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0年8月29日
地点：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主题：化“危”为“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
主讲嘉宾：卡尔·萨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国家投资计划主席;《跨国公司》杂志特别顾问)
卡尔·萨望：各位阁下下午好!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首先我想感谢王建靖先生和岭南学院，感谢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活动，我真的是感到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在岭南学院做演讲，在中国最著名的高校之一演讲，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希望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步，希望我们今后能够有一系列的中山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广泛的合作，我相信两所大学都能够从中受益很多。
我今天的讲话主要讲一下关于FDI方面政策环境的变化，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个问题和背景，我想首先简单的讲一下国家直接投资的崛起和跨国公司的崛起，然后我会把话题转入政策方面的问题。为了保证我们都有同样的关于这个话题的了解，我对国外直接投资作一个定义，我觉得国外的直接投资就是由跨国公司控制海外的生产资产，主要是由公司控制海外的资产，也就是跨国公司。国外的这些投资和跨国公司不断的截取。我想在这一块通过这样的一些数字大家可以有所体会，实际上在80年代上半期的时候，世界上直接的流量大概是500亿美元，在25年之后世界直接投资的流量达到了2万亿，是之前的40倍。在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有所下滑，但是我们认为国外的这些投资会恢复。国外的投资是由8万个跨国公司来完成的，这些跨国公司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公司，它们控制了大概90万个海外的分支机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之后还会讲。国际跨国公司在新兴国家的崛起，这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现象了，但是它的规模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现象。大家都知道，传统而言大多数的国外直接投资实际上都是在服务行业，大多数都是在发达国家，但是在这块发生了一些调整和变化，传统的关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新兴市场在这部分的份额，在国外直接投资上的份额过去只有25%，现在增长非常快，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基本上达到的50%，这实际上也就验证了新兴市场的吸引力，尤其是亚洲这样的新兴市场在吸引国外这些投资方面的崛起，中国尤其在这方面突出。这样的一个流程主要的推动力有三个因素：第一，自由化。这是国外直接投资制度的自由化，也就是说国家废除了国外直接投资的障碍，开放了很多的行业，并且也采用一系列的措施来支持和鼓励国外直接投资的进入。这样就带来了一个空间，让我们的公司可以进行扩张和扩大。第二，技术。技术使得我们有可能能够增加国外直接投资，国外的分支机构越来越有可能进入全球整体的生产网络，在这样一个框架下，不同海外的分支以及总部都能够有一个共享，能够实现公司系统的一个竞争力。第三，竞争。竞争也就是公司之间的竞争，需要利用和充分的享用由于技术革新和一些FDI自由化带来的机会，这样才能够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在国际扩张的过程中，国外的直接投资发挥了一个关键作用，在发展方面贡献非常的大。由于国外直接投资可以带来技术，可以带来进入市场，而且也可以带来资本，带来技能，可以带来一系列的资产。实际上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这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极大的受益于国家的这些投资。因此，中国就有了很好的一个发展。我想在这一点再给大家一个统计数据，然后我就会转入其他的一个话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国外直接投资不会消失，国外的直接投资会累计起来，我们总共累计的国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在去年的时候大概达到了18万亿，这个数字太大了，我给大家做一个比喻，18万亿大概带来了30万亿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就这一部分的销售大概在全球范围内就达到了32万亿，这个和我们所说的世界出口相比，世界出口大概是16万亿，换句话说，这里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国外的直接投资是贸易的两倍，因为它可以带来更多的服务和产品给海外市场。除此之外，世界贸易和出口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公司间的贸易，实际上就是在公司系统里面不同分支之间的贸易，国外的直接投资可以进一步的整合市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进行各个国家之间分支机构的生产基地整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国外直接投资的好处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在我们教育里面强调得也不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国外直接投资方面的课实际上还不多，和我们关于国家贸易的课相比，这方面的课的数量还不多。在政策方面，在制度方面，我们的关注还不够，我们有世界贸易组织，但是没有世界投资组织。所以，我觉得这里有这样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全球化的核心的东西，实际上就是FDI国外的直接投资。
我讲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我已经谈到了一点，首先是国外的直接投资，国外的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一个工具，能够带来服务和产品给海外的市场，而且也可以创造一个国际的生产设施。第二，国外的直接投资可以成为我们发展的一个关键，可以考虑一下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有形和无形的资产。第三，我要承认一点，我们国外直接投资的质量问题，这个质量的问题应该说会受到的关注已经超过对量的关注。国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对我来说，我觉得国外的直接投资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是可持续的海外直接投资，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对经济的贡献。在这方面大家已经有了一些关注。二是它对环境发展方面的贡献。三是它对社会发展方面的一些贡献。四是它对公司治理方面的一些贡献，也就是收益的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自然资源方面，我们有一些合同会讲一下，东道国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一个利益的分配，还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利益分配。比如说基础设施行业。所以我觉得关于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的FDI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会越来越重要，会引起学者的关注，也会引起政策家的关注。
