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东方商魂
文/本刊记者 江一平
大盛魁，留给人类的文化遗产
大盛魁商号是清代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
大盛魁的创办人并不是什么富户大商，而是三个小贩。原来康熙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中，由于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遂准商人随军贸易。在随军贸易的商人中，有三个肩挑小贩，即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他们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他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这就是大盛魁商号的创始经过。
大盛魁的总号最初设在乌里雅苏台，后迁驻归化城（呼和浩特），其经营的基本地区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乌、科两地柜上的店员，在柜上住过三年，学会蒙语以后，就组成若干小组到草原各帐篷售货。基本上是一个店员，再雇一个蒙民，两个人骑两只骆驼，另用两只骆驼驮货，贩运的商品有砖茶、生烟、洋布、斜纹布及针线之类，走串蒙古包送货上门。大盛魁购销的商品种类很多，自称是“集二十二省之奇货”。
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的债务人。该商号三年分红一次，盛时每股份红可达一万余银两。大盛魁商号是股份制，但它的股本很特殊，除了银股、身股外，还专门另设财神股和狗股。
清末，由于沙俄在我国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侵略活动不断扩大，使大盛魁的营业受到影响，日见萧条。后来，俄国革命成功，外蒙古独立，大盛魁又丧失了在这两个地方的商业资本和商业市场。加之大盛魁商号后期用人不当，一些掌柜挥霍浪费惊人，侵吞号款事件屡有发生。1929年，雄踞塞北二百余年的大盛魁商号终于宣告倒闭，结束了它的历史。
大盛魁时代，伴随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绵延近三个世纪的跨国大盛魁商号几乎完美演绎了创业、发展、昌盛及清算的企业发展史，为全人类树立了东方企业文明的范例，展现了恢宏的中华企业文明史诗。当人类社会再次面临文明转型的时候，大盛魁的历程是文明史的“轮回”。中华农耕文明是世界上最为成熟的农耕文明。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天人合一”、“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思想，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全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转型，我们也许是幸运的一代，可以看到未来新文明的曙光，它很可能率先从东方升起，彻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
现代西方企业制度通过等分股份解决财富与权益的问题，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行使有限权力。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紧密相关的。马克思·韦伯所论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晋商用身股平息“财伙”之间的冲突，管理者的身份决定身股，大掌柜的经营权用身股量化。产权的核心问题是价值创造还是出资多少，谁的贡献大，谁的权力也大？还是谁的出资多，谁的权力大？理想的社会状态往往让位于冷酷的现实，资本的原罪给劳动打上耻辱的红字。社会公平用金钱的砝码衡量就是资本主义，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产权决定分配制度和议事规则。资本的力量所表达的话语权是最终大股东说了算。价值是资本创造的，身股的本质也是如此——给大掌柜有限的发言权，人格资本化。说到底，资本是决定性的，劳动是资本雇佣的工具。资本通过资本市场的放大倍增以及各种金融工具的推波助澜，结局必将是资本的毁灭与新文明的诞生。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是宣告现代文明走向衰落的拐点。
大盛魁留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充满了文明的启迪，集中表达了东方民族的睿智，博大精深的文化，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以及由此产生的与西方资本制度不同的、具有东方特色的企业制度与管理理念。大盛魁的成功，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的经商与企业智慧，扭转了只有西方文明才能产生现代企业的历史偏见。大盛魁依靠人的劳动、人的创造，创造资本、驾驭资本，谱写了280年的创业史，为中华民族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制度意义。大盛魁属于全人类，属于文明转型的时代。
