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之名: 历史断面里的人性密码
历史原来可以倒车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民族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称谓。这慷慨激昂的三句话，给了一个帝国统治者至高的评价。这位统治者所生存的年代，就是被后世广为传诵的“汉唐盛世”中的汉帝国时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这个因开国皇帝发迹地为汉水源头而就此命名为“汉”的朝代，其政权统治华夏大地长达400年。它的存在，标志着帝国文明已走出了秦时期的探索，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阶段。前朝的执政经验，为汉帝国提供了充分而有效的执政理论依据，帝国政权的稳固续存，昭示着帝国文明鼎盛时期的到来。
同时期的亚洲大陆上，游牧文化同样经历了一幕剧烈的盛衰变化，匈奴神话、月氏传奇……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频露峥嵘。而欧洲大陆上，正处于爱琴文明的晚期，罗马帝国，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即将从欧洲众多的社会群落中脱颖而出，用武力开创古历史中另一段文明。似乎整个人类文明都就此进入到一个繁荣时期，在历史长河里群星璀璨、熠熠生辉。
汉帝国缘何而生，缘何而盛，又缘何而衰？它和秦帝国有着怎样的关联？在未翻开汉的史卷前，这问题纠缠着我终不得解。然而真的打开了史卷，更多的问题迎面而来，让我不禁惶惑了，难道这就是2000年来备受推崇的“强汉盛世”？
秦帝国解体后，项羽将完整的帝国肢解得四分五裂，分封了18个诸侯王。这被后世的史学家抨击得体无完肤，称其开历史倒车。然而刘邦的分封却没有遭到任何非议，这恐怕该是成王败寇逻辑下的双重标准。我们无法将其忽略不计，所以只能任由着历史倒车在这双重标准中大行其道。
关中往事
公元前206年10月，秦王子婴素服白马，带着业已打包封好的，象征着秦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玺、符、节等信物，向一个叫刘季——后来更名作刘邦的男人投降。至此，雄霸四海的秦帝国彻底土崩瓦解。
两个月后，一个军事天才带着40万人的军队，尾随着刘季的足迹，一路烧杀掠夺地来到了关中地区，随后就把这里变成了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这个近似瘟神样的天才男子叫项籍，字羽，反秦政府武装组织的首领，后来的西楚霸王。
项羽及其手下的入关，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带给关中百姓无穷无尽的灾难，却扣留了仅存的希望。他们一连折腾了三个月，仍然不愿罢休。然而为了更大的利益，他们不得不选择结束这一切，并离开关中。公元前205年的春天，这群灾星带着满心憧憬离开了这片被他们蹂躏得几乎体无完肤的焦土，吸引他们离开的，是各自获封的王位和土地。这似乎让业已消亡十余年的封建制度死灰复燃。后世的历史学家无不对此口诛笔伐，尤其是谴责那只看似主导着这一切发展的幕后黑手及它的主人项羽。主流的说法，认为他开了历史倒车，而持这主流说法的人，往往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常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或称唯物史观，在判定历史进步与否的依据上，有着无法回避的硬伤和缺陷。首先是过于迷信物质因素并弱化人的因素，这直接导致了历史价值观的扭曲，彻底蜕变为只承认成王败寇，即胜利者就是历史的进步方向，失败者就是历史的落后角落，而彻底忽视历史事件中的偶然性。
成王败寇的逻辑，常使得历史事件的判断出现双重标准。以项羽和刘邦为例，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历史客观条件，相近的历史时间，选择了相似的政策，在历史中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项羽的分封就是逆历史发展潮流，开历史倒车，而刘邦的分封就是顺应天意，符合历史进步的发展轨迹。两相对比，不难发现，这些说法荒唐得近乎可笑。
另一个缺陷是执迷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中不能自拔，而全然罔顾经济规律及一切历史事件的本质。典型的表现是，只用条条框框圈定现象，如农民起义等，而不加以理性、客观、具体地分析，就将其一律定义成所谓的“历史进步”。
