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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O自身的瓶颈就是企业发展的瓶颈

  • 责任编辑:新商业 来源: 中国商业期刊 2020-03-09 09: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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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徐灏  成都品果科技有限公司CEO

      浪尖上的小船

      我们公司有三个创始人,除我之外,还有我的哥哥徐滢,以及我的高中同学顾锐。我负责产品创意;徐滢负责研发,把创意实现;顾锐负责运营、市场和PR,把产品卖出去。

      最初发明Camera360,是因为我哥看到iPhone上的一个叫“Camera FX”的应用,觉得它做得很一般。我们调研了十几款类似的应用之后,决定做一款效果上能完全秒杀它们的应用。我们只用两个月就开发出来了。

      第一个版本的图标还是我画的,因为不知道怎么画,就只画了一个问号。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界面很丑陋的应用,却很快就火了。

      我们先接触到了谷歌的开源项目(即安卓系统,问世于2007年11月),感觉它的整个软硬件生态都非常好,不像诺基亚时代那么封闭。

      2010年5月,Camera360在谷歌市场上线了。在谷歌市场里,下载量超过5万时会有显示,升到下一级是25万,再下一级是100万。我们原本以为到达这个下载量得是猴年马月了,结果下载量每天可以新增一两万,瞬间就到了100万,而且排名第一。

      2011年,iPhone4问世。当时我们没钱买手机,成都天府软件园的老大订了一台,拿到之后没有拆封,直接借给我们用。

      然后我们就开发了针对iOS系统的Camera360,上线后又在App Store全球榜里排名第一,超过了当时很火的游戏“愤怒的小鸟”。

      那时候我们的排名永远是第一,用户数据给了我们很好的正反馈。用户最多的时候,Camera360覆盖了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天新增50万用户,日活有2000万……我们对数字已经麻木了,甚至有些膨胀。

      泰国的护肤品打的广告是“皮肤像Camera360一样光滑”;印尼开斋节不能吃东西的时候,用Camera360玩自拍的用户也特别多;日本媒体主动找到我们问,同不同意报道?

      客观来讲,我们的产品满足了用户的价值需求,但当时确实也是运气比较好,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来得太猛了。

      大趋势来了,你就是一只小舟,被推到了一个浪尖上,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样上去的,更谈不上某种可沉淀的知识或者经验。

      Camera360火了之后,很多投资机构都来找我们,虽然他们其实都没有搞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未来有什么发展机会,我们也完全没有融资经验。所以当时发生了许多搞笑的事。

      2010年7月,我跟我哥去见了上海一家知名公司的投资人。在一个非常安静的会议室,他的声音轻得我的耳朵都得竖起来。如果是现在,我就会说“请你大声一点”,但当时我不敢说。毕竟那时候没见过大世面,也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人。

      去之前本来说好了要100万融资,可去了之后对方却说我们不适合创业,只愿意投给我们50万,另外再借给我们50万。我觉得50万也很可观了,就同意签协议。

      那是我第一次看融资条款,什么回购、稀释完全不懂。他们要么就不给解释,要么就解释得非常模棱两可,还说协议一个字都不能改。

      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一出这家公司的门我就想:这里我们就放弃了,如果最后融资没有成功,回去之后我们就开发iPhone版本。

      当时我们没有员工,只有我和我哥,再加上一个大学刚毕业在我那儿学习的人,谈不上有什么压力。而且我们当时在谷歌市场是有收入的——去广告的版本卖3.9美元,等iPhone版本开发完成以后,我们每个人拿到两三万元人民币的月收入在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心里一点都不慌,没有想过没钱活不下去,只是觉得融资这事儿还得奔一奔,还想尝试尝试。

      当天我们就坐火车去北京,先找了创新工场,他们给了我们一些信心。接着我们跟经纬创投聊,茹海波(经纬中国副总裁)一条条跟我讲条款。沟通到最后,经纬看到了这个赛道的潜在价值,给了我们一笔天使投资。拿到这笔投资之后,我们才注册了公司,我给公司取名为“品果科技”。

      突然发现自己很“值钱”,是在2011年。当时我跟顾锐参加广州的“中国移动全球开发者大会”,遇到了国内某个著名投资机构的投资人,对方问我们想要多少钱,我们心里没数,随口说要200万美元。