大盛魁的历史价值、文化积淀和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其创业发展的历史完整体现了人类文明转型的过程，而且充分展示了生命个体的奋斗、死亡、爱情、背叛和友谊，人性张扬与环境残酷的抗争，乃至特定时代与特定环境中的命运。这是一个时代的烙印，一种文明的复归，一个民族的轮回。无论是大盛魁历史中的人物，还是今天的你我他，都逃脱不了时代的选择和文明的凿臼，摆脱不了掌柜伙计命运关照的羁绊。劳动与资本，强人与弱者，命运与抗争，100个你我便有100个大盛魁！
正是这280年的历史，造就了一批不死的英雄，一个个不屈的灵魂，一伙伙与命运抗争的百姓！一个时代，一种环境，一笔资金，一两三个伙伴，大盛魁们的创业史与今天资本丛林、经济一体化时代弄潮儿的创业经历几乎完全相同，所以，百集大盛魁电视剧，百集大盛魁政论专题片，以及大盛魁教育学院，大盛魁博物馆。在今天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应孕而生。{分页}
他为电视剧而生
2009年5月9日，“百集电视连剧 《大盛魁》暨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启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布赫、陈锦华等前国家领导人应邀欣然到会祝贺。
王新民导演百感交集，60开外的汉子说到痛切之处，不免潸然泪下。3年，1000多个日夜，他像一峰不知疲倦的骆驼，带领团队，驱使“王新民工作室”这个文化体制改革的先驱企业，倾注全部的心血，激情，精力，只为对得起“大盛魁”先祖前辈，对得起中华民族的文明结晶，对得起前辈留给我们的这段历史。王导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听他介绍讲解大盛魁，实在是一份享受。他融入了大盛魁，在他的身上大盛魁创业者王相卿等的身影依稀可见。否则，无法想象，在这短短的3年，他为大盛魁作了如此多的工作，取得了如此厚重的成就：筹备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和大盛魁博物馆，土地，资金，设计；收集大盛魁史料，结集出版200多万字的《旅蒙商通览上、下》；组织原创百集大盛魁第一部、第三部，改编第二部；搭建创作队伍，采风创作；内蒙古电视台开辟“盛世魁元”专业频道。
机缘巧合，记者和大盛魁的导演王新民有了一次零距离的接触，在他的身上，我们体会到作为中国电视人为了祖国和家乡的电视文化事业而倾注的那份深沉和炙热的情感。
电视及电视艺术这门新型的传媒工具及艺术形式，在内蒙古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年近27岁的王新民生逢其时，作为内蒙古电视台培养的第一批电视艺术工作者，不仅见证了内蒙古电视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同时把自己的事业，理想和追求与内蒙古电视的发展与壮大紧紧连结在一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伴随着内蒙古电视事业的成长，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内蒙，走向中国，在向全国观众奉献出一部部优秀作品的同时，耕耘着内蒙古大文化产业的未来。
他为电视剧而生。解放后，不满周岁的王新民在绥远起义后随父亲来到呼和浩特，先后在恒昌店小学、呼市八中、呼市一中就读，1967年高中毕业。在接下来的动荡年月里，王新民以学生的身份进入内蒙古革委会电影领导小组，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参加大型纪录片《红太阳照亮内蒙古草原》的拍摄，开始学习电影的拍摄和制作。之后，王新民入工厂做过工人，在出版社当过编辑，也在内蒙古电视台从事过记者、编辑 、策划、制片人、导演等工作。
1984年王新民结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中国首届电视剧导演进修班，于次年毕业于内蒙古电大汉语文专业。在1989年——2006年担任内蒙古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在此期间，王新民创办了北京天骄影视城，天骄影视学院，王新民工作室。王新民获得首届“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家”荣誉称号，第七、八、九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
王新民是国家一级导演，他指导过的优秀电视作品有几十部。
在王新民的诸多电视作品中，记者个人观点，有4部电视剧是不能不被提及的：《啼笑因缘》、《东方商人》、《燕子李三》、《铁道游击队》。可以说，这4部作品，在中国的电视剧发展史上，都分别在某个时段，成为了里程碑，也见证了中国电视剧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全过程。也许是因为这部片子还没有开拍，也许是因为《大盛魁》之精神令他激动，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王新民过去所取得的成绩，缔造的那许多的第一，也注定会将这部《大盛魁》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在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中留下那重重的一笔。{分页}
草原第一商号
