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商道
向老祖宗学习：看中国人如何玩钱
全球金融危机下，一片哀鸿，其实看看历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点也不逊于当今！
唐代官场经费靠“捉钱”来解决 现在要来说一下隋唐至五代的信贷情况了。
唐朝立国，“民为贵”的调子是唱得最高的。那么它究竟是唱高调，还是确实办了实事呢？当然是办了实事。
古代有史官，有史书，做好做歹都有后面一朝的人给你下定论。皇帝不畏天、不畏鬼神，甚至不畏民意，但总还要考虑后世名声；因此高调只要唱出来，一般都会落实。
在唐朝，对灾民的赈贷，是完全制度化了的。
其实从隋文帝开始，政府就建立了一种“义仓”，由政府管理，在每年收获季节动员富户捐出稻谷和麦子，存入义仓。灾年时就发放出来，“赈给”灾民。
所谓“赈给”，有专家指出，这应该就是无偿提供，跟现代的情况一样了，不需要返还。
义仓，也就是建在乡间村社的粮仓，所以也称“社仓”。
到了唐太宗时代，各州县又普遍建立了县级以上的义仓，存粮实行摊派，按每亩土地收取粮食2升，对无地的商人按不同等级收粮，但对贫困户和少数民族不征收。
遇到灾年，由县级义仓发放救灾粮，并贷给灾民种子，等到秋后偿还。
后来，义仓粮食改为按户征收，最上等户要出粮5石，以下各等级根据富裕程度递减。
富人不仅要先富起来，也要比别人多承担义务。这在古代是很朴素的道理，并非政府“仇富”或“绑架富人”。若富户中有恬不知耻的铁公鸡，那就是铁公鸡，那时候也没有自由主义理论可以做掩护。
唐朝的这个赈灾机制，就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做支撑的联合体。赈灾的事，有人出钱，也有人管理了。
百姓不都是富得流油的商人，因为收成不好而穷困，不是他们的罪过。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这不是什么恩典，而是职责。
隋唐五代，民本意识是比较强烈的，在皇帝身上也是一样。比方，百姓日子过得苦，隋文帝就会思考：“我怎么这样无能？”百姓日子过得穷，就会有柴世宗这样的皇帝出来说话。
显德五年（958年），淮南发生大饥荒，柴世宗下令州县发放赈灾米。有臣下说：“民贫，恐怕无法偿还，如何办？”
柴世宗就说：“民，吾子也。怎有子倒悬而为父者不救解之？”他质问臣属，怎么就非得让他们还贷呢？
——不错，柴世宗只不过是个“封建”皇帝，但他说的不是真理吗？
我看现代官场大概都缺了一课，那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当然，唐代也有“歪嘴和尚”，把唐太宗的经给念歪了。到唐玄宗时，义仓的粮食经常被挪做他用。到了该赈灾的时候，却拿不出粮来。老百姓饿得没法，只好去向商人借“倍息”的高利贷。
唐玄宗也知道了这情况，专门发了圣旨说：“贫民都去借‘倍息’，致使贫者越贫，富者更富。”于是他下令，在各州设立农桑官员，各县要负责审查农民的粮食和种子情况，不够的就要贷给，还规定了赈贷口粮的标准。几年后，他又重新规定了义仓粮的征收办法（见《册府元龟》）。
玄宗，《长恨歌》里的唐明皇，看来这人也不是心中只装着杨贵妃啊。
唐朝的好经验，就是政府把慈善事业纳入了自己的职责范围，主动管了起来，发挥了政府和民间两个积极性，而不是将慈善事业向民间一推了之。再一个是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建立赈灾保障体系，使得慈善事业有了强大的实力做后盾。
在史籍上还记载着，在特殊情况下，唐政府也曾动用过国家粮仓的粮食进行赈济。也有过免除民欠官债的大量记录。
有这样一群奇特的“捉钱”专业户
前面所讲的唐朝的货币情况，都还没超出我们的常识，而说到这个中国古代最好的王朝，在放贷方面，却就有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举措了。
那就是所谓的官营高利贷。
官营高利贷，最初是出现在隋朝，隋朝时叫“公廨钱”，到了唐朝，把这个制度继承下来，称为“公廨本钱”，凡从事官营高利贷的种种活动，都叫做“捉钱”。古人的形象思维，真是不知比现代人发达多少倍，比起现今常说的“捞钱”来，“捉钱”——是何等虎虎有生气。
怎么捉钱？当然还是由朝廷发给本钱。
从唐高祖李渊上台的那一年起，就在京师各部设立了公廨本钱，这就是放贷基金了，每个司都有。由各司出几位“科级秘书”来管理，这些人就号称“捉钱令史”。也有一些六品以下官员的子孙来干这项工作的，则称为“捉钱品子”。
一般来说，是每个司指定大约9个秘书，每人发给本钱4万到5万文，再由他们将这些钱交给物色好的“中介人”（下面要专门讲到）拿去放债，要求每月收回利息4000文，每年收回利息5万文，相当于月利率8~10分。收上来的利息，就作为京官的料钱（津贴）。
对那些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中介人”，有特别的奖励，只要干满了一定年限，便可参加吏部铨选，授予官职。
到了唐高宗麟德年间之后，公廨本钱制又从京师推广到各府、州、县。东西南北中，官场是一家，大家都一起来“捉钱”。
由“捉钱令史”借出去的钱，等于政府是债权人，没有皇帝的免责令，是绝对不能免除债务的。如果借款人死了，由子孙偿还；没有子孙的，由亲戚偿还；连亲戚也没有的，由保人偿还；要是保人也死了或者逃亡了，那也要找到一个人代纳。总之是赖不掉的，不能只在账面上做个“呆坏账处理”就算完事。
因为这个事情的负面作用很大，唐朝开国重臣褚遂良就曾经激烈反对，他认为中介人只要按时缴还利息就给授官，会导致很多“惯于求利”的人得官，这将严重败坏干部队伍风气。
迫于道德的压力，唐太宗时曾经两度废罢公廨本钱，但很快又恢复了，因为软道理要服从硬道理——没钱是办不了公的。此后，在玄宗开元年间，又曾罢废全国公廨钱一次，于8年后再次恢复。
每次恢复后，月利率都有所下调，太宗时就降到了5—6分，玄宗和武宗时最低，仅为4分。不过即便是这样，合年利率也高达48%，其间的油水还是大得惊人。
“捉钱”看来不是本质工作，只是一个附带的任务，所以月利率下调，大概是为减轻“捉钱”的难度，以免经办的官员除了钱不想别的。
那么，唐朝后期放债的钱，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呢？
不，正好相反。
初唐时，京师共有70多个司，有捉钱令史600多人。各司的公廨本钱总数在2400贯到3万贯之间。而到了中唐贞元十二年(796)，京师68司所置的公廨本钱，总数已达24万多贯，捉钱官的人数也大大增加。
——这算是个规律吧。一个王朝，越往后，办公经费的需要量就越大，大概是官员们越来越讲究品味的缘故。
从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以后，公廨本钱的运作，就交由“高户”即百姓中的富户来代理。这些富户，就成为官府的放债中介人，被称为“捉钱户”,可免除徭役。
捉钱户是良莠不齐的，什么鸟都有，有人能按时交回利息，有人则赖账不还。到唐宪宗时，积欠本息的实在太多了，只好免去一些本息。如果借钱的人所付利息已经超过本金10倍的，本利全免。如果付息已达本金5倍的，所欠利息就不再要了。
做一个捉钱户，还有一个绝大的好处，就是按唐朝法律，捉钱户一旦犯罪，府、县地方官管不着，要由本司的捉钱令史负责追究。这样，有的捉钱户本意就不是要帮官家放债，而是找一棵大树好乘凉，他们连本钱都不要，照样按时交付利息，图的就是一个受保护的身份。
还有的捉钱户，在公廨钱里加入自己的私钱，一起放债，收来了利息归自己，收不上来，就算官家的呆坏账。还有的商贩富户，主动投靠官衙当“捉钱户”，就是想以“官本”资金为依托，主要目的是私人放债。他们明明放的是私人钱，在讨债的时候却说是官家的钱，对不能及时还钱的欠债人任意欺凌（以上均见《唐会要》）。
政府也知道这些捉钱户的猫腻，但是衙门里的人头费就全靠这些人来解决，撵走了他们不是要让官们喝凉水？所以也睁眼闭眼的不大管。后来只是规定，捉钱户放债的私人本钱，不得超过官家给的本钱数，超过的部分就要没收。
