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商人的信仰坐标
文/齐崇峰 冯彬
道德滑坡凸显诚信荒芜
关于“道德滑坡凸显诚信荒芜”这个命题，可以先看看网上的言论：《中华工商时报》一篇《精英的诚信危局》，其论述摘要如下：当精英阶层因造假行为一再受到公众质疑，中国社会普遍缺乏诚信的问题也被无限放大。
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中国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感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相比而言，中国的精英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价值和理念。
一直以来，精英阶层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话题最多的群体。何为精英？精英就是掌握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远远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人，他们掌握着民族进步的主动权与话语权。然而，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论文造假、养生大师张悟本身份造假、职业经理人唐骏的学历造假等事件，让这个特殊阶层一再受到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质疑，中国社会普遍缺乏诚信的问题也被无限放大。
康晓光认为，精英群体还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这其中有体制上的问题。一种良性的文化和价值的形成绝不是一二十年就可以实现，需要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不断磨合、公众不断的压力、精英群体不断的反思来实现。
在当下的市场经济中，当唐骏、李开复、马云等这些知识精英通过他们的商业传记来展示他们基于系统性管理思想、没有原罪的财富积累下的巨大成功时，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积极而健康的商业社会的曙光。
遗憾的是，唐骏的学历事件无疑给了我们重重的一击：我们离一个理想的诚信的商业社会的距离还任重道远。
在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拉希的《精英的反叛》中，作者认为对美国文化的社会秩序和文明传统构成威胁的不是群众的反叛，恰恰是社会的精英，是他们背弃了民主和平等的信仰。
精英的反叛，克里斯托弗·拉希是在“有违初志”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因为被视为精英的贵族、社会中坚以及知识阶层对平民负有一种道义责任。他说：“这些人才保留了贵族的许多缺点却没有学习其美德。他们的势利心让他们认为少数得势者和大众之间相互没有任何义务和责任。”新的精英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既然“世界是平的”，因此，“他们的忠诚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地区性、国家性或地方性的”。精英们享受着国际化的一切好处，却不再对任何一个地方承担责任，他们只忠诚于在地球上不断流动的资本。
诚信：制度挑战传统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是一种道德标准。
“人无信则不立”。可见“诚信”在远古时期，便被人们所普遍认知和尊崇。《哈佛商业评论》评出职业人应遵循的职业道德核心内容第一项就是“诚信”。可见，古今中外莫不把“诚信”视做人之本、为人之道。
我国当前遭际的道德危机问题与商业诚信问题可能更复杂、更深刻，不仅存在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断裂，不仅有社会道德体系本身的原因，更需有法律制度建设、信仰等方面的原因，而且也离不开相应的道德维系机制。一般说来，凡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实现了道德维系机制的转型。
知名职业经理人余世维在演讲中讲过一个故事：“即使在凌晨一点过马路，德国人也不会闯红灯。不见得是他愿意遵守规则，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敢过去。如果被摄像机摄到了，或有任何一个人看到了作证，这个德国人的下场将会是这样：没隔几天，保险公司电话通知，保费明天开始增加1%。因为他们接到交通局的通知，你闯红灯，按照逻辑，这种人很危险，所以保费要增加1%；接下来银行通知分期付款由15年改成10年，也是因为闯红灯；而儿子从学校回来，告诉爸爸老师让把学费现金送过去，说不能分期付款，同样还是因为闯红灯，个人诚信遭受质疑。”
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和灵魂，当绝大多数的精英得到广大人民认同敬仰时，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能够长达5000年源远流长，正是基于他们具备着常人所没有的气节。当今社会，如综上所述的各路精英，有的普遍或已有相当数量丧失了基本的道德操守，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社会的溃败。
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从一个曾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大国，沦落为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的封建帝国。巨大的反差，使国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感情色彩占据了上风，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沦落到那样，全是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惹的祸。于是，批判传统文化，否定儒家思想就成为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主流思潮，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五四时期、全国解放初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儒家思想先后遭遇过数次大劫难。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间，我们的社会走出了过去那种封闭保守的僵化状态，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人越来越迫切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越来越需要表明自己民族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东西，这就激发了中国人复兴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当我们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能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象征时，挖掘传统文化及儒家思想中有价值、有益的思想资源就成为很自然的事，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
