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商道
“百姓存者无几，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殍盈郭。狗彘厌人之肉，乌鸢食人之余，闻臭千里，骨积如山。目断平原，千里无烟。残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海山记》）相信稍微懂一点古文的朋友，看了都不能无动于衷。
唐朝人民之所以有福，是因为奠定初唐格局的唐太宗，是亲眼见过隋朝崩溃的人，他不敢不爱惜民力。爱惜民力，是害怕江山顷刻间也会同样倾覆。他又是靠政变登上皇位的人，所以必须做得勤勉谨慎。勤勉谨慎，是要以英名掩盖自己的不清白。全球金融危机下，一片哀鸿，其实看看历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点也不逊于当今！
向老祖宗学习：看中国人如何玩钱
文/北极豪客
隋朝末年竟然糊纸壳当钱
假如我要问你，中国历史上最狠心的皇帝是谁？你大概要说是秦始皇。
但是秦始皇固然狠辣，他还不至于对亲戚下黑手。告诉你，这方面做得最绝的，是开了历史新篇的隋朝第一个皇帝——隋文帝杨坚。
开初，杨坚是以外戚身份任宰相、总揽大权、进封为隋王的。称帝后，因为坐的龙椅是他的女婿死后，他的小外孙“禅让”给他的。这个禅让，说起来好听，骨子里……嘿嘿，怎么能让天下服？他心里毕竟发虚，竟然把自己女婿的家族、也就是北周皇室统统杀了个干净。这样的老岳父，也着实可怕。
不过作为新的一朝开国皇帝，他的功劳就太大了。
他于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分裂。仅这一条，“杨坚”这两个字就该在史书上大写。
他上台的路子，相信大伙都能看得很清楚，走的是王莽、曹操、司马懿的路子。尤其和王莽一模一样，以外戚身份掌兵权，趁着皇帝年幼，改旗易帜。正因为如此，他深怕后世留下骂名，皇帝当得相当勤勉。他不仅自己节俭，不乱花公费，对百姓也能“薄赋敛”。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少收税费，千方百计减轻群众负担。
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闹饥荒，他赶忙派人去了解百姓吃的是什么。得知灾民吃的是豆粉拌糠时，他坐不住了。上朝时，隋文帝把这些食物出示给群臣看，流着眼泪责备自己无能，下令撤消了自己日常的高级膳食，不饮酒，不吃肉。最令人惊讶的，他还以皇帝之尊，亲自率领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在迁移的途中，他命令侍卫不准威吓老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他就打马让路，善言抚慰。遇到路难走的地方，他就命令左右侍从，帮助挑担的灾民通过。这样的皇帝，与我们头脑中长期以来的“地主阶级头子”的概念，相距太远了。
史书记载，隋文帝执政24年，百姓安然，物产丰富，四夷宾服，朝野欢娱（见《隋书》）——这就是古代的和谐景象。至于他生了个不肖之子杨广，后来断送了他的江山，那就不是他能左右的了。
隋文帝还非常重视整顿纪律。一上台，就开始着手货币的规范化，由国家统一铸钱。他铸的钱，还是五铢钱，不过比过去的五铢钱要重得多，因为隋朝的重量单位，是古制的3倍还多。
新币发行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因为隋朝的境内，用了这种足值而又分量超重的好钱，所以过去散失在境外的旧五铢钱，有时就会倒流回来，掺合在新钱里面用。为了防止这种取巧，隋文帝就下令在全国各关口都放上100枚新铸钱，作为样板。凡是入关者，都要把随身带的钱拿来检验，不合规格的就没收，融化了铸新钱。以后，他又连续下诏，禁旧钱、恶钱和私铸。在各州的商店里，都贴了官府通告，并且摆放了新钱的样品。
可是这样的禁令，并没生效，私铸还是屡禁不止。隋文帝火气大了，我的话起码一句能顶一句，现在怎么说了跟没说一样。他命令各州县的“城管”直接到店铺里去查，只要不是官铸的钱，就一律没收销毁。得了圣旨的大隋“城管”们果然厉害，一阵清查过后，私铸钱终于绝迹。
对比上一个统一大帝国晋朝的嬉皮爷们儿，杨坚的确是个干事的人，这种做什么事都脚踏实地的风范，才是大国风范。
他登基后下令修建的西京，就是后来大唐的长安城，是那时候的“世界第一城”。西京的设计思路和布局模式，不仅影响到当时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甚至一直影响到后世。可惜，他的接班人问题没解决好，晚年被自己的次子杨广谋杀，死得比王莽还不值。
隋文帝为人俭朴，但有个毛病，就是太宠儿子，国家统一铸币，他也不忘让儿子沾利，给杨广等几位皇子都赐了铸钱炉，让他们也玩玩钱币制造。这一宠，就出了大问题。
二儿子杨广一受宠，野心就大了，伪装忠厚老成，阴谋夺取了他哥哥杨勇的太子位。隋文帝病重之后，据说杨广也装得不耐烦了，趁着照顾老爹之机，想非礼隋文帝宠爱的宣华夫人。这宣华夫人不是别人，就是亡国之君陈后主的妹妹。陈夫人当然不从，挣脱出来，跑去向隋文帝哭诉。隋文帝气得直拍床，叫人去传大儿子杨勇，要立刻废了杨广的太子身份。
杨广慌了神，连忙勾结权臣杨素，发动了宫廷政变，用自己的卫兵调换了隋文帝的侍卫，把隋文帝的身边的嫔妃全部关进了小黑屋。当天，隋文帝就蹊跷地死了，外界都怀疑是杨广下的毒手。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性骚扰事件。
这位阴谋夺得帝位的好色之徒，就是著名的隋炀帝。此人志大才疏，搞大工程可以，搞扎实的行政工作就不行。他上来以后，吏治大坏，钱币私铸死灰复燃，且偷工减料很厉害。不用说，这又是一轮通货膨胀，谷米涨到了每石三万钱。隋朝的物价指数，涨得老百姓吐血都跟不上，货币哪里能够用？到后来，堂堂大隋朝，人们竟然剪铁皮、裁皮革、糊纸壳（硬纸板）当钱。纸壳子当钱，全世界仅有一例吧。
他上台后，声色无度，到处游玩（巡幸），三次征高丽，也跟秦始皇似的，把帝国的油门给踩到了极限。执政第8年时，山东大旱加上大疫，他却密诏江淮地方官给他物色民间女童。他驱使男女民工百万人开大运河，又三次坐龙舟到扬州去玩耍。据《隋书》等史籍的记载，南下扬州的船队绵延有200里，船只5000艘，两岸有骑兵护卫，还要500里内的州县为这支队伍“献食”，一个州就要运送美食100车。
不过专家指出，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奢华，这是后世之人恨他，做了狂涨，但他每次南行都带上满朝文武却是事实。即便如此，隋炀帝的南巡，也是公元七世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豪华之旅。{分页}
横征暴敛，再加上刑法严苛，这简直就是要逼草民造反了。
到他执政13年时，果然就爆发了烈火燎原似的民变。闹了两年，直闹得遍地义军、群雄蜂起，在扬州游玩的隋炀帝被困住了，最终被部下所杀。玩吧，把脑袋玩丢了，就痛快了。已打好了百年基业的大隋，也是命太不好，遇到这样的主儿，“忽悠”一下就塌了。
说到隋朝，它在金融制度方面有一个创举，在这儿要说说，那就是“公廨钱”。
隋文帝开皇初年，朝廷发给京官与各地官员一笔钱，让他们投资商业生利，用赚来的钱作办公经费。这就是“公廨钱”，是朝廷发给各级官员的资本金，官员可以用它投资，也可以放贷。这个想法的初衷很好，办公经费自己筹，不用人民的纳税钱。但是实行起来，却大有问题。
官员不是圣人，官场沾不得钱，这是被无数先例所证明了的。你再怎么是开皇盛世，也挡不住官员大多都姓“贪”。实行了8年之后，工部尚书苏孝慈看不下去了，上书说：公廨钱发下去之后，各级官员就一个心眼放高利贷，“惟利是求，烦劳百姓，败损风俗。”（《隋书》）这话的意思，咱们都能领会，说得还是相当克制的。什么叫“败损风俗”？是当官的家里，窖藏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吧？
隋文帝没有马上采取行动，又观察了3年，发觉确实不行，才下诏禁止用公廨钱放贷取利，而投资经商还是允许的。
总体来说，大隋朝的开国气象很恢弘，给咱们民族争了气。虽然它很短命，白白给后来大唐做了一套嫁衣裳，但它的功劳、它的教训应该记住。开一个国，不容易，要死很多人，但败掉一个国，却很容易，而且会死更多的人。
在结束隋朝、开讲唐朝之前，咱们还要交代一个不能忽略的国家——高昌国。这是个西域古国，也是咱们古代华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国家，大家不免有点陌生，其实它和中原渊源甚深。它的位置，就在今天新疆的吐鲁番东南、著名的火焰山下。这里是古代西域的一个交通枢纽，也是出葡萄美酒的地方。
