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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伦时代”的梁山管理

  • 责任编辑:cbmag 2010-07-04 08:00:00
  • “王伦时代”的梁山管理
    “白衣秀士”和“黄衣秀士”之别
      梁山的创始老板、第一任CEO王伦,最初“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看来,王伦读过一点书,高考落榜,又有点江湖气质,在社会上碰了壁,很不如意。和杜迁两人曾经投奔“柴大官人”柴进,又得到了柴进的一点资助,在梁山拉了一批人马,搞了点“实业”。
      施耐庵写《水浒》,每个字都是微言大义。王伦的绰号“白衣秀士”,绝不是这么简单起的。历史上真实的王伦,外号其实是“黄衣秀士”。
      《宋史》里面有记载,当时在沂州(今天的山东临沂东南),确实有个王伦造反。虽然人数很少,只有几十号人,后来也只发展到几百人,但是,很有声势。根据欧阳修的记载,这个王伦“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其王伦仍衣黄衫。”众所周知,“黄衫”不是随便穿的,只有和皇家沾点边的才能穿黄衫。这个王伦,本事和实力不大,口气和野心却不小,公然与朝廷叫板。给人感觉像20年前在大学校园里的戴尔,拿把螺丝刀帮别人装几台电脑,就告诉父母,他要“战胜IBM”。
      施耐庵把王伦从“黄衣秀士”改为“白衣秀士”,一字之差,两者的胸襟、气魄、格局、眼界,高下立判。既然只敢穿“白衣”,王伦日后的事业,注定大不到哪里去了。
     
    不合时宜的排名制
      创业初期的梁山,王伦这个“老大”,并不像后来的宋江那样拥有绝对权威。比如,林冲上山之时,王伦本来打定主意,准备找个借口,把他打发走,“免致后患”。可是,另外几个兄弟——朱贵、杜迁、宋万都据理力争,无奈之下,王伦只能给自己找了个“投名状”的台阶,让林冲留了下来。
      不过,在王伦主政梁山期间,梁山泊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排名制已经形成,第一把交椅自然是王伦来坐,然后依次是杜迁、宋万、朱贵,后来林冲雪夜上梁山后,排在朱贵前面,坐了第四把交椅。
      排名制的最大好处,是山寨的等级秩序一目了然,高低贵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这种排名制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排名的依据,是按资历,还是按能力,甚至是按到山寨的先后?这一点无从体现,而曾为80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座次竟然在武艺平常的杜迁、宋万两人之下,这也埋下了后来“火并王伦”的伏笔;二是过于僵化,按照这种排名制,资历决定一切,排了座次以后,就不能随便调整,来得晚的,本事再高、功劳再大,也只能屈居人下。
      很明显,这种排名制只是守成之制,而非创业之制,根本不适合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王伦在企业草创时期,就采用这种排名制,显然是一种无所作为、只求保持现状的做法。但是在残酷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不进则退,你不吃别人,别人就要吃你。
      后来晁盖入主梁山泊,也采用了这种排名制,证明晃盖与王伦的差距不大,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所以,后来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废除“排名制”,废除全部旧的“年功序列”,全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重新竞争上岗。
     
    分工和盈利模式
      在这个草创阶段的管理团队中,还有一些粗略的分工。朱贵在山脚下开酒店,这个酒店既是山寨的耳目,也是山寨的鹰爪。他的部门算是梁山泊的“情报部”、“外联部”。至于杜迁、宋万两位,就连王伦也认为他们“武艺也只平常”,这两位在当时的梁山泊上多半属于打家劫舍的先锋。他们两人形成了梁山的“市场部”——“打劫部”。碰上一些比较大的商队,或者说遇上一些“大单”,朱贵一个人对付不了,就要他们两位出马了。
