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达沃斯的声音
诞生于1971年的达沃斯论坛，其前身是由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商学院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施瓦布提出了“中国夏季达沃斯”的设想，最终于2007年开始，每年在中国举办世界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新领军者年会是在亚洲举办的最重要的全球性商业聚会，目的是为“成长型公司”创造一个与成熟企业共同讨论、分享经验的平台。
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10年，由于世界大多数区域的产出增长重新加速，全球实际GDP可望增长约3.5%。但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不稳定，如果找不到新的动力源，大多数国家的增长率很可能会在2011年再次下跌。
显然，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关键时刻，本次论坛以“推动可持续增长”为主题，探寻未来发展之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IHS公司首席经济学家Nariman Behravesh：
未来世界经济是否会探底?
根据我们内部分析，再次探底的可能性相对比较有限，大概25%左右。尽管这样，今后两到三个季度增长会比较慢，大概保持在1.5%—2%，接下来会再上升到2%—3%。
最近一篇文章很好地分析了金融危机后的影响。研究证明金融危机之后有一段时间增长速度很有限，因为要减少杠杆率就会增长很慢，有些人认为这就使全民变得很吝啬。现在美国家庭、美国企业正在着重积蓄，家庭储蓄率已经达到新高6%，公司现金流占GDP比重也是新高，这意味着短期内内需会有限，家庭需求、公司需求也会有限。
奥巴马政府通过了一个经济刺激方案，我们会发现库存周期有所转变，让人们看到一些增长的苗头，以为经济开始复苏了，但其实这都是短期因素，现在虽然回到了潜在的1.5%—2%增长率，但这是典型危机后的增长率。
我不能直接回答什么事情会造成二次探底的局面，但我觉得有五个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
第一，信贷实际上并没有变得紧张，现在正在逐渐放松，我们并不认为美联储会在2012年之前调高利率，缩紧银根不大可能。
第二，货币政策以外的财政政策加紧，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两党吵完架之后，布什政府实施的税收减免措施还是会延续一两年，避免财政紧缩。
第三，美元汇率集聚上升不大可能，其他货币还是会有下降的趋势。
第四，住房、汽车的消费者开支又开始减缩了，这也是不确定因素，这方面的开支增长在2%左右。 现在的美国家庭追求一种平衡，他们一些开支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同时也还在储蓄。有一种风险就是减少库存、减少资本项目的开支，并且大量裁员。这是二次探底可能会出现的局面，但是我们又觉得不太可能，我们已经很清晰地看到美国各企业现在手上现金很多，他们不需要再裁员，关键问题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花这笔钱。
第五，会不会像10年前日本那样出现“失去的10年”?这样的现象只发生了三次大萧条，拉美的债务危机、日本经济的衰退，还有就是这次危机，这都是严重的政府错误造成的，只能当成假设。
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首席经济学家兼集团总裁Gerard Lyons：
看好新兴市场 亚洲更需资本流通
注意相对水平 积极看待新兴市场
我对整体世界经济非常乐观，如果是一杯水，已经填满了三分之二，我们今后的目光还是会放在空的三分之一。美国停滞不前，欧洲南部有衰退现象，中国可能正出现房产泡沫，所以，短期内我们需要有谨慎的态度。尽管这样，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愿望还可以感到很乐观，并没有觉得有脱钩现象。新兴市场并没有和西方的发展脱钩，危机期间那些无辜的新兴市场没有很高的杠杆率，没有债台高筑，但是他们有更多、更好的缓冲机制，所以他们复苏的速度、势头更大，而美国就不是这样。我们认为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现在走的越来越稳定，因此我们就应该更积极地看待新兴市场今后18个月的前景。
我们往往都会注意增长率，世界经济现在处于一个大周期的中间，刚经过重大波折，20年前总规模31万亿，金融危机期间增长到61万亿，发展中世界已经有9亿人脱离贫困，虽然危机期间有其中的1亿人重新变成穷人，而且总规模下降到五十多万亿，但根据预计，明年就会恢复到危机前的规模。这就意味着我们经过了一个难关，但是不能低估危机长时间的影响，特别是减少杠杆造成的影响。现在大部分增长是由新兴市场推动的，根据渣打银行的预计，2014年前亚洲在全球的增长比率比西方市场的其他国家要大。GDP重要、贸易也很重要，在危机中贸易是首当其冲的，它的峰值在2008年4月下降21%，2009年5月探底，今年6月的数据表明贸易总量恢复到2008年80%的水平。20年前亚洲出口量80%输入到西方，现在是2/3，如今区域间的贸易更多，亚洲内部的贸易、亚洲和非洲、拉美等地区的贸易量都在加大，我们接触的很多西方比较富裕的跨国公司新的投资项目希望更多地集中在新兴市场。
在乌兹别克斯坦今年召开的世界银行年会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会议就是基建。亚洲要想实现潜能今后还需要花8万亿美元来做基建，中国有这些钱，其他国家不一定有。印度已经开始大兴土木，其他国家可能也会，资金流入是一种挑战，性质也在变化。
债务保持美国项目稳定
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经常保持稳定，所有经常项目对美国保持稳定的国家都是因为债务，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接近两成的债务是由外国人持有的，一方面外国的钱大量流入，另一方面会有更多亚洲人的储蓄留在亚洲内部投资，这样就需要更大规模的资本市场。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在亚洲的经济体，现在的重点问题是欠发达地区，东亚一些货币上升，另外一些国家正在干预货币，亚洲货币储备以前占全球货币储备的1/3，现在占2/3，以前的储蓄货币主要是美元，现在是一种被动的多元化，并不是说卖掉美元，而是不再买美元的资产。
今年8月，美国改变货币机制，在香港设立了CIH市场，这是间接鼓励人民币在境外的交易，在这之后中国只好让人民币本身变得更灵活地兑换货币，这些挑战主要是新兴市场带来的。
各国协作 平衡国际经济
在英国伦敦峰会上，全球领导者都聚集一堂讨论，希望可以降低下行风险。西方有一个不好的地方，西方政府应该有赤字的盈余，而不是赤字的赤字，应该提高利率，在西方成熟的经济体中，在危机中他们的位置会更好一些。在亚洲，因为已经经历过亚洲经济危机，所以更善于应对危机。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他们的主权债务过高，导致政府出了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实现增长来还债，在短期内肯定会出现滞胀，这是非常糟糕的，是否可以有全球的应对措施，我觉得我们已经采取了全球措施，只是在不同国家面临的情况不一样，制定者只是关注国内的问题。比如亚洲通胀压力比较大，西方关心的是通缩，并且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关注。
所以，资本会流到新兴市场国家，不能指责中央银行只关注国内问题，我们也看到国际合作的改善。比如遇到银行危机的时候，资本并不是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而是管理出现了问题。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问题应该有国际的解决方案，应该注意重新平衡的问题，平衡国际经济，西方应该少花一点，东方应该多花一点，亚洲和盈余国家包括德国都应该花更多钱。这当然需要时间，需要进行货币调整，可能中国的货币还有其他有盈余的货币都应该逐渐进行调整。
野村证券国际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经济研究主管Paul Sheard：
2012年中国对全球GDP贡献达1/3
经过这次全球危机，首先我们得到了教训;其次，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样的推动力;第三怎样恢复经济平衡。未来全球的复苏还会继续下去，今年大约会有4.5%的增长，但发达国家今后几年会变得缓慢，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印度复苏得比较快，令人鼓舞。
从全球经济危机当中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第一，危机前的状况不可能持续下去，很多经济学家很早就警告，太多的增长依赖于美国的家庭消费。
第二，在危机当中就很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是相互依赖的。
第三，新兴市场里中国、印度增长率是最高的，即使在整个发达经济体增长很缓慢的时候，印度的增长还是非常迅速，这些增长基于国内需求的增加才可以持续下去。
全球的经济增长来自于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我们预测2012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会是1/3，如果加上印度会变成45%，而印度对增长的贡献率会相当于欧洲和日本的总和，新兴市场会贡献3/4的增长，这反映出一个非常健康的全球经济的融合过程。