这个“高昌”，与汉朝大有关系。西汉宣帝时，朝廷派了士卒，携带家属前往那个地方屯田，且耕且守，算是古代的“生产建设兵团”吧。汉元帝时，又在当地修建了军事壁垒，成为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因为那地方“地势高敞，人庶昌盛”，所以称作高昌壁，又叫高昌垒（见《北史·西域传》）。高昌之名，由此而来。
西晋的时候，高昌升格为郡。后来北方闹起了十六国，高昌也还是郡，先后属于其中的五国。到公元460年，一个叫柔然的民族攻破了高昌，立了一个当地人为王，这才建立了高昌国。后来高昌国更换了四个政权，其中有三个王族都是汉族人，最后一个叫麴氏高昌。高昌是个小国，在几股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麴氏高昌原先是依附突厥的，隋朝一建立，它立刻就有亲近感，投向了隋朝。
当时的国王鞠伯雅，曾两次入隋朝贡，他的儿子鞠文泰随父第一次入隋后，就留在了洛阳和长安没回去，算是留学吧。高昌国跟隋炀帝的关系很铁，还出兵协助过隋炀帝攻打高丽。
在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上，记载着有他们用钱的情况。
高昌国人所使用的货币，包括金钱、银钱和铜钱三大类。麴氏高昌自己也铸了钱，叫做“吉利钱”，和中原、西域的其他钱币一起流通。高昌国所用的银钱，比较有特色，最轻的是半文，最重的有好几百文。在出土文书中，还有一些随葬的财物清单，看那上面记载，有的随葬品竟然有金钱万文、银钱百万文。——这高昌国难道个个都是超级富豪？
先不用惊讶。
据专家考证，这不可能是真的。谁也不会把钱这么糟蹋，估计是象征性的数字，数字的大小，可能与墓主生前的富裕程度有关。
高昌国人确实很聪明，这一点超过了现代人，为了表示对已逝亲人的孝敬，往清单上填点大数，就成了，连纸糊的别墅、小车都全免了。填写几个数字，就表示财富。这种做法，深得当今“金融资本”运作的精髓。
出土文书里还有一些借据，从中能看出，高昌国通行的借款利率，是月息10分，也就是100‰。这些借据，所列条款就跟今天的借款协议一样，甚至还要详细些，有的甚至写明：一旦签字，“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也就是反悔的话，要加倍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
隋灭以后，高昌国不知怎么的，跟唐太宗不大对脾气，与突厥搞到了一起，严重威胁丝绸之路的安全。唐太宗哪里吃你这套，于贞观十四年（640年），派大军灭了高昌国，在那儿设置了高昌县。
此前，玄奘西行取经就路过高昌。当年玄奘走到相当于今天的哈密一带，高昌国王专门派人把他接了过去。高昌原不在玄奘的计划行程中，但高昌国王却执意邀请他去。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王，就是当年在洛阳留学的王子鞠文泰。鞠文泰虔信佛教，见到玄奘后，感觉相见恨晚，立刻与玄奘结拜为兄弟，还要把玄奘留在高昌，做他的精神导师。国王的态度非常坚决，说：“虽葱山可转，此意无移。”葱山是什么山？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可见鞠文泰是何等真诚。
这可给玄奘出了大难题，取经大业难道就这么半道泡汤了？他一连三天绝食抗争，到第四天上，鞠文泰只好答应放行。这位颇有性情的高昌国王，还为玄奘提供了数量惊人的物资，足够在往返路上用20年的。这些物资里，就有西域一带通用的货币，计有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钱，还有绫绢等五百匹。最重要的，是高昌国王还给西域各国的国王写了介绍信，说要去西方取经的，是我的弟弟，请多照顾——玄奘的取经路，从此之后就走上了坦途。看来《西游记》里说唐僧过火焰山一节，还真不是完全瞎掰。
这个消失了的高昌古国，太令人神往了。《全唐诗》第878卷收录的第二首诗，就是一首《高昌童谣》，全文是：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我们终于到了可以扬眉吐气一回的时候了。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大唐。
魏晋以来，中原打仗像走马，好端端的国土被践踏了一遍又一遍，一直闹到隋末。大唐名臣魏征是亲历过战乱的，曾有感慨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现在的愤青们，喜欢喊打喊杀，不过喊喊也就算了。真正经历了战乱的人，不伤心到极点，一个大活人怎愿意去做狗。
兵火一来，实际上是没人可以幸免的。不仅百姓狼狈逃命，精英也奔窜如狗。《三国志》上记载：“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晋书》上记载，“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戴之人”。这样的史书，真是一卷读罢头飞雪。
当然，南北朝的百余年间，北魏、南梁也曾有过几十年的稳定期，堪称难得。
不知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个民族，不仅讲究诗书礼乐，而且骨子里也是个优秀的商业民族。
一旦稳定，北魏的洛阳，立刻就成了世界贸易中心，“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贾贩，日奔塞下”（《洛阳伽蓝记》）。南梁的建康城，更是后来居上，有人口百万，商贩云集。商业繁华程度不仅超过了北方，也远胜于前代。这种超强的经济自我恢复能力，在隋朝时也创出了奇迹，但隋炀帝却将经济繁荣视为自己天大的功劳，任意挥霍，不知爱惜，终于将百姓陷于水火。
我曾经读到过后世文人描写的隋末惨象，那真是字字惊心：{分页}
“封建社会”，最大的道理是什么？是秩序——君臣、父子、夫妻。李世民是破坏了秩序的人，在古代是大逆不道。他必须用一个更大的道理，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并塞住后人的口。哪儿还会还有更大的道理？
有，就是孟子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思想又来自更早的《尚书》，这是中国儒家经典“五经”中最重要的一部。《尚书》里说：“民惟邦本”。我们要感谢儒家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终极真理：民为国家之本——它能使帝王敬畏。
唐太宗就很敬畏，他的勤政为民做得相当的好。此后，这个接力棒又由武则天、唐玄宗接了过去，因此就有了赫赫盛唐。
我们这个民族，只要上天给我们50年到100年的和平，就总能做到经济上的全世界“最牛”。这种经济奇迹，是好皇帝和百姓共同创造的。只可惜，百姓永远都是“最牛”的百姓，而皇帝却不都是好的皇帝。要说唐朝的经济，跟它的政治、文化一样，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一个“安史之乱”，把大唐一刀砍成两半，前期和后期的景象很不同。
唐玄宗李隆基，一开头皇帝做得还很谨慎，重用了两个好宰相姚崇和宋璟，把大唐的经济推到了顶峰。那时候全国哪儿最繁荣？现在的人恐怕很难猜到。告诉你：一是扬州，二是益州。那时的扬州，确切地说，还不单是指现在江北的那个扬州，而是相当于今天的南京一带。益州，在唐代叫剑南道，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这是大唐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方。
当时两地在天下有美名，号称“扬一益二”，那该是古代的上海、深圳了吧。
说到商业，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唐代的集市贸易。它在初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要在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这个地点就叫“市”。商人只能在“市”内开店做生意。与“市”相对的，是“里坊”，也就是居民小区。两下里是不能互相渗透的。交易的时间，也有规定。中午时击鼓三百声，买卖双方进场，开始交易。到日落之前，摇铃三百声，大家散场。当时长安城里，有东西两个“市”，各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两京城坊考》）。