      其实我是壮着胆子在说,抱着无所谓的心态。结果对方说可以,让我们明天过去谈细节。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就给我哥打电话说了这个消息。

      后来这家投资机构因为一些原因没有签成,但我们已经有底价了,报价报到了300万美元。

      我们找了戈壁创投,当时的合伙人徐晨跟我们聊完,觉得我们挺好,特别是用户数据,当时在业内是数一数二得漂亮,于是又跟他的合伙人开电话会议,聊了没多长时间,就决定投资,支持我们发展。

      我的失败和错误

      我们犯过很多错,第一是在融资方面。

      当时创业者见面,第一句话不是“吃没吃”,而是“拆没拆”(2015年,中国新一轮牛市开启,国内互联网公司都在谋划拆分VIE结构,回归国内资本市场)。

      回答无外乎三种:“正在拆”“还在想”“已经拆了,正准备上市”。创业者的心态非常膨胀,不专心搞业务,全在相互介绍中国最牛的会计师事务所,想着怎么把VIE拆回来、怎么在A股或者新三板上市。

      B轮我们拿到了戈壁创投和SIG(海纳亚洲创投基金)投的1800万美元,到C轮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融到4000万美元,但当时我们说美元不谈,只要人民币。对方问我们能不能不拆VIE,我们说必须拆,因为要回来上市。

      其实当时已经有2亿元人民币准备投进来——上海有个投资计划给我们投1个亿,成都这边也准备好了5000万跟投,湖南一家媒体集团也准备了5000万元。

      没想到我们的VIE才拆了一半,股灾就来了。股灾一来,投资方就变卦了,说再等一等,其实是想给我们压压价。最后他们出了问题,换了董事长,这事儿就黄了。其他两家跟投机构都没法跟了:领投都撤了,谁还敢跟?

      从这件事开始,公司的发展就一直受影响。2015年年底,公司到了比较“恼火”的时候,账面上的钱只够发3个月工资。我心里又忐忑、又紧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过。

      但我这人有个信念:办法总比问题多,没有过不了的坎,怕啥?所以我去找股东借,前前后后借了上千万美元,终于渡过了难关。

      在那之后,资本市场一直都不好,我们再也没融过资,全靠自力更生。话说回来,就算那时候拿了4000万美元,如果你没有觉悟,还是会把公司做得很糟糕。

      第二个错误是做社交。

      2014年,我们提出要做社交,因为整个资本市场都喜欢社交这个赛道,也鼓励我们这么做。我也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以为自己有流量就可以做社交。(Camera360于2015年初上线“照片圈 (Circle)”,用户可以拍照和选滤镜,还可以分享和评论照片,建立以照片为核心的圈子。)

      当时Camera360打开就是一个社区,下面的照片五花八门。我们的社交产品是彻底失败的,因为用户活跃度很低,没有看到明显的用户增长。就像你在成都春熙路开了一个店铺,有销售量但长期没有增量,那你就是在浪费流量。

      与此同时,我们还错过了一个更大的市场机遇——自拍。现在想来,Instagram做社交是因为它本来就有社交基因,最开始做的就是把照片一键发布到各个社交平台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洞察到了用户更深层次的需求,以及更好的市场机会。

      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并不是社区用户,我们的基因就是技术、工具和产品。我们现在回归到了工具,降低了我们的野心。

      心不要太大,找准一个用户群体、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想法,给他们带来便捷和快乐,让客户愿意买单,这才是适合我们的路径。我们就做我们擅长的事情。

      第三是没有在流量大的时候跑通盈利模式。

      过去人家抱着钱让我们做广告,我们不做,说要做好用户体验,可最后体验也没做好,钱也没收到。当我们开始想做广告的时候,广告行业却萎缩了。当我们需要流量的时候,流量已经卖得很贵了——以前一个获客卖两三元都觉得贵,后来已经卖到了10-20元。

      现在我们收缩了产品和业务,把商业模式跑起来了:做会员服务。这是我们最应该做,也是最适合做的——通过工具给用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然后由小众用户付费买单。