唐高宗以后，地方州县和军事单位也都设置了公廨本钱，由典吏（办事员）主持运作。收上来的利钱，作为各级吏员的吃饭钱和各级官员的工资、津贴。到了唐玄宗时，全国州县公廨本钱的总额，已达80万贯至100万贯左右。
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唐朝政府通过放债来筹集机构人员工资，而不是直接由中央财政拨款，总还算有点良心，知道老百姓的血，不应该抽的太多。而且这办法，也强于朱元璋狠命压低官员工资水准的笨办法。
虽然官营高利贷也有一些负面效果，在“捉钱户”中会有一些仗势欺人的恶徒，但总比官员人人都肆无忌惮去“捉钱”要好啊。
唐朝法律不许黄世仁抢白毛女
上面讲的是公家放债的情况，在隋唐，私人放债也非常活跃。各种信用机构也应运而生，在长安的“西市”，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有了各式各样的信用业务。
可以说，我国古代的金融业到这时候，才全面成熟，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兴盛期。
这是经济发达使社会生活变得丰富的实例，比起南北朝时和尚一手遮天的情况好多了。
隋唐放债的人，主体是富商，有专门以放债为业的，家产能累积到千金。与此同时，也有其他的人在干这一行。
从隋朝起，王公贵族就踊跃加入了放债取利的大军，他们有钱有势，玩得相当大。
隋文帝有一个儿子杨俊，就是放债的能手。他老爹当了开国皇帝，他想不富都不行，有了钱就想更有钱，于是便“违反制度”，到处放债。这样的主儿，谁敢惹？无论官吏还是百姓，都深受其苦。
在隋朝，放债叫“出责”、“举债”。而到了唐朝，则叫做“出举”、“举放”、“举债”、“放债”、“放息钱”、“责息钱”等等。借债为何被称作“举”？在词源学上我还真搞不懂。我琢磨着，大概债务就像大石头，借到了手，就像举着个大石头，压得人不舒服。{分页}
唐朝初期，皇室的公主是最能放债的一批人，其他皇亲国戚也都差不多。他们图的，就是那月息的10分利。到了还钱的期限，还要派家奴去催债，想来是没人敢不还。
这个带头作用是巨大的，各州县官员都看着眼红，也蠢蠢欲动，都借钱给本部下属，以此牟利。官员们有俸禄，不犯错误的话就是捧着金饭碗，他们为何还要汲汲于放债图利？
这个，很简单——想往上爬。
我说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一般唐代的节度使（地方军政要员）都是从禁军将领中选拔的，节度使就等于土皇帝，是个特大的肥差，许多禁军将领都眼巴巴地盯着。而当时对任命节度使起决定作用的，是接近权力中枢的高级宦官。
禁军将领为了能够外放，就要拿钱打点。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他们就对富商放高利贷，收取“倍息”，再拿着赚来的钱去贿赂宦官。这就是社会食物链，一个吃一个，个个都有更弱小的可以吃。你只要不是最弱的那个，就总能有办法。
早在唐玄宗时期，就曾下令禁止这种财迷心窍的官场作风。不过，看样子几十年都没能禁掉。23年后，他又下了更严厉的禁令，规定州县官员放债一匹绢以上的，就要免官，并处财物充公。可是这种纸面上禁令怎能有效？
这不光是潜规则不可动摇的问题，而是制度决定。
唐玄宗也好，大唐王朝也好，就好比是一个车身，全靠下面的轮子带着跑。你想，他要是忽然下令让轮子不要再转了，那怎么可能？
所以“封建社会”里皇帝下的反腐令，我们大可不必当真，那也可能是舆论反应太强烈了，需要略踩一踩刹车而已。没有一个皇帝会像惩治谋反那样惩治腐败，除非他想让自己的车就地趴窝。
唐朝的高利贷专业户，也很有政治头脑，他们还盯住了在京师刚被选任的新官员，借钱给他们做打点费和路费，等他们到任后再还。一个新补选的官，两手空空，连赴任的路费都凑不齐，为何到了任上就还得起？此间的猫腻，我不说，大家也都清楚。
这个陋习到后来越闹越不像话，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如何“捉钱”，这对干部队伍形象太有影响。到晚唐时，唐武宗干脆做了规定，新选的官员可以互相“环环相保”，先向户部借两个月的津贴，这样不至于欠着一屁股债去上任，总还可以有个清廉的起点。
当时借债的利率如何？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借贷契约上，可以看出，一般都是月息10分，高的也有月息15分、20分的。
玄宗时代有官方的规定，民间放债利率不得超过月息4分，官本钱不得超过5分，典当月息也不得超过5分，可是从出土契约看，这个规定，民间并不执行，恐怕只是个官样文章。
因为有时皇帝会忽然高兴了，对全国百姓开恩，全面“免责”，把公私债务一扫而光。所以，有的放债人还特别在契约上注明，即使碰上皇帝免除债务，这一笔借款也不在免除之列（圣旨对契约关系无效）。
吐鲁番出土的借贷契约上，还有关于欠债不还的条文，写明如果借方拖期不还钱，那就要以家产抵充。
唐朝法律，一般是不审理这些民间债务纠纷的，但是有明文规定，当你强收别人的家产抵债时，如果其家产价值超过了你借出的金额，就要以“赃款”论罪。这就是说，黄世仁可以向杨白劳追债，官府对这是不管的，但是你要是把人家女儿抢去抵债，那就是抢夺财产了——道理大致如此。
唐朝法律还规定“不得回利作本”，也就是不得按复利计算，不能把欠息折算成本金计息，搞“驴打滚”。
在我少年时，经常看到控诉万恶旧社会的文章，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穷人借的是“驴打滚”的债，最后被债主逼得家破人亡。唐朝为了杜绝“驴打滚”，对放债取息有严格限制。比如，因借方还不上本金，拖延日久，导致付息超过本金一倍的，那就算还完了本金。贷方要是另外再讨要本金，官方不予支持。
后梁、后唐也延续了这一规定。仁慈的后唐明宗还明确规定：凡是付息超过本金一倍的，就算已经收回本金；付息超过本金两倍的，本、息都不得再讨要，两下里就算清账。
我说古人在很多地方放强于今人，有人也许要撇嘴。但这个事例起码说明：古人的思维逻辑还是很正常的，不会搞出200元的罚款单最后要交几万元滞纳金的荒诞剧。
唐朝的政策看起来很人性化，但我也怀疑：民间实际情况怕不会这样温和。因为，凡是官方强调的，在实际上的情况可能就是正好相反。这一点我们在读史时也不要太单纯。
在《旧唐书》里就记载着，有借款人向富商借了八千贯，逾期三年没还，大概属于恶意欠账。结果富商告了官，官府将借债人收捕，一顿打板子，限期偿还，并警告说还不上就要抵命。
这也是够厉害的，一面是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一面是维护债权人利益，都是真理，就看你强调哪一面了。谁的钱币在飞？
对中国古代金融业来说，唐朝就是一场大大的春雨，催生了形形色色的信用方式，也催生出了各种金融机构。除了前面所说的“公廨本钱”之外，还有别的类型。
这里分别来说一下。
汇兑
这项业务，是从唐代起才开始有的。
现代银行里，汇兑是最基本的业务之一，但古代早期没有承揽这项业务的机构，所以李白才在诗里写“腰缠十万贯”。那时候用钱，就只能随身带。
今天有人较真，说：“一贯钱十斤，那么十万贯是多少斤？这么多的铜钱如何缠在腰间？甭说十万贯，十贯钱缠在腰间都行走困难，骑鹤上扬州更无从谈起。”
呵呵，不错。从李白的浪漫，可以看出现实的尴尬来。
在古代做一个行商，不大容易，真正的太平盛世还可以，世道稍一不靖，带钱上路就有性命之虞——绿林好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
唐代，带钱上路难成了燃眉之急，不过不是因为治安问题，是因为钱币缺乏，有些地方政府立法，不许钱币出境，后来连京师也限制商人运钱出境。这一来，钱只能在局部地区流通，有时候大把钱在手，却办不了事情。
最后，解决的办法是由京师的商人想出来的。
举例说明：一个四川商人，在京师卖广柑，赚了十万贯钱，他没法子把这钱带回家，那么，在回乡前，就可以把钱交给剑南道的“驻京办”。这种驻京办，往往有好几个不同系统的，可任意挑选。比如，可以交给各地在京的进奏院，也可以交给各地军政衙门的驻京办。此外，交给民间人士也行，比如在剑南道有联号的京师富商。