巍巍长安，以其繁荣在海内外声名远播，引来了众多“胡商”，城内常年居住着大量侨民。这些“外商”在城中从事200多种不同行业，开的店铺有好几千家。所谓“长安百万家”，这已经是令人惊叹了，再加上往来商旅川流不息，更使长安成了世界头号贸易中心，周边国家人人向往之。后来经济越来越发达，“市”和“坊”的界限也就逐渐被突破，小区里也可以开店了，城市周边甚至出现了自发形成的“草市”。
交易时间上也不大听官府的了。现在的人很少知道，初唐时政府曾实行过严格的“夜禁”制度，小区的“坊门”日暮而闭，凌晨五更才开启。晚上任何人出来活动，都是“犯夜”，抓住了要挨20下鞭子。可是经济发达，老百姓过夜生活就禁不住了，扬州和汴州都出现了热热闹闹的夜市，可谓“昼夜喧呼，灯火不灭”。
唐代的经济繁荣，不仅从发达城市向边缘地区辐射，同时也向周边国家辐射，跟咱们现在的情况很相似。当时从中原到高丽、西域、南海、天竺（古印度）等地，共有七条贸易通道，与远在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也有贸易往来。水上交通运输也极为壮观。《旧唐书》记载：三江五湖，千帆万船，都是商人在奔走。因为造船业发达，到后来，主要外贸通道也渐渐从西北陆路转移到了东南沿海。
这种经济上空前繁盛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唐朝从贞观之治起有了百多年的太平日子。
日子一太平，农民能安心种田，创造出了世界一流水平的育秧和水利技术，老天爷只要稍微照顾一下，就是一派“稻米流脂粟米白”的丰收景象。农业的发达，为商业繁荣提供了根本性的基础。有人在创造财富，有人在使财富流动、繁殖，这就是和谐。所以古人往往是说“太平盛世”，不太平，哪有盛世？
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我研究历史的一个发现：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商人的活动大多有一种本能的戒备，经常进行过分的限制。原因何在？专家们没给出过清晰的答案。
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商朝被周朝灭掉后，很多商朝遗民做起了生意，牵着牛车走四方。据说，中国古代做买卖的人之所以被称为“商人”，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最早是由殷商遗民组成的。周朝统治者对他们怀有本能的警惕，这种怀疑心后来就变成了思维定势。二是，自从儒学成了意识形态老祖宗之后，孔夫子所说的“小人喻于利”、“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潜移默化影响到了历代统治者。这两条文化传承汇集起来，就使得统治者始终有偏见，认为一门心思钻钱眼儿的商人是异类，有点来路不正的意思。
可是，商人的活动能量实在太大了，他们借助经济手段，不断向社会生活渗透。而且每拓展一步，都是以“犯禁”的形式出现的。商人的思维、商业的概念，在几千年中一点点地往正统观念里面挤。就拿“市”这个概念来说，起先它就是市场的意思，与“街”相对应。古汉语里的“市井”、“市肆（店铺）”、“互市（交易）”、“闹市”、“市声”，无一不是指市场，且有世俗之意。
到了近代，“市”不知怎么扩大了外延，跟“城”是一个意思了。民国以后，取消了“州”、“府”、“道”之类的行政区域名称，而把大型城市叫做“市”，这实际上就是商人在文化上的一大胜利。{分页}
老百姓闹不清“开元通宝”怎么念
咱们还是来说大唐的货币。
大唐一开国，就有长治久安的气象，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登基四年后，就下令进行币制改革。钱，是国家经济秩序的象征，币制乱七八糟、币值暴涨暴跌的，还有什么国家权威?从他开始，彻底结束了五铢钱流通700年的历史。
他铸的是一种新钱，钱文是“开元通宝”。这个创新体制的“开元通宝”，值得说的实在太多。
首先说这“开元”是什么意思。这是指从唐高祖开始，要扫荡以往币制的积弊，开辟新纪元。那么“通宝”呢，就是新钱的名称，与“五铢”有别。通，是指流通；宝，就是“宝贝”，钱的意思。
这本没有任何异议。可是大唐的财政部——户部，在镌刻模具的钱文时，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在此之前，无论五铢还是几铢，钱文都只有两个字，一左一右，读起来不会有问题。个别特殊的，还有一上一下的，叫直读，也不会有问题。而“开元通宝”是四个字，这就有潜在的麻烦了。他们按照古汉语的书写习惯，在排列上是“开元”从上至下读，“通宝”从右至左读。这个顺序太复杂了。老百姓没那么有学问，拿到新钱，都顺时针来读（旋读），于是就读成了“开通元宝”。
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老百姓这一错，就错出了道理。从此人人都把这新钱叫做“元宝”。到了后来，皇家也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后来史思明发动叛乱，在占领区铸新钱，钱文干脆就是“某某元宝”。唐代宗时也铸过“大历元宝”，此后到宋、到清，都有各种“元宝”钱。从政府到民间，对这个概念都认可了。至于后世把金锭、银锭叫做“金元宝”、“银元宝”，也都是从这儿衍变出来的。所以说，元宝这个词，是群众误打误撞发明出来的。
百姓是百姓，咱们在这儿还得按照标准叫法，接着说这个通宝钱。唐高祖李渊创立的这个通宝钱，是一个全新的货币体系。在开元通宝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基本都用年号作为钱文标志，通称为年号钱。
“开元”虽然不是李渊的年号，但金融学界都公认它是年号钱系列的开端。虽然说在南北朝的成汉国，就有过一种叫“汉兴钱”的五铢钱，才是最早的年号钱；但那只是个偶然现象，而且流通的时间很短，没有形成影响。那么，李渊为什么要取消钱文上的重量标注，而代以“通宝”二字呢？
这是因为，在过去标注了重量的钱，经常会减重，钱名与实际币重有时差了十万八千里，影响不太好。政府发行的铜钱，币值大于实际重量，这就是造假。可是政府造假也是不得已啊。现在采用“通宝”来命名，就可以掩盖这个矛盾。减重不减重的，你老百姓今后就不要再嘀嘀咕咕了。再一个原因是，铜钱到了这时候，与称量货币已脱钩。它的流通职能大大加强，而它本身的实物价值已微不足道，基本成了一个抽象的交易媒介物。
唐朝的这个通宝钱，形制与五铢钱一样，也是外圆内方。钱肉极好，有很宽的外廓边，非常大气。直径为2.4厘米，币材是铜、锡、铅合金，一枚大概重4克。当时政府立了法，一枚开元通宝重量为2.4铢，十文钱恰好重一两。
后来唐人在使用重量标准时，嫌一两重24铢算起来太麻烦，还不如一两是十个“钱”好换算。于是，群众又开始创造了，“钱”正式成为重量单位，一两从此等于十钱，“铢”被彻底淘汰。
“开元钱”是继汉武帝五铢钱之后的又一种好钱，其地位名副其实，对后世影响极大。后来宋元明清各朝铸钱，大小轻重都以开元钱为标准。另外，“钱”这一重量单位也就一直沿用到了现代。只不过现代的我国人财大气粗，称重量算到“两”就已很不耐烦，看样子“钱”这个重量单位，差不多已经被群众淘汰了。
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也是个宠儿子的皇帝，他也给几个儿子赐了铸钱炉。他这一宠，儿子就有野心，互相嫉妒，最后闹出一场骨肉相残的“玄武门之变”来，老爷子本人也被迫退位当了太上皇。
这个李渊，做皇帝做得一般，但是在中国货币史上，地位却无人可及。他创制的“通宝钱”模式，从武德四年（621年）起，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共流通了1290年。在他确定了通宝钱一枚的重量为一钱、十枚重一两以后，千年间无论怎样改朝换代，铜钱的法定重量都没再变过。自此以后，中国古代的重量单位（衡法），两以下就改为钱、分、厘的十进位制了。自此以后，钱币也再不以重量单位作为名称，而以“宝”、“通宝”、“元宝”作为钱币的名称。
因此，在中国钱币史上，李渊是个里程碑。
关于通宝钱的铭文书法和图案标记，那也有得一说，艺术性相当之高。过去五铢钱的钱文，大多是篆书，到了李渊创制通宝钱，改钱文为隶书。“开元通宝”这四个字，就是“八分书”隶体，出自初唐书法名家欧阳询的手笔，非常厚重。
开元通宝最有意思的，是上面还铸有星、月、日、双月、莲纹等图案。有一种开元钱，在穿孔的上面有一“仰月如文”，也有是“俯月如文”。这个痕迹，就叫做“月文”。
关于它的来源，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财政大臣在向皇帝进呈钱模腊样时，被皇后掐了一指甲印，铸钱时不敢改动，就遗留在了钱背上；也有人说这“月文”是杨贵妃的指甲痕。后来金朝有人曾写过“金钗坠后无因见，藏得开元一捻痕”的诗句，说的就是唐玄宗怀念杨贵妃、睹钱思人的情景。
