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眼光品历史
文/谁是谁非任评说
宋高宗害怕二帝回来的背后
南宋与金的议和，有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是南宋的皇帝赵构害怕把宋徽宗、宋钦宗二个皇帝给放回来，影响了自己做皇帝，所以南宋的皇帝要在战场占据优势的时候与金议和，但是我们要是深入地想一下，问题还有另外的方向可以解释。
南宋的赵构担心自己的皇位的正统性的确是不假，但是如何使自己正统呢？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正统没有比禅让更说得过去了，为什么不把二帝先迎回来控制在自己手中，搞一个皇权的禅让仪式，一切就完全正统合法了。所以赵构的行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即使是赵构昏庸，他周边的人也一点不傻，否则不会在北宋灭亡后再次建立起新政权，我们把一个长命朝代的创始皇帝和他的宰相说成是君昏臣奸，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也会认为是笑话，但是这样的笑话在大家重复了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以后，谁也不去想这个问题了，把它公理化了，这就是洗脑的威力。
我们对于历史，总是有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这些地方只有靠说当时的英雄或枭雄智力低下才能够解释得通，而且这样的智力问题不是偶然一回，还要多次重复，同时把这些历史决策的复杂性，变成一般愤青就能够指点评论的事情，这些历史问题的背后，一定掩盖着更加深刻的历史真相，有关当事者和后世当权者不愿意讲出来。
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宋以前的唐玄宗，就唐明皇的历史功绩和威望即使是有晚年的昏庸，也绝对在宋徽宗之上，但是安史之乱后太子自立为皇帝，受到各方的拥戴，这个历史是可以比较的，对于唐明皇来说太子就如篡位，而宋徽宗当年就把皇位禅让了出来，宋钦宗当皇帝也不是自愿而是不得已，他们的复辟之心与唐明皇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的势力已经被金打击殆尽，朝廷中枢被全部摧毁，因此现任对于唐明皇的担心远远要胜过对于宋徽宗的担心的，但是唐明皇太上皇的日子就如坐牢一样，是等死的时间问题。
当时南宋是自己组建的政权，是在南方士族支持建立起来的政权，赵构的皇权权威是有限的，主要是依靠地方的支持而不是自己的实力，这与马上打江山的皇帝或者坐稳天下官僚系统齐备的皇帝是有本质不同的，这样的皇帝在开始时更多的只是地方豪强的一个牌位而已，象征意义多于实际的权利。所以同样是皇帝，权力是大大不同的，其差别可以由汉武帝和汉献帝的差距，所以对于皇帝的行为，我们要深刻的体会他实际处于的权力环境。
宋高宗能够把自己从牌位逐步到取得权力，协调豪强们形成对于金的有效抵抗，再取得对于豪强们的控制权，直至把拥有占优势的私人军队的强势军阀从肉体上消灭，不得不说他拥有过人的政治手腕，这样的手腕是循序渐进的、水到渠成的。在南宋初创的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环境下，赵构的皇帝早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史书上看不到记载，流水无痕反而说明了赵构的厉害，也说明了赵构长期任用的宰相等文臣的厉害。
赵构之所以能够取得实际权力，除了在血统上的优势外，更主要的是维持各个豪强之间的制衡关系，让他们之间彼此限制权利，让自己的权力做大，因此维持豪强之间的平衡是最重要的，就如一个股份公司，两个大股东都是49%的股份，他们的意见不一致，结果造成只有2%的小股东权力最大。
在此背景下，二帝回来的关键是不能打破这样的平衡，二帝如果回到朝廷，在权力中枢赵构能够控制二帝，这样的话他们回来一点不可怕，反而能够通过禅让等手段巩固现任皇帝的权威；但是这二帝如果到了某些居心叵测的军阀或豪强手中，对方来一个挟天子而令诸侯，问题就麻烦了，国内的政治平衡就彻底打破了，内乱不可避免。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把二帝交到谁手中，决定权在劲敌金人手里，而史书中很多细节是不写的，应当提到利用手中二帝的牌做文章才对。对于金肯定也是巴不得宋内乱，这样才可以趁火打劫从中渔利，因此金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尽可能的把这样的不安定因素扩大化，这才是宋担心二帝回归的真正原因，而且这样的担心也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其他没有希望控制放归二帝的豪强也一样，他们与赵构形成合力，才是问题的经济基础，任何历史结果的发生，最主要的还是要由经济基础所决定。
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没有多少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文人愤青一样的抒情，那些文史大家的豪情之作，其结果只是比愤青的怒骂和流行歌曲的煽情更能够激发人的感情，但是在物质和经济上对于整个社会于事无补。{分页}
中国没有主和的英雄是历史的悲哀