只要你把钱给了他们，就可拿到一个文牒（取钱凭证）。这种文牒，是分成两半的，一半由商人自己持有，另一半由驻京办快递回本道。等他到达了剑南道，再到相关衙门去，经过“合券”手续，就可在当地取出十万贯来。
这个办法，就叫“飞钱”。
瞧古人这说法，是何等形象！
——你不是能够“捉钱”吗？那我就会“飞钱”。
飞钱也叫“便换”，跟现代的汇兑毫无二致。所谓“文牒”，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汇票。
那时候的汇兑，不收汇费，你存入十万，到了地方凭汇票就拿走十万，相关衙门分文不取。
那么，这些衙门难道是慈善机关，要干这种无利可图的买卖？
不，他们有利可图。
——利在哪里？猜一猜吧。
如果你是银行系统的读者，大概早就看明白了：
首先，来驻京办飞钱业务的，不可能是一个两个，而是好多。这样，驻京办的手里就总能有一大笔可以支配的活钱。这些钱有走的，也有来的，可以保持一个相当的总量。飞钱对于他们，虽然是过手钱，可是一样可以花、可以放债。驻京办，最需要的不就是钱吗？
其次是，过去交通不方便，钱能飞，人不能飞。从京师到剑南道，起码得走两三个月。那么这笔钱放在我这儿三个月，我是不会给你利息的。它在我手头期间，我拿去放债，所产生的利息，对不起，那就是我的收益。
这个业务，并非朝廷批准的，而是各地衙门和民间达成的默契，算是制度创新吧。
唐宪宗的时候，大概看不惯地方政府在他眼皮底下这么取利，就下令禁止飞钱。
钱不准飞了，商人就只好囤积起来不用。越不用，流通的货币就越少。货币的总量一少，物价就下跌，到处是百业不振的样子。
这倒是稳定了市场，不过死也是一种稳定，那有用吗？
为了拉动内需，几年以后，宪宗只得又开禁，但是肥水不能流入地方政府，他规定商人飞钱要通过中央的财政“三司”（盐铁、户部、度支），每飞1000钱，收手续费100钱。商人立刻大哗：要杀我们你就趁早讲。结果，没有一个去“三司”飞钱的。宪宗没办法，只好又改政策：免费了，你们就尽管来飞吧。
这个飞钱制度，后来进一步扩大到外地。飞钱的人，也不仅限于商人了，知识分子和官员也有飞钱的。
质库
唐代的质库（也就是典当业），是由南北朝的质库延续而来，但规模比南北朝的要大得多。南北朝时，人们所用的抵押物，大多是动产；而到了唐朝，不动产多了起来，主要是田地，也有房屋。
《资治通鉴》里讲到过一则轶事，说是魏征的玄孙因为沦为赤贫，把房屋典当了，无力赎回，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心有不忍，便奏请皇上，愿以自己的私财帮助赎回。
隋唐时期专办抵押贷款的机构，仍叫做“质库”，但不再由寺庙经营，而是独立经营。其法人代表，也转为商人、官吏和皇亲国戚。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家，就开办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质库。
质库是一项有油水的事业，有钱有势的人乐于经营，那是理所当然；但是唐朝对保护弱势群体财产也设定了一条底线。
当时规定，农民的“口分田”、“永业田”不得典当，因这是农民的保命田。如果典当行违反了规定，官府就要追究。在审理此类案子时，土地要无条件归还本主，而典出去的钱如果收不回来，官府则不管。
只有那些因为到边地服役、或到外地任官，家中无人守田的，才允许抵押口分田。
唐朝的统治者，好歹知道土地无条件流转的口子不能开，连保命田都没了，人能干出什么事来，那不是傻瓜都知道？
一般能典房子典地的，都是或者曾经是大户人家，瘦死的骆驼大于牛。至于贫民去典当的，那基本就是临时换点小钱花一花了。
当时针对贫民的典质机构，就是专营小额押款的当铺。贫民家里拿得出手的，只有家用的物件，比如衣服、器具之类。在《太平广记》中有一条关于唐朝人的轶闻提到，那时哪怕是睡觉用的木枕，也是可以拿来典当的。
贵族官僚们办的质库，并非法律允许，但是基本贯穿了整个唐代。“刑不上大夫”，谁能管得了？直到唐武宗统治的最后一年，才有禁令，禁止他们私设质库“与民争利”。可是唐武宗一死，他的政策大多都被废弃了。
一部中国历史，不允许权贵“捉钱”的皇帝本来就很少，能切实做到这一点的，就更少。 {分页}
柜坊
也称做“僦柜”，相当于现代的银行保险箱业务。
柜坊业务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先是城里的店铺为方便过往商旅，设立了柜坊为客人保管财物。后来柜坊渐渐独立出来，成了专办寄存业务的机构。
这就有点像储蓄银行了，也有点像现代的信托业。当时把寄存钱财叫做“锁钱”，这非常形象——柜坊里的保险箱叫“僦柜”，钱财放进去以后要锁上。客户在这儿存了东西，要领取一个凭证，还有钥匙。
那时客户不单是委托保管钱财，还有寄存奴婢或寄存牲畜什么的。可见柜坊决不只是一间小店铺，起码它得有客房、食堂和马圈之类，俨然一个大户人家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药店和外国人开的店铺（俗称波斯店）也兼营存钱业务。由柜坊、药店、波斯店代管的钱财，客人可以直接提取，也可以把领取凭证转给他人，作为一种支付。 《太平广记》里，就记录了好几条关于唐代柜坊的事。《太平广记》是宋人编辑的书，收录了从汉朝到宋初的大量野史笔记，虽然都是轶闻，但也可以折射出一些事实。
有一则是说，过去有两位知识分子——卢生和李生，隐居在太白山，练习道教吐纳导引之术。卢生学成了，先行离山而去，后来遇到李生，见李生潦倒不堪，还背了一屁股债。
卢生便问：“你所欠官钱多少？”
李生答：“两万贯。”
卢生就给了他一根拄杖，说：“拿这个到波斯店里取钱吧，从此可以安心学道，不要再糟蹋自己了。”
波斯柜坊的店主见了拄杖，大惊，问：“卢二舅拄杖，你何以得之？”他虽然纳闷儿，钱还是如数给了。
这是柜坊见凭证就给钱的惯例。
另外，在《太平广记》中还有一条关于唐初名臣尉迟敬德的故事。故事显然是瞎编的，不过却透露了一个事实：很可能在唐代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支票——“书帖”。
书帖的作用，就是存钱人自己不去取钱，而是写好一个书帖，写明付款数额、取款人姓名、出帖人姓名，交给他人，那个人就可以凭书帖在柜坊取到钱。《太平广记》的这个故事说，尉迟敬德在发迹之前是铁匠，曾写过一个书帖，送给一位穷困潦倒的书生，让书生在柜坊中取到了钱。
寄附铺
也就是寄卖店，既可为商民保管财物，也可代客户出售所寄存的物品。
唐代传奇《霍小玉传》里面，就提到过这个寄附铺。
小说中的女一号霍小玉，是长安城的当红名妓，年方十八岁，爱上了知识分子李益，两人山盟海誓，永不相弃。想不到李益被选拔做了官后，扛不住家中长辈的压力，最终还是娶了门当户对的卢氏。
霍小玉不知内情，在长安望眼欲穿，渐渐地就愁闷出病来，又经常拿钱托亲友探听情郎下落，把手里的钱也花光了，只得将自己的首饰衣物拿到西市寄附铺去寄售。寄附铺能进入传奇小说，可见其当时已经很普及。
金银铺
金银铺的业务，以打造金银器物为主，也兼营器物和金银买卖。当时金银铺比较多，往往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较大的金银市场，名为“金银行”或“金银市”。
《太平广记》中就提到，唐代在苏州、长安和洛阳，都有金银行。
在唐代，民间都把金银当成货币来使用，可以流通，且以银为主。《资治通鉴》里多次记载，公私交易无论大宗小宗，都可以用银子支付。这个情况，比两晋南北朝更普遍，估计是铜钱不够用，金银自然就增强了作为货币的地位。
因此，唐朝的金银铺，不光是从事金银买卖，也从事金银兑换，以钱换金银或金银互换，当然也就兼做金银的成色鉴定业务。注意，这一点和金银器物的买卖不同，这里是把金银作为货币来兑换。在中国历史上，直到出现钱庄之前，货币兑换都是由金银铺来承担的。
这项业务在现代，都归于商业银行了。可是现代的商业银行很怪，都没有专门的兑换柜台。你找他们去兑换货币，比如用钢镚换纸币、用大票换零钱，营业员都有点不耐烦，好像这并非银行本业，而是替你做好事一样。至于有小商贩或者公交汽车公司用大宗钢镚去换纸币，商业银行居然还可以拒绝。
