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坚信，作为经济人的根本属性之一——“自利”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价值和动力，同时他也坚信：无论一个人多么自私，他的本性中也会有“利他”的一面。
对人性中这两种根本特点及其改善人类社会集体福利的深入考察，在亚当·斯密那里形成了两本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之后的时代，曾形成以“自利”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利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两大国家陈营。两大阵营经过长期的构心斗角之后，世界呈现出走向合作的趋势——“全球化”的出现和快速推进更使乐观的人们有理由相信——地球村（东方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的形成也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然而，2006年以来逐步在发育，最终于2007年—2008年爆发而且至今还在深化的全球经济危机似乎粉碎了这一切。所有的从经济、政治、文化层面展开的追根溯源的讨论与争议，最后都富有意味地回到了亚当·斯密的头脑中——因为只有在这个伟人的大脑里，“自利”与“利他”，这两种人人具备的人性，在感性的层面，理性的层面，尤其是在他的理论体系中——都是和谐一致的。
伴随着世界对这场危机讨论的深入，“社会企业家”、“创新资本主义”，立足于使富人和穷人共同分享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福利的思考和探索，正在成为新的方向。本期我们推出亚当·斯密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自豪的几位弟子们的讨论，他们的见解当然不至于让世界马上就走上“另一条道路。”——但无论贫困和富裕，既然每个人都不免要遇到“自利”与“利他”的现实矛盾，对这个问题的正确思考与理解也将成为改变自身处境，进而改变世界的前提。
比尔·盖茨：
我是急性子的乐观主义者
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能够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停下来，反思自己所做的，并说：“这份工作太好了。有趣、令人兴奋，而且有用——我可以这样做一辈子。”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但是，时间的流逝又迫使我们每个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并自问：到目前为止我到底成就了什么？在未来我还应该做到哪些？
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30年前，20年前，甚至直到10年前，我的目标完全放在探索软件的魔力究竟可以如何改变世界上。
我相信，科技的进步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它们确实是——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地影响着几十亿人。但是用技术进步来改变生活的前提是，人们可以买得起这些新技术，而且是在经济上产生真实需求的情况下。而在经济学意义上，需求(de-mand)并不等同于需要。
确实有很多人需要计算机时代的伟大创新，但他们同样有许多的更基本的需要。然而，他们无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要求以引起市场的注意，所以他们继续着无人理会的日子。
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变他们的生活，就需要另一个层次的创新，而不仅仅是科技创新——我们需要制度创新。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想与你们讨论的话题。
首先，请允许我表达一个很多人可能并不认同的观点。那就是，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通过一种重大而深远的方式，整个世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合人类居于其上：
想想妇女和少数民族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变化——和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相比；想想人类的平均寿命——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增长了近一倍；再看看公共治理——和过去相比，今天有多少人可以在选举中投票、表达意见，并享受足够的经济自由……
在这些重要的领域，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这些进步伴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的进展，把人类的福祉带到一个新高点。我们正处于一场由技术驱动的革命的开端，在这场革命中人们可以服务于彼此。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将拥有惊人的新的能力来诊断和治疗疾病、教育全世界的儿童、为穷人创造机会，利用世界上那些最聪明的头脑来解决困扰我们的难题。
人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
这就是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足以证明一件事：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然而我又是个急性子的乐观主义者。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好，但它变好的速度还不够快，而且没有惠及到每一个人。
伟大的进步往往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丰衣足食的人享有了大部分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善，而贫苦困顿的人却获益最少，特别是那些每天消费不到1美元的最贫困的数十亿人。在全球范围内，差不多有10亿人缺乏足够的食物，喝不上清洁的饮用水，用不上电，而这些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全世界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疟疾，然而这类疾病得到的关注还比不上治疗脱发的药物得到的关注。那些最贫困的人群不仅分享不到全球化的好处，而且在被远远抛到后边的同时，还要承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病。气候变化并非他们造成，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却最大。