      虽然我们现在的日活用户没有以前多,但我们的收入却大幅提升了,这主要来自会员服务的收入。

      2017年,我们裁员了,理由很简单——公司必须活下去。当时账面上的单月成本快要过千万,其中很多支出是可以优化和避免的,我们希望把成本控制下来。

      那是公司六七年来第一面临这样的梳理,其实本来年年都应该梳理一下的。就我们这么小一个公司,过去几年已经膨胀得有了长期的“污垢”,比如低效和资源浪费。裁员之后,我们对人员、服务器和业务进行了优化,这才缓过劲来。

      那一次唤醒了我对财务的警觉,后来稍有风吹草动,就要去看财务报表和整个经营状况。

      我最喜欢的人员规模其实是20个人左右,我现在带的两三个团队也都是一二十人的规模。整个公司在150人以内都是很好的状态值,超过这个数,可能就需要建立更多的规则。但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如果能真正高效运转,也许100多人的团队就够了。

      计算机与我们

      Camera360只用了两个月就能开发出来,底层技术其实来自我和我哥之前的积累。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很小就开始玩计算机了,也看到了互联网和计算机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我爸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觉得计算机是人类的未来,1989年就给家里买了一台8086的电脑,320×240的分辨率,很小一个单色屏幕,所谓“单色”不是黑白,而是只有绿色。

      那时候我才10岁,我哥12岁,班上的同学都还不知道电脑是干嘛的。一开始我们把电脑当成游戏机,两人一起玩一个叫“淘金者”的游戏。初中毕业我家有了一台386的电脑,我和我哥拿这台电脑放电影,这在当时是很酷的事情。

      我们买了一张3.5寸的磁盘,里面有周润发主演的《和平饭店》,安在电脑里就可以放电影了。电影在整个屏幕上只能有4个指甲盖那么小,不然会很卡,只能一帧一帧地放,稍微流畅一点也就是10-15帧,慢得我都要看吐了,但还是觉得很带劲。

      我们把家里的音箱拆了,给电脑接了一个大喇叭,然后去成都的陕西街一个兑换软件的地方弄了一个软件,可以把电脑发出的“嘟嘟”声变成MIDI格式的声音。

      想想那个场景都觉得震撼,我们竟然让一个电脑通过喇叭发出了“动次打次”的立体声。

      当时成都建了“科技一条街”,里面有电脑城,我每个星期都会骑30分钟的车去那里逛,会知道什么时候有新设备来、什么时候有新的芯片。

      哪怕什么都不买,干逛都可以,帮同学装电脑成了我和我哥的强项。我那时候想,如果让我天天在电脑城上班,卖电脑或者卖光碟,我应该会很快乐。

      到2000年左右,我们家就不用拨号上网了,我爸给家里装了ISDN,上网速度快了很多。后来我们又安装了ADSL,设备费用是4700元,每个月还有500元的消耗。这在当时是挺贵的支出,但他很支持我们。

      再后来我那些玩游戏的朋友甚至还跑到我家楼下租房,就为了蹭我家的网络,这给我组建当时全国最大的游戏战队提供了条件。

      可以上网之后,我就开始接触网页,自己学写代码,做个人主页。当时全国最火爆的电脑媒体有两个:一个是《电脑报》,重庆的;一个是《电脑商情报》,成都的。

      《电脑商情报》我每期都看,它的订阅费很少,内容很多,每周都会把所有电脑硬件的报价单寄给你,很厚一摞。看到这份报纸招Web编辑,我去试了一下,没想到竟然入职了。

      在那里我收获了几件事情,第一是把网页技术彻底摸透了。

      老板交给我一个任务,把这份报纸里的报道做成电子版,通过网页目录链接起来。这件事最开始工作量巨大,每期有100多篇文章,每周二拿到稿件,差不多要忙到周五。后来我做了一套程序,把这些电子版全部标准化,形成一堆的对应关系,按下回车键就全部生成好了。这样一来,周二忙一整天,就能做完一周的工作。

      这种高效的工作方式带来的是空虚和寂寞,于是我有了第二个收获:学会了玩《雷神之锤》,那是我生命中最爱的游戏。

      当时成都玩这个游戏是全国玩得最好的,我加入了“DOC战队”,后来还当了队长,队员里面还有“中国电竞第一人”孟阳,他曾经跟世界冠军在长城上打过挑战赛,赢了100万元。