这真是如恩格斯所说，任何历史的进步，都是以某种退步为代价的。
期货交易
在唐代，商民交易中不光有赊买赊卖，还有期货交易。也就是预付全部货款，到期交货。
在出土的吐鲁番文书里，就有关于期货的契约。比如，张三在龟兹先付给李四40文，说好买草若干，等张三到高昌以后再交货。契约规定，如到期交不出货，李四要归还张三60文，多出的这20文，就是经济损失赔偿。
后周时期，对赊欠交易有更严格的限定，要求一定要有文字契约，不仅买方署名，而且店主和介绍买卖的中介人——牙人，都要署名，确定好责任顺序。一旦到期，买方不能支付货款，或卖方无货可供，中介方要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
综上所述，凡是传统金融业中的业务，在唐代就都有了，且分工很细、服务很全面——连活人都可以寄存。所以说，唐朝是我国古代金融业的一个爆发期，到此羽翼已渐丰满。
从唐朝金融业的分工看，古人的服务意识很强。服务工作做得好，人大概就活得不那么焦虑。看唐人的诗赋文章，无论怎么铿锵有力，都能看出其中有一种闲情逸致来。这样的心态，在一个令人焦虑的环境中是不会有的。
如果服务意识缺失，凡服务机构都以“捉钱”为主，消费者就会有深深的戒备心理和不信任感。这样的生活，是不会有幸福可言的。
仅以现代社会的一件小事为例，就可知这种“捉钱”思维是如何地无孔不入——我们大家现在都要买房子，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办理一个房产证，除了许多税费之外，一个房产证本本的“工本费”，就要收取200大元。
——莫非那是纯银打造的？
所以说，有人愿意选择生活在唐朝，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
应该向古代金融理论家学习
把一部金融史看到唐代，我想，再外行的人也开窍了。在中国古代，互相间进行经济博弈的，绝不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营垒。这种两分法，实际上是把复杂的历史给简单化了。
影响至今，无论草根还是精英，大多都还习惯按两大阶层思考问题。
两分法，简单是简单，但是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于事无补。
中国古代史上，若从经济上划分势力，应为四大势力，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包括地主和自耕农）、商人（工商）。其余的均属依附型群体，构不成经济势力。
经济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四大势力在角力。看明白这一点，我们读史的很多困惑就会迎刃而解。
当时的朝廷（中央政府），并非天生就是农民的死对头，更不是什么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它的立场态度，随需要而变化，时而照顾地方，时而照顾农民。中央和地方也并非铁板一块，有时朝廷会因为经济利益而与各州县关系闹得很紧张。
在经济博弈中，金融、货币永远是朝廷的一个工具。
朝廷用它来调节自己与民间、与各个阶层的关系，用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在诸种势力中，朝廷是最强大的一方，经常掌握主动权。不过一旦没把经济杠杆玩好，就会激起全民的愤怒，比如王莽。
在唐代，有一位官员兼学问家，叫刘秩，是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他在唐玄宗年代编写了一部历史工具书《政典》，收集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史料，分门别类地编排，开创了咱们国家此类书籍的先河。
令人叹服的是，在金融方面，刘秩也很有见地，他学《管子》学得好，学贾谊也学得好，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金融学说。
管子和贾谊都主张禁铜，反对私铸。他们认为：货币是君主之权，可以用来平衡各阶层之间的轻重本末。国家想让哪个阶级的地位变高或变低，通过货币政策就可以办到，反之亦然。所以，君王必须掌握铸币权，货币只能“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货币的制造、发行、调控等等，都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运用，并非单纯只是经济上的事儿。
刘秩完全赞同管子的“轻重论”，认为“国之兴衰实系于是（国家兴衰就在于货币）”。所以，他反对张九龄的“准许私铸”建议，主张国家垄断铸币权。看来这个刘秩，是典型的御用经济学家，但他不掩饰自己。是就是，怎么啦？御用，并不等于就要装疯卖傻。刘秩的观点非常正确，是给统治者出好主意，而不是出馊主意。
他写了一篇给皇帝的报告，题目是《货泉议》，也就是《说钱》的唐代版啦。里边还真有些真知灼见，特别是阐述了商品经济的特点。
他说：“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这是说，假如农副产品价格低，不值钱，就会伤害农民；反之通货膨胀，钱贬值，则会伤害商人。
前一个现象好理解，柑橘西瓜稀烂贱，果农当然要倒霉。而后一个现象，理解起来需要绕个弯子——通货膨胀，为什么商人不高兴？通货膨胀，就是物价飞涨。东西贵了，商人为何不高兴？因为这等于商人已有的货币财富缩了水。
当然具体情况还要复杂些，不过总体上可以这么看。
刘秩看清楚了这一点，就主张：“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且视时而作法敛散，以平物价，以安民心。”
“视时而作法敛散”的意思，是说要根据情况，制定从紧或从宽的货币政策。要准确判断物价是高是低，钱是在贬值还是升值。多放一点钱出来，还是少放一点钱出来，要看情况。通过多投放货币或者回收一部分货币的办法，把物价平衡好，民心也就安了。
这就是宏观调控。
这理论，这实践，都是古已有之的了。{分页}
刘秩认为，“物重则钱轻”，东西涨价，也就是钱贬值。而钱不值钱的原因，就在于钱太多了。这就要想办法回收一些，钱流通得少，自然也就增值了。反过来也是，钱一少，就“重”，商品则相应地不值钱。如此，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商人也没有做买卖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让物价适当涨一涨。
对唐玄宗后期日渐严重的经济衰退问题，刘秩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不繁荣，就是因为通货短少。在他看来，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就是掌握了“轻重之本”。他不理解，国家为什么要把这权力让渡给他人（指私铸）。
既然说到了一位理论家，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古代金融理论史。
自从春秋末期的单旗先生以来，咱们中国的金融学有过几个流派，各说各的理。单旗先生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是“金属主义”学派的鼻祖，主张货币要足值，说多重就要有多重，不能玩虚的，玩虚的就是敛百姓之财。
在他之后，又有“名目主义”学派，说货币的价值那就是个名目，是王权说了算。王者说值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货币不过就是个流通手段，“面值”多少，与它本身的价值无关。这一派比较典型的人物，是管子，他说过：“黄金、刀币，民之通货也。”（《管子·轻重篇》）