当我们看到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时不应该感到惊讶，很大份额来自于新兴市场，他们对全球增长会带来更大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趋势。当然，这会带来一种特别的含义，这些经济体包括中国对全球经济越来越重要，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举个例子，如果中国投资放缓就会对整个亚洲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全球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中国不再是一个小的国家，而会对全世界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好的消息就是重新平衡的过程正在进行，这是一个慢速的过程。危机告诉我们，重新变革非常必要，中国在其中也非常关键。2008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大概是10%的GDP的份额，2011年会进一步下降，大概会占2%左右。美国的赤字占6.8%，这是比较高的一个数字，但这个数字在逐渐下降。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占4%，而且在不断增长，这是通胀的原因，通胀会使得国内需求比较薄弱，日本很多储蓄都进入了银行、进入了投资链。对于全球重新平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平衡的过程。
{分页}日本在线金融服务集团CEO Oki Matsumoto：
打破大股东主导一切的体系
现在政府、企业、社会合作的环境在一天天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美国政府接管很多房地产资产，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使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今天我们要实现合作，环境和过去相比要复杂得多，但最终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创造财富，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才能够使引擎充满生机，能够不断提高生产率。
为了让公司保持活力，公司必须要找到未来不同的发展形势。比方说我在日本做企业，但日本只有1亿人，而且日本的人口在减少，我们必须要找到更大的市场，这时候我们就要拓展中国市场，要想企业做大就得融资，要在一些比日本更好的市场上市，筹到更多的资金。
我们要雇佣更多的员工，要纳税，在世界范围之内，竞争环境越来越复杂，企业的出发点是要获取更多的利润。正是因为环境的变化，今天的公司需要做更多的沟通，和纳税人、征税机构、财税机关在其中有业务的国家建立起更多的沟通。
如果我们要界定什么是21世纪的公司，这个定义太多、太大了，我们应该允许不同形式的公司存在，允许自由度。21世纪会看到多种多样的公司，公司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影响如此之大，所以公司一定要透明、一定要沟通、一定要披露自己的信息，想干什么一定要说清楚，这是21世纪的公司必须要做好的，除此之外没有哪种模式能够界定21世纪的公司应该是什么样的。
股东也是一样，他们要知道公司做什么，有时候小股东对于公司的行动，虽然没有整体决定性的影响力，但是他们有时候和大股东承担着同样的风险，对于公司的风险承担着同样的责任。
大部分股东没有那么大的权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CEO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只有大股东才能影响CEO的行动，要创建和保持管理层与大股东之间的关系，打破大股东主导一切的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英美资源集团首席执行官Cynthia Carroll：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可或缺
今天我们需要为广泛的各方负责，而在几年前，采矿行业认为他们面临着两个主要的利益相关方，一个是股东，一个是所在国的政府。而今天情形大不一样，本地社会、非政府组织、员工以及客户，所有这些人都已经成为每个企业永久的利益相关方，每一方都希望能够在企业运作中有自己的发言权。所以比以往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协作形式上的企业，借助互联网和传媒行业的发展，这个概念就进一步加深了。
尽管我们这个行业可能反应稍微有点慢，但是那些大型矿产企业都能充分理解这个现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运作的环境，就问责制这个概念而言是不一样的，因此要建立多方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且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发现，因为我们的资源会逐渐用完，所以矿产行业必须要寻找新的矿产场所，这就意味着我们会与其他一些国家进行合作，而这些国家可能还存在着社会不稳定或者社会责任的建立时间不长。
中国是最先支持联合国契约的，这个契约主要提供自愿基础上的人权准则，不仅提出了最高的标准，同时也提出了企业做生意的一些准则。如今是全球准则和全球软件运作的时代，也就是说全球的准则应该是用在世界各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满足全球各地民众越来越多的需求。
为了能够在这个新的世界当中取得成功，跨国企业必须得到接受、必须得到信任，不仅要得到政府的信任和接受，而且要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接受，如果没有本地的支持和信任，如果不能够在广泛的层面上建立起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不可能成功采矿，也不可能给我们的股东带来福利。
1998年，我们在南非发起了一个倡议，这个倡议的目的就是要求本地民众能够自给自足。二十多年以来，我们给一百多家中小型企业提供了三千多万个就业机会，也通过我们的努力，给本地提供一些资金、培训，帮助他们进入供应链，以及进一步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去年，我们购买了本地企业大概20亿美元的产品，其中整体消费的40%在南非，现在我们又进一步将这项倡议推广到其他国家，包括智利、巴西、委内瑞拉和秘鲁，我们自己有本地五千多名就业机会。在联合国的倡导之下，预计在2015年之前再提供了一万五千名就业机会。
对我们来说，战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是企业公民社会责任，如果我们没有为社区做事，如果我们忽视非政府组织，忽视市政机构的需求或者期望值太高，我们不可能通过有效的合作取得今天已经取得的成功。
去年我们投资8600万美元来做社会事业，前一年投资了5100万美元，即使在危机之年我们也没有减少对社会责任的投资，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工作还会继续做下去。
印度工业联合会会长、吉友联有机合成化学公司执行董事Hari S. Bhartia：
通过风险推动企业技术升级
我们在很多行业进行了投入，最大的行业就是生命科学，有1200名研发人员，在印度10个城市及北美设有办事处。第二个业务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主要是在印度。第三是粮食行业，我们是印度最大的食品服务公司。
我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年前，集团旗下第一家公司成立，主要从事化工产品生产。80年代初，石化原材料非常短缺，由于印度是甘蔗产国，因此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用甘蔗副产品生产一系列化工产品，并用不同工艺替代石化原料，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做这方面的生产。
25年前我们是一家很小的工厂，今天我们的工厂要大得多，并且有大量的研发，同时也在生产绿色乙醇和增值产品，这样使得我们取得了全球领导力，包括成本结构领先的地位。
由于当初条件的限制，迫使我们去创新，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抓住这个机会创建很好的商业模式。在80年代初，我们用糖浆替代石化原料，使我们的技术非常领先，但生产出来最终产品是一样的，只是采用完全不同的技术，只要把研发工作做的充分，研发资源投入充分，我们就可以在成本上取得领先地位。
今天，我们的竞争对手公司是用石油产品来生产同样的最终产品，而我们是用甘蔗的糖浆来生产，这样使得我们成本要低得多。
一家公司在谈可持续发展的时候，既要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还要看环保和社会组成。经济部分毫无疑问只要能够不断降低成本，利润就能够不断提升，资源的优化也在不断提高。
在环保方面看，有很多环保的规定，既有政府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带来的压力。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对各级的压力积极作出回应，并且不断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以印度为例，印度的教育和技能发展水平是非常独特的，印度有88%的人还没毕业就上班，直接从学校走向了工作岗位，只有12%的人能够坚持完成学业，中途退学率非常高。这一部分没有上完学就去上班的人，怎样赋予他们充分的技能，怎样让他们受到社交技能和技术技能，更好地做自己的工作呢?
