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陕西高级人才事务所所长、陕西经理人会员俱乐部理事长郜随印
《中国商人》：历史上秦、晋商帮以“山陕商人”之名位居十大商帮之首，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各地商帮均有不同程度的复兴之举，唯独“陕西商人”少有群体声音发出，已经成为秦人之痛。您对这种历史变迁有何观感？
郜随印：这么多年，作为生长于斯成长于斯的陕西人，我有如下几点突出感受：
1、我们目前还是一个政治行政能力大于市场资本能力的业态；
2、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89个帝王的影响烙印很深，习惯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走东游；
3、人们的竞争意识、前冲力是弱项，表现在人们存在的朴素感情，听党的话，跟上级走，没把结果意识变成自己的行为、行动；
4、我们的区域经济有着“铁（路）公（路）（飞）机”、大型工程、国家重点项目的影响，2008年GDP 7133.65亿元，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
5、我们现在因为具有着资源稀有性和人才的唯一性，大家认为不需要太多奋斗就可以生存；
6、我们的诚信体系和游戏规划，对保护那些有创新意识、创业能力等积极要素方面支持力度不够，我们对市场依然看得风险过多，成就太少。在个性化民营经济中，我们的信任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们都期待着社会诚信，但是我们在营造诚信环境上达成共识性偏弱。
7、我们强烈的希望向沿海优秀企业学习， 利用我们的优势，超越沿海城市经济发展速度。
《中国商人》：多年来，陕西高级人才事务所为陕西商界推荐、培养了大量的职业经理人。从这多年与陕西企业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您认为陕西商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陕西企业这几年在全国影响甚微，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您认为当代陕西商人与历史上的陕西商帮在经商思想、经营智慧方面有何不同？
郜随印：虽然很多人说陕西人懒、散、贪、虚，甚至有人说八百里秦川养了三千万懒汉。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淳朴豪爽、吃苦耐劳、乐观好客、忠诚守信，执行力强，稳定性好，国学的传统儒家思想比较浓重。尤其现在企业家们渴望成功，敢于创新，乐于助人，在实践中学习提高的能力越来越强，这大概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陕西企业这几年在全国影响甚微，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着地域、交通的原因。我们资源的广泛性，当然也离不开人们的观念亟待改变。创意和创新，敢为人先，是沿海成功企业家很重要的理念，人家是因为自己作为了，而变成政府的政策或法律，我们企业家是用规定给自己划了个圈，绑着自己在跳舞，带着手铐喊自由。
我们现在的陕商与我们传统的秦商最大的不同：百年不遇的好环境、好机遇、好经济业态和改革开放的法律政策的支持。我们正在把传统的陕商思想和西方最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链接在一起，走一条陕西特有的唯一的核心竞争力之路，继承、创新、发展、提升。
《中国商人》：您有一篇文章论述了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信任问题，过去的陕西商帮，多由家族企业组成，那么就古代家族企业和今天的家族企业所遇到深层次问题来看，您觉得二者有没有可比性？
古代家族企业是属于我们作坊经济初创状态的家庭组合，没有产生科学的、市场的密不可分的关联关系。现代经济已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依然沿用作坊土财主的思想，和整个环境无法匹配，没有可比性。
我们的家族企业是在生产、经营、管理不规范的情况下产生的优势，但现在家族企业，让社会的优胜力量和智慧群体产生一种隔阂和血型不匹配的难以融合的状态。亲情有时候容易代替感情，但感情是无法代替结果的，我认为家族管理和现代市场规模经济相比优势过弱。
古代家族企业是用君王思想和奴性文化来管理他的作坊式经营，而现代企业是用非常鲜明的规范性、流程性和制度性来管理社会化企业，我们可以举贤不必亲，但是大家应该在同一个游戏规则下，同一个标准下，去做同样的一个衡量结果的事情，
《中国商人》：改革开放初期，陕西曾先后涌现出来辉武、一枝刘、沙鹏程、雷鹏斌等一大批风云人物，对于他们的得与失，您有何思考？