继承管子学说的，是西汉的晁错，他看的更透彻，说珠宝金银有什么用？“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大众偏偏就以它们为贵。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皇权使它们贵重。这一派，是历代铸大钱的理论支持者。
他们的这说法，只是部分真理。货币日益成为独立的流通手段这不假，但币值绝不是王权意志的体现，而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滥发大钱，没有不出乱子的。
经济学家们经常分成若干派，各执一部分真理，互相搅不清，远在古代就这样。
再往下，就出现了“实物论”学派。
这一派，产生于南北朝动荡时期。一些人看多了货币贬值或者货币量不足的乱象，所以提出了取消货币的主张。
他们认为，货币增值还是贬值，跟货币数量多少无关。那跟什么有关呢？跟市场上商品多少有关。商品多，钱就贬值，商品少，钱就增值。这其实也含有一部分真理。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商品很少，那时的钱，确实很“值钱”，100元能顶现在的5000元用。
南朝宋武帝时，国用不足（国家经费缺乏），有人就建议，说这是因为钱币减少所致，应该搜罗民间铜器，多造五铢钱。
有一位叫范泰的金融理论家不同意，他说，商品多少，是在贸易中产生的，跟钱币数量没关系。无论商品昨日怎么贵，今日怎么贱，它都是那一个东西，就看生产得多少而已。
到了宋孝武帝，又出了一个周朗，更是主张干脆“罢钱”得了，用谷帛代替。他说，农桑才是国之本，要重这个本，就应该罢钱。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废除货币论”，是激进主义学派。在现代也有过传人，曾经酿成的祸害那就大了，这里不提。
唐朝实行“两税法”，政府收税要收现钱，结果钱币集中于国库，造成流通中的货币不足，于是又有人重提“实物论”，如陆贽、韩愈等人。不过他们倒不是激进主义者，而是看到农民被盘剥得厉害，所以主张干脆就用实物纳税。
除了上述几派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数量论”学派。
数量论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币值的高低，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当货币贬值时，就要少投放货币；当货币升值时，就应该多投放货币。他们认为，货币的投放量多少，是可以调节物价的。
西汉前期有一部经济学名著叫《盐铁论》，记录的是一场经济学大争论。其中贾谊就是“数量论”的代表人物。东汉章帝时，因为谷价上涨，政府开销吃紧。有一位张林看的明白，说，现在不但是谷贵，百物皆贵，那是因为钱贱。只要“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晋书·食货志》）说得真是干脆利落。
刘秩，就是这一派在唐代的代表人物，他不但认为控制货币投放量可以稳定物价，还认为货币价值跟人口的多少也有关。
他说，钱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就增值了？东西为什么忽然就卖不起价钱了？是因为人口日益滋生，而铸钱炉不增加，货币量相对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不足，当然就会“钱重物轻”。这个货币价值与人口数量有关的理论，真是独具慧眼。
一批又一批的少年人变为成人，进入就业领域和消费市场，造成货币量不足，百业萧条。这个因素，现在几乎没有人考虑进去。所以说，刘秩的聪明，那真不是一般的。
这个刘秩，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个很罕见的敢为商人说话的理论家。他已经看出，商人的财富就是货币，而且是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这个财富，也应当给以保护。这一点，他和前人——诸如管子、贾谊、桑弘羊的观点很不同。
自从秦汉以来地主经济成熟后，历史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为农民（包括地主）说话的，他们也不大懂得商业是怎么回事。
他们习惯于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向来是重农轻商的。
只有刘秩在历史上第一次次大胆地提出，政府也要考虑“利末”，决不能随随便便就“伤贾”。他很明白：社会是一个有机构成，有农也有商，谁也离不开谁，不能说商人天生有原罪，赚的钱就是一定是黑的。 “重农”固然不错，否则要逼出陈胜吴广来；但是也不能“伤贾”，商人受了无理损害，也要逼出造王莽反的人。所以最好的政策，是“本末俱利”。这真是个堪为宰相师的人。
他说的这些问题，在现代也同样存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限制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有人天生就恐惧这两个流通，很怕商人活跃，很怕经济过热。而事实上，经济过热不等于经济失序。
经济过热，不就是经济快速发展吗？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在经济发展中，得益的仅仅是商人吗？在经济总体秩序并没紊乱的时候，却老是怕经济过热，这大概是从古代遗传下来的恐商思潮在起作用。
刘秩早就指出了问题的所在。
要是我们不在这儿谈钱，大概还不知道唐代有如此思想犀利的人吧？所以，不用远去学希腊罗马，向咱们有头脑的古人学习就行了。 集权的宋朝却出现了“钱币割据”
来说说明初的富豪沈万三。
沈万三，真名叫沈富，是湖州南浔（今浙江吴兴县）人。据说，“沈万三”不过是个外号，因为元末明初的时候，人们把拥有巨万家财的大财主都叫“万户”，而沈万三排行老三，所以草民都叫他“沈万三”。
人民群众确是厉害，连富豪的名字都是他们发明的。
沈万三原也是个穷人。穷人并不仇富，而是想富，小生产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就是要发家致富。关于沈万三，江南民间有一个传说，说他的致富是因为心善，救了几只青蛙，青蛙王子就给了他一个聚宝盆，放一个铜钱进去，就能变出一盆铜钱来。沈先生就是这么发财的。
这个“聚宝盆”传说的意义，很耐人寻味。我想，其意义有二：一是群众认为，富人所以能致富，是因为善良、助人为乐；二是群众认为，财富是靠勤俭持家聚集起来的，而不是靠一夜暴富得来的。这个民间传说，具有东方特色的意识形态。
沈万三连青蛙这样的“贱命”都要怜惜，有的商人连人死了都一毛不拔，古今商人之间的素质差别就是这么大。据说沈万三为人慷慨仗义，不仅在乡里架桥铺路做善事，还积极资助张士诚、朱元璋起义军，又在明初捐出巨资修南京城墙。群众对他印象不错，仇富的却是皇帝朱元璋。据说朱元璋特别嫉妒沈万三拥有“聚宝盆”，又听说沈万三是财星下凡，“左脚生金、右脚生银”，那就更不能容忍了，将沈万三定为欺君之罪，发配云南，还要杀掉他的五个儿子，以灭其种。
江南老百姓为沈万三打抱不平，便借“聚宝盆”的传说，为沈万三正名。在很长时间里，聚宝盆都是江南人家的“镇宅之宝”，成了普遍民俗。
好了，旁枝斜蔓的咱们不多说了，还是回过头去看看，我们印象中古代的“聚宝盆”时代——宋朝，在历史上为我们聚了哪些宝？
好心的皇帝制订了一些坏国策
对这个宋朝，咱们的老百姓是太熟悉了，这得感谢古代的通俗小说家和戏剧家，岳飞精忠报国、冤死风波亭的事，谁不知道？
大宋，在咱们印象中，就是个弱国。它的北方，强敌如林，先后有辽、金、西夏、蒙元，哪一个都能欺负它。一个堂堂的中原王朝，国土被人占去一半，两个皇帝被人俘获，首都被迫南迁，分成了“北宋”、“南宋”两大块。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宋朝不仅弱，而且还贫，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穷国。