我从小就被历史上的众多民族英雄所感染，产生过很多为国杀敌的梦想，长大了仔细的读过历史后，发现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世界各国当今对于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崛起感到不安，中国威胁论与日俱增，我们第一感觉就是他们无端的指责中国，不愿意中国与之竞争，但是这样的想法对于美日欧逻辑上讲得通，但是对于一向在历史上侍奉中国的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而且这些国家的担心比当年日本战后崛起时所表现的担心还要强烈，这里的问题就要思考了，日本可是在二战刚刚侵略过他们的啊。
我们再看他们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论据，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主和的英雄，每到重大历史时刻，主战的一定是英雄，主和的一定是奸臣，而且在中国的历史，开疆扩土永远是个人追求的历史功绩，从帝王到将相再到有责天下兴亡的匹夫莫不如此。
中国没有主和的英雄，难道是中国历史上就没有需要和解的时候吗？凡是求和成为英雄的，一定要有实际的求和需要，而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就没有需要求和的历史时期吗？
记得十年前看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给了我很多的启示，这本书对于奇善这个人也重新进行了评价。
在鸦片战争时代，西方的步枪已经很先进，一场交战，中国死几千人英军死几个人，比美国打伊拉克的死伤比例还要悬殊，这样的情况可能只有求和，而务实求和的奇善的结果是斩监候，导致以后的官员不敢求和也不敢交战，中国的损失越来越大，如果是按照穿鼻条约而不是南京条约，中国的损失小多了。
我们一直很贬低南宋，原因就是他的屈辱求和，但是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在曲笔翻案，首先南宋是经济极度发达的，政府的财政收入有5000万，而边境贸易的各种收入是500万，这里把数字比较一下，南宋屈辱和约给金是50万，只占国家收入的百分之一，但是如果战争，一般情况是一年的国家财政收入赶不上一年的军费，同时在贸易上宋可以不买金的任何东西，但是金必须购买宋的丝绸和茶叶，如果没有这50万，金的经济无法维持，一定是要战争的。
我们再想一下，宋朝为了防止节度使的反复造反是把自己的所有军事力量放在首都，北宋灭亡后实际上全国就没有可以用的兵了，以后的岳家军等等大多数是由地方团练发展起来的，而南宋可以独保。相反地对于南明，明朝一直是南北两个朝廷，一直在南京保持军事建制，是两京制，但是南明却灭亡了，这其中的一个关键或许就是没有恰当的进行议和。
南宋开始的议和也备受非议，原因是金不久就撕毁了和约，宋高宗避难海上，但是我认为还是应当正面的评价这次议和，因为他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岳家军的发展也是需要时间的啊。而在此期间岳家军成功平定钟杨叛乱，收编军队近10万，金肯定对于当时没有乘胜拿下江南肠子都悔青了。就如长平之战后秦军没有立即进军拿下赵国一样，不久后再进军就大不同了。反之南明的主战态势没有及时把力量从黄河一线回撤并且团结各种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后导致大溃败和扬州的屠城，史可法的死虽然壮烈，但是对于民族来说，是偏安一隅好还是被屠城亡国好呢？因此“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话是对个人说的，对于国家民族是不能说的，更多的是应当忍辱负重能屈能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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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与宋对外战争的不同经济基础
我们一直在贬低宋朝，对于汉朝的开疆扩土，却是赞扬一片，但是宋朝实际上也是不断地在进行斗争，宋朝的两次亡国之祸都是由于希望开疆扩土联合其他民族进攻敌国而导致的，所以宋朝的情况不是我们想得那样简单，对于宋与汉的经济问题，对于战争的经济基础，却是很少有人思考，我们研究历史，总是注重史实，而不注重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环境，不妨对比一下我所了解的宋与汉两个朝代的经济环境。
汉朝是一个汉民族形成和兴起的朝代，现在我们为汉族，实际上就是汉朝人说法的延续，在汉以前，我们说为各国人，这些国家在周朝800年中已经初步分裂成为文字、度量衡等等都不同的民族，在秦统一后消除了各国的民族文化和影响，汉继承了这样的结果，在一个民族形成的初期，民族凝聚力是最强的，有少年的朝气和冒险冲劲儿。
宋是在汉族经过了唐朝的青年，经过了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混乱时代，民族在混乱中融合了大量的外族，到了宋朝应当是民族的中年时代了。一个中年民族的特点就是在于宽容和不惑，宋朝是对于各种思想和文化最宽容的时代，同时作为中年人需要的已经不是开创而是安定了。
宋和汉都有灿烂的文明，宋朝经济总量现在还有超过盛唐的说法，汉朝是中央专制的第一个长期王朝，中国的国力有了长足的提高，宋朝是一个有长期外患压力的朝代，对于这样两个朝代经济基础表面上看类似，实际上是有本质不同。