这都是传说了。比较严肃的说法，还是来自一些专家的观点，说这是受到西域钱币上铸日、月、星图案的影响，以此作为钱币的一种特殊标记。我认为此说甚有道理。这样的标记，历经千年，至今仍保存在我们的钱币上。
各位看官若不信，请你们立刻打开钱包，掏出一张2005年版的50元或100元人民币来，观察一下它的图案构成。看清了没有，在这张大面值的票面上，除了国徽、头像、面值、编号、水印暗记之外，还有什么特殊标记？如果你一无发现，那么抱歉了，你肯定不具备做侦察兵的素质。
我来给你提示：在这张纸币正面的左侧中心、背面的右侧中心，都各有一个圆形标记，里面是带有神秘意味的抽象几何图案。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国钱币的“古老密码”。
它是一个绝妙的图案。我不说，基本无人知晓。这个小小的圆环，就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日月星”标记，而且奇妙的是，它同时也是一个极为艺术化的方孔圆钱图案。此外，在圆环中，还能看出一个半隐半显的“中”字，其意义是“中国钱币”。
你看，开元通宝的影响，到今天都还在吧？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小瞧了它行吗？
开元通宝的至尊地位，在唐代无人能够摇撼，只有两次例外。
第一次向开元钱发起挑战的，是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也就是武则天的老公。他在乾封元年（666年）铸过一种“乾封泉宝”，比开元钱略重一点，当开元钱十。这是大唐第一个正式的年号钱。
发行这个新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去泰山禅封之后干的事，估计是活动花费太大了，想通过铸大钱从民间捞一点油水，补补亏空。而且，这次不光是铸大钱，而且是修改了币制，连货币的名称都改了，估计也是不安分的武则天出的主意。为了确保新钱流通，高宗还下诏严禁私铸，违者立判死刑。
哪知道新钱出来，商人拒绝使用，根本流通不了。而且民间一见大钱出来了，知道是货币马上要贬值，物价立刻狂涨，闹得家家排队买米买油，不得安生。这下唐高宗和武则天也没了办法。他们清洗政敌绝不手软，而对付商人——没辙了。第二年就只好下诏把这大钱废了，并昭告天下：开元通宝为“万世之法”，今后再不敢打货币改制的主意。
“乾封泉宝”禁止流通后，仍然有储值功能，可以兑换。这次货币改制引起混乱的原因，一是新币减重（币值超过实际重量），等于掠夺民间财产，引起商人抵制；二是新钱出来后，与老钱并行，等于实行了“复本位制”，两种钱以哪个为根本，不清楚了，造成币制紊乱。
前一节咱们说过，唐代经济处在腾飞状态，商业一发达，货币用量就猛增，初唐至盛唐各代皇帝都拼命铸钱，以供应市场。其中唐玄宗的天宝年间，铸得最多，一共是32.7万贯。但是，就这么猛铸，也满足不了市场需求。民间没有法子，还是老办法——用“恶钱”。从初唐开始，恶钱（非法货币）就屡禁不止，其中包括：掺铁掺锡的假钱、大眼贼钱（綖环钱）、古钱。
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继续在铸“开元通宝”，但是民间私铸仍如火如荼。荆州、潭州一带（今湖北、湖南）最厉害。私铸者组织了水上游击队，在芦苇荡里开炉，官府拿他们没办法。为了禁恶钱，武则天下令在市场上放置官铸钱样，让老百姓对照着使用。可是假钱实在太多，无论官府还是商家，筛选起来非常麻烦，导致交易停滞。
后来只得放低标准，伪造得差不多的，都可以使用，只有实在不像样的，比如“大眼贼”（綖环钱）、掺铁锡钱、铜荡（镀铜的假钱）、穿穴（被钻孔偷铜）等，才不许用。这一来，不是等于盗铸合法？
铸钱业转眼间又是遍地好汉，江淮一带的黑户，都藏在湖边、山中人迹罕见之处，大铸特铸。到武则天晚年的神龙年间，连长安、洛阳这两个京城的用钱也十分低劣了。那时候，在湖南的郴州、衡州，还有人专门铸小钱，小到什么程度？空前绝后——只有一个轮廓！还有人更发明了快速造钱法，买来大块锡锭，在火上烤一烤，待到略软，用钱模一夹一个、一夹一个，千百文劣币顷刻可得，携往市场使用便是。到了唐玄宗，名臣宋璟当了宰相，他看不下去了，请求再次禁恶钱，所有劣钱一律销毁重铸。获玄宗批准后，宋璟委派监察御史（纪检官员）萧隐之，前往江淮挨户检查，务求除恶务尽。因为检查力度过大，引起民间骚动，物价飞涨。消息传到京师，舆论哗然。结果，宋璟和萧隐之都被罢了官。朝廷又放出话说：暂时不查了。民间这才安定下来。{分页}
百姓过不好，宰相要负责，这是“封建社会”的惯例。查恶钱之事，自然不了了之。在历史上，官家禁一样东西禁不了的比较少见，秦始皇连思想都能禁得住，可是对钱，天王老子也束手无策。这说明，商业规律是不能违反的。你的货币供应不足，人家就只能用假钱。尽管这不是法定货币，但市场认可就行。
由于铜钱不够用，唐朝就将布匹作为合法货币，准许流通，不再像魏晋南北朝那样是权宜之计了。唐玄宗还亲自下诏说，市场交易不一定必须见钱，布匹可以和钱兼用，不接受的要依法惩处。后来，又有一位名臣张九龄请求准许民间私铸，这又是走冷一个极端了，幸亏遭到强烈反对，没能实行。
好钱和坏钱并用的一个结果是，好钱不断被人收藏（为了保值），坏钱越来越多。不法商人还嫌这不够，把京师的恶钱一船一船运往江淮，每一枚可换当地新铸的恶钱五枚（质量更恶）。再运回京师，谎称是新铸官钱，投放市场，大赚特赚。铜料不足，一直是铜质钱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阴影，到唐代已形成不可疗救的绝症。
几代皇帝绞尽脑汁，什么办法都想到了，比如把“乾元重宝”重新拿出来一当二用，“重轮”一当三。但是没过三天，因遭到强烈抵制，又都改为一当一了。还有限制商人汇兑（不许钱币出州县境）、鼓励州县官府铸钱、认可民间“短陌”八百为一贯等办法，都用到了。
为了保障铸钱原料，玄宗开元年间还禁止买卖铜料、禁止制作铜器。估计那时候新出的香炉、锁头、锣、唢呐、水盆、镜子之类的，都是铁做的。
这情形，相当绝望——拿什么拯救你，我的通宝？
货币改革改得饿死了人
大唐的厄运，起于安史之乱。唐玄宗的“长恨歌”故事，我就不在这儿重复了，那基本是家喻户晓的段子。单说玄宗这个人，前期的政绩可圈可点，亲手缔造了“开元盛世”，原本不是个糊涂人，可是一宠杨贵妃，整个就成了发昏第十三章。
他安排给贵妃的服务人员，就有700多人。不知这杨贵妃是长了千手千眼还是怎么的，要这么多人来伺候？杨贵妃喜欢吃荔枝，但荔枝生于岭南，摘下后五天内就会变味儿，玄宗就下令开辟了从岭南到长安好几千里的贡道，专用快马运送荔枝到长安。为了博得美人一笑——要什么你就说吧，普天之下，没有办不到的。
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也跟着借了光，一步登天，当上了唐朝的宰相。这个人年轻时喜欢喝酒赌博，日子过得穷困潦倒，30岁后当过一阵兵，也没干出什么名堂。他当宰相，能怎么样可想而知——行政能力一点没有，专会排斥异己，逢迎玄宗。
一次暴雨成灾，玄宗询问民间灾情，杨国忠却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大谷穗子，给玄宗看，说雨虽大但并没影响收成。有官员如实汇报灾情，玄宗还大发雷霆，要惩治人家。这样的昏君与奸臣组合，不闹出打乱子来才怪。
“封建社会”的皇帝不是民选的，但是在历史关键时刻，老百姓也能选皇帝。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出逃。半路走到陕西马嵬驿，警卫队哗变，乱刀砍死杨国忠，又逼迫唐玄宗命令杨贵妃自缢。接着走了不多远，太子李亨又被百姓截留，北上宁夏灵武领导全国平叛，被臣下拥立为帝，成了唐肃宗。
军民一条心，把这么唐玄宗给选下去了。昔日的英明之主，只能躲在蜀地做一个闷闷不乐的太上皇，最后郁闷而死——英明的人要是天天说自己英明，也就快要不英明了。
唐玄宗骄傲自满的恶例，咱们大家都不要学。要想做个成功者，就永远都要虚怀若谷，不要老听人家唱赞歌。
盛唐本来很有钱，但是治国就像治家一样，你不想着怎么去积攒，只想着怎么胡花，再多的钱也挡不住糟蹋。那几年，正好赶上唐朝全国税收锐减，据说是土地集中到大户手里了，税收反而少了。杨贵妃再这么一糟蹋，朝廷的钱袋子就有点瘪。
现在唐肃宗出来指挥全国平叛，第一个问题就是没钱。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过一个不相信真理的第五琦（“第五”是复姓），就是在这个时候蹦出来的。当时第五琦正做着户部侍郎，专管财政金融，他建议肃宗铸造一当十的“乾元重宝”，搜刮一点民间财富，好给政府用。肃宗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同意。