真的吗？这就跟咱们印象中的太不一致了。
有人要奇怪了：宋朝不是很富吗？宋徽宗玩的富贵花样不是最多吗？《清明上河图》画的不是北宋的繁华景象吗？李清照的名篇《永遇乐》写的不是汴京元宵节的盛况吗？
不错，宋代的小农经济最发达，手工业和商业也超过隋唐五代，科技上就更不用说了。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是宋代才得到普及应用的，否则就是“七巧板”式的小玩闹。
——它们是：火药用于作战，罗盘用于航海，活字版印刷术用于书籍。
无可否认，宋代的经济确实发达，这算是它的光明面吧。
不过研究历史不是给皇帝写政绩报告，光拣好的说不行。我们还是撩开一层华丽的面纱，看看里面的败絮究竟有多少？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朝是一个大转折。它既是盛的顶点，也是衰的开始。
宋朝的中央集权空前厉害，这跟开国皇帝赵匡胤搞的体制改革大有关系。
历代开国的一两位皇帝，他们的行事作风，他们制定的政策，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整整一个朝代，但没有哪一个比宋太祖赵匡胤对本朝历史的影响更大。
赵匡胤干过许多事，最著名的莫过于“杯酒释兵权”。这之后，军权就被分割成统兵、调兵、后勤三大块，朝廷上唯一能掌握全部军权的，就只有皇帝一人。我们都知道，赵匡胤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开国君主，他把军制这一改，就使他自己成了能这么干的最后一人。
——我是野心家不假，但在我之后决不可再出野心家。{分页}
为防止像晚唐那样出现地方割据，赵匡胤还将天下精兵都集中到首都附近，地方上只留弱兵，封疆大吏也由武将换成文官。这就叫“强干弱枝”，从此地方长官就甭想闹分裂。
同时他还把财权也都收了上来。朝廷直接派“转运使”到各州，专管财政，地方财政收入除了必要经费之外，全部由转运使调往中央，使地方截留赋税成为不可能。
过去唐朝的赋税收入，是“三分法”：收上来之后中央要一份，地方截留一份、收税机关留做办公经费一份。而宋朝是中央通通收上去，地方的吃喝用度，由中央再给你拨下来。
过去是宰相（同平章事、中书省长官）统领群臣，很容易出司马懿。现在不行了，皇帝分了宰相的权，连宰相坐着和皇帝说话的板凳也给撤了。
当然，赵匡胤对官员也有很温情的一面，曾立下誓碑，发誓“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他对官员也很优待，高工资养着不说，只要当了官，保准文职三年一升、武职五年一升，不管干得好与坏。一人得道还不算，最开心的是鸡犬也能升天。宋朝对官员实行“荫补”制度，子孙可以沾光做官，就连同宗、亲戚，甚至门客、保健医生，也都可能跟着沾光做官。这下又有人愿意做宋朝人了吧？
赵匡胤是通过篡权上来的，有王莽的教训在前，所以他注定了是个勤勉谨慎的好皇帝——为洗白自己就得这样做。
他的生活很朴素，衣食相当简单，对自家人也能加以约束。年轻时他有过流浪的经历，所以对百姓的苦难深有体会，对民生问题相当关注。天下初定，他马上就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与民休息；同时还免除了百姓为军队服务（邮递、运输物资）的劳役。
在赵匡胤立下的誓碑上，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加农田之赋”。这真是一个好皇帝。一个武人出身的人，能为建立一个好国家费这么大心思，也是不容易了。
可是他所做的改革，也有他所意料不到的副作用——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了，老天并不酬劳他的这份苦心。黄袍不是加到谁身上，谁就能做得好的。
秦始皇也是统一意义上的开国之君，他的政策，我们至今还在享用——大一统、郡县制，书同文，还有民族的图腾物长城。
同样是顶着一个开国皇帝帽子，赵匡胤就差得远了——他把事情做得太过。还是孔子的脑瓜儿犀利：做不到不行，做得太过了也不行。 由于宋朝的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结果地方的力量太弱（兵少，且都是老弱，十人不当一人），不足以拱卫中央，外军一打就能打到了首都。
赵匡胤搞的军制改革，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仗还能打好吗？后来大宋成了一个泥足巨人，弱得不堪一击，跟军制改革绝对有关。什么“靖康耻”、“二帝被俘”、“风波亭”，这都是赵匡胤改革失当而结出的苦果。
在经济上，大宋也很不乐观，基本可以说是一个穷国。
一个大国，长期处在和平状态，国家不用做什么，靠收税也会富得流油了。那么，大宋的钱到哪儿去了？
是因为它有著名的“三冗”。什么叫三冗？就是三多、三滥。一是冗兵，二是冗吏，三是冗费。
先说兵多。据记载，宋朝第二个皇帝宋太宗时，天下之兵仅30万，而到了第三个皇帝宋真宗初年，因西北有边警，兵额猛增至60万。
这一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等到大宋建国90年之后，也就是第四个皇帝宋仁宗时，兵额已达到140万。这之后，就经常保持了100万多兵员。
这些兵，若都能打仗也还没算白养，可他们只能叫做“惰兵”。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待遇越高的兵，越不能打仗。号称精锐的“禁军”，1万人不能当3000人用，可是耗费却相当于3万人。
当时的大宋境内，到处是兵：漕运拉船的，服工役的，修缮河防的，看守陵寝太庙的，养军马的，疲老而吃白食的，也都是兵。这些兵，每个人都要给口粮、发衣服、发“月钱”，还有各种名目的特支、特赏。再加上驻屯费用，负担之重，够大宋财政喝一壶的。
再说说官多。宋朝的官制，是历朝历代中最复杂最混乱的。官职叠床架屋，职责不清，有很多官职，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其中各州的观察使、团练使，和名义上的道教场所负责人——各种“宫使”、“观使”，都是白拿钱不用干活的。
古代的行政较为简单，管理不下乡镇，小吏不在编，官员队伍其实可以很精简。
可是宋朝做官的途径太多，不光有科举的，还有荫补的、小吏转正的、富人出资买官的、卖粮积极奖给官的、军功授官的——借光的和杂流太多。人人都知道做官好，都拼了命往队伍里面挤，把国家当成了天下最大的奶妈，就敞开了喝吧，哥儿们。
最后说说费用多。宋朝的官僚体制庞大，官员待遇优厚，这本来就是沉重负担了。可是，当时的官职竟然无定员，随便增加，经费也就没个限制。到宋徽宗时，奸臣蔡京、童贯、梁师成当道，滥官更多，居然有一人兼职10多个的，兼一份职，就领一份俸。
宋徽宗信奉道教，那个时候连道士都有俸禄。因为给的多，所以高级道士都在外面养了妻子、小妾，锦衣美食，比常人过得还好。这样的特权道士，全国就有2万人之多。
南宋失了半壁江山，冗官反而比北宋还厉害，军费也比北宋的多。可是养了一群吃财政饭的官员，一点报国意识都没有，一闻边境有警，都相顾失色，听说敌人又不来了，则神色恬然。再加上北方的辽、金，不是大宋的“哥哥”，就是大宋的“伯父”。大宋对邻国交战失利，就要纳贡求和，每年送给人家多少银子和绢，都成为定例。
宋朝这匹大骆驼，背负的东西太多了，财政上入不敷出，怎么搜刮也是不够用。一年下来收支相抵、国库空空是正常的，赤字几百万缗也不奇怪，有一年赤字甚至达到千万。
存折上没有一分钱的人是什么人？穷人。那么，表面富丽堂皇的宋朝，就是一个大穷国。
其实，一个国家百姓多，不要紧。人多纳税就多，可以把国家纳成个富国。可是再富的国，用官员数字一除，也就成了个穷掉底的穷国。
这道理，宋朝的皇帝就是想不明白。
宋朝钱币就是一场书法盛宴
我们言归正传，来讲宋朝的钱。
宋朝因为赵匡胤尊重文人，所以文化非常繁荣，体现在钱币上，那就是花样繁多。虽然宋代铸造的都是在唐就已定型的通宝钱，但宋钱有它的独特之处，即：种类多、版面多、钱文书法超级漂亮。