汉朝老百姓是很善战的，到汉武帝时期，战国时代已过去了50多年，就如我们现在看解放战争和二战一样。在战国时代，中国的战争与后来的朝代有很大不同，国王可以轻易的征集举国男子参战而不会受到多少的反对，因为那个时候战败会被屠城，即使不被屠杀，也是要被抓去当奴隶的，这也包括你的孩子和女人，但是如果取胜，就可以抢来财富、女人和奴隶，立功了以后还可以免自己和亲属的罪刑和劳役。这样的差别，使每一个人都有极高的战争热情。在史书记载，秦王要开战，举国老百姓欢呼雀跃。而此时的战争，武器是老百姓自己制备的，粮食也是自带干粮参战。汉朝也一样，这一点我们看《木兰辞》就可以知道，花木兰从军要四处买战马和兵器，对于每一个士兵而言，自己的武器装备好，自己在战场上生存的机会就大，国家不用为战争准备特别多的资源。这些士兵从战国走来，每个士兵有很强的战争格斗技巧，就如当年的游牧蒙古一样，国民对于战争技术的掌握程度也很高，汉朝是唯一外戚专权统兵取得胜利的朝代，卫青、霍去病等都是外戚和男宠，外戚统兵是灾难，原因就在于汉初时候，老百姓对于军事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是非常高。
而宋朝就大大不同了，宋军的作战是老百姓很反对的事情，兵役是非常重的负担，老百姓一般是传统的农民，没有任何战争和格斗的经验。统治阶层为了统治的稳固，对于老百姓的练武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尤其是对于统兵打仗的问题。这些知识成为了禁忌，很多书籍已经成为了禁书，《孙子兵法》、《尉缭子》、《吴子兵法》等兵书的关于军队组织等章节全部一致的遗失，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统治者是牺牲发展来争取稳定。
还有就是汉朝的经济生产情况也与宋朝有本质不同，汉朝自战国走来，还是农牧混杂的时代，在战国中混杂在中原的还有戎、狄等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区植被还很丰富，还可以养马。汉朝很注重发展自己的骑兵，汉武帝就在上林苑大规模的养马发展自己的近卫骑兵，汉朝还对于饲养战马给予国家的补贴。当时山陕地区还有大量森林，关中平原也是平原沃野，华北还有大量的草原植被，要知道在汉以后关内的草原就消失了，大量亚洲温带大型动物消失了，以前华北是有大象和犀牛的，这些动物在我们的历史文献很普遍，西周北京有熊猫，犀甲是主要的战争盔甲。
宋朝我们经济的发展，关内的所有可耕之地都已经成为了农田，而关中平原也由于黄河的水土流失变成沟壑纵横，再也不是沃野了，同时水土流失使黄河成为了巨大的水患，黄河的不断泛滥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在华北平原老百姓没有什么财富的积累，都被不断地大水所冲走。宋朝国家经济的重心已经从江北改到江南，经济的中心也从黄土高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这样在北方草原作战，需要运送支持的运输线就更长了。想一下汉武帝以关中的财富为战争支持，进兵走现在的定边、靖边，由榆林地区（古代叫朔方，这是战略要地）到草原和河套平原是多么的便捷，但是在宋朝时，榆林地区已经逐步的沙漠化，关中也贫瘠化，战争资源要从江南征集，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啊。{分页}
汉与宋对外战争的不同社会结构
汉宋的差别还在于社会结构的差别。一个国家的强弱，尤其是对外战争时所表现的强弱，在于他们在战争时经济资源的调集上，在于其资源能量的集中程度上，这些也与一个国家的机制有关，很多国家富而不强，也跟这样的机制关系极大。
在战国到秦汉，中国的中间层是很少的，除了贵族以外，一般的老百姓职业单一，社会的中间层很少，一旦战争，所有的低层次人口都可以作为兵员参加到战争中来，而且也很容易征集他们从事其他劳作，比如秦国时期的都江堰和郑国渠，以及春申君修建的黄浦江，你到上海看着黄浦江时，可曾想到一个诸侯国的贵族有此工程力量吗？很多人认为黄浦江是天然的，但是史书有明确的记载，春申君在其封地申修建浦江，排干申地沼泽的水，申地成为沃野。这样的情况，只有这样的社会结构能够完成。所以汉朝的经济格局，战争成本、资源调度和集中机制对于游牧民族并不吃亏，所以汉朝能够取得对于游牧民族的战争胜利，也是汉民族历史上唯一取得这样彻底胜利的朝代。
但到了宋代就不同了，中间层很丰富，除了食利者以外，很多的手工业者、商业者，但是他们的生存都依赖最基本的农业生产，他们创造和消费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是很难被征集从事战争活动。他们的生存的前提是要粮食够吃，于是问题就又回到一个农业人口能够养活多少人这样困扰中国发展上千年的基本问题上来。经济发展了，肯定是多余的人口离开土地从事其他分工的生产，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背后，农业的基础压力就很大的，基础很脆弱，人口的发展达到土地粮食生产的极限，使粮食的生产必须有保障，但是战争和徭役，都是主要面对农业人口的，于是会造成粮食生产的大问题。
中国的中间层的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唐代开始的科举制度，很多下层人士可以通过奋斗和读书到高位，而以前的推举孝廉制度中，下层的机会很少，而且当时社会有明确的士族和庶族的分野，但是到宋已经没有了，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很多中小地主、工商业者的手中。