我有一个世界的地图，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里求斯，我们希望这里变成一个绿点，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必须要非常的准确，比如说法国的一个建设公司给我一个建议，建一个水泥厂，我是同意建这个水泥厂还是不同意呢?怎么样才能使这个投资成为一个绿色的投资呢?这实际上只是我们要考虑所有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关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个问题。考虑到国外直接投资对发展的重要性，我们毫无疑问的可以看到，所有的国家都被国外直接投资吸引，这里就涉及到了政策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讲了，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吸引国外的直接投资，这里包括中国，中国在这方面实际上是非常的成功，已经吸引了近1100亿的国外直接投资，这个是2009年的情况。国外所有的公司都希望建立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制度，而且也建立自己投资促进委员会，不仅在国家层面上，大家也知道在中国还有一些市级层面上、省级层面上的投资促进会。国家还通过达成国际协议，尤其是双边投资协议和避免双税收的协议来进行国外投资的鼓励，这样的一个做法主要是希望能够保护海外的直接投资，同时也希望有自由化这方面的条款，中国应该说是双边投资协议最大的第三个国家，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先的国家。除了双边的框架协议之外，还有一些地区的框架协议，举一个例子来说，东盟+3，还有一些WTO下的协议，有些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尤其是我们作服务方面的一些条款，这个也涉及到海外的直接投资。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也是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投资利益方面的争端，也就是说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争议，如果跨国的公司感觉到它没有受到东道国正确的对待就会有这样的争端，这样的案例在2009年已经达到了357例。大家会说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数字，这的确是一个比较小的数字，但是我们看一个比较，在1948年到1994年面底的整个期间里，我们大概只有100多个相关的争议。所以，在投资制度下这方面的争议已经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期间内的3倍之多。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的争议实际上是最近一些时间发生的。除此之外，我刚才也讲过的，我们有很多的跨国企业，我刚才讲过了大概是8、9万个，还有海外的一些分支机构，取决于什么样的一个协议，每一个母公司从原则上来说都可以和国家进行争议方面的讨论。所以，这种争端的发生和一些仲裁事件的增加实际上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际的投资法律和政策制度就应运而生了，这些是非常清楚的，非常常见的，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执行机制，这样就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强健、有效的保护，保护我们投资者的基础首先是一个欢迎性的态度。这个现象现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方面萧条、衰退的情况以及关于这个制度重新调整的一个情况，过去我们对国外直接投资非常欢迎，现在有所调整。
为什么政府会希望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呢?是什么让我们国外投资政策得以这样好的发展?这个答案是非常简单的，政府都希望看一下国外直接投资可以带来的一些贡献，对发展的贡献。因此，我们国家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做一个平衡，看一看国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看相关的一些成本收益。这里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一些收益和成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社会方面、政治稳定方面的考虑和其他的一些考虑。当然，这样的一种平衡可以调整，可以变化，比如说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权衡主要是认为它的贡献是非常小的，所以国家都不愿意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并且希望建立一个国际的框架协议来控制国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这样的一种成本收益的分析，也就是政府有意执行的这样一种成本收益分析就会让我们制定出一个决策，对国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决策，也就是有了这方面的政策。也就是说，他们会把国外的直接投资进行考虑，把它作为一种工具来推动自己国家利益的一种工具，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这样的一种成本收益的计算，也就是国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利弊的一个计算，实际上有所变化。为什么会有所变化?我想跟大家讲几个方面原因。我现在想补充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我的这个观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国外直接投资政策有所变化，但是这个是我的观点。
首先，投资收益和成本的变化的方程式，过去传统的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西欧这样的一些国家，它们也是东道国，实际上它们一直都是东道国，但其他发达国家国外直接投资进来的时候，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在OECD的框架下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东道国，作为一个母国，每一个国家都希望保护自己在海外的投资者，并且希望开发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些条款。但是，作为一个东道国，也就是希望那些有政策空间的人，它们就不希望听到一些没有得到公平待遇的申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在政策方面的一些计算，也就是对发达国家这方面考虑的变化。美国是为首的，在我刚才讲的357个争议中，实际上有很多都涉及到美国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素。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被认为是好事，特别是在一些并购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异地并购的时候，原因很简单，在并购的时候它代表的是所有权的转换，但是直接投资，就是异地投资它显示了新的能力、技术和新的就业机会。如果并购发生了，比如说在敏感的领域发生了或者重要的领域发生的话，它就变成特别让人觉得两难的一个情况了。什么是敏感、重要的领域呢?这很难去定义，美国可能是石油公司，这个跟国家安全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这是我自己的认为。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情况会变得更加难，就是如果是外国的并购方，它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话那就更加难了，因为任何国有的机构，比如说它是国有的企业或者是国有的部分，它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工具，而且它不单有商业的利益还有其他的利益。所以，并购在很多的国家我等会儿会再详细地说，都受到了非常特别的关注。
