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游戏法则都有它存在的理由。然而，在中国商界总有一些“聪明”者，总觉得制度只不过是约束凡夫俗子的一顶冠冕堂皇的礼帽。而他们则是诠释制度、游戏制度的主宰者。正是由于他们的“聪明”和“冒险”，才敢在制度与规则的森林旁点燃了一堆篝火。张荣坤就是其中“引火烧身”的典型。
张荣坤：监管制度下的玩火者
文/陈娟
现行社保基金监管体制将社保资金的管理与监督的双重责任，共系于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管理者只需听命于地方行政领导而不必向广大受益人负责的行政架构，是当前一些政府官员贪污挪用老百姓“养命钱”能够得逞的体制漏洞。而张荣坤正是被这些腐败官员看中，最终成为挪用上海社保资金、进行投资与“洗钱”的代理人。
四年悲喜路
从2002年到2006年7月，张荣坤用借来的32亿社保基金将公司打造成为一个总资产超过100亿元的巨无霸，这不能不称为一个奇迹。然而，奇迹持续的时间并不长。2006年8月，张荣坤案发，其领导的福禧投资由天堂落入地狱。
四年悲喜的转换只在一月间。
在他身后，有一批官商已经陆续倒下。上海市委前书记陈良宇、上海市宝山区前区长秦裕、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前局长祝均一、上海电气前董事长王成明、前副总裁韩国璋等近30位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均被卷入，权钱交易其中，腐败网络纵横交错。
掀起如此巨波大浪的张荣坤，何许人也?
2002年前，张荣坤还只是在苏州、南京创业的一名普通商人，寂寂无名。登陆上海滩后，凭借多年来练就的逢迎手段，张荣坤买通了掌管上海人民“养命钱”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获得了32亿社保基金贷款。这笔贷款就是他日后能够扬名立万的“百万英镑”。自此，一场现代版的“百万英镑”故事上演了。
这张“百万英镑”使他成为上流资本社会的座上客，再加上各种贿赂手段，使得他买优质资产犹如探囊取物： 2002年3月，刚成立不久的福禧投资以32.07亿元收购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的股权，获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2003年张荣坤又花50亿元获得嘉金高速公路25年的收费经营权，这是一条通往上海F1赛车场的高速路；2004年福禧投资又出5.88亿元，收购了苏州苏嘉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20%的股权，获苏嘉杭高速公路30年的收费经营权。截至2005年6月，张荣坤投资的高速公路里程达200公里，投资额超过100亿元，张荣坤“公路大王”的名号由此叫响。
2004年福禧投资跻身上海电气改制，最终出资9.6亿元持有8.15%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张荣坤也成为上海电气公司副董事长。
此外，福禧投资还参股了多家金融保险企业。从2002年到2006年短短4年时间里，张荣坤用借来的“百万英镑”——32亿社保基金将公司打造成为一个总资产超过100亿元的巨无霸，而张荣坤本人也在2005年以46亿傲人身价位居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6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贷款富豪”。
官商勾结，银行推波助澜
现在大家都知道，张荣坤一百多亿的资产中，30%左右来自上海市的社保基金，60%左右来自银行的贷款，10%左右则来自于上海电气的重组投资。张荣坤不愧为“空手套白狼”的行家。
张荣坤用15年时间织起了一张庞大的腐败网络，这张网卷入了多名政府官员，成为他们权力寻租的绝佳舞台。而张荣坤则是这场舞台剧的总导演，其将官商勾结的丑陋演绎到了极致。
银行在这场官商勾结大戏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据知情人士称，2002年张荣坤用于购买上海路桥公司股权的那张“百万英镑”——32亿社保基金，就来源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经手的巨额委托贷款，这解决了张荣坤收购高速公路的资本金需求。
事实上，国家对社保基金的运用早有明文规定。根据《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规定，地方社会保险基金只能购买国债类风险可控产品，“任何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动用基金结余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投资”。银行作为专业性的金融机构，将32亿社保基金违规拆借给张荣坤，是明知故犯。
同年6月，福禧投资获得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100亿元的授信额度。只有超级航母级的公司才能获得数额这么巨大的授信，但福禧投资仅成立不到半年就获得了这样的“殊荣”。个中情由令人玩味。此后工行又贷款60亿元给张荣坤用于高速公路贷款(按照国家规定，公路贷款必须具有35%的资本金，剩余可通过贷款解决)。张荣坤实际上没有花自己一分钱，大玩“空手道”。令人费解的是，工行明知张荣坤的钱全是借社保的，为何还敢贷款给他？没有资金实力的张荣坤是如何说服工行贷款60亿元巨资呢？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3月福禧投资还发行了面值1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开创了国内非上市民营企业公开融资的先河，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为主承销商，到期日为2007年3月7日。
没过几个月，福禧投资发行的这只创纪录的短期融资券又创下了新的记录——中国第一只垃圾债券。该债券的信用评级被上海远东资信公司由A-1降为C级，这意味着公司偿还债务能力非常之差，大家都极力撇清和张荣坤的关系。
凡对银行信贷工作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来，工行犯了很多低级错误。银行的监管机制不可谓不全，关键是执行不力。银行应该更加注重对人的监管。
“贷款富豪”张荣坤和他的“福禧帝国”瞬间倾覆，对很多业内人士来说，是一个神话的破灭；而对于上海民众来说，“养命钱”能追回或许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目前，社保基金在社保管理部门封闭运作，公众监督缺位，导致“养命钱”不断被挪用，广大退休工人被迫无私奉献。上海社保案仅是冰山一角。在上海社保案之后，国家审计署对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三项社保基金(养老、医疗、失业)的审计结果中，发现违规问题的金额达71亿元。
“出现上海社保的问题，不在于哪一个人。”清华大学教授,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杨燕绥认为，在现有政体不分的体制架构下，作为官僚体制下的决策者，永远有把手伸向社保基金畅通无阻的渠道。
“这是一个公共制度安排的陷阱，谁坐在那个位置，谁都有可能掉进去。”杨燕绥说。
那么，我国现行的社保基金监管机制到底是怎样一个管理架构呢？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也就是说，社保资金的管理与监督的双重责任，其实共系于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自己监督自己，其效果可想而知。
此外，地方社保部门隶属于一级地方政府，社保基金的管理者在目前的管理框架内实际上只需听命于地方行政领导，而不必向广大受益人负责。因此，地方政府把社保基金当成“唐僧肉”的情形也并不罕见。
由此可见，社会保障监督与管理部门缺乏独立性、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机关和基金管理机关合一、只对上级负责的行政架构，是当前一些政府官员贪污挪用老百姓“养命钱”能够得逞的体制漏洞。要改变这种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兼“裁判员”的怪现状，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成立一个独立部门来规避利益相关性。
令人欣慰的是，上海社保案已经引起了中央对社保基金安全性问题的高度重视。据了解，上海社保资金出事后，中央调查组已经对所有涉及从社保获得贷款的企业进行排查，并且要求各个获得委托贷款的企业尽早还款。而在今年1月31日，上海市市长韩正也公开表示，上海社保案中被挪用的资金都已如数追回，目前社保基金的管理、运行、支出都是高度透明的，有专门的体外监管机构对它进行监管。
张荣坤的倒下演绎了一个商人引火烧身的全过程，对那些还在做些同样违背游戏规则美梦的“李荣坤”、“王荣坤”们，也许是再清醒不过的一剂冰水了。
(本文选自《法人》，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