经济再发达，也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粮食够吃，粮价一般是和货币价值联动的，粮食本身有很强的货币性，工资和俸禄是以粮食计价的（这与现在有一定差别，现在能源价格关联性更强），如果粮价暴涨，就会造成对于其他行业的严重通缩。只要战争造成农业生产不足，一定是粮价暴涨，所有的其它行业收入不够买米的，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大倒退就一定要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低层次的革命就要发生了，按照中国特色就是改朝换代。每一次改朝换代的结果都是消灭了社会中间层，把人变成底层的劳动者和革命成功的新贵族两类，这样的革命是依靠打击和剥夺中间层的人口和财富获得革命所需要的能量。
所以宋要战争，就必须有长期的粮食积累，把几年的粮食积累为一年战争所使用，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不能长期战争的。南宋为了准备与金的战争，米价涨了十倍，有史书记载米价达到一两多银子一斗，这样严峻的经济形势，在我们一贯主战反对议和的各种文章中，从来没有涉及过。而宋所面对的游牧民族的战争成本是很低的，他们是边牧边战的群体，没有中间层的结构。如果宋与辽、金长期战争，双方所耗费的经济代价完全不同。而汉朝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与游牧民族可以比拟，因此在汉代汉武帝可以征集全国的资源，耗费几代人的积累和一半的人口进行战争，但是宋朝就不行了，除非革命把社会的中间层消灭，否则战争的重压一定会压在脆弱的底层农民身上。中国的改朝换代实际上就是消灭中间层并且大量减少人口，国家资源集中，国力增强。国家的国力强弱和富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快速集中资源的机制决定国家的强弱，而不是社会总财富的多少决定国家的强弱。所以宋朝的对外主和与软弱是经济上不得已的事实，不仅仅是丧失了燕京山脉屏障的结果，还是战争经济格局决定的结果，从来都是经济基础决定历史的发展。
只重视史实和人物不研究经济基础的做法实际上是历史英雄主义的唯心研究，我们的兵法中讲战争的胜利首先是胜于庙算，庙算是算什么呢？就是在算与敌国战争的经济基础问题，具体的战略战术，都是围绕着这样的庙算而产生的。
再进一步想，宋朝是一个对于大臣基本没有死刑的朝代，这样的朝代是不多的。宋的经济发达，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比以前有了巨大的提高。宋朝崇尚理学，按照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让老百姓生活的好是第一位的，开疆扩土属于社稷问题是第二位的，而皇帝认个儿皇帝属于君为轻，是第三位。对外软弱，对内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对于当时的人来讲，一定是比较民主的意志。加强中央集权搞国富民穷，以汉朝的方式做事，对于后世的权利攫取者而言，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所以汉朝的国家权力模式被推崇。{分页}
流寇的掠夺生存机制
中国历史上流寇给社会造成的民族灾难是举不胜举，在这些惨痛灾难的背后，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和流寇的历史运作机理，值得深入研究。
虽然历史上的流寇由于种种原因很多被美化成为农民起义等，但是流寇给社会文化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每个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每次流寇作乱的结果均是人口损失大半，社会财富消耗殆尽，这些流寇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流寇的运作首先是要有一个精神的因素，从张角的黄巾，到朱元璋的明教，在到后来的拜上帝等等，这些东西从根本上打破人们原来的真善美的认知，把人们推向杀人、抢劫等成为合理、有理的思想认知，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用精神统治形成巨大的流寇群体力量。
在精神完成了以后，物质的来源就是抢劫了，而抢劫的对象只能是有钱的人，穷人是没有钱好抢的。抢劫的物资主要是粮食，古时的武器是比较简单的，有吃的就不怕，但是光抢粮食只是一般的盗匪，成不了威胁整个社会的流寇，流寇成患还有另外的关键因素。
流寇发展的关键是要胁迫穷人与之一起进行抢劫，流寇围住一个村庄后，首先把人分成两类，有钱有粮可抢的和坚决不愿意抢劫的为一类，另外就是有可能参与一起抢劫的。有可能愿意抢的，就要给他们用已经有的精神因素进行洗脑，让他们参与抢劫变成认同的事情，同时也要他们动手杀人，例如：均贫富、剥削等，然后把抢来又无法带走的东西分给他们，这些东西就是土地和房产，还有可能是有钱人的老婆。
这样的好日子没有几天，政府肯定要恢复被抢劫地区的社会秩序，恢复秩序的还乡团来了，流寇就要跑了，这时另外一个关键是要带走所有被他们胁迫抢劫的村里青壮年人，这些人跟着流寇的所作所为按照当时社会的法律已经成为了杀人、抢劫、强奸犯了，他们是无法不跟流寇走的。