第三，我觉得也是导致了人们对对外投资态度的变化方面的一个因素，那就是在新兴市场地区发生的这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的总部的设立。我们看到20年前其实是没有的，在2008年的时候是3600亿，这是80年代全世界流量的7倍。到2005年的时候这个流量有很大的增加，大概有2.5万家主要的总部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当然，我们也有同样的动力，在鼓励着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比如说贸易自由化、技术、竞争的因素。在新兴市场，我不会再去详说这一点，我想的是这些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它要面对很多的挑战，特别是因为它们比较年轻，而且它们还有一些顾虑，还有发达国家对它们的态度，它们认为它们是年轻人，它们是小的，它们认为它们是后来者，它们应该被整合到全世界的对外投资者。我觉得怎么样进入一个外国市场，不管它是一个异地投资还是其他的并购投资，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功的运营，在东道国成功运营，这是一个外国人要讲的话，就是它的可行性。我们怎么样去发展繁荣，在一个外国市场上怎么做。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自己的人，比如说在中国你怎么样去解决在母国的可靠性问题，因为在很多的国家，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公司，它可能对你的态度并不是正面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中国的跨国公司都要解决这些重要的因素。也许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还可以讲一讲这一点。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的研究，最近我刚出版了一本书，我写的这本书是说美国是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好地方。
第四，我们对对外直接投资态度的变化。有的人担心国际投资的这些协议以及贸易协议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它们都加入了这些协议，这超过了2700个对外协议。它们认为签署了这些协议就可以给它们基于这个协议的保护，对它们的企业投资方，它就能够带来这个投资的流量的增加。可是我们看到了在过去的10年当中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给我们显示一个很明确的这两方面的关系，有的情况下这种双边的协议是鼓励了直接投资的流量增加，但是并不一定。所以，只是加入了或者签署的协议当中会增加很多的成本，比如说主权成本，比如说这些国家就会限制一些对外直接投资商。事实上这些协议并没有直接的导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增加，所以我们就不能说签署了这些协议它就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对外直接投资直接的益处。
第五，我们有一些争端。我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争端上升得很快，而且它主要是由公司挑起的，不是由国家挑起的，关键点是发达国家它变得反应更加的迅速，比如说这些外国的跨国企业，比如说美国公司或者德国公司，它们就变得更加有猜忌性，它们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协议有怀疑性。另外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态度的变化对于直接投资领域的态度变化，这个更加强调了国家它应该考虑到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一些重要的安全利益，所有的这些理念都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定义，因为政府它想要把自己的选择权是开放的，也就是说这些投资很重要，或者说这些投资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有伤害，对我的安全有伤害等等。但是问题是，马上就会造成了不确定性，就会伤害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从这么一点上来看，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情况，在很多的例子之中我们都看到了，在争端的处理当中，它都会有很多的其他问题，比如说到底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重要的安全利益等等。
从我刚才讨论的这几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对外国际直接投资有了一些变化，现在给大家一些数据。我刚才已经讲到了，想要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这些国家，事实上它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自由化的政策，比如说开放，开放它们的经济。在1992年和2009年底的时候，大概有3000个这样的政策改变，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改革的政策，它使得这个投资环境更加的友好，使得这个投资环境或者并不那么友好，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模式，在1992年到2002年之间，只有6%的政策变化，它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在不那么受欢迎这样的这样一个轨道上。可是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2%，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它又上升了，上升到21%。可是去年30%的政策变化，就是全世界发生的政策变化，可是都在另外一个轨道上，就使得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那么受欢迎，是负面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政策，比如说70%的政策还是欢迎对外投资的，但是我认为这个趋势却在反方向，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我给大家另外一个指标，美国可能是最开放的投资的领域和环境了，在2-3年之间，它有一系列的国家安全法案，比如说外国直接投资国家安全法案，筛选的机制更加严苛。它还有很多的政策是专门针对并购的，其实异投投资大部分都是很欢迎的，但是对于并购来讲是很严苛的限制。