      虽然Camera360做社区失败了,但我想过,如果让我做一个游戏公会,也许是可以做成的。

      当时我还是想系统地学习计算机,就把工作辞掉,先报名了电子科技大学的自修本科,可是跳过了普通高中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直接去上大学的课程,对我来说还是太吃力了,于是我只在那里读了一年多的书。

      我又通过成人高考,进了成都大学,读计算机专业。那时候基本没想安心学习,就是瞎折腾、瞎玩。学校后来搬到郊区去了,我至今都没去拿毕业证。

      所以我在想,我为什么从没想过要找工作?原因可能是找不到工作,所以才想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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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和彩扩机

      在做Camera360之前,我还创过两次业。

      一次是开影楼。影楼相当于一个示范店,我真正想卖的是一个叫“梦幻影室”的修图软件,它是我和我哥发明的中国版Photoshop。

      一次是我和我哥做彩色二维码的发明和应用,但当时苹果手机刚刚发布,诺基亚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加上没有人愿意投资,这个项目就搁置了。

      在所有的创业历程里,我的家庭都有另一条永远不变的故事线,就是我爸创造的彩扩机。

      他从1988年开始发明彩扩机,家里为此烧钱烧了三十多年。这是我们家一个永远的希望和负担,也是我爸一个不甘心的梦。

      我出生时,我爸在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文化馆做馆长,从小他就是我崇拜的偶像,他什么都会:二胡、笛子、象棋、画画、书法、手风琴……每一项都非常出色。他还是德格县第一批玩相机胶卷的人,在当地开了照相馆,还自学了光学和机械设计。

      爸爸还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在我7岁那年,为了让我们兄弟两个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搬家到成都。如果没有他的这个决定,我现在可能会是县里的旅游接待员,正带着两三个孩子接待游客。

      他本质上是个创新发明者,在1988年发明了中国第一个折叠式的彩扩机。这其实是一套照片冲印设备,里面复杂的光学设备全都是他自己做的,不但要画机械图纸,还要研究怎么通过上千颗齿轮跟化学成分、光学成分的精确配合来冲洗相片。

      当时《参考消息》报道了他,后来他的彩扩机专利还卖了30万元,这两件事都加强了他的动力和野心。他觉得自己还要做更好更大的,为此投入了一辈子的金钱和精力。

      爸爸后来想做能处理世界上最长的照片的彩扩机,研发进展非常缓慢,拼接技术一直无法突破。一方面要为每个零件和模具投钱,另一方面还要针对客户下的新订单做新的硬件。为此,家里也欠了一些债。

      我哥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协助我爸做彩扩机的程序,而我创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还债。Camera360做起来之后,缓解了我们家大部分的经济压力。

      最终彩扩机也没做出来,我爸终于决定放弃了。让我惊呆的是,他又去做了一个发明,就是影楼里的智能灯光系统,并且他还成功拿到了500万元的融资。

      虽然彩扩机后来成了我们家最大的负担,我们从来没有怪过父亲做彩扩机这件事。他对我们计算机能力的培养、他对事情的执着、他的冒险精神,都对我影响很大。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当时他刚卖了专利,就敢把20多万元全拿给我们创业。在我的前两次创业经历中,我父亲的参与比较多,干预也不少。后来我和我哥开始做二维码,我爸不懂,也管不了了。

      彩扩机也好,我们的几次创业也好,都给Camera360积累了底层技术。我哥的编程底子来自做彩扩机的积累,Camera360的图像处理技术来自我们做“梦幻影室”的沉淀,图像的识别和增强处理技术都来自彩色二维码,不然我们不可能用两个月时间开发出产品。

      不一样的相机

      从小我爸就想培养我玩摄影,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是海鸥牌的。可越是强迫我做这件事,我心里越反感,那时候真的很不想玩摄影。而且对我来说胶片机真的很麻烦:拍之前要上胶卷,拍完了还得冲印,这个过程太漫长了。

      所以后来做Camera360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提升技术,让它的处理能力更强、效果更好、操作更简单。

      后来我喜欢上摄影,是因为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念旧和分享。这一点跟我爸爸不一样,他是真的把摄影本身当成兴趣爱好,搞艺术创作。