这样的结果是流寇在村子里面不但要抢劫财务，还要带走村里的人，流寇的队伍就壮大了，这样的过程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进而是几个村庄，然后是一个县，再就是几个县，这样的发展是雪崩性的发展，而且在流寇的发展过程中，被抢劫的有钱人也有识时务的人，在他们可能被抢劫和杀害前，他们会主动迎合流寇，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自己加入流寇，叫做毁家起义。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他们加入了流寇后会极大地完善流寇的组织管理，使流寇能够成为巨大的军事组织。
在古代交通通讯不利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要有反映，报告皇帝再征调军队，时间有二个月，就足够流寇的发展了。等待军队到达时流寇可能已经发展到十万人以上了，而开始有流寇报告时政府派出的军队经常是有限的，这样赶来的军队人数赶不上流寇的发展速度，根本不是流寇的对手，再派军队时间又很长，这样的结果是流寇很快就可以发展到局面不可收拾。流寇就是这样滚雪球一样的越来越大，掠夺社会的财富，又迫使被掠夺的地区的人口成为流寇。
历史上情况就是这样，当年李自成的18骑在商洛山，一出山没有一年就是几十万的人马，所以这些流寇一旦懂得了怎样当流寇的方法，有了他们的精神依靠，对于社会是无比可怕的。还有必须要说明的是：流寇采取上述的方式作乱，是不受自然灾害、政治压迫等等因素影响的，流寇为了自己的合理性总是把他们的行为归结为压迫和自然灾害，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流寇发生后就如肌体的癌症，流寇是不自己从事生产的，而被流寇肆虐的地方生产也受到极大破坏，流寇的人数在不断扩大，所需要的物资也越来越多，他们和传销一样必须不断的扩大抢劫的范围和规模，所以他们的发展是如游牧民族追逐水草一样，矛头总是指向没有灾害的富足地区，只有那些地方才有东西可以抢劫。
在古代朝廷，能够认识到流寇危害的总是少数的有识之士，但是到了一个朝代的末期，官僚体系不断扩大，官僚的斗争日益激烈，这些有识之士总是淹没在党争之中，尤其是对于人数不多的流寇，就如李自成只有18骑后，崇祯就把军队调走了。这样就给了流寇发展的空间，所以这些流寇可以发展起来，就如病毒总是有的，只是在人体免疫弱的时候发病。{分页}
历史上剿灭流寇的经验教训
中国的历史是流寇肆虐的历史，在对付流寇上中国也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对于流寇的研究登峰造极的应当是在岳麓书院的船山先生，走进岳麓书院的大门，看着实事求是的石碑，这个石碑是朱熹说的，是书院的院训。
对付流寇首先要防止流寇的发生，这样的做法首先就是严刑峻法，对于流寇是属于谋反作乱的大罪，不论首从均凌迟处死，并且要株连。这样一来，流寇要杀，不过是自己的命一条，流寇也没有功夫去凌迟，所以在如此重罪的威慑下，很多人会选择被杀死也不会造反了。
然后的重点就是防止流民和流民的聚集，在古代聚众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比现在的非法聚集要严重得多，无论你是否有理，均要治罪，而且罪足以致死，很多情况形同谋反，例如著名才子金圣叹就是这样掉的脑袋。而且对于当地官吏，如果让流民出境或者进城，也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如果有灾，大批流民就要被控制在指定的区域，由政府放赈赊粥，这一点食物经常是养不活人的，政府需要的是给他们希望，让他们在希望中不再流动。
再者就是割裂流寇与读书人的联系，对于读书人参与，总是极其严厉，就如曾国藩把接受流寇财物的秀才凌迟处死，留下了曾剃头的外号。流寇如果没有了读书人的支持，没有知识和组织能力，是无法壮大的，而且一般的盗匪没有读书人的点拨，也不会知道如何当流寇的道理。
对于已经发生的流寇，对付他们的方法是首先要围剿，不给他们继续抢劫的空间，他们不生产，时间一长一定会物资不足，不是自己内部发生内讧，就是一定要突围逃跑，只要流寇放弃自己的据点开始逃跑，那么就好办了。流寇的发展靠流动，消灭也在流动中，历史上最长的流寇流动是黄巢，两次攻克长安，但是内容截然不同的，黄巢的流动有好几万公里。流寇无论是逃跑还是滚动发展，都冠以征讨的名目，这也就是成王败寇而已。
对于逃跑的流寇，打流寇的铁律就是只追不拦。因为流寇跑在最前面的是最精锐的部分，如果你拦截他们，他们没有生路，就会产生兵法中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这是没有谁能够拦截得住他的，谁要拦截一定是损失巨大，除非有特别的天险，如当年石达开那样。
对于流寇的追击，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不能间断，绝对不能给流寇以喘息的时间，因为流寇一有时间和机会，就又会重新开始当初滚雪球的抢劫和裹胁人口的发展过程，而且这个重来的过程会更加疯狂，因为经历了生死打击留下的流寇骨干分子的经验和团结使重建的流寇组织更加牢固高效，当年迫于满清的威胁放弃对于李自成18骑的最后围剿，结果证实李自成的威胁远远大于满洲铁骑。
对于已经足够壮大的流寇，最重要的打击方式就是不给他掠夺的空间，他们在自己的地方掠夺完后，没有新的地方可以掠夺，一定是发生内部的叛乱，比如清朝使用两个大营钳制造成洪杨的内乱。清初围困四川，致使张献忠如困兽，内部开始杀人吃人，实力自然减退，很容易剿灭了，后来打埝军用河防也是这样，埝军就分裂了。但是只要给他们空间，他们的内斗也是极其惨烈的，这样的斗争的结果，一定就离灭亡不远了，那时候就都盼望着被招安了，至于招安后，成为宋江的例子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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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专权为什么黑暗