这是第二次向“开元钱”的本位币地位挑战。大钱放出去，自然有不花本钱的财源滚滚而来。第五琦因此又升了宰相，建议再铸一当五十的“重轮乾元重宝”，什么叫“重轮”？就是钱的背面外圈是两道轮廓。
这种钱的形制，相当独特，但是一当五十，也真是要了老百姓的命。这两个“重宝”流通后，后果想都不用想——物价立刻暴涨，一斗米涨到了7000钱。穷人买不起米，就只有饿死自己。史书上说是当时“饿馑者相枕于道”，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你走一路，到哪儿都能看饿死鬼挨着饿死鬼。
政府铸了大钱，当然又刺激了民间盗铸，长安城里寺庙、道观的铜像铜钟，都被人毁了用来铸“山寨版”大钱。那一时期，因为私铸而被杖死的铸钱黑户有800多人，但就这样也禁不住。经济秩序全乱了，第五琦被问责，当年年底就被贬到忠州（今四川万县）去了。走到半道，又有人诬告他曾经受贿黄金200两，最后竟被判流放。
这大概是史上唯一的一个为货币改革而丢官的宰相。不过第五琦虽然狼狈，比起王莽为货币改革付出了一颗脑袋的代价来，还算是万幸的。
大钱流通了两年后，为了平息百姓的怒气，朝廷又出了新招，把双轮廓的重宝贬了值，改为一当三十；把唐初的老开元钱升了值，为一当十，跟普通重宝一样用了。
按照第五琦的理论，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了实钱和虚钱之分，“重宝”不过是虚钱，它的作用，表面上说是为了方便流通（省得小钱多了携带不便），实质上还是政府有计划地把民间的钱贬值。
实施的效果好不好是另一回事，虚钱的意义与作用，起码那时的理财家们都已经很清楚了。
钱界难得一见的“华南虎”——“得壹钱”
唐代还有一种“伪政权货币”，就是史思明铸的两种钱——“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
我们知道，制造安史之乱的两大枭雄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叛军的“大哥”安禄山比较厉害，攻入洛阳后，自封为“大燕皇帝”。其志向看来不小，可惜不久因为残暴多疑，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给杀死了。紧接着“二哥”史思明也在范阳（今北京）自称“大燕皇帝”，野史志在取天下吧，并且开始铸“得壹元宝”钱，当开元钱一百用。但这是一种极为短命的钱，只流通了几个月。据《新唐书》记载，史思明铸了钱后，“既而又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就是说，他嫌“得壹”二字是预示他的统治长不了。这也不知是哪位通古博今的先生给他上了一课。原来，所谓的“得一”，是有典故的。话说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在登基时，曾求神问卜，想知道本朝能传多少代。结果卦签上的数字竟是一个“一”字，表示只能一世而终。司马炎见了，吓得浑身发抖，朝臣们也面面相觑。只有大臣裴楷引经据典道：老子说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这是好话，你们怕的什么？尽管如此，“得一”终究不大吉利，司马炎的傻儿子后来也确实险些把晋朝给弄垮了。
史思明的钱，写的虽然是“得壹”，但看了还是心里堵得慌。于是在他进入洛阳后，趁着建年号为“顺天”，就把“得壹钱”给废了，又新铸了“顺天钱”。这个短命的得壹钱发行量既少，流通时间又短，当然就成了后世收藏家眼中的极品。史思明虽然是叛贼，这钱可是铸得一点不含糊。得壹钱制作精整，钱文凸显，铜色红润。“得壹元宝”四个字是隶书，写得遒劲有力，霸气十足。钱的背面，大多都铸有“月文”。其中有一种，在穿孔的上、下、左、右都有月文，那就更是极品中的极品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是钱文中第一次出现“元宝”这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且钱文顺序是顺时针排列（旋读），老百姓一念，就念得通了。历来钱币收藏界就有一句话，叫做“顺天易得，得壹难求”。
清代有一本叫《古泉丛话》的书，里面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是有个人急着用钱，就把一枚得壹钱质押给了一个山西人。山西人很识货，看到古钱大喜，当即答应借给那人三万钱。山西人事后对人说：我愿意借给他三万这个大数，就是让他以后别想再来赎回。借了钱的那家伙呢，事后也对人说：三万，这哪里值一枚得壹钱的价。我之所以只借三万，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很容易赎回来——可见这个得壹钱的身价何等不凡。
到今天，在收藏界，得壹钱更是有价无市、难觅芳踪。这么说吧，你这辈子也许能亲眼见到华南虎，但不一定能见到得壹钱。史思明后来也被他儿子给杀了，没得好死。
他铸钱的时候，因为铜料不足，把洛阳的铜佛都毁了用来铸钱。据清代《钱录》里的资料记载，叛贼败亡之后，伪钱没有地方用了，大伙就又送回去铸佛。
世界上白闹一场的事，太多了。不过这史思明闹得也忒短了点儿，否则说不定也能闹出个五千年未有之盛世来。{分页}
唐朝皇帝为何禁止百姓存钱
中唐的铜钱多被融化铸了夜壶
一个王朝，新建之初大都朝气蓬勃，中间有的皇帝骄傲了，胡闹一气，惹出乱子来，即便平息下去也是元气大伤。
唐朝就是这样。安史之乱后，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唐朝可不是那个唐朝了。
玄宗以前，皇权相当巩固，国家是一个整体。唐中期以后，皇权就得了软骨病，藩镇军阀崛起，各霸一方，不怎么听招呼了。中央的问题也很严重，宦官开始专权，到后来居然能够决定皇帝的废立，重演了西汉末年故事。
在钱币的问题上，也是积重难返，关键就是货币数量不够用。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时，国家调整了税收方法，开始实施“两税法”，收税按户收取钱币，不再直接收稻谷和绢了。本来铜料不足，钱币发行就不足，官家这一收钱，钱又都跑到国库里去了，民间流通的钱币就更短缺。
由于货币长期供应不足，就造成了单旗先生所说的“钱重物轻”，尤其农产品卖不起价钱。按理说，通货紧缩之后东西便宜，商家不大高兴，但老百姓能得到一点好处。但是政府收税不按实物计算，而要按照市价折成铜钱来计算。这一来，农民生产的东西就越来越不值钱。
刚刚实行两税法时，一匹绢能折3300文钱，实施了14年后，一匹绢最多才能折到1600文。绢价跌了一半，就等于税率上涨了一倍。等到两税法实施40年后，绢价更跌得惨，跌去了四分之三。百姓血汗创造的价值，这么一折成铜钱，就蒸发得差不多了——国家和老百姓进行经济博弈，国家没有不赢的。
中唐以后有几个著名的贤臣，如陆贽、韩愈、白居易、元祯等，都曾经上书反对两税征钱。他们说，既然农民是生产谷子和布匹的，国家就直接征收实物好了；无论你是折成钱算，还是让他们把东西卖了再交钱，无疑都是多剥了人家一层皮。道理是简单得连傻瓜都懂，但皇帝有时候就装不懂。贤臣们的大实话，没人听。
不过皇帝也有他的苦恼：钱币越来越少，可绝不是我私吞了啊。像这样钱重物轻越来越甚，你要是让国家征税收取实物，没两天皇家就会穷死。那么，钱是怎么越来越少的呢？
原来这是货币流通的规律——它有损耗。铜质货币就更是流失严重。
唐穆宗时有一位户部尚书杨於陵，对此有过分析。他说，过去钱是在四方流通，现在官府存的钱太多；过去是猛劲铸钱以供应用，现在是减少炉子“自废武功”；过去钱只流通于中原，现在有不少都流到外国去了。再加上市井百姓习惯在送终仪式上，让死人嘴里含钱，还有商人要存钱准备放贷，商旅翻车翻船又遗落了不少，所以钱币怎么能不少？
有人还向皇帝举发了铜钱大量流失的一个猫腻：原来是黑心商人把铜钱融化了，铸成铜器，卖价是等量铜钱的三倍半。如此厚利，傻瓜才不干。什么香炉、帐钩、镜子、夜壶，什么好卖就铸什么吧。
为了遏制铜钱大批退出流通，皇帝也是想疼了脑瓜仁儿，中晚唐时期，朝廷几次下令禁止铸铜器，但这种官样文章的法令大概没啥效力。到了唐宪宗，索性禁止民间存钱，要求富户把所有的存钱都拿出来，投入流通。他发现只下诏令没有用，就正式颁布了《禁蓄钱令》，规定私藏钱不得超过5000贯，超过的部分，限期一个月内全部购买物品来储存，违者按照官职大小，定不同的罪。平民就更不能饶，要杖死，杖死就是打板子致死。法令实施14年后，下一个皇帝唐文宗又稍稍放宽了限制，规定存钱不得超过7000贯。凡是超过10000贯的，一年内必须花完；对拥有10万贯家产以上的大富豪，特别开恩，允许两年内处理完毕。