今天的印度不缺工作机会，缺的是技能。在食品工业企业当中，我们每年聘一万两千多人，但员工流失率达到20%，很多人走出学校到我们这里经过培训以后又跳槽到其他公司。比如我们用3—4个月开发一个技能，在这几个月当中，这些人学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技能，等他们离开我们公司，再到就业市场上，找到第二份工作的命中率高达80%-90%，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式。
我们把可持续发展模式体现在共享人力资源上，虽然不在我们公司工作了，但是却在为整个社会造福，我们为企业界贡献我们的人力资源，并且带来了的价值，这是非常有益的经验。
衡量可持续发展有三个层面，首先从经济角度，要找到利润，从环境层面上，要进行初始投资，长此以往肯定能够盈利。社会层面上，我们会导致一些额外的支出，在这种时候，企业得到了共同的价值。在印度40%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我们把自己拥有的能力扩散到社区公众当中，长期下去我认为会获得很大的回报。
对于财富五百强的企业来说，购买产品是由CF决定的，完全取决于投资回报。像沃尔玛这样的公司，如果无法带来回报的话，他们是不可能进行这方面产品投资的。美国的电力价格，在过去50年中是不变的，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如果未来20年，实际电价增加，我们会用天然气、风能取代火电厂，这种转型的风险是必须承受的。
当你监管的时候，如果电价上升，你可能会减少投资回报，而且带来的影响会相当严重。举个例子，我们在美国最先建立的煤气化工厂公司，一开始利用的是GE的技术，我们认为只需要花20亿美元，可是最后增加到了28亿美元，这个电厂建成后会成为最低排放的电厂，我们的风险其实就在于那额外增加的8亿美元。目前还没有决定这部分投资是否得到回报，但我们却通过风险推动了技术的升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
今后几年中国很难保持经济两位数的增长
中国经济今年采取了刺激政策，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但同时我们也看由于去年货币供应、贷款投放的速度加快，对于资产价格和泡沫的压力，对物价的压力，对产能过剩产生了一些问题。中国政府很清醒地认识到要转变增长方式，要将国内需求、消费水平提高并不容易，涉及到很多体制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现在诸如收入分配的改革问题等需要抓紧研究。
如果说到展望，首先，在全球危机之后，2003年—2008年这样高度繁荣的增长局面可能很难维持，会适当下调潜在增长率，货币政策回归正常水平。可能今后几年中国要保持经济两位数的增长压力会很大，矛盾也会很多。
第二，想尽办法从扩大消费着手进行调整结构，医疗、教育、社保等问题在短期内效果不会很明显。
中国经济需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下工夫，中国政府已经在加快步骤采取这方面的措施。从全球经济角度看，既然出现了危机就要付出代价，今后几年全球经济的增长，不大可能出现2003年—2007年那样全球高度繁荣增长的局面。
关于房地产泡沫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去年，由于巨大的货币供应量，很多专家都认识到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房地产泡沫的压力;第二，产能过剩。去年进入股市的老百姓今年不再敢茫然进入，因此，必然进入房地产领域，从而导致产能过剩。
但中国经济为什么突然出现GDP一季度增长二季度下滑的状态呢?第一，有基数的原因;第二，是我们宏观政策调整的结果。主要体现为三大政策变量，第一，房地产政策;第二，对于产能过剩、高耗能的一些项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行措施进行缩减;第三，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整顿。这三项政策一出台，很多银行的贷款就不敢放了，这样经济自然会出现调控所预想的结果。
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海外媒体称可能引起中国的经济崩溃，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也正在采取措施。而我个人认为，可以采取比较分类处置，用时间慢慢消化。房地产问题大家担心是正常的，同时调控的方向应该学习德国，买房是为了住。但是要达到这个方向，基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和结构调整的艰难性，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要花两到三年的时间慢慢来治理。
美国有位叫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学者所著的《地球是平的》这本书，我同意他的观点，危机之后必须过点紧日子，因为很多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都缩水了。
危机是什么?危机是美国低利率政策，信用膨胀次贷危机爆发，所以实质和金融史上的任何金融危机都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信用扩张。在信用货币的世界里，全社会都拿着纸币，所以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全球治理。前几天巴塞尔刚刚通过了巴塞尔协议三，其实质就是降低杠杆率。但是懂西方经济学、金融学基础知识的人都知道，巴塞尔协议降低了非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的杠杆率，但如果中央银行表现不一致，危机依然会爆发，所以对国际主要货币的发行要有一个约束机制。
{分页} 越南半岛集团主席、越南美国商会主席Dong Yen：
若发生危机 公司将缩小规模
越南也是新兴经济体的一部分，如果新兴经济体出现问题，影响会表现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方面，我想谈一下在这两个层面上所能发生的问题以及带来的影响。一旦经济下滑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很多人都会失业，低收入阶层和家庭会生活得更困难。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美国发生了，一些大的旗舰公司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意外情况。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公司应该更关注中低层阶级的生计，对此，我们公司做出了应急计划。我们集中于识别主要困难，以便能够继续稳定我们的投资者，同时对我们的计划进行调整，并且尽量缩小规模。对于投资者来说，在我们的工业区把土地或一些设施进行出租。以前我们在工业园区建造的地块都是大规模的，差不多五千平米左右，发生经济危机以后，我们把地块面积不断减少，同时拨出一些土地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这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从2007年到2009年，部分人口的收入已经翻了一番。这就是我们的应急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是要开发非常小规模的公司，而且要照顾中低阶层群体的收入。
经济危机在全球造成了很大影响，越南在新兴市场的贡献去年占了GDP的6.8%，后来慢慢降低。我们公司在越南、中国、印度尼西亚，由于这些地方经济的增长，还是给投资者提供了很多机会。在金融危机后，不少公司发生了困难，竞争力也相对降低，如果企业现在进入新兴经济体国家，可以享有更多的商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在金融危机之前进行投资，成本可能是现在到5到10倍甚至更多。对于一些财务状况好的公司，应该抓住现在这个机遇，进入越南、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可以在当地找到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在金融危机中，很多政府有一些激励措施，我们国家政府包括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有了很多补贴，在一些利率方面、贷款方面的优惠，同时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并且对一些生产产品的公司和市场进行政策补贴或利率补贴。