中国有多次宦官专权的历史时期，而这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统治最黑暗的时期，那么大家是否仔细考虑过宦官专权为何就一定是黑暗的时代呢？
很多人认为宦官所受到的教育和见识有问题，宦官只生存于宫廷，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想一下，对于苦读的贫寒仕子，在边远地区，所受到的教育和见识又有多少？宦官虽然有大量的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但是对于司礼太监这一些人，在宫廷所接受的教育，所见到的世面，均是外人所不能比拟的，而且这些人从多少万的阉人中脱颖而出，必定有过人之处。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宦官是刑余之人，人性是扭曲的，这点对于每一个阉人的心理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对于能够爬到专权高位的人，必定是有着超人的控制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一个成功的人均应当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影响，因此宦官的心理肯定有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有多大是需要探究的。
宦官问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宦官没有信仰，因为成为宦官在中国文化中已不能被接受了，自己后世没有香火，当然就要极度的享受今生。宦官的另一个问题是权力的继承问题，宦官没有后代的，就算过继，由于不是宦官也无法继承应当属于宦官的权力，所以古代通行的世袭是做不到的，如果自己的权力没有与自己明确血缘关系的继承纽带，那么自己的行为就没有限制，从不考虑给后世继任者留下什么局面，只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可以了，也没有后代需要自己负责任，人伦的基本责任是缺失的，因此专权的宦官均是穷奢极欲的。但是这样的理由造成普遍的无一例外的宦官专权黑暗，似乎还是有欠缺的，因为穷奢极欲的管仲、张居正等人可是开创时代的贤相啊。
所有这些都是从宦官的个人因素来说的，我认为要摒弃个人主义的分析，更多的从体制上找问题。宦官的问题是价值评价问题，即对于宦官的好坏和升迁的评价标准上，这是一个体系和系统的问题。实际上宦官体系的权力产生也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是皇帝的个人喜好，而背后如果没有宦官整体的努力和支持，一个小宦官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到皇帝，哪来皇帝的宠信？宦官在宫廷中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了，老宦官以师傅的身份带徒弟，再让这些徒弟伺候皇子和皇帝，那十岁左右开始能够跟着皇子的小太监，将来皇子继位后能够专权，实际上在他10岁时跟在皇子身边开始，就已经成为了宦官系统的一个棋子了。
宦官的价值评价是极其低层次和不道德的，因为宦官都是伺候人的，对于宦官的要求是满足主人的意愿而不是自己创造，宦官的晋升也是依靠服侍人服侍得好，依靠揣摩和溜须拍马，依靠裙带关系和利益交流，依靠献媚、谎言和排斥异己，而不是依靠自身的才干和业绩，在这样的体系下，一定是把人性最黑暗的方面展现出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纵然可能有某个宦官有不同，但是整个体系他是脱离不了的，他的权力基础和羽翼均无法离开宦官体系，他只能服从群体的意志，否则他就必定灭亡。所以说宦官的问题，是一个群体的问题，只能是抛开个人，看群体的特征。
一个群体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价值评价体系，因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均遵从这样的评价体系以谋求在群体中的地位。低层次低道德的评价体系，产生的群体代表人物一定是恶劣的。而宦官的专权，本身的专权者就是在宦官这样的评价体系中产生的，他专权后又把宦官系统恶劣的评价体系推广向整个官僚体系和全社会，造成全社会以这样的体系标准来行事，社会不黑暗才怪呢。
所以说宦官专权就一定黑暗的关键是宦官的评价体系，是一个系统的、制度的问题，而不是专权宦官的个人问题，因此才造成只要是宦官专权，就无一例外的黑暗。{分页}
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背后是什么
说起清朝的入主中原，汉人再次沦落为亡国奴，第一罪人就要数吴三桂了。大有把所有的原因都归于他的开关之势，但是再仔细的想一下这个大家一致认定的问题，难道仅他开关就能够让满清统治中国吗？我们是不是再次陷入个人历史英雄主义了？在批判历史英雄主义时有一个不自觉地趋向，就是成功了有背后的经济背景，失败了找替罪个人的原因，这样带着感情色彩的不客观的思考问题，连学者有时也不能完全避免。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以前满清是突破过长城的，还曾经攻破了济南，还要反思一下更加深刻的原因背景才对。