宋钱除了少数几种之外，都是年号钱，换一个年号，就要铸一次钱。宋代的皇帝偏偏就喜欢改年号，仅北宋的9个皇帝，就改了35个年号，其中铸了27种年号钱。另外还有3种非年号钱。
太祖赵匡胤铸了开国第一种钱，叫“宋元通宝”，非年号钱。不过老百姓又瞎念，有人念成了“宋通元宝”。第二个皇帝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年间，铸了“太平通宝”，这是宋代年号钱的开端。这以后，只有宋仁宗铸的“皇宋通宝”和宋徽宗铸的一种“圣宋通宝”不是年号钱以外，其余的就都是年号钱了。
有了年号钱，后世收藏家就方便多了，一看就知道是那个年代的，不用再去费劲辨认了。
宋朝不仅正式开创了年号钱，它的创新还有不少，比如“纪年钱”，也就是标注铸造年份的钱。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在淳熙七年（1180年）铸的“淳熙元宝”，钱背上就铸了一个“柒”字。据考，这是世界货币史上第一个纪年钱。
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我们现在使用的人民币，从最大面额的100元，到最小面额的1角钱，上面都有发行年份。
你不妨再把钱包掏出来验证一下，其中10元以上的大票，纪年标注是2003年；1元的多为1999年版，1角和5角的使用时间最长，是1980年版的，比很多读者的年龄还要大。我们现在使用的纸币，易于磨损。从大票的纪年较新来看，说明大票是货币的主角儿，流通比较频繁，所以要常更换新装；而小票用处不大，流通不多，28年前的到今天还能将就用。
其实我们做人，也要努力做“大票”才对。道理嘛，不言自明。
宋朝铸钱，是由政府统一的铸币机关操作，这些铸币厂就叫做“钱监”，分布在不同地区，各有专名，如“河南府阜财监”、“鄂州宝泉监”等。到了南宋末年，又改纪年钱为“纪监钱”，也就是铸上钱监的地名或者监名。如宋宁宗铸“嘉定一宝”铁钱，背文就是钱监名，比如“汉”字，就代表是汉阳监铸造的。这也是一大特色。
宋朝的年号钱，也不是一个年号出一种这么简单。同一种年号钱，因为钱文的书体的不同，细分种类也很多。仅宋神宗的熙宁、元丰两种年号钱，版面就有100多种，钱文有篆、隶、真、行、草等不同字体，大多都是名家手迹。所以宋钱的钱文，看上去特别爽。
宋朝的皇帝书法好，所以也有皇帝亲自写钱文的，叫做“御书钱”。宋太宗所写的“淳化元宝”、宋徽宗所写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就是例子。
历代铸币的钱文，书法好的相当不少，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宋徽宗的“瘦金体”。
宋徽宗治国安邦无能，与儿子钦宗一起为金兵俘虏，留下千古之耻，但他对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尤其是自创的书法“瘦金体”，别具一功。用毛笔写汉字，大概顶数方孔圆钱的钱文最难运笔。在极为有限的外圆内方空间内，要把四个字安排有致，还要把书法的神韵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那得有绝顶的功夫才行。看宋徽宗的运笔落墨，却毫无滞碍，如天马行空——这才是货真价实的“铁画银钩”。
这哪里是钱？就在当年也算是上等艺术品。自宋太宗亲笔题写钱文之后，北宋几代皇帝都争相效仿，就想流芳百世。据说，待到宋徽宗的钱文一出，后世皇帝都自愧不如：自己这一笔臭字怎么拿得出手？于是，再无一个皇帝敢厚着脸皮题写钱文了。这个“徽宗钱”，就成了御书钱中的绝唱。
哪位要是有心想收藏一枚，不难。据说收藏网站上就有卖的，大约5元人民币一枚。
——买一枚受受熏陶吧，比你花钱看一场电影值啊。
宋代大概是承平日久，人们有闲心，宋钱的花样比唐钱要多出好几倍来。
在我们印象中，宋朝好像是个金戈铁马不断的乱世，其实那是《岳飞传》、《杨家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再有就是豪放派词人营造出来的气氛——他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这可以理解。
其实，宋朝的和平时期比汉唐、魏晋要长得多了。北宋的寿命有166年、南宋有152年，300多年中，“靖康耻”、“烽火扬州路”不过是历史一瞬间。积弱也好，屈辱也好，那是皇室丢了面子，和平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却是实实在在的。{分页}
宋钱的花样繁多，在于大小不一、折价不同、含铜量有差别。
这里要介绍几个新概念。北宋钱最基准的一种，叫做“小平钱”，也就是一文钱。其余有“折二”、“折三”、“折五”和“当十”，分别为一枚值两文、三文、五文和十文。
南宋的情况比较特殊，很少铸造唐制标准钱，而是出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钱。其中有当百大钱“淳祐通宝”、有根本不是圆钱的“钱牌”，还有“准五百文省”、“准叁百文省”、“临安府行用”等。
在宋朝的各种年号钱中，含铜量最高的是太祖的“宋元通宝”和太宗的“太平通宝”。
古代的铜钱，都要掺一定比例的铅和锡。唐朝玄宗时期，铸钱含铜在83%以上，是实打实的好钱。宋钱质量要差得多，北宋含铜约在65%左右，到南宋只有54%，近于“半铜钱”了。
宋朝商品经济发达，对货币数量要求也就多。北宋共有27个钱监，分布在各路（州府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有点像后来的省），每年都卯足了劲儿铸钱，从北宋中期的熙宁年间往后，保持在每年五六百万贯左右，到北宋后期铸造量减半。这流水一样的钱投放到流通中，总量相当可观。所以，我国地下出土的古钱以宋钱为最多，其中又以北宋的钱为多。
这么多的钱，可还是不够用，因此宋朝有官定的“省陌”制度，规定以77文为一百钱。在记账的时候，要是钱是“省陌”的，就在钱数后面加一个“省”字，要是“足陌”的，就加一个“足”字，免得有人做手脚。
官方如此，民间则各有各的习惯。多少文钱当百，各地不同，只要老百姓认可就行。
你要是到了宋朝十有八九要减肥
有人也许看出了点门道：宋朝似乎不像前朝，这个王朝挺有市场经济意识，放开了手铸钱，可是钱币为何还是不够用？
这是因为：宋朝的商业实在是太繁荣了。那时有个人叫孟元老，在南宋高宗时写了一部《东京梦华录》，回忆北宋东京汴梁的繁华，看得人要流口水。
他笔下汴梁的“州桥夜市”，光看文字就叫人食欲大振——晚上一整条街都是美食，当街就有卖水饭、熏肉和肉脯的。一家名叫“王楼前”的店，有卖獾子、野狐、鸡肉的；一家名叫“梅家鹿”的店，有卖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杂的，每一包不过15文。
那时的吃食，冬夏两季有不同的品种。夏天天热，就有清凉开胃的，比如麻饮细粉、麻腐鸡皮、素签沙糖、冰雪冷圆子、水晶皂儿、生流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笋、芥辣瓜儿、细料骨朵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振儿。
这都是些啥东西？我也不知道，只能望文生义、边看古书边流口水而已。
冬天也有冬天的美味，多以热气腾腾的肉类为主。有盘兔、旋炙猪肉皮、野鸭肉、滴酥水晶鲑、煎夹子、猪内脏。这些都叫“杂嚼”，算是夜宵吧，一直到三更时分才撤摊……
作为宋朝的臣民，大概十个有八个要减肥才行。
我一向认为我们民族不光是会赚钱，同时也是个有悠久传统的美食民族。这样说当然有根据——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商代青铜鼎，就是老祖先们用来炖肉的。
《东京梦华录》里说，宋代的酒楼，那时堪称壮丽。那时候京师所有的酒楼，都用彩绸扎起大门迎客。一到晚上，灯火辉煌，上下相照。酒楼入口处，一般都有浓妆妓女好几百人，聚在走廊上，等待酒客呼唤。你要是走到九桥门外，只见彩楼相对，绣旗相招，遮天蔽日。