比如在越南，政府动用10亿美元进行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调动300亿美元资金流动，这样在一年之中增值获得了10%，也就是说政府获得了30亿美元。政府的补贴行为帮助了很多中小公司，这些公司可以持续发展他们的业务，能够不断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如果在2011年继续发生金融危机，其他国家的政府应该可以考虑越南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措施。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我们没有办法等待外界的帮助，当然，可以通过和政府沟通，说服政府采取一些计划、措施。但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公司，作为个体的公司都应该有自己的计划，能够适应自己的业务发展。因为每个人必须独立地做事，当每个公司独立做出努力的时候，政府才能够帮助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自救，有可能在外援到来之前，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下去了,在我们借助外力之前，应该更多关注自己的力量。在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公司的理念是现金为王。什么样的项目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现金我们就更多地关注这种类型的业务。比如，中低收入人群在不断增多，在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市场，因此，我们就应该更多地关注中低收入人群的市场，使我们的计划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使我们的业务不断优化和多元化，这样，我们的业务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
杜克公司总裁兼CEO詹姆斯·E·罗杰斯：
把可持续发展植入企业文化中
我们公司是最大的发电公司之一，主要是水力发电，公司的宗旨是希望能够领导人们生活的方式，特别在炭排放法案中。过去几年我们面临很大的障碍，有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今我们公司完全进行企业转型，重新设定自己的议程，我们现在正在建设世界上能效最高的煤气电工厂。同时，我们还投资太阳能、风能以及所有能够发电的替代能源，我们认为扩展的产品组合是至关重要的。
如何优化装备，实现企业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呢?在我们所处的行业中，首先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安全。我们是美国第三大核电站运营商，每个人只要在核电厂工作，永远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安全。同时我们也是一家企业，在我们企业文化中，有一个植入的因素，那就是如何把可持续发展植入到我们企业当中，并且把可持续发展转变成我们的企业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做的每个决定，采取的每个行动都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就是我们公司所做的，把可持续发展植入到我们的文化中，就像我们对安全的重视一样。
我们制定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比如你做的每个决定，采取的每个行动，都必须要能够回答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宏观地考虑，你的这个决定在财务上、环保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未来的经济可行性如何，这几个问题是如何互动、如何配置在一起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效率，你做这样的决定是不是代表了一种最有效的方法，是不是能够有效地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是不是能够少用原材料、少用能源、少用水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并且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尽可能的高效，有没有一些方式能够从其他角度来帮助我们实现目标。第三就是平衡，也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平衡地球、利润以及人类的权利，我们是否能够通过我们的行动或者决定带来共赢的局面。第四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个决定是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决定还是一个仅利于短期发展的决定。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子孙后代的利益必须得考虑，子孙后代在审视我们今天决定的时候，是否会认同我们的决定，是否会觉得我们今天做出的正确决定在以后也是正确的。
我们不仅仅做到这四点，也希望能够深深地嵌入到公司员工的心里。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能够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都能够提出一些真正的问题和现实的回答，同时也能够将这种理念深深嵌入到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的理念当中，我们的确让事情有所变化。
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
国资委也应该为民企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经历了了两场金融危机，一场是亚洲金融危机，一场由美国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两场危机中，国有企业的处境和表现截然不同——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国有企业几乎遭受毁灭性打击，是最最困难的时间。香港人士说，当时国有企业在香港没有一家不遭难，都需要国家的救助。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在香港的表现是顶梁柱，是保持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国企未来还将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某些行业出现垄断是正常的，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在中国，石油行业是明显的垄断行业，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国有企业占据了国内石油总产量的90%以上。2008年油价高涨时，国内油价始终保持稳定，当时“三桶油”为弥补国内外差价，承受了高达1600亿元的巨额亏损。如果当时任由国内油价与国际接轨，中国很多行业肯定会无法承受。
目前国资委下属的一些央企在企业规模上已经排进了世界500强，但在资产收益率、资金周转率、人均利润率等具体指标上，却大幅落后于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水平。造成国企大而不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用工为例，大型国企的用工至少比其他企业多一倍，这么多的职工不可能推向社会。所以，国企的问题必须靠把企业做大做强来解决这些问题。国有企业的发展一定也要遵循市场规律，要按企业自身规律来办事。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在7到10年的时间，将会在经营绩效上赶上世界500强优秀企业。
不同社会阶段、不同国情，国有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担当的作用也不一样，但最终的发展目标是确定的，那就是要创造公平竞争的能力。国资委要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不仅要为国企提供服务，也还应该为民企服务。所有企业要搞好都是一样，都要遵循市场规律。
