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滔：企业家要懂经济政治学
文/本刊记者 侯耀晨
我去北京友谊宾馆等王振滔时，看见不少出家人进进出出，原来那一天有中国佛协的一个会在这里召开。
此番盛况让我想起讲禅宗管理学的吴甘霖老师，两年前，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正是他介绍我跟王振滔认识。
时隔两年，在这样氛围下重逢，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此时，跟企业家有关联的高官，跟高官有牵连的企业家迎来金融危机之后的又一个道德与法制的寒冬，其中代表性的案件就是黄光裕案，而寒潮袭来的背景，是不断升高的基尼系数，和中国社会阶层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
也就在此间，中国商人杂志社推出“中国仁富榜”，王振滔在严格的评选过程中，荣获“中国十大仁富人物”称号。
中国仁富榜之所以倍受关注，是因为它第一次将企业家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创新和贡献作为评价企业家社会价值的重要指标。王振滔之所以入围，除了他的“仁富指数”（企业家公益慈善捐献与个人财富总额的比例）名列前茅，还在于“王振滔基金会”的创造的公益事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主要推崇企业家群体在国内外的“可持续的赚钱能力”，那么三十之后，也就是在2010年之后，中国企业家群体“可持续的花钱的境界”，将成为一个企业家是否应该得到足够尊重的社会评价指标之一。
二十多年前，当温州商人对制鞋行业避之唯恐不及时，王振滔选择了继续做下去，并通过“三把火”成就了奥康传奇——一次是放火烧掉假冒的奥康皮鞋，一次是同样是在杭州点燃奥运圣火，另一次是跟欧盟持续数年的官司。
这一次，当中国企业家群体进化史进入“触及灵魂”的层面时，王振滔同样赶了个早集。在友谊宾馆，由于连日的感冒，王振滔说话有点困难，但他关于公益事业，关于企业安全等问题的看法却是发人深省。
做慈善是想把爱心变成一种传递
《中国商人》：很多人说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是有创新性的，你怎么理解这个创新？
王振滔： 企业需要创新，基金会也一样需要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做强做久。你把基金会创新了，把爱心变成一种传递，意义就不一样了，有一天即使你不做了，别人还可以做。
我算了一下，四年以后，我们的基金大概可以帮助一万多名学生。一万多名学生中的10%就有一千多名，哪怕是1%也有一百多名，这些学生是有条件帮助别人的。有1个人做事，都可以把爱心不断传送下去。而如果凭我个人，我捐的再多，还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基金会不是由于我个人而是其他原因做不下去了，这是不可持续的，而现在的模式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不做也没关系，其他人可以做。
《中国商人》：基金会也要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王振滔：是的。我们对基金会的宣传是让别人理解这个事，别人不理解会有人认为是宣传我个人。对于我来说，宣传我个人没有意义，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我前几天刚好参加了一个同学会——华夏同学会，聚会的都是商界大佬。我们这个同学会并不是大家简单地聚一聚，它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捐款。腾讯捐了一千万，比亚迪、万科等等都捐了。到今天为止，我们帮助治疗了五千名先天心脏病患儿。大家捐款首先要看，做这个事情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意义，大家也不会捐钱。其次就是这些钱捐出去以后，资金是不是能到位，捐给哪些人，每次捐款每个人都要落实，每个人都要监督。更重要的问题是要持续去做。所以从明年起每年捐助一万个人，每人一万块，加起来就是1亿。这1亿资金全部来自于同学会的企业。
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是由企业家发起建立的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是由国务院审批，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救助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慈善基金会。基金会成立至今已救助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几千例，并荣获“中华慈善大奖“。在救助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项目中，在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朱新礼为基金会“华中大使”，分众传媒董事长江南春为“西北大使”，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担任“华南大使”。马云曾经为此笑谈自己不差钱：“捐钱对我来说是小事，花时间、精力关注对我来说才是大事。”