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是一个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是一个多元价值观碰撞和冲突的时代。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社会财富极大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在国家富裕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背后，很多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家园却日益变得荒芜，他们感到不满足，感到困惑和迷茫。
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泛滥。人们在问:难道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道德滑坡吗？难道社会发展必然带来诚信缺失吗？传统文化中重人际关系、重社会和谐、重道德修养、重礼义廉耻、重道德自律、重理想人格、重和而不同等思想资源一下子成为全社会最需要了解、最需要获得的东西。
于是，近年来，国学热、国学盛，各种沸沸扬扬的国学院速成班遍地开花，人们试图通过对儒家思想、传统文化、国学的重视，来呼唤社会的道德良知，呼唤正义的力量，呼唤健全的理想人格，呼唤人性中善的本质。进而希望通过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整体道德素质，再现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美好宿愿。
但是，学几句《论语》了解一些天人合一、修齐治平就是恢复传统，道德就自然高尚了吗？
我们的灵魂应该到哪里去洗礼？
灵魂缺失的中国商人需要朝圣之旅
中国商业联合会前会长何济海先生曾经在一次论坛上说过：中国古代是一个众人禁商的封建社会，这种观念的影响之深，即使是现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体制下也并没有完全消除，但是中国商人精神和商业从古到今一直都在坚持不懈地发展，从产生到发展，现在被公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春秋时代到游走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商贩，从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徽商，从浙商到闽商，这个发展史都充分证明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商人是不断改革发展壮大，科学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构建和谐社会，繁荣建设小康社会的建设者和开拓者。
总体来说，中国商人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迷茫和困惑，甚至走进了财富的死胡同和迷宫，更有甚者，正在承受着在巨富中死去的羞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精神上的缺失。现在我们正处在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一个商人、一个企业没有正确的精神追求是不行的。企业没有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是可怕的，没有灵魂的企业文化更加可怕。
因此，中国商人群体需要一次从精神到实体的“朝圣之旅”。有人希望在慈善中寻找慰藉与出口，却遭到不理解与非议，反而徒增烦恼；有人索性遁入空门，或走向另一种极端放浪形骸。
对寻找“生命中主要支配力量”，他们有强烈的渴望。美国人阿瑟·克莱曼《道德的重量》一书中坦言：宗教、伦理和审美行为再一次表现和确认关于我们每个人是特殊的观念，它们把我们个人的世界与更大的世界联系起来……这也是我们何以在纷乱和挫折后仍能培育幽默感，乐观主义以及常识的源泉，这还是我们能对生活保持一贯的品味的源泉。
与《第五项修炼》作者彼得·圣吉的对话录中，南怀瑾曾谈到儒家与道家的不同，儒家讲求“中流砥柱”，道家是另外四个字：“因势利导”。 或许创业之初他们更接近儒家，站在洪流之中，以刚劲勇猛之心，硬是要把水势挡住。如今事业有一定基础，一方面自己已撞得遍体鳞伤，另一方面洪流力量越来越大，挡也挡不住，激起自己“更强”的雄心。
日本著名企业京瓷公司的创始人、78岁的稻盛和夫先生说过：“人到这个世界就是来修行的”。 稻盛和夫创办企业至今整整半个世纪，他经历了二战后日本社会的多次动荡，像世界石油危机、日元升值的危机和日本经济的“十年沉寂”期。从“佛道”到“人道”到“商道”，稻盛把一个企业家的人格修炼放到了最高的位置。
无论如何，无序的市场不会具有生命力。无论是行业自律还是政府监管，无论是推倒重来还是修修补补，无论是去杠杆化还是泛金融化，一种新的秩序亟待建立，信仰需要被重拾。
因此，我们在中华大地上苦苦寻觅，试图为中国商人寻找出朝圣的目的地。中国企业的崛起是同中华民族精神复兴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社会，企业无疑是最重要的文化传承和教化载体。企业文化的灵魂是核心价值观，是为国家做贡献的精神，创新的理念、诚信的认知，是为商之道的职业道德。我们讲到以德治商、以德行商，道理就在这里。遵守商业职业道德是企业家的一种精神、一种责任、一种能力，以德相伴相生，只有树立为社会贡献精神财富的远大目标，才能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我们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推陈出新，追溯东方文化的源头，而中国曲阜，孔孟之乡，就是中华民族博大文化的发祥地。我们希望中国商人群体在“走近曲阜、感悟孔子”的过程中，把中华文化的仁义精髓创新整合，领悟到一种新的升华，而这座东方圣城的安详宁静肃穆，却是大都市繁华的商业、灯红酒绿里永远感悟、体验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