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周学海：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应该强调商会作用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将来面临的贸易环境我个人认为有可能越来越严峻。随着贸易规模不断增长，贸易结构不断丰富，我们既有高端产品，也有低端产品。当深圳不再做加工贸易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中部省份，甚至西部省份的一些地区又开始做这些低端产品。所以说，联系到中国差异性很大的现实，在既有高端也有低端产品的情况下，我们的贸易环境可能越来越严峻。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单单是发达国家对我们有一些反倾销、反补贴行为，连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印度也都会对中国有一些这样问题。从整体上来讲，我们的企业、媒体应当把贸易摩擦，贸易纠纷看作是将来贸易当中的一种常态，经常会发生一些事情。
当然，我们要想办法避免这些贸易摩擦。一是从贸易结构上改善，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我们应对的理念，在理念上要做到未雨绸缪。比如美国橡胶协会或钢铁工人联合会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的时候，国内很多企业在对方酝酿的时候还不知道，因为这个过程很长，一旦对方提出来实际上已经晚了。像美国这样开明度相当高的国家，酝酿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机构，或者企业能够发挥一些作用，能够捕捉到一些信息，我们应对起来就比较容易。第三就是我们的企业要敢于应对。现在确实面临很多困难，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在国外应诉法律成本很高，花很多钱。有些时候中国企业觉得太贵就放弃了，但实际上放弃之后丢掉的是市场。一些民营企业做得很好，自己去打官司，结果打赢了。我们需要有一些法律上的准备，这样对应对贸易摩擦会有利一些。
如今，欧洲的经济状况不太乐观，8月份美国的失业率还是9.5%，在这种情况下，下半年应该还是维持上半年的大体趋势，但是增幅不会这么大，总体环境应当是越来越改善。所以，我对第四季度的出口还是比较乐观的。
当今，我们越来越多地面对美国的反倾销限制，中美贸易的种种迹象表明，还是存在一定的贸易保护主义，当美国人认为自己占优势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对方，我们要搞自由贸易，当他们的企业或者团体受到了威胁，他们就会搞贸易保护主义，这其实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
在应对贸易保护的问题上，我们更多地应当强调企业层面和商会层面，不要动不动就拿政府来说事儿，或者说政府是管宏观政策的决策者，商会、行业协会就应该在诸如贸易保护主义这些事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王健林：
谁取得消费类商业模式再造胜利将是未来大赢家
我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的时候，在没有开会之前我跟施瓦布先生有一个小范围的交流，他跟我讲每次举办达沃斯都希望来参加的人员获得三个方面的收获。第一，感受一次智慧的风暴，在思想方面有新的启迪，哪怕只有一点也足够;第二，交一个新朋友;第三，最好能做成一笔生意。
今年参加达沃斯我想了解国外大环境的变化。2008年开始的金融风暴一直持续，我想看看大家在金融风暴下是怎么想的，企业是不是全面收缩，还有没有投资机会。经历过金融风暴，活下的企业都是最优秀的企业。2008年我们万达开了很多会议，因此有了自己的分析判断，总结了2008年经济最困难时期大局的投资，恰恰这一判断是正确。2008年四季度，2009年一二季度以最低的投资获得了很好的资源，为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来达沃斯最大的好处是感受世界前沿经济话题，和最聪明的人对话。
消费行业本来就属于反周期行业。2008年，我们在租金收缴上做一个预备，在和我们管理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允许对方出现两到三个百分点的欠拖，结果那一年没有出现任何欠拖，因为国家投资下去的四万亿把欠拖止住了。所以说消费领域是经济的末端，它反周期能力最强，在消费领域中文化产品又是最有反周期特征的。一般越是危机期间文化类消费越丰富，从万达院线这几年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个特点，我们利润收入倍增。
在竞争中，有人追求高新技术创新，也有人追求管理创新，其实我认为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模式上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企业来讲大大高于技术革命，高于管理创新。比如，都在卖咖啡，一个人把咖啡和文化结合在一起，做成连锁，再添加几个产品，做成星巴克。这种新的模式出来以后，全世界一万多家店一年卖一百多亿美金。我们万达也是一样，都在做房地产，我们做购物中心，模式反复研究加以改进，模式对了，扩张速度就非常快，不可阻挡。
我觉得商业模式的革新和再造，应该是企业家最关心、最重视的，这是企业的长久生命力。在所有的商业模式中，应该更多地关注消费领域的商业模式革新。中国的消费力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处于偏低状态，比不过印度，甚至比不过越南，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投资和出口太强势了，中国三产只占GDP40%，消费占GDP比重更低，而欧美国家都占GDP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如果可以把消费类商业模式再造、模式革新作为企业研究重点，一二十年后将获得很大的发展。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
下一个苹果或谷歌大概不会出现在中国
21世纪创新的概念现在变化的很快，旧时代的通讯每隔一千多年才会换一种新的，现在有SNS、有即时通讯、有社会网站，每隔两三年就会换一种新的沟通方式，竞争十分激烈，而创新的速度将会影响竞争的局面。
中国人经常提到一种概念——微创新，但中国公司不是特别有创意，很多都仿照美国，这个局面能持续多久?10年来，这个世界大部分创新都是所谓的微型创新，苹果公司、谷歌公司可能例外，其他大部分领先的公司都是微型创新公司。
怎样定义微型创新?开发的快，直接针对市场，知道潜在用户是谁，不知道问题怎么样回答，可以尽快通过互联网平台了解用户的要求，不断开发新功能。互联网跟其他行业不一样，它可以快速获取用户的反应，可以不断创新，开发成本也比较低，有开放编码、有云平台、有电子技术，三个人仅仅靠几万美元的资金就可以开发新的产品，不仅在美国公司，在中国公司也进行了这种微型创新。
我们不容忽略下一个苹果、下一个谷歌可能会出现，我觉得大概不会在中国，也不会在亚洲出现，更可能会出现在美国，因为美国的企业家可以跳出他们的教育背景去思考，这方面美国是远远超出其他国家水平的。
昨天我参加一场会，我们在想什么时候下一个大发明来自于中国?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同意，中国对用户和企业带来了很多价值，但是很久都不会出现中国的苹果、中国的Google，至少50年到100年内不会出现，中国要想出现一个大的发明，需要重新建立教育体系。
我是在中国上过学的，能背好课文、公式才可以取得好的成绩，进入那些最好的学院，结果就养成了一批很勤劳、很可靠的工程师。一方面，这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不错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为什么中国企业不能创新的原因。
微创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而且也会持续下去，并且对中国经济会带来很多价值。但是看到这么美好的一个国家，这么聪明的人民，还没有产生过一个谷歌或者一家苹果公司是很一件可惜的事，涉及到整个教育理念。但我们可以先从20%、30%、40%开始变化，然后再继续下去。
安永中国主席吴港平：
希望投资环境越来越公平
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罢，增长都是要可持续的。我们老是谈可持续发展，一两年增长快速没有用，要是增长以后又回来对整个国家和企业都不好，怎样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是最重要的。我1983年开始做中国的业务，经有27年了。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我是比较乐观的，但并不说明一直都会一帆风顺。出现问题，我们用要用正面的态度积极处理，只要方向是对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这些年来，中国的企业变化很大，刚来中国的时候，我们服务的对象都是外国企业，因为国内企业都不太了解，80年代，如果要企业出钱为他们做企业咨询报告，企业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已经不一样了，中国企业的业务已经比外资多了很多，我们不用解析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如今，很多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因为对国外法律法规不了解，所以出现问题的几率还是很大，在这中间，有不少中国企业交了学费。但在交学费的过程中我们学乖了，变聪明了，以后这样的问题会减少，成功的例子会越来越多。