诚然，历史有规律，但不全是一般规律，往往起到扭转历史走向作用的，都是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这偶然，就好比左右天平倾斜的最小砝码，放上了，就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一个微小却关键的点失去平衡后，会成为引发一个小系统失衡的因素，一个小系统失衡则会成为一个大系统失衡的因素，这种失衡层层叠加，失衡所带来的震荡效应逐级放大，直到引发整个社会的平衡产生彻底变更，最终产生新的平衡并形成新的系统才算彻底告一段落。
这种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可能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在当代科学中被称为“蝴蝶效应”。而社会秩序由失衡再到重新平衡并形成新系统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历史运行轨迹。
如果我们把一段时期的历史运行轨迹当作一个系统，就会发现，在诸多的偶发不确定因素存在的前提下，它的变化在一定的时间段里相当难预测。根据既有的条件，无法对未来做出准确判断，“规律”二字无从谈起，更毋论“必然规律”。
然而在偶然因素介入前，事态发展仍旧按照线性变化逻辑进行着常规运行的社会行为系统却是存在的，也只有这样的社会行为系统，才能有规律可言，而符合这个标准的，却唯有一个经济系统。
换言之，历史的经济形态才是历史的一般规律，由于其具备可证明性，才称得上科学。而依成王败寇和生产关系条框作为判断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缺乏可证明性，所以遍布着伪科学的色彩。
米价涨后的非典型通货膨胀
有人说，历史是沿着时间的脉络呈螺旋式进步的。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过于含蓄了，直接一点的说法是，历史不总是进步的，时常会出现开倒车的情形。从无数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偶然中，也可以做出这种假想。我认同历史会开倒车，但不认同唯物史观中的倒车论。
我们姑且不管项羽的分封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也不去过早地给它定性是否进步，只看历史的进程与结果可知，分封并未结束当时混乱的局面，狼烟依旧升腾，战争仍在继续，离天下太平还有那么一段距离。
社会环境及秩序的不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杀伤力是非常可怕的。如典型的农业、制造业（手工业）生产、商业运输、经济价值交换，都因社会的动荡而无法正常进行，尤其是战争，对于社会环境及秩序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在战争时期，处于战区和与战区接壤的地域，无一例外地都会受到战争的冲击，从而导致相关区域的经济环境急剧恶化。战争的持续让危害更甚，这会使得经济环境的恶化呈长期性。在这种条件的作用下，经济的衰退、萧条将成为一种必然。
从秦末首次出现武装起义，到3年后的秦朝终结，再到5年后的汉王朝建立，前后8年多的时间里，战乱在华夏大地上就没有休止过。凭经济常识可以判断，在那个时候，社会的经济状况一定不容乐观。然而根据史料记载中了解到的情形，却发现要比想像中的更为触目惊心。《汉书·高帝纪》中曾记载，于公元前205年7月，关中地区米价一度高达每斛米上万钱，这比起秦朝土地制度突变时期的米价还要离谱。食物价格居高不下，使得当地居民无力承受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社会中竟然因此出现人吃人的惨状。
这种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的现象，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历史的进步，而追究这种现象的根源，所谓的“义军”是绝对不能逃脱干系的。从本质上讲，他们就不是想依照经济的价值交换原则来获得经济给养，而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得，通俗的说法就是明抢。一旦有人开了先河而且没有为此行为付出代价，后来者就会更加无所顾忌，以至于使这些名义上的“义军”产生一种错觉，即谁更野蛮，谁更残忍，谁更无人性，谁就能获得更多的经济给养。
无须多言即可知晓，这样的社会氛围只会激活人性中残酷的一面，令这些人竞相比拼着降低自身的人性基准线。无论是文明还是人道，在那一刻皆被尽数忘却。当人抛弃了人性，彻底退化成了野兽，难道这还不是最大的历史倒车？相比之下，分封，这被部分史学家们臆造出的历史倒退，在人性返祖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况且，那个特殊时期的分封就是开历史倒车吗？我看未必。
