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美之争反思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缺陷
文/杨佩昌
当前国美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阶段，鹿死谁手将很快揭晓。无论如何，这场斗争带给国美的将是巨大的损失和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透过这一事件来反思引起争执的根源尤其必要，这对于完善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避免其他公司重蹈覆辙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表象是人性的丑恶
人性有善恶两面，善良的人性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这让我想起今年南非世界杯中出现的感人一幕：当英国队员摔倒时，德国队员拿到球后并没有组织进攻，相反却有意把控球权还给英国队，这就是人性善的一面。南非世界杯虽早已远去，但这经典而感人的一幕却让人难以忘怀。
然而，人性丑陋的一面却会经常暴露出来。国美发生的内斗实质上是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利益之争，人性的弱点和丑陋在这场斗争中一览无遗。董事长陈晓在大股东黄光裕处于人生危局时发难，无疑丧失必要的商业伦理特别是做人的底线，多少有点落井下石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职业经理人尚缺乏必要的职业素养和相应的职业道德，也印证了中国职业经理人与欧美同行存在较大的差距。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素质是责任和忠诚，对公司负责、对股东忠诚，两者缺一不可。当陈晓以对公司负责任为由来侵害股东权益时，客气点说，他只能算是半个职业经理人。如果避开企业不谈，单从两个男人的争斗来看，一方手持利剑并以利益为诱饵拉拢同伙帮忙，而另一方不幸被戴上镣铐枷锁，这就不是一场公平的决斗，起码看似强势的一方不能算作男人。因此，职业经理人受股东的委托来经营管理企业，不能违背相应的信托责任，这是职业经理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见利忘义这是人性丑陋最集中的体现。当公司治理结构出现缺陷时你无法单独责难职业经理人。任何人都在做趋利避害的事情，特别是在有漏洞可钻时人性的弱点就会立即暴露出来。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德国人都存在人性的丑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只不过欧美人在宗教的熏陶下有所畏惧，在面临选择时会有一定的收敛。但是，如果仅仅依靠宗教的力量和善的教育来约束人性，无疑是靠不住的。
因此，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如果仅仅依赖人性的良善来经营企业，这无疑是危险的做法。黄光裕与陈晓之争表面上看是人性的对决，其实是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使然。
本质是制度的缺陷
常言道：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恶。社会如此，企业也难逃这一法则。本人在德国生活期间对德国企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观察，尽管德国职业经理人与股东也存在龌龊，但从未发生过类似国美的巨大矛盾，这与德国独特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德国公司的治理结构由上而下分别为：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其中监事会虽然有职工代表，但主要代表股东的利益。除了煤钢企业存在特殊的平等共决制（即职工代表与股东代表具有相等的共决权）外，在其他企业中股东均占据优势地位，这对股东利益无疑是可靠的制度保障。监事会负责审核企业的发展方向、做出重大决策并对董事会进行监督。而董事会则是监事会下属的执行机构，董事和董事长由监事会任命。在董事失职时监事会有权罢免董事、撤换董事长。因此，董事会只是扮演经理人的角色。
在国美事件发生之前，本人一直对德国的公司治理制度有所保留，认为这样的结构特别是监事会的存在对决策效率起阻碍作用，对董事会而言有如手脚被缚之感。但事物往往存在一种奇怪的逻辑：坏事之中有好事，好事之中有坏事。德国公司治理结构虽然存在决策效率低下的弊端，但不容易发生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尖锐的矛盾，更不可能发生职业经理人驱赶股东这样的怪事，因为监事会独立于董事会并且是董事会的上级机构。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德国除了圣像地板出现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外，几乎没有听说国美这样的事例发生。而且圣像地板的问题并非出在公司内部利益之争，而是职业经理人另组公司之后的事情。
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司治理结构注重效率，但缺少了监事会这一层机构，股东与职业经理人混杂在董事会之中，容易造成两者之间的矛盾。美国发现这一制度缺陷后虽然创造了独立董事制度，但独立董事是靠不住的，因为独立董事在利益的漩涡之中，难免不被收买或被利用，一旦独立董事变节，股东的利益就容易受到侵害。
中国一直在学习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也照搬美国，真正代表股东利益的只是股东大会，董事会则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与股东斗争的场所，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不难想象。
制度缺陷造成股东“错位”
由于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照搬美国模式，模糊了决策权与执行权之间的分野，在董事会之中既有代表股东的董事，也有代表职业经理人的董事。在这个混杂的“大鱼塘”之中每个人都心怀鬼胎，相互提防对方侵害自身利益，于是发生了国美这样的事件：董事会可以自己任命董事，在大股东不同意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引进投资者，通过增资扩股来稀释大股东的股份等事情。
由于董事会存在决策权和执行权不分的弊端，所以也招致职业经理人的怨言。例如常见的抱怨是老板干涉职业经理人的决策、老板把职业经理人当助手来使用、老板经常当“救火队队长”，架空职业经理人、老板仅凭信任就把自己的司机升为公司副总等。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公司的决策权与执行权混淆，作为股东的老板把自己放在执行人的位置，同时他自己就是决策人。
以上问题的出现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明显的缺陷，即作为股东的老板找不到自己的真正位置，常常发生“错位”的现象。由于没有监事会这样明确代表股东的机构，老板无法单独有效地发挥决策和监督的作用，在董事会之中老板既当决策人也当执行人，于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
国美事件证明了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重大的缺陷，现在到了反思中国相关企业制度的时候。如果只是一味照搬某种模式而忽视其他有益的经验，一定会给自己带来损失，轻则损害股东利益或招致职业经理人不满，重则给企业发展留下隐患甚至引发企业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