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必须要找专业人士，从商务、法律方面进行调查，做好充分的准备就会避免将来不必要的损失。所有项目都是有风险的，只要知道风险在哪就可以有效规避风险。
所有企业都需要一个很好的资本市场去支持他们，企业不可能全部用自己的钱，因此，企业都有一些融资渠道，有的是通过银行贷款，有的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如果通过资本市场去融资，要知道不同的市场适合不同的企业，在英国有英国主板，美国有纳斯达克，因此要考虑到企业本身的情况，企业的大小、从事的行业等。在这一切确定之后，还必须要认清楚，投资的风险在哪里。我们会看到很多投资，有VC，有风险资金，有私募基金，在一个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投资的进入都有他的道理，我也相信投资平台对于企业是有好处的。
今年GDP的实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对于明年我们当然会有担忧，有危机感是对的，但同时我觉得中国经济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好很多。我们经常用LUV来形容当前的世界经济。L是指一些国家经济下滑之后还没有上来，欧美国家很多都是这种状况;U型国家是指经济在下滑之后出现了缓慢回升，但相对来说还有一段比较低迷的时期;V型是指经济下滑之后迅速回升，中国就属于这种状态。
创新最主要的是反映在企业家精神里，其实是一个理念。安永非常支持企业家精神，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提倡鼓励更多企业家精神，我们有一个安永企业家奖，在中国办了4年，在世界很多地方已经办了二十多年，我们每年在全球不同国家选定他们本国的安永企业家得主。除了永安企业家奖之外还有全球的安永企业家奖。在中国举办的第三年中，曹德旺先生拿到了全球的安永企业家奖。
中国的改革开放外资出了很大的力，我们必须要认同这个观点。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问我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会说，中国经济主要是由两个拉动的，一个是出口，一个是外商。但是今天已经不同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出口和外商还是重要，但国内的投资更加重要。以前如果美国、欧洲出现一点问题，中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现在虽然我们也受影响，但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政策把影响降低。
对于未来的经济，在我看来，国家不断发展，政策肯定要改变，不管是税法还是投资环境，都会有一定的改变。我希望我们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公平，只要有一个公平的投资环境就足够了。按照现在国家情况来看，某些行业我们对外商还有一定限制，大部分行业的投资环境还是很公平的。
{分页}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
中国企业应具有全球化视野
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出去，走出去不仅仅意味着在外面建立一个公司，最重要的还要了解当地市场，了解当地的政治环境，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更多地使用本地人。中国的新兴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对全世界了解的过程，面对的挑战是是否能够驾驭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你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以及对区域市场需求的了解，特别是在建立全球的领导力方面是一个企业面临的新的挑战。
人才是一个企业的战略。东软走出去之后，我们就不在中国找员工了，我们在德国找德国人，在芬兰找芬兰人，在美国找美国人，在日本找日本人，在中东找中东人。所以我们没有说语言上的问题，但是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而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是接受他们，或者说我们更应该了解他们、尊重他们。作为中国的成长型的企业，特别是一个跨国经营的企业，在这些方面一定要避免所谓的控制和传统的信赖观念，这对你全球化的崛起会带来负面影响。企业的发展跟用哪个国家的人没关系，所以在这方面，一个全球化的企业应该建立一个开放的平台和文化。
东软发展到现在，已经拥有一万八千名员工，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应该注重企业领导力的发展。一个一万八千人的企业需要一万八千人的领导力， 10万人需要10万人的领导力，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你企业成熟了，通过不断的实践过程，会学习到很多怎样驾驭企业的方法。
东软目前在全球已经建立了一个基本网络，现在在德国、芬兰、罗马尼亚、迪拜、日本、美国都有我们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东软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建立我们在本地化的运行。特别是在东软看到未来持续性发展的趋势以后，更愿意把我们的研发中心建好。大家都说缺人才，事实上全世界人才并不缺，缺少的是优秀的研发人员。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研发机构建立在美国，由于美国现在失业率很高，所以我们过去找人才并不困难;我们也可以将研发机构建立在欧洲等其他地方，在全球化的今天，事实上你的选择更多了。
海信集团副总裁郭庆存：
创新是海信不变的灵魂
我希望通过达沃斯这个平台，更多地了解世界所关注的重大经济问题、创新问题，更好地服务于海信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海信将技术路线作为不变的战略，在这一轮调整中我们已经感受到自主创新成果发挥的作用，所以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要继续加大在研发上的投入，特别是技术上的投入，看得更远一些才能少犯错误，产业升级调整上才能抓住机遇，才能快速地健康发展。
海信产业调整重在加大变频节能领域
海信在应对危机时，从技术创新上做了很多准备工作。首先，通过技术创新成功进入了原油产业的高端领域，我们认为这个路走对了。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包括数字多媒体领域、变频节能技术家庭应用以及一些新兴的战略关系领域所面临的技术进步，技术更新换代数据的征集，周期在逐渐缩短，生产在加快，这是非常明显的形势，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有强的紧迫感。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很重要工作，研究部署125技术发展和规划，继续在数字多媒体领域、变频节能技术和绿色环保领域，包括智能交通以及一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争取通过引领和拉动把产业调整的更到位。
LED液晶电视海信在中国的销售量是最大的，已经成为数字多媒体方面的领军，今年下半年海信将要做到50%以上的市场销量都变成LED液晶电视。这就意味着LED液晶电视取代普通的LCD电视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下一步新型技术是什么?谁再取代LED液晶电视，在这种重大课题的研究上，我们非常紧张，也感到很紧迫，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存储量不多，跟国外大公司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开发力度，做好相关产业结构升级的准备，否则可能在下一步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电视产业界也会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绿色环保已经成为一个态势，并且正在成为消费者共识，这意味着将来无论是电视机、空调，如果节能不好，能效比不能达到比较良好的节能效果，你的产品将会很难被接受。不仅市场准入的条件会提高，门槛标准会升高，更多消费者也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海信虽然做了14年变频技术，但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提升，无论变频空调、变频技术在其他白色家电里的应用，还是自身技术的升级换代和新的创新运用都有许多事情要做。