为什么人们所获取的与他们所需要的总是成反比？原因在于市场的激励机制。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中，随着一个人的财富增加，为他服务的经济动力也相应增强；而如果一个人的财富减少，为他服务的经济动力就会减弱，直到完全消失。我们必须得找到一个办法让资本主义这种为有钱人服务的属性同样也能够帮扶穷人。
资本主义的奥秘就在于它有能力让人们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产生利他效应。创新所能够带来的潜在的经济回报，释放了大批人才尽情探索不同领域的激情。这种为自利所驱动的资本主义制度催生了许多伟大的创新发明，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但是，要让这种能力造福于所有人，我们还需要一个新的制度体系。
在我看来，人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二是关爱他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让它能持续不断地发挥有益的作用，但只是服务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对于那些没钱买服务的人，虽然有政府和慈善部门的援助，但效果只是杯水车薪。为了让穷人的生活能迅速改观，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需要比我们现有的更能够吸引创新者和企业参与。
这个新制度有两个使命：一是赚钱赢利，二是让那些无法充分分享市场益处的人群生活也得到改善。
为了让这个制度可持续，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利润来进行激励。而如果企业服务的对象非常贫困，利润就不大可能产生，这时我们就需要另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手段，那就是认可(recogni-tion)。认可使企业的知名度提高，并对顾客产生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感召优秀的人才加入。这样，认可就能够让好的行为得到市场的嘉奖。当企业在市场上无法赢利时，认可可以是一种替代；而在利润可能产生的地方，知名度则是额外的激励。
我们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认可(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带来改变。我喜欢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资本主义(creativecapitalism)。通过这种途径，政府、企业及非赢利组织可以进行合作，让市场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使更多的人可以从中赚取利润，或是得到认可，最终缓解全球的不平等现象。
也许有人会反对这种基于市场的社会变革，他们认为如果把感情和自利结合在一起，市场作用的范围不会扩大，相反会缩小。然而资本主义之父、《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这位坚信自利对于社会的价值的思想家，在他的第一本著作的开卷部分这样写道：“无论人多么自私，在他的本性中明显地存在某些根本原则：一个人对改善别人的命运产生兴趣，将别人的快乐当成是自己的必需，虽然从中他并不能获得什么，只是看见它就感到满足。”
利己与利他相结合能惠及更多人
创新资本主义把这种对他人命运的兴趣与对自己命运的关心联系起来，既可以帮助他人，同时也可以提升自己。与单纯的自利行为相比，利己与利他相结合能够惠及更多的人。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受到我过去很多方面经验的影响，包括在微软我们所做的致力于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工作。在过去的20年中，微软以企业公益行为的方式把科技带给那些很难获得这些产品的人。我们已经捐赠了超过30亿美元的现金和软件，试图弥合数字鸿沟，这样的工作在未来仍将继续下去。
但是，我们最大的影响并不是提供了免费或低价的软件本身，而是展示了如何使用技术来创建解决方案。而且我们正致力于传播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的产品和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在印度的实验室里，我们一些最好的专家们正在研究新的产品、技术和商业模式，可以让计算机使用起来更容易，价格却更便宜。例如，我们正在开发一种无文本界面，可以使文盲或半文盲通过最少的训练或援助就能立即学会使用电脑。在另一项计划中，我们正在试图利用无线技术和软件来解决不仅昂贵、而且不利于农村地区使用的网络连接现状。我们正在更专注的思考贫穷人群所面临的困难，并给予我们最有创新能力的专家以充足的时间和资源，来寻求解决方案。
创新资本主义将商业和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相结合，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一直存在，只是没有被开辟。有些时候，市场经济的做法在发展中国家行不通，并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需求，或是他们缺钱，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研究该市场的需求和它的局限条件。
普拉哈拉德在他的著作 《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中对此有相当精彩的论述。此书对很多公司和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帮助这些企业通过特殊的创新拓展了赢利空间。
当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在非洲扩大脑膜炎疫苗的接种范围的时候，它没有直接去找生产疫苗的厂商，而是到非洲去考察当地的支付能力。他们发现只有疫苗价格低于50美分，非洲的母亲才会为她们的孩子接种脑膜炎疫苗。随后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合作厂商按这个价格标准组织生产。事实上，印度的制药企业SerumInstitute找到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将售价降到了40美分。该企业同意在未来十年为公共卫生体系提供2.5亿支脑膜炎疫苗，同时它们也被许可将产品直接出售给私营医疗机构。
