，资本市场一直都不好，我们再也没融过资，全靠自力更生。话说回来，就算那时候拿了4000万美元，如果你没有觉悟，还是会把公司做得很糟糕。
第二个错误是做社交。
2014年，我们提出要做社交，因为整个资本市场都喜欢社交这个赛道，也鼓励我们这么做。我也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以为自己有流量就可以做社交。(Camera360于2015年初上线“照片圈 (Circle)”，用户可以拍照和选滤镜，还可以分享和评论照片，建立以照片为核心的圈子。)
当时Camera360打开就是一个社区，下面的照片五花八门。我们的社交产品是彻底失败的，因为用户活跃度很低，没有看到明显的用户增长。就像你在成都春熙路开了一个店铺，有销售量但长期没有增量，那你就是在浪费流量。
与此同时，我们还错过了一个更大的市场机遇——自拍。现在想来，Instagram做社交是因为它本来就有社交基因，最开始做的就是把照片一键发布到各个社交平台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洞察到了用户更深层次的需求，以及更好的市场机会。
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并不是社区用户，我们的基因就是技术、工具和产品。我们现在回归到了工具，降低了我们的野心。
心不要太大，找准一个用户群体、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想法，给他们带来便捷和快乐，让客户愿意买单，这才是适合我们的路径。我们就做我们擅长的事情。
第三是没有在流量大的时候跑通盈利模式。
过去人家抱着钱让我们做广告，我们不做，说要做好用户体验，可最后体验也没做好，钱也没收到。当我们开始想做广告的时候，广告行业却萎缩了。当我们需要流量的时候，流量已经卖得很贵了——以前一个获客卖两三元都觉得贵，后来已经卖到了10-20元。
现在我们收缩了产品和业务，把商业模式跑起来了：做会员服务。这是我们最应该做，也是最适合做的——通过工具给用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然后由小众用户付费买单。
虽然我们现在的日活用户没有以前多，但我们的收入却大幅提升了，这主要来自会员服务的收入。
2017年，我们裁员了，理由很简单——公司必须活下去。当时账面上的单月成本快要过千万，其中很多支出是可以优化和避免的，我们希望把成本控制下来。
那是公司六七年来第一面临这样的梳理，其实本来年年都应该梳理一下的。就我们这么小一个公司，过去几年已经膨胀得有了长期的“污垢”，比如低效和资源浪费。裁员之后，我们对人员、服务器和业务进行了优化，这才缓过劲来。
那一次唤醒了我对财务的警觉，后来稍有风吹草动，就要去看财务报表和整个经营状况。
我最喜欢的人员规模其实是20个人左右，我现在带的两三个团队也都是一二十人的规模。整个公司在150人以内都是很好的状态值，超过这个数，可能就需要建立更多的规则。但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如果能真正高效运转，也许100多人的团队就够了。
计算机与我们
Camera360只用了两个月就能开发出来，底层技术其实来自我和我哥之前的积累。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很小就开始玩计算机了，也看到了互联网和计算机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我爸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觉得计算机是人类的未来，1989年就给家里买了一台8086的电脑，320×240的分辨率，很小一个单色屏幕，所谓“单色”不是黑白，而是只有绿色。
那时候我才10岁，我哥12岁，班上的同学都还不知道电脑是干嘛的。一开始我们把电脑当成游戏机，两人一起玩一个叫“淘金者”的游戏。初中毕业我家有了一台386的电脑，我和我哥拿这台电脑放电影，这在当时是很酷的事情。
我们买了一张3.5寸的磁盘，里面有周润发主演的《和平饭店》，安在电脑里就可以放电影了。电影在整个屏幕上只能有4个指甲盖那么小，不然会很卡，只能一帧一帧地放，稍微流畅一点也就是10-15帧，慢得我都要看吐了，但还是觉得很带劲。
我们把家里的音箱拆了，给电脑接了一个大喇叭，然后去成都的陕西街一个兑换软件的地方弄了一个软件，可以把电脑发出的“嘟嘟”声变成MIDI格式的声音。
想想那个场景都觉得震撼，我们竟然让一个电脑通过喇叭发出了“动次打次”的立体声。
当时成都建了“科技一条街”，里面有电脑城，我每个星期都会骑30分钟的车去那里逛，会知道什么时候有新设备来、什么时候有新的芯片。
哪怕什么都不买，干逛都可以，帮同学装电脑成了我和我哥的强项。我那时候想，如果让我天天在电脑城上班，卖电脑或者卖光碟，我应该会很快乐。
到2000年左右，我们家就不用拨号上网了，我爸给家里装了ISDN，上网速度快了很多。后来我们又安装了ADSL，设备费用是4700元，每个月还有500元的消耗。这在当时是挺贵的支出，但他很支持我们。
再后来我那些玩游戏的朋友甚至还跑到我家楼下租房，就为了蹭我家的网络，这给我组建当时全国最大的游戏战队提供了条件。
可以上网之后，我就开始接触网页，自己学写代码，做个人主页。当时全国最火爆的电脑媒体有两个：一个是《电脑报》，重庆的;一个是《电脑商情报》，成都的。