第三，通过自主创新进入一些新领域，而这些领域有的属于原有领域拓展，有的属于创新领域。比如数字多媒体领域向网络化进军，基于三网融合数字传媒网络系统，而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支持NGB，还可以支持上网条件下数字电视播放和全新视频领域。
目前这方面的业务和运营商正在达成合作，而且已经有几个项目已经启动，这意味着海信从原来的做电视向多媒体终端领域转移，并且不仅做多媒体终端，还做多媒体技术。
未来，要把握消费者的需求，推出消费者需要的智能化电视，这种智能化电视有强大的后台支撑，这种后台我们已经做了，这是一种延伸，是一种产业拓展。通过创新我们可以进入新的产业，比如智能交通，这个产业2005年已经在中国市场被认可了。智能交通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智能化的调优，通过对交通信息的采集、计算、分析，给出最佳的交通解决方案。小到一个路口的红绿灯管制，通过开启红绿灯最佳配置时间达到管控交通，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而且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这个产业不仅包括交通信号控制系统，还有公共交通控制系统、快速交通、轨道交通系统、城市安全综合管理，而这些产品在海信不仅已经开发成功而且作为产品正在推广。
北京从2005年以后，海信的智能交通系统已经全面落地，海信在BRT市场上的占有份额在国内占70%以上。智能交通作为一个新型产业，不仅可以提升交通容量，而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在光通信领域，海信主要做光通信广电转换器件，在这个行业里海信做得比较大，2005年正式进入北美市场，是北美市场的主要供应商。海信在这个领域中从开发、引进进入比较靠前的梯队，表明通过技术创新不仅可以拓展原有产业领域，不仅通过原有产业领域向前端延展，还可以成功培育新的增长点。基于技术研发，海信还将继续向产业前沿进军，还将继续拓展有价值的发展空间。希望通过这种发展，海信能够尽快步入一个比较健康，生存希望相对好一些的蓝海领域，希望为后续的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
企业留住人才最关键的要给员工事业成长的空间
海信有一个基本理念叫事业留人、情感留人、待遇留人、机制留人。我在海信已经8年了，海信对于情感的注重我很有感受。海信对那些对做出贡献的员工，无论是退休还是在职，我们永远都会记住他。
在海信展厅有一个长廊，这个长廊上有一排人物，那是在海信发展中做出贡献的功勋人物，有退休的，也有在任的，有海信普通员工，哪怕在生产一线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
对于人才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需要有事业成长的空间，有个人发挥其才智的舞台，海信特别重视这一点。海信的发展也是一种激励、一种督促。对海信领导层来说，如果不能让海信事业发展，就不能给人才提供更好的岗位和平台，以及供他施展才华的舞台，就会感觉对不住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海信的责任心、使命感会更强一些。
海信正在着力建设一种中长期的激励机制，激励更多人才为海信持续健康发展做不懈的努力，而不是短时间打工。我们希望在海信工作的所有员工都有这种精神。海信这些年来这些理念和做法也得到了认可，在集团高层，集团经营层工作的我的同事们，有不少是从海外、大学来的专家型人才。
真正到海信工作的人都会很好的融入这个企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年才有这样的发展。为了在125期间，在后续发展上让海信更有后劲，让海信的技术创新更有前瞻性，海信还聘了一位首席科学家黄伟平教授，他不仅是教授、专家，还亲自创办过一个企业。他是一位对企业创新创业有感知、有感觉的科学家，他做我们首席科学家对我们后续的，特别是125期间的技术研发工作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
加强细分市场能力，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随着时间的推移，达沃斯对于中国走向世界越来越重要了，因为达沃斯是个非常好的平台。施瓦布先生非常睿智，在瑞士冰雪小城开展了达沃斯，让全球不管是政治、经济、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专家一起探讨如何共同迎接未来。参加达沃斯是双赢的，你会在短时间跟全球的朋友们交往，用不到三天的时间得到三个月也达不到的效果。夏季达沃斯能在中国举办，施瓦布先生对未来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预期。中国将成为全人类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他的这一举动既帮助了中国，也帮助了世界。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可持续增长和创新，作为中国人，我觉得特别骄傲和自豪，因为我参加过很多次达沃斯，它的主题永远都是以西方为主，只有这一次可持续发展是以东方国家为主题。中国一直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努力，这次论坛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意味着中国在全世界舞台上，对于全世界经济发展将进入主流状态，中国的思想，中国人的自信心应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达沃斯这个平台上，我想表达自己以下几个观点。第一，爱国者立志成为国人骄傲的国际品牌，要走向世界，我们需要来自全球的伙伴和顾问，在这个平台上跟他们交往非常顺利，不但是思想上的碰撞，更有很多包括业务上的合作。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扩大外销第一可以扩展实力，第二有相对优惠的条件可以帮助一大批中国民族品牌。大家在一起可“打群架”，这个时候需要中国人的自信心和抱团精神。
对于公司的管理，从爱国者的角度，空降和内部选拔可以两者结合。自己原来的优势项目可以从内部培养，内部复制最好，既然是优势不用从外部请。但是人毕竟学无止境，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如果发展的行业并不是自己的优势，就可以从优势的国际企业邀请专家和优秀人才，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实现团队的成功。
最近几年爱国者引进了不同人才，我们平均年龄27岁。对年轻人来说不能光靠理想，27岁的人正好是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的年龄，所以我们还要务实，实实在在地让大家创造价值，从创造价值里得到回报，除了基本工资、奖金之外，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有共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就是要把爱国者建设成为令国人骄傲的国际品牌，逐渐追上实力比我们雄厚的索尼、松下、三星这些日韩品牌。这些国际品牌虽然是我们的老师，但学生不必不如老师，青出於蓝胜於蓝。
有了互联网之后整个人类都变了，过去没有互联网，人和人之间距离很远，地理障碍会成为人类沟通的最大障碍。有了互联网之后，人和人之间距离一下子变成了一体，在这种情况下，个性化消费需求反而成为了主流。所以我觉得围绕着互联网，围绕着个性化消费将会有无数的机会。过去的发展模式现在可能需要调整成为怎么样借助互联网新的资源，把自己在各自细分市场里的能力加强，能够让消费者不单单在价格上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消费者开心和省心，这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一个非常大的桥梁。
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
四点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个企业家，你不得不思考21世纪我们应该怎么干，怎么才能够保持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四个观点。