王导的视野很开阔。采访中，大盛魁引发了许多话题，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倘若大盛魁面对当今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如何面对？王导一下子把大盛魁置于金融风暴之眼。历史拒绝假设，大盛魁时代不会出现次贷金融危机，但历史可以比较，可以借鉴。大盛魁的经营理念、分配制度和信用体系，以及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大盛魁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对我们积极应对危机、转危为机不无裨益。以史为鉴，以大盛魁为鉴。
大盛魁的创建不同于一般晋商钱庄票号，银票汇兑业务的“印票”信用体系以及公积金制度，确保了整个交易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大盛魁歇号时公积金总额高达2亿两白银。如此巨大的货币储备足以应对各种“天灾人祸”，大盛魁的金融创新奠定了百年商业帝国的基础。与次贷金融危机不同的是，大盛魁印票是建立在买卖双方实际具有的支付能力基础上，建立在货真价实的真实贸易基础上，以及完整的风险防范体系与制度，诚信为本的道德信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习俗乡规，“衣锦还乡”的人生目标，婚姻嫁娶的衣钵传统，“防患于未然”的经营理念。中华文明的储蓄敛财、量入为出的文化传统是大盛魁建立印票信用制度的民族基因。
存活于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基因永远不会死去，所以才有全世界妒忌的两万亿外汇储备。
大盛魁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跨国贸易商号，崛起于清代的内蒙古草原。康熙29年（公元1690年），为解决西征葛尔丹的清军后勤给养，康熙帝决定征调内地大批商贾及民夫随军出塞，由此逐步放开了明清以来统治者长期执行的对蒙古地区“禁边”政策，拉开了历史上“走西口”移民壮举的序幕。就是这西迁的洪流，催生了中国商业史一个伟大的奇迹：三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山西汉子，王相卿、史大学和张杰通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磨难，以无钱无权无势的平民身份融入茫茫草原，创建了“草原第一商号”——大盛魁。
大盛魁跨越清代，直至解放前夕关门歇业，绵延近300年。其鼎盛之时，拥有包括汉、蒙、回、满等各族员工近万人，国内外分号82家，骆驼2万多峰，资产超过白银1亿两，若以银铺路，能从北京一直铺到乌兰巴托，经商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及俄罗斯和中亚诸国，雄踞塞外而傲视天下。
中国版“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大盛魁商号创建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市，坐落在具有400多年悠久历史，蒙元文化、召庙文化、旅蒙晋商文化等多元文化富集的玉泉区。大盛魁与文化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可以说大盛魁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打造民族历史文化大市”的发展战略和全市功能城区发展布局，结合老城区整体改造，深入挖掘、整合多元文化资源，确立了打造“工贸旅游文化强区”的发展定位，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产业的优惠政策，努力推动文化资源优势向经济发展优势转化。借助《大盛魁》等电视剧的拍摄，在大盛魁旧址恢复大盛魁总号的原貌，打造“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在创作电视剧、电影、纪录片、文艺演出的同时开发旅游、商贸、出版等相关产业，最终在内蒙古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链，势必成为呼和浩特市和玉泉区两级政府发展文化产业战略的核心内容。
出于对家乡的热爱，王新民从2006年开始了《大盛魁》的筹划筹备，力图将其拍成国内第一部全景式反映中国近代民族商业辉煌、并涉及中俄贸易史、深入探讨东方财富观的电视剧作品。
按照王新民和其创作团队的设想，百集电视连续剧《大盛魁》由“创业”、“兴业”、“歇业”三部曲组成，跨度与大盛魁的历史相始终。第一部“创业”可称“中国版《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重点讲述大盛魁三位创始人的奋斗故事，以及他们与蒙、汉、回、满、等民族靠着一峰峰骆驼，风餐露宿、爬冰卧雪，开辟了横跨欧亚的国际商道——茶叶之路。当大盛魁拥有巨额财富后，他们最终完成了传贤不传子的体制变革，为后人留下了比金钱更宝贵的财富。第二部“兴业”根据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的长篇小说《大盛魁商号》改编，时空转换到19世纪中后期，在近代中国承受历史大变局、中西“商战”兴起的背景之下，以王廷相、古海等大盛魁新一代管理者为主角，表现他们如何励精图治，前赴后继，最终不负前人，创造了新的辉煌。相比之下，第三部“歇业”的内容最具悲壮色彩：20世纪初，世界和中国国内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盛魁的命运也由此走到了终点。