本能的占有欲
前面说过，一切政治需立足于现实，这里依然要旧话重提。分封，其实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选择的一种政治策略，项羽和刘邦都曾采用过。如果扣除成败因素，其实不难发现，两者采取相同政治策略的内在原因有着太多的相似。主观上他们并不乐于分封，但是客观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这样一笔记载：（项王）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这句话是韩信的口述，意思是说，项羽是个舍不得封赏功臣的人，即便有人立下战功，应该加封晋爵，他也舍不得给封赏，宁可把刻好的大印放在手里玩磨到失去了棱角。
这一说法不排除韩信因个人境遇而出于私心的诽谤，因为依历史上的记载，他在项羽帐下做郎中的时候，曾为项羽提出过诸多作战计划建议，但是都未被采纳，也谈不到有功。所以，韩信的话是掺杂了个人情感在其中，并不足信。但换个角度考虑，假如说韩信这段话属实，或者有八成的可信度，就又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项羽主观上是不愿意别人瓜分自己的权力和资源的。
其实不单是项羽如此，刘邦也是一样。同样还是《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刘邦在被项羽围困于荥阳的时候，韩信曾经有过近乎敲竹杠的做法，要求刘邦任命他为代理齐王。刘邦为此气得破口大骂，但是在张良、陈平的提醒下，他冷静地忍了下来，圆回话头，装作批评韩信讨功的魄力太小，反而开出了价码更高的政治支票，任命韩信做了正式的齐王。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刘邦表面上表现得大度，其实骨子里是极不愿意这么做的，甚至相当痛恨韩信的要挟，但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
对经济或权力的占有欲望，是人的本能意识，就像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他人吃，是人之常情，这点不论是项羽还是刘邦，本质上并无太大分别。之所以同意把自己的利益拿出去与人分享，最大的可能是因为现实所迫。若是经济利益，还有可能是为了谋求更长期的利益而采取的特殊投资形式，至于政治利益，则完全可以把这种可能性排除掉。换句话说，促使政治利益的拥有者释出自己的利益，并提供给他人的原因只能是迫于现实而绝非其他。
共同的利益是合作的基础
秦末的武装政变，不是一支由同种政治理念贯穿的军队完成的，而是由利益各不相同的多股政治势力绞在一起形成的武装力量完成的。这样的形式注定不会有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可以独享秦帝国剩余资源的特权，项羽不能，刘邦也不能。直白些说，各地的军队组织者之所以认同他们作为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承诺在完成核心政治目的后，将给予追随者和支持者足够的政治利益，如领地和政治地位。
众生熙熙，皆为利来，众生攘攘，皆为利往。正是因为有可预期的利益存在，项羽和刘邦才能组织起大批的追随者组成联盟式的军队。若没有分封这样巨大的利益在其中起到支配作用，联盟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推翻秦政府后，项羽并没有采取政客们常用的办法——政治支票跳票，恐怕这和他无力全盘控制局势有关。而后刘邦所面临的形势大致和项羽相同。在当时，如果因违背分封约定而引起哗变，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将非常严重，除去将自己孤立并成为众矢之的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正面效果。这种丧失政治信用带来的被动局面一旦出现，将极难扭转局势，即便有更优质的政治信用背书也无力回天。
所幸，两者都没有犯低级的政治错误。从历史上看，项羽和刘邦的差别只在于政权是否延续并传承下去。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成败。除此外，在政治技术上着实找不到二者本质上的差别。因此说，将分封这种务实的权宜政治措施说成历史倒退是既不科学又不公平的。
殊途同归的分赃，天渊之别的评价
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项羽和刘邦没有开历史倒车，并隐含着他们并不乐于分封的意图。因为两者的分封均是建立在秦郡县制的基础上，即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如果是乐于分封，完全可以将秦帝国建立的郡县制推翻，没有推翻这个制度，说明两者对消灭诸侯并建立大一统的帝国都有所图，只是成败有所不同罢了。