第一，现代企业在21世纪必须具有更强的适应性，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世界经济步伐在加快，同时是各国进入同步发展时期。因此，现代面临的经济环境表现出三个特征：第一变化更加频繁;第二周期性更强;第三波动性更剧烈。因此，只有在能够对环境做出提前预判的企业，那些敢于快速反应，能够灵活调整的企业才具有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第二，21世纪的现代企业要求有更强的整合能力。现代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有所专长领域的企业。但是在新的世纪，大型企业的发展不仅要求企业具有专业化的水准，同时对企业的整合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一个优秀的现代企业，不仅应该对本行业，更应该能够对整个产业链都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三，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具有生死存亡的紧密联系，很多企业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软广告来宣传，但是我们知道，BP这次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股票市值最低达到55%，而且设立220亿美元的基金，企业社会和企业生死存亡紧密在一起。
中远集团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之一，也是该行业标杆企业之一。我们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融入当地社会，和当地社会各界企业广泛联系沟通，在双赢的合作共赢模式下，共同发展，履行社会责任。
去年6月世界经济步入最艰难时期，在美国发生最大诈骗案 “麦道夫诈骗案”的时候，中远由于一贯诚信经营，我们在香港荣获了中华海外企业信誉协会颁发的“2009年信誉企业集团”大奖，评委会认为中远集团在企业信誉，公司管理水平以及经营模式上，极具竞争模式，这就是中远集团走向未来的信心。
全球金融危机源自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后导致大家受害，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企业的诚信不够。明明知道亏损了，还不披露，欺骗更多人购买他的股票。企业必须诚信经营，诚信是黄金，诚信才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四，我认为现代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将影响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中远集团走出国门历史悠久，我们为了融入当地，努力适应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规范和习俗，现在我们同样感受到企业自身的文化也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部门和当地文化。
举一个例子，2001年我应美国麻塞诸塞州州长邀请到波士顿，当时世界海运大企业都撤离了波士顿，9000工人面临失业，中远是世界最大海运企业之一，麻塞诸塞州州长希望开通中国到波士顿的直接航线。经过周密研究，我立即开通了中国到波士顿的航线，保证了9000人的就业。但是我们谈判的时候，我增加了一个条件，不希望工人在我的船上罢工。 结果对方动员LIA，他们向我保证，工人绝对不在中远船上罢工。2001年到现在LIA的兑现一直有效，没有罢工发生在我的船上，我的文化影响了美国波士顿。
依文企业集团董事长夏华：
行业领军者需时刻关注商业模式和路径创新
消费者的心是距离钱包最近的地方
达沃斯是一个公平探讨、互动的平台。我参加了关于亚洲软实力的论坛，有政府、媒体、官方的声音，大家一致认为软实力是国家影响力，甚至是文化影响力。但从企业角度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把国家文化力量转化成品牌，乃至企业的价值支撑，能够能像美国可口可乐那样，让每一个源自中国的品牌有强大的文化支撑，也就转化成了另一种价值。电影《盗梦空间》是一种潜意识植入，达沃斯就是经济领袖和新领军者彼此影响和植入。
一个企业如果想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质。第一，要对该行业、产业有使命感。在中国新经济的启动期里，模式的创新很重要。一个行业的领军企业，不仅仅需要给这个行业带来产能和数字的思考，更重要的是模式的思考。所有行业领军企业的最高追求、最大梦想就是希望成为这个行业里最受尊重的企业和品牌。但是在今天这样一种形势下，有了梦想还要有行动，这种行动最关键的是模式的转换和路径的寻求。所以这次达沃斯我关注两点，一个是亚洲软实力、中国软实力，还有就是今天这种态势下商业路径的创新。
从16年前到现在，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是一个全球化的企业，但却是一个有全球化思考的企业。今天谈创新绝不简简单单是产品的创新，而是模式的创新。我们一直不是行业规模最大的，但却是创新力最强的企业，我们对这个行业的贡献就是模式创新、情感营销和文化营销。
一直以来中国的纺织行业都带着问号，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行业是低产量、低附加值的产业?5年前我们开始实现全球供应量的整合，跟全球最好的品牌使用同样的原材料，用同样的加工厂，甚至同期上市。依文很早就实现了中国制造，全球生产。同样产品和品质下，同样的原料和生产水平下，我们的价值体现又在哪里?那就是导入中国价值和中国文化，看起来和国外一样品质的产品，经过中国工艺大师的雕琢，就会变成这个品牌强大的支撑。
为什么如今很多人变成我们忠诚的VIP，买一个很高价格的中国品牌而不是买大家耳熟能详的国际品牌?那是因为我们在模式上进行了思考，我们最了解身边这些消费群体的需求。其实消费者的心是距离消费者钱包最近的地方，只要抓住心理需求这根神经，或者找到这样一个点，我们营销模式就会有力量，集中度就会非常高，服务模式创新也是同样的道理。国际品牌都在观察我们用什么方式进行身免费洗涤、异地存储服装、打理服装，我们试图用简单的广告去传播知名度，去思考这种撞击灵魂深度的营销模式、情感营销和文化营销，去撞击消费者的灵魂，让他记住你，并且成为永远跟你相伴的客人。这个点上，应该说创新模式一直是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最受益的，也是这个行业最值得思考的。
让消费者和你的品牌情感相依
消费者对于我们这种尝试认同度也非常高，而我们也一直把它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找到了一条未来可以越走越快的路，那就是让消费者和你的品牌情感相依，而不仅仅是产品。中国商业还没有结束一夜情时代，大家是根据市场的现场感受去选择商品，人们到商店试一下，款式合适，价格合适，然后就购买下来，但至于下次还来不来不会知道。而如今，非常关键的是要把人们变成有指向地去购买，尤其服装这样的消费品，人们来了就是寻找，来了就是带着一颗心去选择你的产品，这恰恰是品牌最要去追求的。
这些年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顾客，他们选择依文，其实是一种价值认同，依文给了他们最想要的便捷服务，而不是奢侈品很高的消费姿态。中国消费群体确实需要这样的品牌，能给他们真正带来心里愉悦的品牌。
我为什么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特别需要一批领军企业家有一颗坚定的心。其实做一个值得人们尊重的、长期希望拥有的品牌是目标，其他都是手段。如果把钱作为终极目标，做品牌是手段的时候，大家的行为都会是短期的，短期怎么去进行最大的利润的思考，有些人就会选择不择手段。
品牌在服装行业链条里是起支撑作用的，拉动上游和下游终端核心连接点是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倡导和做的事情。这些年我们一直倡导绿色生活，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是天然的原料，可降解的原料，是真正的低耗能环保原料。为了满足品牌需求，上游供应商就会思考另一种方式，下游整个零售行业对这个产品的促销方向也会有所改变。
没有一个人说跟穿衣服没关系，穿衣服过程中人们其实是在享受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当低碳环保变成我们整个营销领域里的一种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时，消费者的价值也会极大化。从品牌、从企业来讲，这离我们目标越来越近，我们希望变成一个被尊重的企业就必须适应当下社会最积极、最主流的价值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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