这样的法令，实际上是掩耳盗铃，怎么可能有效用？
货币本身就有储值功能，人家是合法收入，你怎能挡得住人家不花钱？大唐又不是秦始皇暴政，我就不花钱，你还能派侦缉队挨家挨户搜么？经过40多年的官民角力，政府终于让了步。唐穆宗听取了户部尚书杨於陵的建议，百姓上税、国税上交和地税截留都用实物计算，仅仅保留盐、酒两项专卖仍用钱计算。这等于承认了实物货币的存在。
有专家指出，唐朝之所以不能把官铸铜币贯彻到底，是因为当时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很多农民生活在自然经济状态中，与商品社会不接轨，所以实物货币还不能完全废止。
不过，这个缺铜钱的大问题，到了晚唐的唐武宗，差一点得到全面解决。
唐武宗是晚唐很有性格的一位皇帝。他是前一位皇帝唐文宗的弟弟，本来这皇位不属于他，可是宦官仇士良等人贪图拥立之功，把他给推上了台。
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即位之年已是27岁了。他多年来迷信道教，身边有一大批道士朋友，因不是在深宫中长大，对社会也比较了解。他还喜欢骑马游乐，常带着邯郸舞伎出身的爱妃到教坊饮酒作乐，好似寻常人家的家宴一般。不过玩是玩，国家大事却没有耽误，唐武宗能够重用贤才，管理国家也没有什么书生气。如果做错了事，还能够虚心向宰相道歉。他最重用的大臣是宰相李德裕，君臣俩相当默契。
武帝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5年，却干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那就是“灭佛”。
灭佛是从他上台的第二年开始的。也就是从会昌二年（842年）起，逐年加大打击力度。到会昌五年达到顶峰，在全国开始大规模扫荡寺院。这次灭佛，史称“会昌法难”， 后世将其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合称为“三武之厄”。
这一年，全国共计拆毁寺庙4600多座，拆毁游方和尚招待所（招提）、修道院（兰若）4万多个，强令僧尼26万多人还俗，寺院奴婢15万人遣散。这些人回归社会之后，因自食其力，也就变成了必须给国家纳税的“两税户”。武宗灭佛，显然是受了他的那帮道教朋友的鼓动，但是客观上却有力地打击了畸形的寺院经济，增加了纳税人口，还是让国家受了益。他拆完庙后，把庙里的钟、罄、香炉、铜像等等搜罗一空，都拿来铸开元通宝——当年梁武帝白给你们的，今天我唐武宗也要白拿回来。
当时铸钱，是下令让各州分头铸的，在钱的背面或铸一个“昌”字，或铸一个州名作为标志。这批钱，俗称“会昌开元”，是唐朝最后一批合乎标准的钱。
这次铸钱，力度很大，基本解决了缺钱的问题。本来武宗准备在第二年停用其他所有的钱，全国只用“会昌钱”，可是第二年他忽然死掉，这个计划也就泡了汤。就从他这种平时嘻哈、临事果断的的性格看，是个能成大事的人，要是再多活几年，没准儿唐朝也能多存活几年。武宗死得可惜，是吃了太多道教朋友给他的丹药死的，于是他成了唐朝自太宗以来第四个死于吃丹药的皇帝。
想长命，结果偏偏短命。历史上很多人、很多事，都是这样。 {分页}
泥巴捏的钱也可以用来买东西
到了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唐昭宗时，中国钱币史上又出了一件搞怪的事。
有人用泥巴做钱，而且还正式进入了流通。干这个事的，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这个人是武将出身，早年在一场攻城战役中，用挖地道的方法攻下城池，因此军中都叫他“刘窟头”。他当的这个卢龙节度使，是他用武力抢来的，唐朝廷是没办法，事后给予追认。他的辖区，就在幽州一带（今北京市）。
唐末的藩镇，实际上就是地方军阀，中央奈何不得他们。刘仁恭能在群雄争霸中夺得一块地盘，啸傲蓟门，志得意满，渐渐地就骄傲起来。当官的要是骄傲，有一个普遍标志，就是生活腐败，具体说是讲究奢侈，荒淫无度。刘仁恭在幽州，就是老大，你皇帝享的什么福，我也要享什么福。
他嫌幽州城不够牢固，就在附近的大安山上，依绝壁筑起一座“别馆”，不仅有险可守，而且极其堂皇，酷似皇宫。他又选了许多美女到“宫中”来服务，自己就呆在这小天堂里，和道士们伙在一起炼丹药，以求长生不死。
我们读史读多了，能发现一条规律，凡有在上者穷奢极欲的时候，在下者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当时的幽州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只能吃粘土、食人肉，饿死的穷百姓无计其数。就这样奢靡还嫌不满足，最令人瞠目的是，刘仁恭下令将民间的铜钱全部收缴上来，组织工匠在大安山顶挖洞穴（有地道战情结），把钱全部藏起来（有窖藏情结）。就这也罢了，他还怕藏钱的工匠泄露了秘密，竟把他们全部杀死灭口。
钱都上缴干净了，民间怎么办？
亏得刘仁恭想得出，他让幽州人民用粘土造钱，在幽州境内强制流通（见《新五代史》）。这种泥钱什么样？不好想象。但我知道，它可不是橡皮泥那样软乎乎的，而是要经过烘烤，烤好后质地相当坚硬，不至于龟裂或者掉渣儿。
古代的时候，人死了后，家属要在墓中埋一些陪葬品。其中一种陪葬就是泥钱，这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就像今日流行陪葬纸糊的“电视”一样，算是儿女替长辈圆了生前潜意识里的心愿。刘仁恭竟然就把这样的“地府钱”，作为了正式的货币。
吾土吾民，勤劳勇敢智慧是没的说了；但是这智慧，有时候也会在坏的方向上达到极致。
泥钱当然保留不下来，所以今天已经无法考证它是什么形制，镌有什么钱文，币值是多少——隋末有纸糊的钱，唐末又出了泥捏的钱，都说末世必有妖孽出，真不假。
到了民国年间，又有钱币学家考证出来，当年刘仁恭不仅藏了铜钱，捏了泥钱，还铸过新钱。现在人们所能见到的，一共有四类：
铁永安钱，共有三种，即铁永安一十，铁永安一百，铁永安一千。这三种钱，也有铜质的，存世数量都不超过10枚。这种钱，形制厚重，钱文粗拙，在钱币史上别具一格。
铁货布，背面铸有钱文三百，其制式不是圆钱，竟然是仿照王莽的货布模式。
铁顺天元宝，也有三种，背面的钱文分别为：上月下十，上月下百，上月下千。其中的上月下百，是拿史思明的顺天钱作模本，上月下十、上月下千则是刘仁恭自创的模式，钱文字体近于隶书。后两种钱现在存世各有一枚铜品，那就比华南虎还要珍贵了。
铁五铢，此钱用的是隋朝五铢钱的模本。
这些钱，都使用了唐中期以后才有的翻砂技术，但是铸工不精，砂眼较多。
从钱形上看，刘仁恭是个怀旧派，连五铢钱、货布都弄出来了。从币值上看，他铸铁钱的目的，也是为了搜刮民间财富，因为全是大钱。刘仁恭作恶多端，囤积了好几山洞的铜钱（不知留作何用），没想到现世现报，先是他儿子刘守光给他戴了绿帽子，睡了他的爱妾，父子俩为一个红颜闹翻。这还了得，还有没有上下尊卑了？老子把儿子叫去，狠狠教训了一顿。
有其父必有其子，刘守光哪里吃这一套？什么上下尊卑，这年头还不是武力说话？他找了个机会派兵攻破大安山，把老爸给囚禁了起来。在这之后，刘守光趁乱索性在幽州称了帝，按理说刘仁恭也就成了“皇帝的老爸”，可是这个尊贵的老爸，却仍然是个囚徒。
后来幽州被刘仁恭的死对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攻陷，李存勖将刘仁恭逮住，以刀猛刺其心，用他的血作为祭奠，然后斩首——那几个山洞里的钱，究竟藏在何处，也就成了一个天大的谜。
还有一种说法是，上述的永安铁钱，是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在幽州称帝之后才铸的。永安钱流通时间甚短，在后来的1000年中，人们甚至不知它是何人所铸，在哪里使用过。加之存世数量绝少，就显得更为神秘。直到民国时，人们才基本搞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刘仁恭，算是中国钱币史上最恶的一个恶人了吧。他发明的泥钱，还有一个后话，也值得一说。
唐亡后，紧跟着的是五代十国，五代里面有个“后唐”政权，就是杀刘仁恭的那位李存勖建立的。李存勖在战场上是一员勇将，治国却极为昏聩，常常面涂粉墨，穿上戏装，登台表演，朝政什么的干脆就不管啦；他还用伶人做耳目，去刺探群臣的言行，引起朝野怨恨。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深孚众望，对这个戏子皇帝实在不能再忍了，就发兵攻击李存勖。在混战中，李存勖被哗变的亲军杀死，李嗣源在群臣拥戴下称帝，这就是后唐的明宗。明宗是整个五代里最贤明的一个君主。他即位后决定铸新钱，便叫臣下呈送一个前朝钱币的清单上来，好做参考。负责拟清单的鸿胪少卿郭在徽，在清单上竟然列入了刘仁恭的泥钱和铁钱。明宗一见，动了肝火：你这是在咒我。刘仁恭是什么人，他造泥钱，绝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害人。骂完了，又把郭在徽给降了职。