三部戏通过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不同民族的相互交融和众多人物的爱恨情仇，在制度建设的层面上，弘扬了中国商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以义为利、以德为邻的精神之魂。大盛魁的成功，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的经商智慧，扭转了只有西方文明才能产生现代企业的历史偏见。大盛魁依靠人的劳动创造资本、驾驭资本，谱写了260年的创业史，为中华民族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制度意义。
为了把这部历史大戏拍成精品，使其有别于其他同类题材作品，王新民组建了老、中、青三代齐全的编创队伍，他们深入内蒙、山西、陕西、河北等地，远赴俄罗斯和蒙古国，考查调研，收集素材数百万字，剧本数易其稿。据悉，国内众多一线演员将加盟该剧。五月下旬，摄制组将开赴呼和浩特地区，集中拍摄驼队、马群及战争等大场面和草原、沙漠、戈壁等相关春夏外景。
由于大盛魁与呼和浩特市的发展史呼息与共，王新民和他的创作团队在策划电视剧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以大盛魁电视剧为核心，涉及呼市文化产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的构想和创意，这在国内的影视产业当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一构想和创意“1233工程”：即拍摄一部电视剧；投资两亿人民币；建设三个总计占地三十平方公里的影视文化产业项目。这三个项目分别是在呼和浩特大盛魁旧址建设的“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在呼市段家窑千年驼道遗址十余平方公里的荒山、沟壑建设大盛魁茶叶之路外景拍摄基地。在东达扶贫新村近二十余平方公里的沙漠、草原、丘陵之间建设俄罗斯恰克图影视拍摄基地。三个项目将随着电视剧的完成再现大盛魁商号的雄姿和万里茶路的壮丽景观，使茶叶之路成为内蒙古又一黄金旅游项目。
由呼和浩特政府投资的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建成之后，作为电视剧的重要拍摄基地，将恢复大盛魁城柜总号原貌，恢复老归化城的标志性建筑北门城楼和历史街区。在创作电视剧、电影、纪录片、文艺演出的同时开发旅游、商贸、出版等相关产业，在大盛魁的创业之地呼和浩特玉泉区建成一座向世人展示历史传承、文化创意、旅游体验、民族绝学荟萃一体的影视旅游商业基地，最终在呼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链。这一项目得到了呼市和玉泉区两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随着电视剧开拍在际，“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 也已同步投入建设。
探寻大盛魁发展的轨迹，不可避免需要回答发展观的问题。大盛魁创业、兴业、歇业，充分体现出东方文化的发展理念，勤奋创业——官商一体。大盛魁300年的发展史，贯穿了农耕文明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发展是为了持续，而非强大，由此才出现了王相卿等原始创业股东后世继承人身股的制度安排（人力资本股）。大盛魁为所有职员打通了一条晋升的通道：掌柜、大掌柜，身股、东家。
魔对佛说：你在，我没有办法；等你不在了，你的护法不在了，我让我的徒子徒孙全部穿上袈裟，不愁佛法不灭。
王相卿等说，我等在，别人没有办法；我等不在了，我的影响不在了，我就让我的徒子徒孙全部拥有身股，不愁我等不在。
佛听后潸然泪下；王相卿之辈却含笑九泉。
改变的仅仅是分配制度。财富分配方式比财富的创造更重要。大盛魁的价值在于冲破皇权主流文化的羁绊，客观上建立起民主管理制度。“和气生财”的东方文化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财东与掌柜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财富增长与身股的动态平衡表现了晋商对劳动的尊重。掌柜身份和其持有的身股所建立的产权分配制度，不仅使掌柜获取资本利得，而且赋予其议事决策的部分权力。能力、权力和收益相对动态平衡，现代版的责、权、利统一。
今天，中国正走在和平崛起的复兴之路上，不久的将来，复兴的中华民族也必然会像历史上一样，以自己的智慧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策划、筹备拍摄的百集电视剧，希望《大盛魁》能让金融危机后的世界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并向其展示东方智慧的光彩，同时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让处于金融危机漩涡中的企业家们，能从前人的成就之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面对未来，面对即将开拍的历史新作《大盛魁》，面对又一次的挑战，面对又一个历史时刻，王新民们踌躇满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