另一个例子是一家荷兰的制药企业，它拥有一种霍乱疫苗的专利权，但只是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生产该疫苗则不用支付专利费。结果，在越南生产这种疫苗的成本还不到1美元——其中还包含了运费和免疫宣传费用。实际上，在许多行业内都可以通过这种分级定价制度来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有价值的药品和技术。
这些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那些致力于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的专家，经常和药物及软件企业的科学家们会面和沟通，并帮助他们找到办法让好的想法在贫穷国家得到实施，我们就会大有作为。
另一个实现创新型本主义的办法需要政府的直接参与。当然，政府除了帮助培育市场，已经在扶助穷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建立科研基金、资助医疗卫生、修建学校和医院。但是，政府最能够调动资源的做法是出台政策，通过市场的方式鼓励企业为改善贫困人群生活做出努力。
根据布什总统2007年签署的一项法案，如果一家制药公司为疟疾或肺结核这样长期受到忽视的疾病开发出一种新的治疗手段，该公司就可以获得另一种产品的优先审核权。比如说，如果你开发出一种治疗疟疾的新药，那么你的另一种利润丰厚的治疗胆固醇的药物就可以提早两年上市销售，这种优先权可能意味着上亿美元的利润。
还有一种实现创新资本主义的途径很简单，就是帮助贫困国家的企业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明天早上我会宣布一项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将帮助非洲农民进入高级咖啡市场，目的是让他们种植咖啡的收入增加一倍。这个项目将协助非洲农民种植优质咖啡，帮助他们与需要购买咖啡的企业建立联系。最终这项计划将使咖啡种植农民和他们的家庭摆脱贫困。
最后，最有创意的一种实现创新资本主义的方式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人士有关。几年前，我和Bono(U2主唱)在一个酒吧里闲聊。大部分欧洲人、亚洲人以及非洲人此时都已入睡。在小酌了几杯后，Bono变得非常激动，他和我正在谈论怎么样才能让那些具备公益心的企业拿出销售收入的一小部分来帮助改变整个世界。那天晚上，他不停地打电话，把别人从睡梦中叫醒，然后还把电话交给我，让我知道他们对此都很感兴趣。开始的时候，他的计划有些过于狂热——但他是对的。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他在购买一件好产品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一项他真正关心的事情，他就会乐于支付更多的钱，那些钱将产生很强的效果。红色运动(REDcampaign)就是这样产生的。
GAP、摩托罗拉、阿玛尼等公司都参与了红色运动。就在本周，戴尔和微软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们通过这项运动筹集了5000万美元在全球范围内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它的成果便是今天在非洲差不多有200万人得到了救命的药品。
所有这些创新资本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由市场力量驱动形成解决方案，达到帮助穷人的目的。随着我们不断完善和改进这些方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改变世界的力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并且越来越有效。
“创新资本义”是全球性的运动
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要是靠市场自身的激励方式，那么改变就可以持续进行。因为利润和认可是可以不断更新的资源。
克劳斯·施瓦布 (KlausSchwab)主持了一项基金，旨在帮助全世界的社会企业家，不论性别，以让把他们改善生活的想法转化为人们可以购买得起的产品和服务。克林顿总统作为非赢利组织成员，帮助发达国家的生产商和贫困国家的消费者建立联系，他在当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快公司》杂志还设立了一项被称做“社会资本主义”的奖项。
这不仅仅是一些孤立的故事，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而且有责任来加速推动这个进程。我想请在座诸位——无论你们是来自企业，还是政府，或是非营利组织——在新的一年里一同从事创新资本主义的活动，不一定非要是一个新的项目，你可以参加已有的计划，来确定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推动事物向前发展。
无论是参加国际援助，还是进行慈善捐赠，或是试着去改变世界——你是否应用这样一个创新型的制度体系，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来帮助穷人？我希望公司可以考虑安排最有创新能力的研发人员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帮助那些被世界经济甩在后头的人们。这样的投入会比直接捐赠现金或给雇员放假让他们从事志愿者工作更有价值。这实际上是集中发挥他们最擅长的优势。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创新资本主义，因为它在利用智慧的力量让有钱人生活得更好时，也让其他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目前已经有许多制药企业，如葛兰素史克公司，让最有创新能力的研发人员开发帮助穷人的药物。日本的住友化工利用他们的专长建好蚊帐工厂后再捐赠出去。其他的公司，如食品、高科技、移动电话，以及银行业，也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如果各行业的企业都可以做到像这些公司一样，那世界的不平等现象就会有极大的改观。
最后，我希望学者们能够投入一些时间来寻找合适的途径，帮助企业、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媒体像一些公司正在做的那样，发挥各自的才能和优势来帮助更多的人。这些信息将是创新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将好的行为转化为公众的认可，从而保证市场激励流向那些为大多数人做出最大贡献的企业。
我们处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探索到满足贫困人口需要的方式，找到为企业带来利润和认可的办法，那么我们将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减少贫困的道路。
(张琪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