郜随印：其实先驱变成先烈，在历史上已有很多案例，因为社会是发展的，市场是变化的。社会最大特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在一个历史阶段，优秀的企业很难保证一直优秀，但是我们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最大问题是管理不了、战胜不了自己，他们曾经有过的业绩、辉煌、成了成长过程的包袱、压力，光环变成了紧箍咒，让自己站在自己曾经成功的圣坛上无法落地。那么，我们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中为我们的区域经济成长趟地雷，堵枪眼，给后来者提供了最宝贵的成长经验。可是他们却无法战胜自己，把过去的成功归零，与时俱进，更好的丰富 、完善、提升自己。不是他们不好，我很敬重这些为陕西经济做出了贡献的，曾经卓越的企业家们，但我们又渴望他们能够用不断的学习、提升、完善来改变人们“富不过三代”，“企业过不了十年”的这种预言。
《中国商人》：就今天陕西的企业家来看，虽然其群体影响力还不能跟其它的强势商业群体相提并论。但是像王国庆、吴一坚、赵涛、崔荣华、郭家学等一批实力人物正在成为具备一定代表性的陕西企业家，您认为他们跟来辉武这一批企业家群体之间有何不同？
郜随印：我们也有一批在创业和创新过程中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把做人看做比做事更重要的一批企业家们，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完善企业文化、企业理念和企业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他们在管理团队中间，已经克服了很多人们所说的陕西人的煽起、弄大、懂银、怂管等四大现象，土财主的经营思想，担起了社会责任，担起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企业理念，也担起了为国家、为民族，为政府分忧解的思想 观念和责任。他们同时也把克服企业的艰难困苦，领着大家奋斗当做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他们不同的是理念，他们共同的是都想把事做好。
《中国商人》：今天的浙商、温商、晋商等商帮都是热门标签，就您对这些企业家群体的了解，他们跟陕西商人有哪些值得互相借鉴之处？
郜随印：他们那些浙商、温商、晋商已经把自己的发展提到了社会、市场、历史的责任高度，来约束自己，管理自己、经营自己，我们现在还没有冲出为生存而战，错误和挫折还没有使很多老板和企业家们去总结教训，珍惜机会，而在市场经济成长、奋斗的历史阶段。人们经常说，熬过八年就是健康企业，不死就不简单了。
《中国商人》：我们了解到陕西当地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各地陕西商会的横向联合，而且像陕西商界人士也有“复兴陕商”这样的使命感，您对此种共识的形成有何看法？
郜随印：陕西政府对商会的作用和企业家协会、企业家联谊会的作用已十分重视和支持，陕西各界已经都达成了共识，复兴秦商，改变区域经济面貌是改变陕西经济非常重要的环节，使陕西在经济上走在全国的前列，在理念上追赶上浙商、晋商、温商等，在社会业态上形成我们健康向上、竞争有序的竞争环境。在企业家之间，科学、规范、标准、清晰的把做人、做事、做成企业形成良好的健康向上的氛围。但是我们还要克服人们瞎折腾、讲故事、搞忽悠等多方面的消极因素、观念和行为现象。
《中国商人》：陕西一直有强大的人才优势，现在以榆林为代表的能源经济也也已成为陕西区域经济发展上新的优势之一。但是，当我们把西安与成都，把西安高新开发区、甚至榆林市的GDP跟华为这样的企业比较时，其结果让人不容乐观。您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陕西区域经济发展重点应解决的是哪些问题？
郜随印：陕西应该解决的有三个问题：
1、充分把资源体系管理好、利用好、经营好，尤其是二黑一白，和我们的矿产资源，我们得对我们的子孙负责，不敢吃光用尽，
2、应该在文化旅游、生态农业产业上下大功夫，利用空间，利用已经在应用还可挖潜的，把产业链的整个流程过程利用好。
3、把我们的科技产业和优势教育产业形成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把环保和绿色无污染行业加大力气做成我们阶段性优势产业。开源节流，用人的奋斗创造空间机会，用合理利用开发资源机会，用高效成果形成区域机会 。
《中国商人》：陕西经理人俱乐部这几年为陕商的复兴鼓与呼，做了大量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您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郜随印：我们陕西经理人会员俱乐部八年多时间，接待了上千家企业，举办了大型沙龙53期，中小型沙龙千余次，为推动陕西区域经济发展，为企业家和经理人提供了成长思路，为企业发展中的学习、协作、交流提供了广阔平台。我们也已经链接了世界的很多发达国家，我们已经了解和掌握了企业家成长过程最需要什么，我们殚精竭虑的在聚合精英，传递智慧。我们深刻体会到改变一个人比消灭一个人都难，要想让人把急功近利的想法变成长远的循序渐近的更多分享的效应，我们还负着很大的教育和培养的使命。我们最大的期望，陕西经济能尽快的走入全国的前列，我们的企业家们能够变成其它省学习仿效的榜样，我们的百亿企业和国际知名企业出的更多，更健康，更快乐，更有成效的生存发展。我们还期望因为企业家的努力，使我们的先人们给我们带来的曾经的辉煌又会重现，我们希望秦唐汉武，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传播中心又能在古城西安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