郡县制是秦帝国在政治制度上的探索与创新，与分封制相比，其对于行政区域的划分更为合理，社会运营成本降低，效率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均有所提高，是历史划时代的进步。然而在秦帝国时期，这进步的制度并没在施行中发挥出它最大的政治效用。究其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只不过是新制度施行得过于仓促，而新旧制度交替中间又缺乏必要的过渡，制度上的硬着陆最终遭到了社会的反弹。
受政治现实所迫，项羽做了大胆的尝试，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的方式来过渡。实践经验表明，这个过渡非常有必要且行之有效，为再次造就大一统的帝国立下不可埋没之功。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制定如此制度，项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遗憾的是，这制度的缔造者却没有成为印证者，反倒成就了他政敌的千秋霸业。
倘若以推动历史进程及政治务实性为进步的标准，以今日眼光来看，项羽采取分封的理论基础和目的，实为进步之举措，因为它既符合历史现实又推动了历史发展。然而，一直以来，项羽却从没获得过公正的历史评价及待遇，不能不说是种悲哀。
屡屡屠城为哪般？
由史籍的记载我们可知，在秦汉两个王朝的交替过程中，在人性上确有种种开历史倒车的情形，而这一切又皆因经济而起。自项羽分封始，向后倒翻史卷，却发现大泽乡起义才是人性倒车的源头。一幕幕武装暴徒将屠刀挥向平民的惨剧自那时起，不时在历史舞台中上演。
公元前207年正月，项羽奉命带领部属攻打军事要地襄城（今河南许昌南部），经过一番苦战，夺取襄城后，对城内居民进行了灭绝式的屠杀。公元前207年7月，项羽携刘邦共同奉命攻打城阳（今山东青岛北部），在攻占城阳后，又一次采取了屠城的方式来结束打扫战场。公元前206年4月，刘邦率军向西进发，意图进攻秦中央政府所在的关中地区，途中曾在颍阳地区遭遇秦政府组织的阻击。战斗以刘邦带领的反政府军获胜而告终，但是在战斗结束后，反政府军中再次出现大规模屠戮平民的事件。
就历史记载而言，项羽首次屠城的时间是公元前207年正月（以十月为岁首）。根据经济常识可知，这个时段距春季农业播种时间为期不远，正是一年中经济作物相对匮乏的时期。那么，会不会是迫于经济压力，才出现大规模的杀戮行为呢？这可以作为一个猜想，而后来逐步分析其是否具备合理性。
秦末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既有昔日的贵族，也有草根出身的平民，还有秦政府的底层公务员，这些人加入反政府武装的理由各异，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律可供参考。率先参加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平民，多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在断绝经济来源后，为谋求生计才铤而走险。而其他成员中，除去旧贵族是主动策划者外，剩余成员多是受形势所胁迫，不得不进行武装叛乱。
然而，旧贵族们虽然曾经是贵族，但是在当时，他们早已脱离了昔日的优势资源，他们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并不比普通平民多出许多。以他们自身经济能力来供养一支军队，基本是无法实现的。旧贵族都无法提供经济支持，指望组织内其他成员来完成，更是难以实现。基于此可以判断，大部分组织成员的赤贫化，使整个组织面临着极为庞大的经济压力，一大群壮汉的吃饭、穿衣，以及手中的武器来源，都是有待解决的持续性经济问题。
反政府武装组织不同于政府的正规军，正规军的一切经济供养由政府完成，既有的财政收入体系能及时将经济给养补充给军队，以供其必要之需。而反政府武装组织除去抢劫外，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方式。由于他们流动扩张，并且拒绝负担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这种等同于流寇的特质，决定了其索取经济价值的方式必然是涸泽而渔，因为这种方式才是最经济的选择。换个角度说，反政府武装组织对所经过地区中的社会及经济秩序带来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这也就导致了地区内原居民为自我保护而产生本能式的反抗。然而反抗失败后，生命正在受到掠夺者的屠刀威胁时，居民们仍然不愿交出经济资源，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的经济资源太有限了，有限到以至于交出去后就丧失了基本的生存底线。
