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缺失的中国
文/冯 彬
做企业不要存有急功近利的心态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存在着急功近利的现象，物欲横流的渴望在我们身上如影随形，无论做什么事，都那么操之过急。
中国人目前似乎最着急的就是赚钱，但越是着急，就越是赚不到钱，即使赚到了，也不能长久。长期的急功近利，造就了很多耀眼而短命的所谓“明星企业”。 君不见，占据各类财富排行榜的中国富豪，主要都出自哪些行业？都是通过什么方式在那么短时间内拥有数以亿计的资产？以富豪榜上人数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为例，在2006、2007等年份，一些城市的房价不是以年增长多少来计算，而是以月增长、周增长多快来计算。姑且不论其他问题，仅就疯狂的房价而论，无疑是一个城市的商业成本和生活成本的灾难，是对一座城市及其居民竞争力的扼杀。
再看一些高垄断行业和金融业，其权利与义务、贡献与分配之间的不对称、不成比例也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比如，一些享有专营权或专有资源的企业或行业，无视这种权利实际上属于全体人民，是全民利益的托许，是要回馈于民的，而把这种权利当作牟取本部门利益的工具，权力寻租，以致相应的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又如，某家上市金融企业的高管，可以自己年薪数千万，却把一大批社会公众投资人套死。现在，通过上市实现暴富，正是个别经营者的好梦，而对社会公众的义务，只是纸上美言而已。
再看看，每年8%的GDP增长，是很多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但20年过去后，我们才突然发现，GDP崇拜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那些盲目为GDP争做贡献的地方领导，往往实施最毁坏资源、最浪费能源、最缺乏持续发展力的政绩工程。
以几年前电解铝为例，这是一种高耗能的产品，而这个产品恰恰是很多地方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争相上马的项目。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指出，2003年我国电解铝出口创汇收入比2002年增加了6.9亿美元，但扣除成本上涨、环境污染、耗电量等因素，直接经济损失约100亿元，盲目上马带来的后果则是2005年电解铝全行业亏损。煤化工行业又在步其后尘了。
企业家身上应该流淌“道德”的血液
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把曾经环绕在那些金融巨头身上的光环剥离殆尽。贪欲的极度、手段的极致，道德的缺失、商业伦理的寡薄不仅是少数贪婪者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以金融业为例，金融到底是社会公器、是有助于实体经济和社会公众财富保障的公器，还是制造经济动荡，为少数机构、少数人从社会公众手里攫取暴利的私器？从经济学的历史看，经济问题从来就和社会伦理有密切关系。只有从公平正义、社会道德与商业伦理层面查问题，才能找到化解这场危机的最后一把钥匙。
商业道德下滑，根源或在“市场经济不讲道德”的荒谬流传。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拜金经济，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就应该以普遍的道德下滑为代价，这是根本误解。而这种误解可能缘自某些经济学家宣扬的“经济学不讲道德”，也可能缘自对资本以及市场曾经的妖魔化。如果制度有缺陷而又忽视道德约束，则市场终会变成“人对人是狼”的野蛮丛林。
现在看来，对商业道德理解和要求方面的差距，可能是当前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事实上，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信用经济，不能离开道德原则的节制。相比于暴力等手段，市场竞争的利益分配方式更为理性、更为道德，且可以持久。所以，任何人都不该以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心态看待市场经济，而应该将市场规则视做文明的助推器。
我们似乎看到社会道德沦丧的端倪：违法乱纪成本低，很容易侥幸逃脱，获得收益巨大。
治疗道德沦丧，最好的方式是让信息高速、无边界地流动起来，让每个个体充分享有言论自由，让大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这个世界上哪些人是违法乱纪、道德沦丧的家伙，哪些公司是无良狡诈、罪大恶极的公司。砸了他们的饭碗，让他们在社会上混不下去。比如新加坡，吐一口痰，罚得也足以让你倾家荡产。如果这样，社会乱象不整自清。
如今是一个需要儒商的时代，拥有一个能与世界最高水平看齐的中国儒商群体，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走向强盛的必要条件。正是基于这一点，温总理才会在深谙企业家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对他们提出深切的道德期望。在广东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企业家座谈时说：“企业要认真贯彻国家政策，关心社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企业家不仅要懂经营、会管理，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正因为儒商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群体，政府、社会乃至历史以及后世才对他们“血液”的构成有着一些特殊的要求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