{分页} 二十年，在杭州放了两次火
《中国商人》：你引导奥康走过这么多年，中间发生了标志性的一些事件，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些事件的？
王振滔：做企业都是从小开始，小的做多了，就变成大的了。如果出现大的转型那就说明企业出问题了。说到企业的智慧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扎扎实实做小事，没有大的智慧。今天坐在这里，大家要么继续做企业，要么就不做。就像当年，我们听到一些风声，要封杀温州鞋。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卖鞋的，如果不做，那就去做电器，就像现在的正泰，而如果他在做的时候，我们不能跟风。
《中国商人》：当时你们的选择属于少数人的选择，多数人如果不能立刻见效，马上转行做别的生意去了。
王振滔：从我人生角度来讲，第一步跨出去了，去做鞋，那就要不怕这种选择，一做就是十几年。1987年有人放了一把火烧我们温州的假冒鞋，到1998年我们已经是中国鞋王，又有很多人来假冒我们的鞋。如果我们也成立一个打假队，一个企业去打假，只是一小批人，假冒的人太多了，你打不过来。
12年前我们从一个不知名的品牌，经过努力成为一个知名品牌，成为中国鞋王，这时候，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品牌？怎样花最少的钱把影响做到最大？有人说12年前是人家在杭州烧一把火，后来我无意中说，那就干脆去再去烧一把火。原来这把火是别人烧我们，现在再去烧别人假冒我们的。所以在1999年12月15号，我们在杭州市武林门外烧了一把火，一夜之间一百多家媒体前来采访。这是站在维护品牌角度讲，我们做的一件事。
又过了十年，也就是2007年8月8号，离奥运会还有一年。那天我在北京参加奥运的活动，刚好杭州同一天举办一个同样的活动，我认为杭州的活动比北京重要，所以还是参加杭州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20年前，由于温州人不诚信被别人烧掉了假冒鞋子，20年后，我们在杭州同样的地方武林门外，我们分别宣读诚信宣言书和品牌倡议书，并与省市领导一同点燃“诚信之火”和“品牌之火”。
《中国商人》：你坚持在杭州点这把火？
王振滔：对。这把奥运之火同样离不开诚信，如何通过奥运让我们自己的品牌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前两年金融危机中，外贸出口、国内经济整体上不是太好，而我们的增长却很快，特别是在2009年，我们销售增长20%多，利润增长7%。很多人不会相信，认为我要么是预算做错了，要么就是我有问题。我说没有错，奥康又不是上市公司，增长的利润都是自己的。
奥康能够实现逆市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去年在成本等各方面控制做得相当扎实，总共节约了6100多万。更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我们在奥运之前花了一大笔钱，它产生的效果到2009年才显示出来，所以我们的利润增长跟奥运的宣传也有关系。这些年我们一点点去做，奥康从一开始大家不认可，到1999年得到社会的认可，到今天，奥康的知名度、美誉度都有一个上升的过程。
《中国商人》：通过这两把火，是想说明什么吗？
王振滔：七八年前，当时温州市政府本来要在温州市建一个白鹿公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公园就是一个诚信公园，用来教育民营企业、教育年轻人要以诚信为本；对温州有贡献的企业家、名人，建一个企业家诚信墙；要造一口钟，用来警示曾经做过不好事情的人、也用来提醒将来的人不要这样做。当时我跟市长请示，这个钟由我们来造，造一个全国最大的铜钟。这个钟每年要敲两次，一次是8月8号温州的诚信日，这一天要警钟长鸣，让温州人永远记住8月8号这一天；另一次就是农历三十夜，因为在市中心，敲这个钟大家都能听见。后来政府人事变动，这个钟的事情就搁置了下来。回头去看，我认为当年温州需要这样的诚信精神。
温州这几年企业也好，财政收入也好，发展势头都不错，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还是会走老路，犯原来的错误。所以二十年后的这把火，同样还是警钟长鸣，让大家知道，原来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不诚信的事情，不能再犯原来的错误。当然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也是个机会，刚好把我们奥康的品牌带进去，奥康的核心价值观，第一个就是诚信，然后是创新、人本、和谐。