或许这才是项羽屠杀平民的真相：为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而做出不够人道的政治选择。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尝试分析他第二次屠城的原因。
第二次屠城的地点是山东城阳，时间是公元前207年7月。山东的主要农作物为小麦，小麦的收割季节一般在农历5到6月间，鉴于这两点客观常识，我们可以判断，项羽在攻打城阳时，城阳地区已经完成了小麦收割。依照常理，收获季节刚过，平民家中应该有些储备的粮食，在面对无从抵抗的武装力量时，咬咬牙，拿出一部分粮食赎买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天经地义的事。要知道，土匪流寇们杀人是手段，获得经济给养才是根本目的，如果能打着秋风，本不至于非将事情弄到见血的地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从历史的时间脉络上看，这距大泽乡武装暴动两年时间，离大规模社会起义大约一年半时间。这一年有余的社会秩序紊乱逐渐渗透到经济秩序中：农民无心耕种，商人无心经营，在经济的震荡衰退中，将各自的储备消耗一空……若这种猜想是真实的，那么由此推论下去，被屠杀的城阳居民也应该没有富足的粮食储备用来赎命，尽管收获的季节刚刚来过。
种种历史迹象表明，项羽麾下的军队一直处于经济窘迫的压力之下，逼着他一路杀将过去，以掠夺的方式谋求基本经济来源。有这样一个历史线索能为当时的经济窘迫情况做出佐证，即钜鹿之战前，项羽在杀宋义时曾提过军中粮食短缺的问题。而钜鹿之战后，项羽与章邯的和谈，也和军中短缺粮食有着不可回避的联系，以至于后来的坑杀秦卒，甚至楚汉相争的败北，都与经济给养不足有着莫大的关联。
经济资源的匮乏，如附骨之蛆般伴随着项羽的全部戎马生涯，这使得文韬武略、天纵之才的西楚霸王不得不屈从于现实。而经济上的无以为继，则葬送了他的全部江山。临终前那无奈的自嘲——非战之过，如今看来却是充满了不甘的惆怅和深深的悲哀。
无底线的人性，倒退的历史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虽然历史上无明确记载，处于同时代的其他武装组织也有相似的大规模屠杀行为，但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取得经济给养是遵循经济交换原则而非暴力手段。劣因换不来良果，社会动荡引发了经济衰退，人们为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而拔刀相向，在当时确是不争的事实。
人类的需求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物质文明渐次进步，伴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也不甘落后地奋起追赶，人性因此而成长。应该说，人性健康成长的方向，才是历史进步的方向。
由上述观点可以推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和载体，是历史进步的源动力。若经济系统出现故障，引发经济资源的严重不足，人性就会在那一刹那倒退，甚至直接击穿底线，将人类打回到野兽的原形。因此说，一切恶意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都是开历史倒车。
历史证明，令历史大开倒车之路的，多是这些打着正义旗号却行着土匪流寇之实的“农民起义”。而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往往其始作俑者又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流氓，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捏造谎言，煽动淳朴的农民生事，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一旦被破坏，就会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波及到经济秩序，导致社会系统就此彻底紊乱。而历史同样也证明，参与起义的农民，永远不会成为受益者，只会成为野心家牟利的工具和登上高位的垫脚石。
无论这些秩序的破坏者最终的牟利目的是否达到，历史终会因他们的倒行逆施而开倒车，整个社会也都将被迫为他们的私心支付额外的成本。那些无奈地被混乱裹挟着，又渴望安定生活的平常人，只能在恪尽职守中痛苦地生存。他们多么希望历史从此不再倒行。然而可悲的是，人性在继续，历史也在继续，贪婪和野心的频繁出没使得人性屡屡击穿底线，令历史的书卷上写满血迹斑驳的篇章，永不停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