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郜随印 陕西高级人才事务所所长、陕西经理人会员俱乐部理事长
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与历代先民不懈努力浓缩而成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以及与中华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共同精神家园和宝贵财富。树无根不活，水无源就腐。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任何中国企业、任何要与中国企业打交道的外国企业肯定都会在不久的将来陷入困境。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必然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历史前台。世界历史上的五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埃及、墨西哥、印度等四个古国都已相继消亡或衰败，唯有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会有千百个合理的答案，但最直接的原因莫过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有着更为突出的人文成分。
中国的传统文化起源于中国漫长而久远的农业社会。在这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正所谓“沧海桑田”，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外部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作为最能动的因素——人，却在亚洲东部这个相对易于防守的地区内得以繁衍生息，代代相传。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哲学”，其普遍模式为“推天道以明人事”，其特点具体表现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真善合一”，是人性论和价值论的统一。正是中国哲学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在“一个世界”或“存在的连续性”的“生活世界”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坚持在“生活世界”中实现理想的道德，为人们提供一种“道德性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更多地聚焦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中会起到巨大的作用。这一点与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西方哲学重视理性思辨，其基本思路是“为什么”。古希腊哲学的基本思路就是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究竟什么创造了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神论”和“无神论”两大哲学派别。爱问“为什么”的西方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外部世界，因此他们更喜欢探险，并发现了新大陆。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对象，形成了西方人擅长理性思辨和建构体系的学术特色，并由此产生了几何学、逻辑学、数学、哲学、物理学、化学等门类众多的现代学科体系。
中国传统哲学重视知行合一，其基本思路是“怎么办”。当西方人将目光投向世界并追寻到超自然的上帝时，中国哲学家则把目光投向了人本身。他们没有单纯解释世界的兴趣，而特别关注如何做人的问题。世界作为人类生存的场所，不是被认知的对象，而是人生实践不可缺少的要素，是人生价值的终极依据。西方哲学从存在入手，以解释世界为主题；中国哲学从人生入手，以解释价值为主题。在西方人那里指导人生、提供价值安顿的是神学，而在中国人这里，指导人生、安顿价值的是哲学。西方哲学重知，中国哲学重行。中国哲学家的哲学不仅仅体现在语言文字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哲学家的人生实践中。与古希腊同时期的中国哲学家，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主要讲的是如何治理国家，作为个体的人应该如何生活，作为群体的人应该如何相处的学问。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研究之深刻是无与伦比的。正是由于研究的对象是人，研究的目的是说服人，中国古代学者更多重视的是说理的生动性，而不是重视学理的系统性。这是古代中国有众多的思想家，却没有创造出一门系统的现代学科的深层次原因。
当然，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比较，并不是也不能得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结论。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做官样文章的形式主义、重人情轻制度的潜规则、重权威轻民主的家长制、重共性轻个性的座右铭、重等级轻平等的老思想等，在企业管理上有其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的过程中，既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这一点完全不同于中华文化边缘地带的东亚及东南亚诸国，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新兴发达国家的次生性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作为具有丰富内涵并且包括许多精华的原生性文化，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可以说，日本和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早复兴并迅速跨入经济强国之门的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世界管理理论的正统地位由美国转移到了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日本。这是由于日本人把中国传统伦理人管理模式与美国现代工业的经济人管理模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业的辉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就是这种辉煌的延续和拓展。在日本管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究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什么内容吸引并造就了日本企业管理界的精英。
关于企业的根本定位《论语·雍也》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中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均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追求和品质。顺手拈来几个中国百年老字号的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的定位。如“全聚德”、“德发长”、“信祥和”、“同仁堂”、“荣昌祥”等等，无一不是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看作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正当需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制造或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均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从企业构想定位，到商品服务的设计、定价、促销、分销的规划与实施的全过程，不仅仅局限于满足社会和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欲望，并由此获得利润，同时还要求整个经营全过程都要和消费者和全社会的长远利益相符合、相一致。正确处理企业自身利益与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全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到双赢乃至多赢。香港李嘉诚先生就曾经力排众议，否决开设赌场的董事会议案。也就是说企业的产品只有是利他的，才会有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才会给企业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带来更稳健的经营风格，也才能获得更长远的利润。
关于企业的组织管理《荀子·王制》中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组成一个群体，是人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这样的群体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即在有大的相同共性的群体中再以小共性划分出来的组织。如在企业中，再以组织结构、伦理结构以及管理结构等来划分为不同的小群体。有了这种划分，才能形成人类生存的保证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标志着社会分工化和组织有序化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提出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五伦”，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基石，其中所追求的亲密型的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组织来说，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润滑剂”。有了紧密的组织架构，就会便于人员和机构的亲密配合，在工作中提高管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无论是在内地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还是在港、澳、台以及东南亚久负盛名的华人企业，他们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管理理念和成功经营秘诀的文化底蕴。这种大“群”小“分”的组织管理所带来的最直观的效果就是以“宽容、仁爱、平均”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再辅以现代企业管理手段，成为华人在海外所创企业的显著特点，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接受。
关于企业的协调管理，《论语·学而》中说道：“礼之用，和为贵。”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注重和谐，坚持中庸的协调管理理念是贯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它强调以礼为标准和谐，做事不走极端，注重对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孟子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国民间也有“和气生财”的生意经。同样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它要求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大智慧，通过让员工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以期达到“保留意见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以服务大局”的良好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哲圣贤，最擅长的就是把不同的事物联系组合起来进行研究运用，注重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甚至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过于圆滑的人谁都看不起而且也确实靠不住。但是作为高级管理人员，身居高位要同来自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要与水平能力参差不齐、性格特点各不相同的人一起工作，天天要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不是襟怀坦荡，度量恢弘，抱着以和为贵的处世态度，不要说工作上有所建树，可能生计都成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和”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非常高明，见地之高，手法之巧，无人能出其右。他主张不争论，而且说“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对内，不争论我们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我国的经济水平才能在近二十年来有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一国两制”的大智慧就是息争求和的典范。关键是我们要把我们想要的东西拿回来，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