《电脑商情报》我每期都看，它的订阅费很少，内容很多，每周都会把所有电脑硬件的报价单寄给你，很厚一摞。看到这份报纸招Web编辑，我去试了一下，没想到竟然入职了。
在那里我收获了几件事情，第一是把网页技术彻底摸透了。
老板交给我一个任务，把这份报纸里的报道做成电子版，通过网页目录链接起来。这件事最开始工作量巨大，每期有100多篇文章，每周二拿到稿件，差不多要忙到周五。后来我做了一套程序，把这些电子版全部标准化，形成一堆的对应关系，按下回车键就全部生成好了。这样一来，周二忙一整天，就能做完一周的工作。
这种高效的工作方式带来的是空虚和寂寞，于是我有了第二个收获：学会了玩《雷神之锤》，那是我生命中最爱的游戏。
当时成都玩这个游戏是全国玩得最好的，我加入了“DOC战队”，后来还当了队长，队员里面还有“中国电竞第一人”孟阳，他曾经跟世界冠军在长城上打过挑战赛，赢了100万元。
虽然Camera360做社区失败了，但我想过，如果让我做一个游戏公会，也许是可以做成的。
当时我还是想系统地学习计算机，就把工作辞掉，先报名了电子科技大学的自修本科，可是跳过了普通高中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直接去上大学的课程，对我来说还是太吃力了，于是我只在那里读了一年多的书。
我又通过成人高考，进了成都大学，读计算机专业。那时候基本没想安心学习，就是瞎折腾、瞎玩。学校后来搬到郊区去了，我至今都没去拿毕业证。
所以我在想，我为什么从没想过要找工作?原因可能是找不到工作，所以才想创业。
爸爸和彩扩机
在做Camera360之前，我还创过两次业。
一次是开影楼。影楼相当于一个示范店，我真正想卖的是一个叫“梦幻影室”的修图软件，它是我和我哥发明的中国版Photoshop。
一次是我和我哥做彩色二维码的发明和应用，但当时苹果手机刚刚发布，诺基亚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加上没有人愿意投资，这个项目就搁置了。
在所有的创业历程里，我的家庭都有另一条永远不变的故事线，就是我爸创造的彩扩机。
他从1988年开始发明彩扩机，家里为此烧钱烧了三十多年。这是我们家一个永远的希望和负担，也是我爸一个不甘心的梦。
我出生时，我爸在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文化馆做馆长，从小他就是我崇拜的偶像，他什么都会：二胡、笛子、象棋、画画、书法、手风琴……每一项都非常出色。他还是德格县第一批玩相机胶卷的人，在当地开了照相馆，还自学了光学和机械设计。
爸爸还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在我7岁那年，为了让我们兄弟两个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搬家到成都。如果没有他的这个决定，我现在可能会是县里的旅游接待员，正带着两三个孩子接待游客。
他本质上是个创新发明者，在1988年发明了中国第一个折叠式的彩扩机。这其实是一套照片冲印设备，里面复杂的光学设备全都是他自己做的，不但要画机械图纸，还要研究怎么通过上千颗齿轮跟化学成分、光学成分的精确配合来冲洗相片。
当时《参考消息》报道了他，后来他的彩扩机专利还卖了30万元，这两件事都加强了他的动力和野心。他觉得自己还要做更好更大的，为此投入了一辈子的金钱和精力。
爸爸后来想做能处理世界上最长的照片的彩扩机，研发进展非常缓慢，拼接技术一直无法突破。一方面要为每个零件和模具投钱，另一方面还要针对客户下的新订单做新的硬件。为此，家里也欠了一些债。
我哥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协助我爸做彩扩机的程序，而我创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还债。Camera360做起来之后，缓解了我们家大部分的经济压力。
最终彩扩机也没做出来，我爸终于决定放弃了。让我惊呆的是，他又去做了一个发明，就是影楼里的智能灯光系统，并且他还成功拿到了500万元的融资。
虽然彩扩机后来成了我们家最大的负担，我们从来没有怪过父亲做彩扩机这件事。他对我们计算机能力的培养、他对事情的执着、他的冒险精神，都对我影响很大。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当时他刚卖了专利，就敢把20多万元全拿给我们创业。在我的前两次创业经历中，我父亲的参与比较多，干预也不少。后来我和我哥开始做二维码，我爸不懂，也管不了了。
彩扩机也好，我们的几次创业也好，都给Camera360积累了底层技术。我哥的编程底子来自做彩扩机的积累，Camera360的图像处理技术来自我们做“梦幻影室”的沉淀，图像的识别和增强处理技术都来自彩色二维码，不然我们不可能用两个月时间开发出产品。
不一样的相机
从小我爸就想培养我玩摄影，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是海鸥牌的。可越是强迫我做这件事，我心里越反感，那时候真的很不想玩摄影。而且对我来说胶片机真的很麻烦：拍之前要上胶卷，拍完了还得冲印，这个过程太漫长了。
所以后来做Camera360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提升技术，让它的处理能力更强、效果更好、操作更简单。