      朱贵在山下开的酒店,对于梁山泊而言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朱贵在酒店中打探江湖中的各种动态、消息,研究整个国内市场的宏观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朱贵在山下打听、侦察往来客商的情报,研究梁山企业具体业务的“潜在顾客”。“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和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人的精肉片做成腊肉,肥肉拿来煎油点灯。通过朱贵的酒店,对往来客商实施抢劫,是当时梁山泊的主要经济来源。
      王伦、杜迁、宋万、朱贵四人时代的梁山泊,据柴进介绍,“有七八百个小喽罗”,而据阮小二的估计,则是“聚集了五七百号人”,整体数字相差不大。山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月耗食量。可以简单计算一下,将每人每天的花销折算成粮食计算,则平均每人每天耗粮3斤,月耗食量为700×3×30=63000斤。这一指标是衡量一个山寨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它意味着:如果山寨平均每月获得的粮食数量少于这个数,山寨就面临饥荒、内乱、崩溃的危险。
      不过,王伦时代梁山泊的规模并不大,和后来宋江时代的几万人马相比,显然不值一提,但是,由于梁山泊的优越地势,山林湖泊相得益彰,易守难攻,占尽地利,因此,尽管其主营业务较为单一,仅仅是“打家劫舍,抢掳往来客人”,但由于摊子不大,也就七百来号人,因此,仍然可以像阮小五所说的“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分页}火并王伦——血腥的恶意并购
      策划发动梁山第一次大规模格局重组的,是智取生辰纲的八人团队。这个团队的最初发起者是晁盖、吴用、刘唐三人。刘唐提供的是信息——有这样一笔生辰纲要送到东京。吴用提供的是谋略和组织安排,而晁盖,凭着他在江湖上的地位、敢作敢当,成为这次行动的首领。
      “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吴用去梁山泊边的石碣村,说服了“三阮”——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加入行动。而公孙胜则带来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杨志为梁中书押送十万生辰纲的路线——黄泥冈路线。得到这一情报,他们才可以从容不迫地精心安排,以逸待劳,坐等杨志送生辰纲上黄泥冈来。 而另一个成员白胜,他家距黄泥冈仅十里之遥,成了这次行动的联络点和中转站。
      其实,吴用早就谋划了入伙梁山泊这条道路。当宋江将生辰纲一事被官府侦破的消息紧急通知晁盖后,面对惊慌失措的晁盖,吴用胸有成竹地道:“我已寻思在肚里了。如今我们收拾五七担挑了,一齐都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而晁盖却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落草,呆头呆脑的他仍然没有明白个中就里,问道:“三阮是个打鱼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许多人?”吴用只能进一步点破:“兄长,你好不精细!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儿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吴用布下“三阮”这样一颗“闲棋”之时,就已经预谋了日后的吞并梁山之举。
      如果没有林冲这个内应,这次并购一定不会这么成功。
      晁盖等人本来只是提出“入股”梁山泊,但是,王伦唯一的愿望是守着这个摊子过安稳日子,王伦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有时候强龙能压地头蛇,因此,他拒绝了晁盖的入股请求。于是,投资入股不遂的晁盖团队,干脆和梁山中原来的“少数股东”、心怀不满的职业经理人林冲,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恶意收购,彻底改组了梁山。