《中国商人》：诚信、创新、人本、和谐这是企业的根基。
王振滔：这也是我的座右铭，是我们企业的游戏规则。
{分页} 现在赚钱变成了一种责任,做企业永远没有退路
《中国商人》：如果说十年前别人烧来自温州的假冒鞋，十年后，奥康烧别人假冒的奥康鞋，又一个十年把它变成世界性的火炬，这是奥康在品牌成长方面的案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当中国制造业和国际制造业进入激烈竞争时期，你和欧盟的官司，这是又一个转变。有网友说，当一个中国企业和欧委会干起来时，其实是王振滔一个人在挑战欧委会的游戏规则。
王振滔：我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中国商人》：当然这是网友们对你的一种赞誉。我觉得中国制造业什么时候能够跟欧美制造业进行平等竞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王振滔：我认为欧盟这次采取的行动对我们中国企业来讲既也有利也有弊，当然对于这个行业来讲是有弊的，但对企业来讲却有利有弊。如果中国的企业再继续做这些低档次的产品，再去出口影响中国声誉的产品，可以说中国的企业永远做不大。因为确实有一大批企业为了个人利益，损害了国家和行业的利益，不然欧盟怎么会对你反倾销呢？如果说每个企业做事都比较规范，它怎么会反倾销呢？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反倾销其实是帮助中国把一些不好的企业砍掉了，如果中国每家企业都能走出去，那每个企业都会是一棵草，而不是树，它的规模做不大。
但是站在行业的角度，我一定要出来维护我们行业。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我们中国人至少不能让它欺负。当然国外也有很多不好的产品来到中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奢侈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你觉得我们十欧元的东西卖给你标价五十元人民币，是冲击了你的市场，那中国人本来生活水平很低，你还卖给中国人这么高档的东西，同样都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到中国来？你是不是冲击了我们的奢侈品市场？
中国企业可能在这一块稍微弱一些，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提出反倾销。欧盟有一百年品牌发展的历史，它的企业和行业运作很规范的，所以不是政府而是协会提出反倾销。
奥康去年与欧委会的诉讼中，有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公平贸易委员会的支持，也有行业协会的支持。我觉得应该打这个官司，不然你永远走不出去。中国的产品都应该有品牌的，这样，第一中国的形象会更好，第二从中国的品牌发展来讲，真正有品牌的东西才能走出去。如果中国出口的产品都是品牌，它怎么会对你反倾销？
虽然在这三年的诉讼过程中，还没取得真正的进展，但我们从这些事情当中学到很多。从我个人企业体验角度来讲，最终能否打羸这场官司，目前还在努力，但其实输赢都是赢。
《中国商人》：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上次在温州也探讨过，包括你做奥康步行街，实际上我认为都是对企业的一种壮大和突破，也是一种布局。我现在听到一种传闻是奥康准备上市，奥康前五六年是有条件上市的，那个时候你都不考虑，今天为什么要想到上市？
王振滔：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十年前的思维和现在不一样。就像刚才讲我十年之后放这把火一样，你现在让我再去点火，我觉得没有必要，品牌做得很好，放什么火啊？十年前有家媒体来采访我，我说奥康目前不缺钱，现在不去上市。后来这家报纸头版头条说“奥康企业永远不上市”，搞得我很尬尴。我说你是断章取义，前面加一个“现在”，“奥康现在不上市”，因为“现在不缺钱”。