文学作品早已经把吴三桂描写成为了只为了女人而不顾其他的人了，包括他听说家产被抄，他不急，听说老爸被抓，他也不急，就是听到老婆被占，就不顾一切地投降满清了。但就是这样的史实背后，还是有问题要想一想。
吴三桂为了父亲的拼命，是有历史记载的。他16岁的时候，其父吴襄带500士兵巡城，被皇太极的主力4万骑兵包围，皇太极采取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引诱救兵歼灭，此时的主帅祖大寿知道是计只有忍痛了，但是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吴三桂这个16岁少年带领几十家丁，竟然可以拼死杀入敌阵，居然在万马军中愣把父亲救走了，其英勇可比当年长板坡的赵子龙，三国是演义，而这是史实。
吴三桂对于其父其家的问题不着急，很可以理解，历史上两军对垒扣押对方的家眷是很正常的事情，占有查抄敌方的财产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吴三桂认为他归降了就可以送还释放也是合理的，但是占有他的妻子，问题就不同了，因为占有老婆是没有办法归还的，除非要杀了他，否则这个雷池是不能越的。敌我双方交战，即使是在战场上互相打死了父亲或兄弟，将来都可以和解，因为那是在交战，但是在准备招降时抢占对方的妻子，那么这样的招降就成问题了，应当理解为骗局，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抢占老婆的问题，因为对于吴三桂的敏感性，谁都应当知道这样做背后的后果是什么。
在野史中，李自成的部队杀降是很厉害的，有记载说他们用战俘的血喂战马，以至于战马上了战场闻到血腥就眼睛发红，这时如果招降是骗局，那么就不是吴三桂一个人的生死了，而是他的几十万人的生死了，中国历史上杀降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按照明朝的建制，他们的部队由军户产生，还有很多的家属随行，这样的几十万人，对于已经人数众多的李自成军队，是没有更多粮食供应的，将来的屠杀是非常有可能的。历史上的项羽、白起等人的杀降，很多人说是个人的残忍，实际上粮食问题相当关键，后来李鸿章在苏州的杀降也是如此，电影《投名状》里面还有反映，这个问题我前面的文章分析过。
而对于李自成，自己已经有40万大军，军队已经足够庞大，没有再收编吴三桂的军队增加军力的必要，反而有裁军的需要，同时北京的粮食供应非常有问题。明朝时候的北京粮食就靠江南的漕运皇粮支持，明朝灭亡了，就不会再有粮食漕运到京，同时北京又增加了李自成的几十万军队，粮食负担可想而知，所以李自成等要以追赃的名义审问北京的各种人等搜刮粮食，这样的背景下，诱降杀降的利益驱动是明显和直接的。
同时李自成败退时，北京是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坚城，但是李自成要放弃逃走，就是粮食不足。后来他不据守潼关而是要出关决战，也是粮食不足，因为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李自成败退后实力大大的不如满清和吴三桂的军队，进行决战是九死一生的冒险，从而也印证了李自成粮食极度紧张的情况，这样的情报吴三桂是应当能够知道的，他对于招降骗局的担心是很合理的。
吴三桂的军队是没有后方的，在北京沦陷后，军需供给的依靠就没有了，他只能选择倒向一方而无法自己拥兵自立，在选择方向上李自成是他所效忠的皇帝的仇敌，而满清是他一直的对手，这两方面都不是他想投靠的对象，但是他还是优先选择了李自成，在李自成的招降有理由被认为是圈套后，才与满清合作。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吴三桂降清兵，开始的时候不是简单的投降，而是有很多的政治要求的，比如要立东宫太子为皇帝，恢复明朝等等，在历史上为了平叛招引外族入境，并且让外族在首都肆意抢掠的事情不是没有，而且干这样的事情的人还是被称作英雄呢。想一下安史之乱的吐蕃和回纥的做为和对于郭子仪的评价就知道了。
南明政权的灭亡把吴三桂彻底逼到满清的一边，实际上是和南明政权的某些民族英雄的错误分不开。在当时，如果南明宽容的看待吴三桂，争取他的支持和自立，争取与满清的议和，清兵不要说是过江，就是过黄河也是很困难的。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起码是和满洲军马可以抗衡的劲旅，吴三桂不支持，清兵就有顾虑了。而南明或者说明朝的体制，限制了宽容的发生，体制接受不了他，中国接受不了他。
南明士大夫所干的事情，就是拼死的谩骂吴三桂的卖国，而不体会他当时的处境，也不争取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些士大夫谩骂的背后，一方面是谁骂得多就显得谁最忠君，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要借吴三桂来给自己的失败找到借口，把国家的山河破碎的腐败内因，说成是吴三桂的外因，而吴三桂起码在这些士大夫腐败的时候，是在边关浴血奋战呢。此外的原因就是吴三桂如果被招安回来成为好人，那么给他什么职位呢？他的实力会功高震主，会专权，会影响到现在在南明当权者的利益，而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吴三桂逼到满清敌人的那一边，才是最大的民族罪人，但是恰恰相反的是在当今许多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是民族英雄。