      林冲早就已经对王伦十分不满。他上山时,王伦百般刁难,“雪天三限”;昔日天下闻名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只坐得小小山寨的第四把交椅,屈居于除了身材高大一无所长的杜迁、宋万之下。 而王伦心里也十分清楚,山寨众人里面,唯一有实力将他的寨主之位夺去的,就是这位林冲。因此他心中甚为防备,而这种心理的表现,就是林冲所见到的“心术不定,语言不准”。恶性循环形成了一种结果,王伦越是防着林冲,林冲就越是憎恶王伦,双方的敌视感与日俱增。只是在山寨中相对平衡稳定的环境中,双方都没有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暂时相安无事。林冲想要灭掉王伦,恐怕寡不敌众,也没有一个导火索引发林冲的冲动;而王伦既然已经接纳林冲,碍于柴进的面子和林冲的武艺出众,也就隐忍不发。晁盖团队的到来,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虚假的稳定。
      从王伦的角度来看,这伙人比林冲更难对付。他们智取梁中书送给蔡太师的十万贯生辰纲,胆大包天,且财力雄厚,可以大把赏赐喽罗收买人心,他的那些手下本来就是为了钱才落草的,眼下来了这样一个大财团,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见异思迁,嫌贫爱富呢?而更可怕的是,就这七八个人,竟然还打败了何涛率领的500官军,更是说明了其强大实力,可以随时在梁山翻天覆地。而上山的7个人中,晁盖的江湖威望和号召力、吴用的算无遗策、公孙胜的神通广大、阮氏三兄弟的水军实力、刘唐的武艺都远在山寨中的诸人之上,而山寨中唯一的一流人才——林冲,不仅不是自己的亲信,而且还很可能和晁盖等合谋算计自己。
      摆在王伦前面的,有几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收留。梁山泊的实力固然将大大增强,不过,王伦显然对驾驭这个局面完全没有信心,自己的寨主宝座甚至生命,随时面临着威胁;此外,这伙人已经劫了生辰纲,打败了何涛的500官军,想必官府不会善罢甘休,而可想而知的大兵压境,也将打破王伦“小盗即安”的“太平强盗”梦。王伦迅速地否定了这种可能。
      第二种选择则是收留晁盖等七人,同时让出寨主之位给晁盖,自己老老实实地做一个“顾问”。这样,虽然失去了寨主一位,但毕竟可以保得性命,同时,在山寨做一个坐享其成的元老,恐怕并不困难。做个“社会贤达”,开寨元勋,从此不问山寨政事,只管分钱享乐,酒肉美女,何乐而不为呢?然而,以王伦的智慧和胸襟,显然无法让他做出最为明智的抉择。明知抓不住,却偏不放手,一个最不适合做寨主的,却创建了梁山泊,命运和王伦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第三种选择,也是最为一厢情愿和愚蠢的选择,但对王伦来说却诱惑最大。就是像当初对待林冲一样,出几锭银子,打发晁盖等7人下山。然而,王伦忘了一点:当初都没有能够把单枪匹发的林冲打发走,又怎么可能赶走武艺不凡、实力强大、坐拥巨资、谋略出众的晁盖7人集团?
      当王伦选择了第三种方案之后,一切都已经不再有悬念。林冲与晁盖集团通过一次秘密会见达成默契。在吴用的游说之下,林冲的火并决心已下:为了梁山的发展壮大,王伦非死不可;为了他林冲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安身立命,王伦非死不可。
      于是,在王伦为晁盖们举行的“送别宴”上,送走的不是晁盖集团,而是一心只想做太平强盗的梁山泊创始人兼第一任CEO——王伦。在人头落地前的最后一刹那,王伦大叫“我的心腹在哪里?”时,无人应答。
     
    {分页}林冲的智慧
    ——扶晁盖任董事长
      林冲火并王伦之后,除了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吴用之外,恐怕每个人都认为林冲自己想做梁山泊之主。根据常理,世上发动政变者,大部分都是想取彼而代之。然而,林冲的选择,出乎常人意料。
      林冲割下王伦的首级后,吓得王伦的旧部杜迁、宋万、朱贵慌忙跪下说道:“愿随哥哥执鞭坠镫!”他们的判断是:林冲已经与晁盖集团结合,火并王伦,林冲将是山寨之主,而由于晁盖集团的雄厚实力,完全可以抛开他们几位山寨元老管理梁山泊,因此,作为山寨元老的杜迁、宋万、朱贵,不但不能再以元老自居,而且,如果被当作“王伦余党”铲除也不奇怪。
      此时,晁盖似乎也没有摸清林冲的底牌,他的反应也极为老道。晁盖“慌忙扶起三人来”,一旁的吴用则“就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来,便纳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服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吴用这番话,可谓半真半假。所谓“半真”,是说晁盖、吴用没弄清,林冲究竟想不想做梁山寨主?所谓“半假”,是指吴用在林冲火并王伦之前,在与林冲的那次秘密会晤上,就笑着告诉晁盖:“兄长放心,此一会倒有分做山寨之主。”虽然晁盖一再谦让自己“只是个远来新到的人,安敢便来占上?”但林冲坚决地把他“推在交椅上”,黄袍加身。事实上,假如林冲当时真的起了贪念,做了寨主,梁山将很可能出现第二次火并。扶晁盖上位,是林冲一生中最有智慧的抉择之一。
     