如今情况不一样了，现在反思，其实十年前应该上市，现在上市已经晚了一点。原来不上市的原因，第一是与温州当地政策引导有关，政府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我记得当时江苏的江阴，将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企业都上市了，江阴目前有27家上市企业，温州才6家。原因就在于从温州政府来说，他们认为温州的民营企业都不需要上市，因为你是家族企业，他说你不规范，所以在引导和宣传方面，没有底气。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温州企业壮大很快，像我们的企业这几年产值都是翻番。前几年我提出来，我们的企业要日产十万双鞋，别人要么说你脑袋有问题，到精神病院去看一看,要么说你好高骛远。现在我们日产量超十万双，一年三千多万双。如今我提出的目标是超百亿。我这个企业超百亿跟卖房子超百亿不一样,我是把鞋子一双一双卖出去一百亿，鞋子超百亿要卖出多少双啊！我讲的意思就是要做强做大，必须要大，要上市，通过兼并，通过市场拓展，才能走向国际。前几年没想过让自己的品牌走向国际，也没想过企业一定要这么大。从某个意义上讲，现在赚钱变成了一种责任，你下面有这么多员工，你有更多的责任。你不做的时候能放得下吗？从行为上放不下，从心理上也放不下。
其次从我自己角度来说，企业做到这个程度你想不做已经不可能。爬楼梯爬到一半你能下来吗？不可能。你还要继续往上爬，越往上爬上面的风险越大，越难做，做企业永远没有退路。
另外，从精神角度来讲，十年前和现在想的也不一样。就像当官一样，县长和专员两个人考虑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官越大使命感就越大。企业也是一样，做大了以后，它考虑的是如何回报，如何真真切切地回馈政府、回馈社会。
{分页} 做企业第一考虑安全，第二考虑怎么做强做大
《中国商人》：从你产业上的布局，做药、做商业地产，包括计划中的上市，你认为你是一个激情状态还是一个理性的状态？
王振滔：我觉得是一个橄榄效应。做企业就是一个橄榄形，刚开始非常小，中间会变大。为什么大呢？因为考虑到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企业安全、风险问题。做鞋不能说没有风险，这么多竞争你不知道哪一天被竞争下去了。遇到反倾销、金融危机你不能不考虑企业的安全问题，也不能不考虑风险。我们做其他产业，意图是如果这个产业出问题的时候，有其他产业来弥补。很多人不考虑这个问题，只是一味把企业做大。企业做得越大，万一出问题的时候就没机会了。在产业布局中要考虑到，万一这个产业出问题，我会有其他产业去救它。比如说鞋子如果三年之内不赚钱一分钱，我一点问题都不会有，因为我们生物、地产可以去弥补。但如果没有其他产业，当鞋子出了问题，三年就完了。所以，我第一点考虑的是安全问题。
第二，这个行业门槛比较低，我希望可以做一些门槛稍微高一些的行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所以我就选择生物领域。生物领域不是有钱就可以做的，从产品出来到产品上市需要六年时间。此外，有技术也不一定能去做，因为要去申请。所以我选择生物领域考虑了很久。
第三，地产我觉得有潜力，这几年地产发展得非常迅猛。地产对我们来说不是作为一个产业，而是作为一个项目来做。反正赚钱快，两年之内就可以把项目投资运转回来，给我们在鞋业生产上提供保障。
从企业安全角度，从产业布局来讲我是这样考虑的，以后可能就是橄榄形了，中间大。但接下来我会慢慢缩小，比如鞋业上市以后生物我还要做，其他的就不考虑了。
钱是赚不完的。对我来讲，产业选择是正确的，鞋业这一块危险期已过了，能跟我们竞争的只有几家，也就是说市场已经瓜分完了。女鞋百丽，男鞋奥康，他们进我们的市场进不来，我们进他们也很难进去。瓜分完之后，就是凭自己的实力继续做下去，做强做大，而不存在很多的风险问题。生物这块，现在全国有23家，我们计划是用二到三年时间进入行业前两名，因为我有技术优势，生物就是靠技术。现在我起码有三个技术在中国和亚洲领先，狂犬疫苗和流脑，这两块已经很稳定。
《中国商人》：您还会考虑做其他产业吗？
王振滔：我不会什么都贪，什么都做。做企业第一我考虑把它做安全，第二个我考虑怎么做强做大。这两个行业我对它的定位是两到三年至少成为全国前三名，这样我把这几个产业再做大，就不会去做过多的产业了。
《中国商人》：我观察过地产界，我觉得中国最牛的地产其实是大学校园的地产，其次，说到商业地产我觉得奥康可能悄无声息地把商业地产做出了一个模式，这就是奥康步行街。
王振滔：换句话说不做鞋子，不做生物，我把商业地产做好，也会发展得很好。去年我成了中欧地产、中瑞财团的董事长，我现在兼了五个董事长，太多了，很累。董事长起码得懂事，不懂事就麻烦了，每个月的董事会要参加，大方向要把握，还要为员工负责。但从另外的角度，做地产如果真正做下去也会很好。地产领域目前在中国，最重要的是二三线城市还需要好的商业步行街等商业地产，机会很多。我们现在建了四条，都很成功，但我现在没有精力去建，因为做地产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跟政府打交道。第二，地产竞争非常激烈，现在都是市场化拍卖，地王为什么出现，就是拍卖拍出来。第三，地产方面的人才竞争也很激烈。地产不是我的主业。
{分页} 国内市场是红烧肉，国外市场是排骨
《中国商人》：这么说奥康上市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王振滔：上市还要等国家来批，包括奥康在内都在排队。
《中国商人》：在未来的公司布局中，你会把多少精力放在国外，多少精力放在国内？