可是这位后唐明宗，也没有忘记刘仁恭藏的那笔钱，曾大张旗鼓地在大安山掘宝。《旧五代史》上记载，当时幽州有个衙将潘杲，上书说他知道刘仁恭在大安山的藏钱之所，枢密院（国防部）立刻派了人去监督发掘，结果“竟无所得”。大安山，就在北京房山区西北80多华里的地方。藏宝处，就在山上。
不过，喜欢看《盗墓笔记》的朋友们，且慢高兴——因为这宝藏，已经在1000多年前的辽代，被辽圣宗派人去给挖出来了，所有掘出的铜钱，都拿去铸了新钱。
至于还有没有残留的，不详。有不死心的朋友，不妨也可以去探访一下。{分页}
老百姓就用鸡鱼鸭鹅做“货币”
刘仁恭死于非命，这是上天惩罚他。但是我们后世有玩钱币的人（雅号“泉界发烧友”），可能还是会感谢他为唐朝钱币史添了点花絮。
唐代的货币，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之外，还有一些也要交代一下。
在晚唐，西域地区唐朝的管辖区内，曾经铸过两种“通宝”，一种是“大历元宝”，一种是“建中通宝”，这算是地方钱币了，主要就在当地流通。
当时西域还有一个突骑施国，是游牧民族政权，以前经常活动在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玛克），也就是李白的故乡。在武则天去世后，这个小国正式从属于唐朝，为唐朝守卫西部边境。唐中宗封他们的首领为“怀德郡王”。这个突骑施国，铸过一种独特的方孔圆钱，与开元钱的形制一样，但钱文是粟特文。
这个粟特文，是中古伊朗东部的一种文字。现代中国能懂得这种语言文字的人，那就等于学界的华南虎了，大概就只有陈寅恪、季羡林、周一良等几位大师而已。
另外，在已经灭亡的高昌国旧地，唐朝时还活动着一支“西洲回鹘”，也是游牧民族。他们也铸了一种仿开元钱，钱文是回鹘文。回鹘，在唐朝前期叫“回纥”，后来又改名叫“畏兀儿”——这名字有点眼熟吧？对了，他们就是今天维吾尔族人的祖先。这两种少数民族文字的铜钱，意义可谓重大，从中可以看出，华夏文化当时对西域的影响是何等之深。
除了这些钱币之外，唐朝的货币种类其实相当丰富。由于唐朝从头到尾都没摆脱“缺钱”的困扰，因此，唐中央政府特别提倡谷帛货币化。唐文宗甚至规定，在交易中凡是金额超过100贯的，所用货币，粮食或布匹要占一半才行。到了灭佛皇帝唐武宗时，那就更厉害，他规定：交易超过5贯以上的，就要有一半的货币是谷帛。在一些边远地区，因为流通的铜钱太少，那么不用政府提倡，老百姓也会自动用实物代替钱币。
那时候巴地的边缘地区，就是用盐和布匹充当货币的。巫峡一带，则用水银、朱砂、象齿、彩绸、头巾等等充作货币（见《唐会要》）。汉中一带的风俗，就更具有乡土气息，不但现钱极少用，布帛也很少用。老百姓到市场，都是物物交换，比如要买盐的话，拿一斤麻或一两丝去换，再不然鸡鱼鸭鹅也都行。这样的“原始贸易”，虽然看上去换算好像很复杂，但老百姓却觉得很方便（见《元稹集·钱货议状》）。云南地区，在唐代那个地方叫做“南诏国”，也就是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小王子”段誉的家乡。南诏国就一直不用金属货币，用的是贝币和绢帛。
虽然大唐的货币五花八门，但是政府却没把金银正式算在货币序列里。中唐元和三年（808年），还曾一度下诏禁止开采银矿。可是金银即便不再是法定货币了，它们在民间还是具有货币的功能。在岭南，因为外贸发达，人们甚至只把金银看做是货币。
晚唐诗人韦庄写的著名诗篇《秦妇吟》，也说黄巢起义时，长安城里“一斗黄金一升粟”。看来在特殊情况下，黄金也可以用作支付。这没有疑问：金和银，永远是和“财宝”连在一块儿的。有的东西，虽然号称是财富，但是很虚。比如股票、基金、期货、股指期货，那只不过是账面数字，你把钱投进去，它要是给你“虚”掉了，你是无论如何也搞不懂是怎么被“虚”掉的。
可是你买银行的金银币，即便价格再跌，也没有一种是跌到面值以下的。如若不信，你今天就可以到银行去确认。
不是有一首歌说“太阳是一把金梭，月亮是一把银梭”么？那我们不妨也可以这样理解：金银之价值，就如日月之永恒。
在古老的钱币上，铸有日与月的标记，其意义也在于此。这是古人在向你暗示一个真理——钱，永恒也。
五代的货币政策各有高招 我们该向辉煌大唐挥手说再见了。读史，这大概是最不忍释卷的时刻。华夏民族古代的面子，全都在大唐这里。
各位读者即使没到过日本、韩国，总该吃过日本料理或韩国料理吧？看到那种精致、那种彬彬有礼，我就能感受到大唐之风。就更不要说那些衣袂飘飘的女性服装、那些白墙黑瓦的清雅宫殿了。
这本来都是咱们的。
“礼失求诸于野”，我们现在还能说什么？好好的大唐，被无数的野心家你一榔头我一榔头，给敲打完了。毁坏自己的国家，就像毁坏无主财产似的，不知这些人脑袋是怎么长的？
唐一亡，果然就是乱纷纷的五代十国。就算是霸主、枭雄、草头王，也免不了人头滚滚，直闹腾了半个世纪。其间出了无数的皇帝与“国主”，但没几个是雄才大略的，都是能玩一天算一天。华夏这个经济上的务实民族，在政治上为何又如此虚无？还真是值得研究。
现在，我们来看五代十国的钱币。
先弄清五代是哪五代，我们好心里有数：按顺序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些国名之所以都有一个“后现代”的“后”，是因为从周朝起，这些国名都有人曾用过，加个“后”是以示区别。这些朝代的首都，除了后梁是在洛阳外，其余的都建在开封。
五代的各朝，都铸过自己的“元宝”或“通宝”，形制和重量一般都仿照开元钱。
唐朝遗留下来的缺钱的问题，在五代仍然存在。其中后唐也曾经效仿唐朝，下过禁止蓄钱的诏令，同时还禁止商人携带钱币出境。后唐明宗时，还进一步规定，商人不准携带500文以上的钱出城。有钱，你就在城圈里可着劲花吧。
这样的限制，简直没法让人做生意了，超出500文价格的城乡贸易怎么进行？
以往在唐朝，因为钱不够用，所以官方认可“省陌”的做法，不过有规定，一般是800文到900文为一贯。到了后唐，每贯钱“短”得越来越厉害，朝廷不得不下令，必须维持在800文一贯的标准上。市场稽查员一旦查到在交易中以“短钱”支付的，所有钱币一律没收。政府为什么要管“短钱”的事呢？——不涉及它的利益它怎么会如此热心？
原来，民间流行用“短钱”，实际上是市民自发地把手中的货币升值，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皇家和政府的财富就会缩水。所以必须采取强制措施，让足够数量的货币在市面上流通，以抑制货币升值。缺钱缺得各朝皇帝都抓了狂。
到了后晋，钱币发展史上还出了一个小小的逆流。后晋太祖皇帝、也就是那个著名的卖国贼石敬瑭，大概被缺钱现象困扰得太苦恼了，就颁布了允许自由铸钱的法令，当然他不是傻瓜，同时也规定了严格的标准，要求重量一定要与开元钱相同。
但这个法令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各地都缺铜料，你让民间铸造足值的钱，怎么可能？结果法令颁布一个月后，就不得不放宽限制，说铸钱也可以略轻一点。
咱国的法律就怕没弹性，只要有弹性，咱国的人就能钻空子。这个口子一开，各地豪门富商就开始动脑子啦，铸的钱，简直五花八门，轻重不一，大小不一。贪心之徒更是往钱里狠命地掺铅掺锡。后晋的钱币样式，成了万国博览会，在流通领域引起极大的混乱。石敬瑭的自由铸币政策，得不偿失，实行了还不到一年，就只好匆忙收场。
这样儿戏似地治国，国运想长久那是太难了。后晋传了两代就完了，接着的是后汉。
在“省陌”问题上，后汉有一位宰相王章很有创意，他规定了一项官库出纳制度，就是百姓缴纳官库的钱，以“八十为陌”，而凡是官库支付百姓的钱，则以“七十七为陌”。比值上虽然只有小小的差异，但官府就是要占你这一点便宜。又来这一套。这样与民争利争到如此斤斤计较的政权，怎么能长得了？后汉也只传了两代就完了。
五代的最后一个朝代是后周。后周的第二个皇帝，是一位有名的明君——周世宗柴荣。他是后周开国皇帝太祖郭威的内侄和养子，后人习惯称他“柴世宗”。柴世宗文治武功都有一套，所做的事当中，也有一件与钱币有关。那就是他也学唐武宗灭佛。他下诏废止了全国3万多所无皇家执照的寺庙（非敕赐寺额者），从这个数字来看，他要比唐武宗狠得多。考虑到各州县已经有好多年没铸钱了，而民间却大批销毁铜钱造器皿、铸佛象，于是柴世宗限令被撤销的寺庙，在50天内把所有铜像铜器拆毁，送交官府用来铸钱。民间百姓有藏铜的，也要在50天内上缴，官府照价给予补偿。过期匿而不送的，要重罚，五斤以上的死罪，一斤以下的判徒刑二年，还要株连邻里和“居委会”的负责人。
铸钱缺铜，害得佛寺屡屡遭殃，看来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尖锐了。当历史再也无法负荷一个沉重的包袱时，甩掉这个包袱、变通一种做法的可能性，也就随时会出现了。