      在一个群体当中,我是那个会记录一些画面的人,我从没把自己当个摄影师,我知道自己其实是不喜欢创作的,我只是想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时刻记录下来。无论拍人还是拍风景,我都会重新调整色调,调到我喜欢的状态。可我受不了太重、太失真的滤镜,或者说是跟我的内心明显不契合的滤镜。

      在我心目中,真和美是没有界限的,都取决于自己内心的感觉。比如很多女孩用Camera360来磨皮、修脸,觉得自己更漂亮了,但出门化妆不也一样掩饰了一些瑕疵吗?所以关于美这件事,我觉得传递的还是你内心的一种连接和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拍其实就是你内心的理想自画像。

      我们的用户更多是女性。作为一个直男,我过去一直都不了解女性怎样看待“真实”和“自然”,我最近才体会到,真实和自然就是让是自己满意,不管是整容、化妆还是美图,这是很个体化的感受。

      做相机APP很大的挑战就在于,这么多用户,我们只能选某一类用户去做,但是Camera360从一开始就有无数的用户分层重叠,我们得为喜欢它的人继续保持原样,不敢动。

      我们曾经有个算法写错了,把“*”写成了“-”,对色彩有影响,我们发现之后马上改了过来,改完之后在App Store上收到很多用户的差评,问为什么改了效果,以前的效果多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关于你本身的正确与否,保持这一波已有的客户群体对你的认知,其实就可以了。

      最近一两年,公司又开展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影楼智能后期”。过去二三四线城市的影楼里,很多人工处理的工作其实是劳动密集型的,影楼的后期工厂就像一个网吧,每天重复做着这些工作。我们专门做了一个机器人修图,希望能够解决这个社会痛点。

      Camera360前五年做得太顺了,我自己也经历过迷茫,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很多反思。过去别人提意见的时候,我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会坚持一些自己都觉得是错的东西。而现在我的偶像包袱好像都碎掉了,我也常跟员工说,公司已经过了那个最高峰。

      在公司里,我是创意型的管理者,Camera360的很多产品创意都来自我,我比较在乎内心的驱动,而不是外部的约束。

      相应地,我也有自己的短处。我小时候不太读书,所有精力和热情都放在了计算机上,客观来说,这影响到了我的综合素质,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和管理能力都不够好,我挺后悔之前没有去一些大公司锻炼锻炼。

      就像曾鸣教授讲的,“CEO自身的瓶颈就是企业发展的瓶颈”,我对这句话的体会越来越深刻。现在最大的焦虑就是自身的发展能否跟上时代和公司的需求,自己的思维能力受到了很大挑战。所以现在我有时间都用耳机听书,听歌对我来说有点浪费时间。

      2019年8月我在湖畔大学听了“使命、愿景、价值观工作坊”,我回去就在想,我的人生使命到底是什么?我发现我爱给人拍照,也爱给他人带去快乐。我又继续想,我为什么要给人拍照?我是怎么给别人带去快乐的?我问自己:如果人家拿着照片没有谢谢我,我会不会难受呢?

      答案是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我是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好,我才分享给你,恰好摄影就是这样的事情。

      就这样,我最后找到了自己底层价值观里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分享。我最后总结出自己的人生使命:用我富有创意的思维和能力,让更多人感受到创新创意带来的便捷与快乐。

      也就是说,如果我当了幼儿园老师,我会给很多小朋友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如果我当了兽医,我也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创新,让整个行业变得更加简单,这跟我具体是不是在创业其实无关。

      我是双鱼座的,乔布斯也是双鱼座,感性、有创意,爱因斯坦也是双鱼座,想象力丰富。他们都是很厉害的双鱼座。但我觉得,只有你得到的成就和你的内心有联结,你才能真正快乐。人人都想成为乔布斯,但也许乔布斯过的并不是他想要的人生,也许他就想当个歌手呢?

      我们每个人都像蚂蚁一样,或许在世界中微不足道,但我们会做很多很小的事情,这些事情最终能堆成一座山。我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最终是否能推动这个世界,但我想,至少能让人们过得更简单一点、更快乐一点。

    提示:文章内容仅供阅读,不构成投资建议,请谨慎对待。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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