全城有头有脸的知名酒楼，共有72家。其余小型的，都叫“脚店”，不计其数。无论风雨寒暑，白昼通宵，家家都是热闹喧天。
孟元老说，那时汴京有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坊，叫做“大小货行”，包括碾玉作、腰带作、裁缝作、箍桶作、香烛作、冥器作、果子行、鱼行、肉行、花行等等，说有360行，决不夸张。到底有说少行业？孟先生承认，他自己数不过来。
按宋朝人习惯，许多经营范围相同的店铺，聚集在一处，就叫做“行”。这个叫法，在南唐时就开始有了，卖肉的市场叫“肉行”，卖花的市场叫“花行”；那么，卖银器的地方呢？想不到吧——就叫“银行”。
这是“银行”一词在中国的最早出处，当然跟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不是一码事。
中国最早的行业协会——“团行”，就出现在行业高度发达的宋朝。
我们现在常说的“同行”、“同业”、“行市”、“行会”之类的词汇，也是产生在那时候。
那时候的汴京市领导，似乎很开通：做小买卖嘛，方便群众，就让他们随便做去。有税收，但是没有城管。
连宋徽宗这样的花花公子，对首都外来人口如何谋生的问题也很关心。那时一遇兵祸灾年，就有大批难民涌入京师，京师居民就教他们如何蒸馒头、烙大饼，好摆摊赚钱。宋徽宗知道了，对京师的民风淳朴大为赞赏，专门下诏表扬。
那时候的汴梁城，是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随处可见沿街叫卖的小贩和提供劳务的散工。你养马，就有人为你切草；你养狗，就有人为你准备酒糟；你养猫，就有人为你提供猫食和小鱼。你要是想买东西，连大门都不用出，每天都有无数小商贩到你家门口探头探脑。有叫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香药果子、散糖果子的；也有叫卖首饰、衣服、家用铜铁器、衣箱、瓷器的。
还有上门提供劳务的民工，除了掌鞋、补帽子、打钗环、换扇子柄的，还有扛着大斧为人砍柴的、担水出卖的、给人打井的、淘井的、洗毡的。这些行当，叫做“诸色杂卖”，种类之多，不胜枚举。当然，那年头也有红灯区，汴京人习惯上叫做“院街”。就介绍到这儿吧，不然收不住笔了。无怪乎余秋雨大师愿意做宋朝人，这种好日子，谁不愿意过？
要过上这样繁花似锦的好日子，钱不多，行吗？
宋朝，显然是个需要减肥的大胖子。可是，它的货币情况怎么样呢？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 mpetty1623-1687)说:“货币不过是国家的脂肪,如过多,就会使国家不那么灵活行事;如其过少,也会使国家发生毛病。”
宋朝就有大毛病。
宋朝实行“货币特区”政策
宋朝虽然一开国疆域就比前代小，但毕竟还是个统一大国。可是这个统一大国的货币流通，却出现了奇特的“割据”状态，后人难以想象。
宋初曾对钱币进行过规范，禁止使用小恶钱和铁钱，结束了五代留下来的钱币混乱。这一整顿，力度不可谓不小，但有两个地区例外。其中一个是四川，在宋朝开国后这里仍然流通铁钱。
在五代时，蜀地的老百姓用惯了“后蜀”的铁钱。宋朝平蜀后，为了照顾当地民俗，对四川的货币实行一国两制，允许铁钱和铜钱同时使用。当时官方规定，铜钱一当铁钱十，但是铁钱一直在贬值。后来外地商人入川，一文铜钱就可以兑换到铁钱十四。
这样，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由于铜钱与铁钱的比值在变动，有人就会钻空子，通过两种钱的兑换牟利。而且铜铁两钱的比值太悬殊，铜钱也会迅速从四川流失到境外去。另外，有的不法分子看到铜钱值钱，就到处剜佛像、毁铜器、盗古墓，获取铜料后，大肆盗铸。
为了防止货币双轨制带来的混乱，朝廷就干脆禁止铜钱入川，在四川征税也不收铜钱，于是四川就成了清一色的“铁钱专用区”。你们既然喜欢用铁的，就用吧。不过，这铁钱可不能带出四川使用。
朝廷后来在四川专设了铁钱监，给四川群众供应铁钱。到宋神宗的末年（1080年左右），大宋的铁钱监一共有9个，铸钱共计近89万贯。铁钱成了地区货币，四川成了“铁钱特区”。
中央政府允许铁钱在某区域大面积流通，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又在四川新铸了大铁钱“景德元宝”，当铜钱一，当铁钱十。这种大铁钱，个头儿很大，每一贯重25斤8两。一个人腰上只要是缠上一贯，走路就很费劲，更别说十贯八贯、千贯万贯了。
大铁钱一出来，又有好戏看了。
说实在的，一部古代的金融货币史，就是朝廷和民间人士的斗智史。当时政府的想法是，与铜钱相比，铁钱就算再重，铸造成本也还是低。铸大铁钱，一个当你十个，政府当然获利甚多。同时大铁钱用料多，民间仿制不划算，因此也就用不着担心盗铸。可是民间不法分子并不傻，这种大铁钱一出来，他们又动开了脑筋：这钱个头这么大，假如把它熔铸成别的铁器，岂不更值钱？
于是造钱黑户们又忙开了，坚持数年如一日地融铁钱，把这种“景德元宝”大半都给融化掉，做成别的器物去卖了。 “景德元宝”流通还不到10年，数量就所剩无几。当局再铸的时候，就只好减重，重量减了一半还多。
一直到35年后的宋仁宗时期，朝廷才缓过劲来，又开始铸“康定元宝”大铁钱，重量又恢复到跟原来差不多了。
——究竟道高，还是魔高？
历史从来就没有固定答案。
此外宋朝还有一个流通铁钱的地方，那就是陕西。
陕西原本是铜钱流通地区，跟铁钱一点瓜葛也没有。可是到了宋仁宗时期（1041年左右），大宋跟西夏有了边境战事。朝廷为了筹措战费，就打起了歪主意，在陕西的近邻河东（今山西）铸了“庆历重宝”大铁钱，一当十。
这种铁钱，只限在陕西流通，和原有的铜钱一起使用。
陕西老百姓从此倒了霉，被朝廷搜刮了一遍又一遍。政府后来又铸了“庆历重宝”当十铜钱、铁小平钱各一种，都是供陕西专用。加上原有的制式通宝钱，陕西就有了四种不同的钱，币制混乱不堪。
后来，有一些铁小平钱也流到了河东，使河东也成了铜铁钱兼用地区。
这样一来，在大宋地面上，就出现了货币流通的“割据”局面，大部分地区流通铜钱，四川流通铁钱，陕西铜铁钱兼用。
宋朝对钱币使用有严厉的法律，在这三个区域之间，不得越界私带铜铁钱，私带两贯就要判徒刑一年，私带三贯的话，脑袋就要搬家了，尸首还要当街示众。川陕地区使用的铁钱，原本价值就不高，政府还老是在出大钱，人们对铁钱的信誉更加疑虑。稍有风吹草动，就人心惶惶，以为铁钱马上要被废止了。
仁宗至和年间（1054年左右），四川地方上试验了几年纸币很有成效，长安有个叫毋湜的官员想出风头，就上书建议朝廷取消陕西用的铁钱，干脆也用纸币得了。
朝廷没采纳这个建议，但是消息不知怎么的传开了。
陕西的老百姓顿时慌了神，都争先恐后抛出铁钱，抢购日用品——这破铁钱，过期就要作废，还留着干什么？
可是商家也不是冤大头，都坚决不收铁钱。一时间长安城内惶恐不安，百姓议论纷纷。好多店铺见势不妙，就上了门板，愿怎么的就怎么的，生意我不做了。
陕西出现乱局，朝廷忧心忡忡，众朝臣就请求宰相文彦博采取非常措施，制止混乱。但是文彦博不同意——不成，政府越说往东走，老百姓就越往西跑，这是有过教训的。
他心生一计，召来了一些丝绢行业的商人，拿出家中数百匹绢卖给他们，且特别交代，只收铁钱，不要铜钱。消息传出，陕西民众知道铁钱不会废了，人心大定，商店也恢复了营业——这就是文彦博老先生著名的“铁钱回春”故事，史有明载，绝非传说。据说后来秦桧也向他学了这一手。
文彦博，是北宋一代名相。从小就聪慧过人，也像司马光那样砸过缸。他先后伺候过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个皇帝，出将入相50年，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史称：“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
北宋人民摊上了这样一个聪明果断的宰相，真是大幸福。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