王振滔：这个说不清楚，因为我认为国内这一块要首先把它做好。我一直觉得国内市场是红烧肉，国外市场是排骨，你不能说现在就去啃排骨，最后可能排骨没啃到，红烧肉也没有了。现在先把国内市场做好，要等自己在国内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国家的经济形势更强的时候，再做国外市场。如果中国GDP未来几年继续以8%、9%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的时候，相对就容易一些。你看印度，跟中国一样大，印度产的鞋子到中国谁来买？但如果是意大利、美国产的就不一样了。哦，不错，都是名牌。
品牌能否走出去跟国家的强大很有关系。前几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企业出去一个死一个，因为别人对 “中国”两个字还没有认可，还没有感知度。现在随着国家强大，走出去绝对是可以的。所以我先把国内做好，再走出去。
《中国商人》：一个大老板对企业的安全感，讲到最内心的体验，是不是说我想开多少家就能开多少家，我想关多少家就能干干净净关多少家？
王振滔：可不能这么想。哪有想开多少家就开多少家？这不是好玩的事。
《中国商人》：有时候关公司也关不干净，麻烦一大堆？
王振滔：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讲要开干，现在不行了，现在首先瞄准，感觉自己有把握了再开干，企业大了，边瞄准边开干是要出问题的。前几年开公司的时候，没有去寻找自己的产业定位，有的产业能赚钱就开一家公司。现在不能这么想了，现在要先想好这件事情能不能做，要最坏的打算。我现在是项目制，规则就是你能不能亏得起？亏得起就做，亏不起就不做。首先考虑企业的安全问题，安全放在第一位，如果不安全就不做了。有的产业看起来很好，像我们人大的金融班，我是班长。每个人都说投资金融很好，他们说建立一个投资金融的东西叫我去做，每个人投一些钱，我就始终不同意。
《中国商人》：为什么？
王振滔：他们好像感觉我这几块做的都不错，把钱投进去一定能赚钱。天底下没有免费的晚宴，哪有随便赚钱的？其次是精力顾不过来，你把钱投进来我得对你负责，那不是几千万，是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我自己都还没做好，怎么对你负责？如果能亲自去做，做好了才能对你负责。如果把钱交给别人去操作，我更不放心。我做事情总是要负责，而不是拍脑袋，所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会随便去投资。
我始终坚持经济政治学，不要玩的太多
《中国商人》：你觉得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企业家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最需要国家层面或者企业环境层面提供的安全保证障是什么？
王振滔：做企业，很多时候是企业家对自己的企业安全如何去把握、去控制。但有时候，有些东西不是在企业控制范围之内的。比如去年的金融危机，大的企业家都没想到，我们这些小企业家怎么可能会想到有金融危机出现？我们需要有这种预警机制或者危机意识，企业大了以后这些方面要去关注。第二就是国家宏观调控需要非常的关注。
《中国商人》：你关注的方式是只看电视还是有人专门给你找这方面的信息？
王振滔：一方面是通过专家来分析，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关注领导人说过的一些话，重点去研究，他每句都很重要。因为企业小了没关系，大了以后必须关注这些问题。
《中国商人》：多数时候，你相信那些话吗？
王振滔：总书记和总理说的话一定要相信。为什么呢？就像我们企业家，如果我说的一些话不能兑现，我的下属会相信我吗？因此，领导人说的话一定要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些话，一些重要的指标，可能会有出入，但他做的报告，是100%正确的。
《中国商人》：企业家里面，你觉得谁说的话值得相信？
王振滔：每个企业家的想法都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
《中国商人》：金融危机这几年你没闲着，记得上次你跟我谈的主要是企业战略层面的问题，这是一种政治思维，这一次你谈企业安全。
王振滔：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做企业家要懂“经济政治学”，当然这个话在字典里是找不到的。
政府是先讲政治再讲经济，企业家的经济政治学是先把经济做好。现在很多企业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老是关注政治，这个不太好。我的心态比较好，去年我拒绝了好几个政协委员方面的提名，我说我已经做过好几届人大代表，不是说我不想参与这个事情，主要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有企业家好像把自己当作政治人物来做，那就完蛋了，那企业就有问题了。所以我始终坚持经济政治学，先把事情做好了。做企业家就是这样，不要玩得太多。