对于这一点来说，并购就成为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委员会的一个关注点。还有很多的这些公司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委员会的审批，在2003年的41家上升到2008年155家，等于是翻了两番。调查的案件，由这个委员会调查的案件在2003年到2008年从2单到了22单。也就是说，大部分美国并购可能超过1000组，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关注的这些案件或者是调查的这些案件是持续的有很大的上升。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国家都采取了一些归管的机制，怎么说呢?它们特别的关注国家控制的这些组织或者是公司，比如说主权的公司或者是针对一个国际公约或者是国际准则的要点上面，而且还对中小企业有这个启示，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国有企业在进行的投资，所以来自中国的投资就会受到这些相关方面归管政策的审查和限制，结果大概有40%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在全世界，在2006年至2007年的时候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因为很多的政策都不大欢迎直接投资了。我之前也谈到了，我们强势的国际直接投资机构建立起来了，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发展的变化，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过去由发达国家来引导的，它们提出了一些概念，比如说最惠国待遇或者是最优惠待遇等等，它们认为这些东西是在协议当中没有那么昂贵的一些条款，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国际争端仲裁的解决基础上都看到了这一点。
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些国家不但会在这一个协议当中加入一个条款，比如说在影响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时候，这个协议是不生效或者不适用，这样子的一些条款本身就能控制一些做法，也就是说，我申明，在这个情况下，这一个公司它挑起一个争端来告我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一个争端就不成立。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或者无法确定性。我再重申一下我刚才讲的事情，我不想让大家误解我，国家政策和国际投资的这一个环境，它仍然是非常欢迎对外直接投资的，非常的欢迎。但是我认为有一点很明显，就是现在我们有些迹象显示，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它变得不那么欢迎，不那么具有可预测性，可能它的透明度和可行性也没有那么好。另外一点也是不明确的，就是这个趋势它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贸易保护主义，还有投资保护主义，流出、流入也都有保护主义。我认为我们要重新平衡这个投资环境，从国内角度和整个国际角度来讲都是如此。政策我们看见了一些变化，这一个政策变化会导致两方面的结果，我认为我们要重新的平衡这个投资的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制是以保护投资者为导向的，而且是以自由化为导向的，它并没有对其他的一些方面进行同样的关注，比如说东道国进行同样的关注，所以现在我们需要重新的平衡。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界线的模糊，我们讲到了东道国母国，传统上来讲东道国，它如果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的话，它就会帮助，更加鼓励直接对外投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看到这一个双边的贸易协议，比如说跟美国一起进行谈判或者跟中国进行谈判，美国的双边贸易协定它的模式从1984年的时候是非常强势的模式的协议，它会保护外国直接投资双方，但是到2004年为止，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模式发生了，它没有那么保护外国投资方了，它的保护变得很小，同时它相关优惠的做法也变得更少。在过去，美国是比较倡导这些优惠的，所以你会看到它会更加的关注美国自己本身，也就是作为东道国本身。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之前中国的双边贸易协定，它是非常的强势的来保护东道国的，因为中国希望能够对自己的企业实行一些保护，但是如果大家看一下最近的一些情况，最近的一些中国双边投资协议，可以看到中国更保护的是海外的一些投资方，而对本土的一些企业所谓的担心更少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平衡调整的问题。在中国的方法中，它更多的关注是关注于作为母国的一种利益，而在东道国方面，需要接受向其他国家的条款，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这种发展和变化实际上会带来一种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像美国这样的一种方法，也就是它是最大的一个母国，而中国的这样一种方法就作为一个最大的东道国。但是，中国同时也是一个海外的投资方，是新兴国家的一个比较大的投资方，所以这个情况是差不多的。
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投资多边协议，像这样的一些国家，比如说中国和美国能够达成投资协议的话，这里就会充分的考虑母国的利益和东道国的利益，这样就有了一个其他人也可以愿意签署的一个协议基础。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国和美国关于双边投资协议的讨论现在已经是第六、第七轮了，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这些讨论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想总结一下，我刚才讲过，我认为现在的一个调整和变化是一种新的平衡，就是投资制度一种新的平衡和调整，虽然有可能国外的直接投资的保护主义会有所抬头或者是增加，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此做好准备，并且要非常的谨慎，要看一看在这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在G20的会议上，G20的国家，比如说世界经济体的会议上，中国在这一块实际上是非常直截了当的，中国说我们应该了解和知道投资和贸易的保护主义的现象，因为中国已经感觉到自己的企业在海外经营的时候受到了一些歧视和贸易保护的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和知道这种贸易保守主义抬头的现象，并且谨慎的看接下来的发展，我们要做相关的调研，看一看国外直接投资保守主义到底是什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对我们了解这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对公司的管理层做正确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在海外市场做投资的人，这一点对政府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政府是真正做执行政策的一些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有挑战的工作，我们也在哥伦比亚在做这方面相关的工作。如果在座的各位，在座的听众如果有人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够携手努力做这方面的努力，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的讲话，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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