接下来再看十国。这十个小国，大都算不上什么像样的国，也没有统一中原的志向，割据一方，混一天算一天。先混个皇帝或国王做做，等到哪天天塌了再说。
这其中，有六个国家有自己的铸币。我在这儿给他们点一下名。不过即使点了名，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它们是在什么方位，那我就连它们的“首都”也一起点出来，这样就能明白个八九。
记住：铸了钱的六国，是成都的前蜀、长沙的楚国、福建长乐的闽国、广州的南汉、成都的后蜀，还有金陵的南唐。
它们都先后铸过各种“元宝”和“通宝”。其中楚国的钱最“贪婪”，全是大钱。先是铸了“天策府宝”，有铜的和铁的两种。又铸了“乾封泉宝”，也是有铜铁两种，据说还有铅钱。据宋人洪遵的《泉志》记载，楚国的铁钱面值极高，九文就是一贯。那不是铁钱一当开元钱一百？这铁，难道是造宇宙飞船用的吗？这个“楚国”是什么来头？原来，黄巢起义时，木匠出身的许州人马殷投身军旅，东砍西杀十几年，凭借智勇占有了湖南一带，后来受了后梁之封，做了“楚王”，又建立了天策府，经营起了一个小王国。马殷是乱世里难得的一个聪明人。乾化元年(911年)时，他就铸了这个“天策府宝”大钱，有铜铁铅三种，以铁钱为多。
当时铁钱一推出来，人们不大认可，还是铜钱的购买力高。据《十国纪年》载：马殷铸的铅铁钱，只在城中流通，城外还是用铜钱。 “天策府宝”是为天策府开府庆典所铸，所以它既是一种通货，也可以说是古代的纪念币。此钱久为钱币学家所推重，声誉极好，伪造的也多，一般都是拿真钱做模子翻铸，表面很粗糙。还有的伪钱在钱背添字，如楚、殷等，其实是画蛇添足，一看就是假的。
马殷后来又采纳了谋臣的意见，就地取材，铸“乾封泉宝”大铁钱，有大小多种型号，背文有天、天府、策、天策、策府等。乾封泉宝也有铜的，不过极为罕见。历史上发行铁钱取得成功者不多，马殷可谓首例。楚国的铁钱大而重，携带不便。马殷是怎么推广成功的呢？原来他早考虑到这一点，对商人采取保护政策，允许商人以契券交易。
具体办法是：一堆铁钱，找个地方垛起来，商人之间交易只凭“契券”。比如，契券上写明：“原张三所有铁钱百贯，堆放于龙门客栈，现因交易某货，归李四所有。特此证明”之类。这叫“指垛交易”，钱不动地方，就变更了所有权。这种契券，还不能算作纸币，只是一种兑换券。
马殷到底是劳动人民出身的，知道爱护百姓。在他的境内，不收商税，于是四方商贾都如飞蛾扑火般的往他这儿来，把大批货物运入湖南。商人们赚到了铁钱，出了“楚国免税区”就不能使用，所以又都换成当地的土产运走，这就大大加快了当地的商品流通，连带马殷“公营”的丝茶业也获得厚利，令他的楚国富甲天下。
另外还有闽、南汉、后蜀，都曾铸过大铁钱或者铅钱。南汉的货币政策也隔壁楚国的相仿，规定铜钱归政府收藏，在城内只许用政府发行的铅钱，城外管不住，随便。但是，铅钱不许出城，铜钱不许进城，违者有死罪。为什么有这样的政策？就是为了保证铅钱不贬值——把铜钱驱逐出城外，可以为铅钱制造一个“净空”。否则混用的话，没几天铅钱就会贬得一文不值。
凡是不开放的地方，都是怕外来的良币，驱逐了他们的劣币。{分页}
李后主的南唐对钱币艺术也有贡献
最后我们来专门说说南唐。
南唐，打的是“唐”的旗号，所以在它发行的钱币中，有一种就是“开元通宝”，分大、小两种。不过南唐尽管冒了前朝大唐的名义，毕竟只是个偏安之国。在与后周的实力较量中，屡战屡败，不得不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割地赔款，向后周屈服，还主动废了自己的帝号。
既然不是皇帝了，也就不能再冒用“开元”的名义了，再铸钱，钱文就成了“永通泉货”、“唐国通宝”和“大唐通宝”。新铸的钱，多少透着一股无奈。这时候南唐的“国主”，是中宗李璟，他在政治上不是很聪明。南唐败给了后周，赔了一大笔钱，政府的财政有了赤字。当时有个叫钟谟的官员提议“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李璟想想没别的办法，就批准了（《新五代史》）。
这又是铸大钱的老把戏，其结果就是物价高涨，私铸泛滥。人民用小钱兑换政府的大钱明显吃亏，“故民间匿币而不出”，甚至人们纷纷销钱铸器，以获厚利。政府的钱还是不够花，从哪儿弄才好？南唐重臣韩熙载又建议：“铸铁‘永通泉货’钱，以一当二”，与铜质“永通”并行。
铸钱的材质便宜了，币值却翻了一倍，这就更是加紧抽老百姓的血了。果然，“铁永通”一出，“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南唐君臣铸钱虽然没安好心，但是他们的“永通泉货”，却开了钱币铸造艺术上的一个先河。
它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对钱”。
这又是一个新术语了，所谓对钱，有三个特征——
一是钱文内容完全相同；二是两枚钱币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书体，其中篆书必居其一，另一种为隶书或行书；三是书体虽然不同，但两枚钱币必须是币值相同，形体对等。
也就是说，两枚“对钱”的钱形大小、钱身厚薄、穿孔大小、轮廓宽狭、钱文位置、字体大小、铜质等各个方面都完全一致，可以成双配对。
这种趣味钱币，又叫“对文钱”或“对书钱”，日本泉界称之为“符合泉”。这种花样儿，恐怕也就是南唐的君臣才能想得出来。“永通泉货”的书体有隶书和篆书两种。其中的隶书钱，又有阔缘和窄缘之分、精字和细字之分。
当时韩熙载是南唐的户部侍郎，担任了此钱的监铸官。 “永通泉货”的铸期大约只有半年时间，所以铸造量极小，现今存世的数量就更少了。现在你要是能寻摸到一个，就可以当珍品收藏了。
此外，“唐国通宝”也是钱币中的一绝。这个钱，是为了应付战争赔款后的财政危机而铸的，当时南唐已答应奉后周为正朔，也就是使用后周的“显德”年号，可是铸钱的时候，还是写了“唐国”字样，可以看出南唐君臣的微妙心态。
“唐国通宝”有极复杂的版本差异，钱文有篆体、楷书、隶书三种。其中的篆书钱又有不同的版别，互相间仅有细小的不同，但是品级差别很大。比如，篆书“国”字呈方形的，被称为“方国”。有一种方国的“唐”字篆法尤为独特，非常秀气，与普通品完全不同，是“唐国通宝”中的极品，存世极少。诸位如果有幸得到一枚篆书“唐国通宝”，请务必找可靠的专家辨认，否则，很可能把极品当成普通品，而错过了稀世珍宝。普通品在现在的钱币市场上，价格是4元钱一枚，而极品则是4000元一枚。
说起南唐，大家一准儿都不陌生——李后主的国家嘛。 “春花秋月何时了”，李后主的那些事儿，现在几乎家喻户晓，这里无须多啰嗦。可是在南唐，还有一个人，其传奇色彩、其知名度、其才情，一点不亚于李后主。
这人就是——这次铸钱中的重要角色韩熙载。他是南唐著名的大官僚、大书法家、大作家。原是北方的青州人，为避祸逃到南唐，从政后，一步步做到了高官的位置。他原本是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所图者甚大，入仕南唐后曾多次进言，都能切中时弊。南唐君主要是按他说的办，没准儿能跟宋朝弄出个“南北朝”来，起码也能多出几十年寿命。但是到了后主李煜执政的时期，南唐形势岌岌可危，李后主却顾着享受风花雪夜，不想有所作为，反而对韩熙载有所猜疑。
韩熙载知道自己命不好，这一辈子的报负，都泡汤了不说，弄不好还要倒大霉。为了避免李后主猜疑，他便纵情于声色歌舞之中，以颓废来表示自己并无野心。纵情声色，那是需要钱的，韩熙载恰恰就不缺钱。他本来家财就厚，另外还有大宗的灰色收入。由于他文章写得好，江南的贵族、士人、和尚、道士，都带着金帛来求他撰写碑碣（墓志铭），甚至有以千金求写一文的，再加上皇帝的赏赐，就更不得了啦。这些财富，让他成了南唐大臣中罕见的超级富豪。
有了钱，要想挥霍，那还不容易？韩熙载在家中蓄养了伎乐40多人，广招宾客，终日宴饮歌舞。五代的大画家顾闳中，曾经去他家领略过那盛大场面，回来后画了一幅超级长卷《韩熙载夜宴图》，那画面——极尽辉煌，气势非凡。顾闳中当时是南唐的画院待诏，也就是李后主的美术顾问。据说，他是受李后主的秘密指令，去韩熙载家里刺探韩是否有异心的。等李后主看到这幅《夜宴图》，才对韩熙载彻底放了心——领导还是信任腐化一点的下属啊。
待到韩熙载的家财耗尽后，仍不改旧习，照样供养着歌舞小姐。每月一到发薪，就把钱散发给各位小姐，以至于搞得自己囊中羞涩。每逢这时，他就会换上破衣烂衫，装扮成盲老头，手持独弦琴，让自己的门生用铜板伴奏，敲敲打打，逐房向小姐乞食，众佳丽都不以为怪。有时碰到哪个小姐正与来他家凑热闹的知识分子私会，韩熙载就不进其门，在门外笑道：“不敢打扰你们好兴致。”
一个国家重臣，精神虚无到这种程度，南唐的“落花流水春去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