南明政权对于吴三桂的态度，决定了他只能是投降满清，从后来的吴三桂对于南明皇帝的仇恨到要亲自勒死他的地步和吴三桂后来的造反来看，吴三桂的心态很有可能是带有无奈的心态投降满洲的。如果是个人可以不计荣辱，但是他是一个要为几十万人的生命负责的统帅。我们不是当事人，拿事后的民族大义来说他确实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反过来那些本来可以争取这个力量却为了个人私利排斥的人，虽然有人表现出了个人的气节，当然大多数人连气节也没有，他们应当更加受到谴责。
最后明史是清朝编写的，在编写明史的时候，汉人这些投降分子，需要一个更加罪恶的人物掩盖他们投降的龌龊，而满人由于吴三桂的造反，也把他列为罪恶，后来的政权由于自身的性质又有把李自成革命化的需要，这样一来，吴三桂的历史评价就这样产生了。
我们有过社会经历的人，都应当知道人是多重的、复杂的，很难以简单的好与坏来区分，而戏曲等渠道是经过了大量的删改后呈现出来的，历史的真相只有自己思考了。{分页}
隋炀帝真的那样荒淫无耻吗？
历史上的文献记载隋炀帝的荒淫无耻早已经被教科书搞得尽人皆知了，但是整个问题究竟是怎样，又有多少人能够思考呢？后来知道了隋炀帝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但是他的历史名声太臭，中国历来是要以人品道德来衡量的，所以这些就不提了。
有了经营管理阅历后，再思考就知道隋炀帝的心机和权谋是过人的，能够这样包装自己夺取太子的地位，绝对不是一个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人物，而且隋炀帝也是建功立业过的，灭亡南朝陈国时隋炀帝也是统帅之一，所以这个人还有领导才能。
这样再回来看对于隋炀帝荒淫的描写，起源于唐代编写的隋史，唐人丑化隋炀帝是有他们政治需要的，而且随着年代的推进，史书中这样的描写是越来越多就不正常。到了元代戏曲和明清小说兴起后，这样的演绎就达到了极致，有专门以隋炀帝为蓝本写的色情小说，导致历史与演义的不分。对于一个皇帝，拥有大量的女性从来不是古代的政治问题，而且历史上著名的脏唐评价，盛唐的皇帝乱伦也很多的，而隋炀帝一直没有更换过他的皇后，还算是皇帝中比较好的了，所以对隋炀帝的认识也要更深入。
再从经济方面看隋朝，隋朝的安定，造成人口激增，粮食就不足了，为此隋朝进行了不必要的远征高丽，但是这样的远征供应不足，作战半径受牛车以车载粮草走多远限制，为了保证供应，就采取了单程的做法，即运送粮草的牛车到前线就杀牛，车夫补充兵员，结果造成雪崩式的反馈，人员膨胀一时不能取胜，最后终于供应无法维持，造成彻底的失败，社会矛盾加剧。
而对于中原地区，土地的兼并导致老百姓的生活问题，隋朝是一个禅让取得政权的朝代，而唐朝是革命武力取得的政权，所以唐朝可以实行均田制，而隋朝是没有能力剥夺豪强的土地进行均田的，隋朝这样的结果，一定是粮食不够吃了，这样的饥荒，就一定有流民和流寇的产生。
为了解决粮食运输和战争的供应，隋朝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运河建设，这样的建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也造成矛盾的激增，但是运河的好处隋代却没有享受到，成全了唐代的强盛。
隋炀帝的炀字，就是说他死在都城之外。隋炀帝游扬州，史书上说他是只为个人享乐，并且在国家山河飘摇的时候，还留恋在扬州不走，对于这个问题，本人有另外的看法。隋炀帝带着近卫军和宫廷人员，足足有几十万人，这样多的人出来，也被史书说成为荒淫的证据。但是我们反面想一下，关中地区植被被破坏，粮食生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供养皇帝的宫廷和近卫军？如果物资供应不足，那么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公开的迁都肯定是下策，把这些人口带到供应充足的地区，实际上是解决粮食危机的唯一办法，皇帝等几十万人离开后，关中的粮食饥荒就解决了。扬州正是这样的物资枢纽，古代江南运送的物资均集中于此，如果这些人在扬州，运输成本大大减少。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古代物资的运输成本极高，千里运输往往可以损耗过半，况且运输道路受到流寇的威胁成本就更高，所以隋炀帝长期在呆扬州不走，实际上应当是有深刻的经济原因。对于历史的指手画脚，可能就因为没看到经济供应问题。
隋朝的灭亡，主要是核心的政治势力的分裂造反，一支为李唐家族，一支为宇文家族。宇文家族给隋炀帝致命一击，史书上评论他们愚蠢的等待被其他豪强灭亡，但是我认为事实上也是经济问题。在隋炀帝在位时，江南有义务给皇帝供应物资，但是把隋炀帝杀了，江南地区不会给宇文家族供应物资了，因此宇文没有物资供应就只能是等死。而后来的隋史，应当说夸大了当时流寇的作用，把隋朝写得天数已尽，唐朝的政权才不是篡权，这在古代君权神授的年代，可以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最终找出的原因，只有从隋炀帝的荒淫无耻上着手了。
所以本人认为隋朝的灭亡和隋炀帝的失败，是经济问题为主导，辅助以战争的失败和政敌的造反，而经济问题主要就是人口和粮食的问题没有解决好。隋炀帝多搞一些女人，与历史上的其他皇帝比也就是小节问题，但是历史不是能够让他自己写的，写历史的人需要一个隋朝灭亡的理由，而荒淫无耻是最不影响其它政治利益的理由，所以历史的真相从来是需要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