    改组董事会,重建经营班子
      虽然晁盖坐了头把交椅,然而,这次董事会的改选,却是由林冲提名,或者说“任命”的。
      林冲将吴用排在第2位,负责“执掌兵权,调动将校”,相当于CEO;将公孙胜排在第3位,理由是“名闻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从实际的工作安排来看,像是个不太管事的“副董事长”。林冲自己居第4位,从实际负责的事务来看也就是COO——首席运营长。
      这四位,基本上组成梁山新的董事会。晁盖、公孙胜、吴用三个智取生辰纲的成员,四席之中有其三,居绝对多数地位,大局已定。
      不过,晁盖终究仅仅是做个豪爽庄主的料,他无法进行梁山管理上的大创新,只是简单地沿用了王伦时期的排名制。而且,在各职能部门、组织结构的设置上,也基本“王规晁随”。而吴用只是一个辅佐之才,说到继往开来,革故鼎新,未免力有不逮了。“晁盖新政”时期的梁山企业,与王伦时代相比,没有质的变化,只是量的增长,扩大了规模、细分了职能、改善了盈利模式。
      接下来得安排经营班子了。经营班子的成员,得从第五把交椅开始排。晁盖先虚晃一枪,作出高姿态:“今番须请宋、杜二头领来坐”。杜迁、宋万两人唯一的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他们想:“自身本事低微,如何近得他们?不若做个人情”。两人明智地对晁盖的“盛情”坚持推辞,老老实实地做垫底。难怪黄永玉《大画水浒》中,在画到杜迁时,评论道:“看定自己没有真本事,倒是人生第一大学问”,而在画到宋万时,黄永玉则点评道:“王伦的毛病,就在于有自知之明,却舍不得放手。当个社会贤达有何不好?”画中的杜、宋二位头领,坐在交椅中,甚为自得。混个小康生活,不用干活管事,照样分金银,穿绸锦,喝酒吃肉,当个社会贤达,不亦快哉?何必像王伦一样,为了一个势必要失去的位置死于非命,身首异处呢?
      刘唐排在第5名,他是第一个带来生辰纲情报的人,功劳不小。三阮的排列是第6、7、8位,按兄尊弟卑的次序排列——在功劳和能力没有明显区别的情况下,只能由伦理和习惯来发言了;垫底的是王伦旧部:杜迁、宋万、朱贵按原来的顺序,坐了第9、10、11位。
      至于其他的王伦旧部,那些中层干部和喽罗们,晁盖叫他们“各依旧职,管领山前山后事务,守备寨栅滩头,休教有失”。在高层的大地震之后,对于底下的小兵小将来说,给谁打工不一样呢?
    新“分肥体系”
      “薪酬体系”、“激励机制”这些名词,听着都不如“分肥体系”来得直接、明白、贴切。
      新董事会成立,经营班子重组之后,晁盖们上山所做的第一笔“业务”(当然还是打劫),是怎么进行利润分配的呢?“众头领看了打劫的许多财物,心中欢喜。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梁山已经有了专职会计核算人员或仓库保管人员,职能分工已经开始细化),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11位头领均分一份,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份。”
      首先,将打劫所得的财物,平均分为公私两部分:一半用于山寨的公共事务:比如“修整寨栅,打造军器——枪刀弓箭、衣甲头盔、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厮杀”,赏赐有功喽罗、花钱贿赂官府官吏、接山寨大头领的家小上山居住生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哪样不要花钱?这部分钱,是企业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用于各种成本费用开支和扩大再生产。
      而余下的一半财物,又平均分成两半,也就是说,全部财产的1/4,由11位有交椅的大头领均分;另外的1/4,则由其余的七八百号喽罗平均分配。显然,11位头领所分得的财产,和七八百名喽罗的一样多,即平均每位头领分得的份额,是每位喽罗的70倍左右。梁山的新“分肥体系”,在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得很开;在相同阶层之内,则实行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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