后来我喜欢上摄影，是因为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念旧和分享。这一点跟我爸爸不一样，他是真的把摄影本身当成兴趣爱好，搞艺术创作。
在一个群体当中，我是那个会记录一些画面的人，我从没把自己当个摄影师，我知道自己其实是不喜欢创作的，我只是想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时刻记录下来。无论拍人还是拍风景，我都会重新调整色调，调到我喜欢的状态。可我受不了太重、太失真的滤镜，或者说是跟我的内心明显不契合的滤镜。
在我心目中，真和美是没有界限的，都取决于自己内心的感觉。比如很多女孩用Camera360来磨皮、修脸，觉得自己更漂亮了，但出门化妆不也一样掩饰了一些瑕疵吗?所以关于美这件事，我觉得传递的还是你内心的一种连接和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拍其实就是你内心的理想自画像。
我们的用户更多是女性。作为一个直男，我过去一直都不了解女性怎样看待“真实”和“自然”，我最近才体会到，真实和自然就是让是自己满意，不管是整容、化妆还是美图，这是很个体化的感受。
做相机APP很大的挑战就在于，这么多用户，我们只能选某一类用户去做，但是Camera360从一开始就有无数的用户分层重叠，我们得为喜欢它的人继续保持原样，不敢动。
我们曾经有个算法写错了，把“*”写成了“-”，对色彩有影响，我们发现之后马上改了过来，改完之后在App Store上收到很多用户的差评，问为什么改了效果，以前的效果多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关于你本身的正确与否，保持这一波已有的客户群体对你的认知，其实就可以了。
最近一两年，公司又开展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影楼智能后期”。过去二三四线城市的影楼里，很多人工处理的工作其实是劳动密集型的，影楼的后期工厂就像一个网吧，每天重复做着这些工作。我们专门做了一个机器人修图，希望能够解决这个社会痛点。
Camera360前五年做得太顺了，我自己也经历过迷茫，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很多反思。过去别人提意见的时候，我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会坚持一些自己都觉得是错的东西。而现在我的偶像包袱好像都碎掉了，我也常跟员工说，公司已经过了那个最高峰。
在公司里，我是创意型的管理者，Camera360的很多产品创意都来自我，我比较在乎内心的驱动，而不是外部的约束。
相应地，我也有自己的短处。我小时候不太读书，所有精力和热情都放在了计算机上，客观来说，这影响到了我的综合素质，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和管理能力都不够好，我挺后悔之前没有去一些大公司锻炼锻炼。
就像曾鸣教授讲的，“CEO自身的瓶颈就是企业发展的瓶颈”，我对这句话的体会越来越深刻。现在最大的焦虑就是自身的发展能否跟上时代和公司的需求，自己的思维能力受到了很大挑战。所以现在我有时间都用耳机听书，听歌对我来说有点浪费时间。
2019年8月我在湖畔大学听了“使命、愿景、价值观工作坊”，我回去就在想，我的人生使命到底是什么?我发现我爱给人拍照，也爱给他人带去快乐。我又继续想，我为什么要给人拍照?我是怎么给别人带去快乐的?我问自己：如果人家拿着照片没有谢谢我，我会不会难受呢?
答案是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我是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好，我才分享给你，恰好摄影就是这样的事情。
就这样，我最后找到了自己底层价值观里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分享。我最后总结出自己的人生使命：用我富有创意的思维和能力，让更多人感受到创新创意带来的便捷与快乐。
也就是说，如果我当了幼儿园老师，我会给很多小朋友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如果我当了兽医，我也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创新，让整个行业变得更加简单，这跟我具体是不是在创业其实无关。
我是双鱼座的，乔布斯也是双鱼座，感性、有创意，爱因斯坦也是双鱼座，想象力丰富。他们都是很厉害的双鱼座。但我觉得，只有你得到的成就和你的内心有联结，你才能真正快乐。人人都想成为乔布斯，但也许乔布斯过的并不是他想要的人生，也许他就想当个歌手呢?
我们每个人都像蚂蚁一样，或许在世界中微不足道，但我们会做很多很小的事情，这些事情最终能堆成一座山。我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最终是否能推动这个世界，但我想，至少能让人们过得更简单一点、更快乐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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